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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妃休夫凤云歌 端王爷的无奈

时间:2019-02-1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鹬蚌相争”成全了端王先前想都不敢想的帝王梦(详见本专栏第二期)。然而正因为如此,先前与各位王爷相处还算融洽的端王府,在出了一个大阿哥之后,很快就成为权力冲突的焦点。
  趋炎附势的一拨王爷自不必说,他们迅速将端王爷视为满洲人政治领袖,积极表态,坚定支持,衷心拥护,以此抢占有利地形。这拨人稍后成为端王爷的权力基础,从总体上说他们能耐稍差,品行欠佳。另外一批王爷,或许因为在大阿哥争夺中相互伤害太大,或许因为对端王府、端王爷素来就有成见,由此成为端王爷体制内的反对派,尽管这种反对不公开。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公开,危害更大。
  
  陷入困境
  
  从端王爷成长经历看,这位王爷此前没有过多介入政治,由此与各位王爷相对比较友好,加之自认没多少机会,方才缺少锐气缺少竞争,方才有机会脱颖而出。
  端王爷载漪为爱新觉罗家族真传,不论在自己的生身?王府,还是后来过继的端王府,他一直衣食无忧,享尽公子王孙的全部好处。原本不必为政治分忧,更不必为什么事情添愁。这样的王爷在有清两百多年所在多有,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是食利者阶层。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政治忠贞不必怀疑,因为他们最担心的是树倒猢狲散。
  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威权体制。体制内的人对于体制有着一种本能的维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利益使然。从此角度出发不难理解,在这样的体制中很难自动分解出什么改革的力量、保守的阵营。他们都是王朝政治得益者,不论对改革是认同还是否定,他们其实都以大清王朝能否存续为最高利益考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威权体制养成了一批又一批无须思考的王公大臣公子王孙,他们一切听从朝廷,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考量。
  具体说到端王爷载漪,大阿哥的机会是他等来的,不是争来的,是他的运气。如果早前就知道有此运气和结果,相信端王爷也一定会少壮努力,发奋读书,建功立业。然而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光绪帝载?年轻有为,二十几岁就像一个老成帝王,掌控国家,弄出一拨又一拨大事情,却也堵塞了一大批王爷向上的空间,没有几个王爷有非分之想。
  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一个关键。如果不是这个逆转,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没有后来的故事,就没有端王爷什么事。他也一定还会像过去那样优哉游哉地过着王爷的生活,不会去构建什么政治理念,不会向左也不会向右,继续一切听从慈禧皇太后的,因为这位老太太才是大清王朝真正的所有人。
  然而现在一切全变了,自己的儿子成了大阿哥,也就是王储,也就是未来的国君(详见本专栏第一期)。端王爷突然不再是原来的端王爷了,突然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甚至那个曾经乾纲独断的光绪帝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精神了。端王爷内心中的虚荣心被突然激活了。
  当大阿哥事件还处在酝酿阶段,南方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中的许多人就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意向,并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让朝廷知道。这时的反对者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为大清王朝着想,他们善意地希望不要因为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而中断改革进程,更不能因此中途换马,撤换或变相撤换光绪帝,认为果如此,必将引起国本动摇,引起政治动荡。
  然而清廷的决定却将原本并不反叛的士大夫阶层推到了对立面,南方士大夫阶层立即起而反对,外海华侨也在各方面鼓动下酝酿着政治抗争。更可怕的是,原先只是一门心思与中国政府做生意的各国公使,到了这个时候长时间保持缄默,不愿对大阿哥事件说一句话,更不表示认可。当然,各国公使或许弄不清中国政府内部决策的真相,他们的缄默只是不得已的选择。
  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强烈抗议当然可以不去管,但各国公使视而不见,持续沉默,弄得端王爷实在没有脸面,没有意思。端王爷突然陷入困境。
  
  一个微妙暗示
  
  除了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就是保持缄默的各国公使,剩下能够认同清廷海选大阿哥政治决策的在体制内是绝对的少数,这些少数在此特殊机遇中得以上位,就是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挺了一下大阿哥,给了端王爷一个面子。在这个环节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刚被撤职的山东巡抚毓贤。他的姿态、他的支持终于将端王爷引到了一个政治立场上。只是这个政治立场事后看来确实错了,而且错得太厉害。
  毓贤生于1842年,时年四十八岁。毓贤为内务府汉军正黄旗,算是根正苗红的新一代,他不是通过科举正途获得提升,而是通过“捐纳”,也就是公开买个同知资格而踏入仕途的。毓贤以同知身份分发山东候补,然后从山东曹州知府任上一步一步爬升上来,历任山东布政使、江宁将军等,1897年接替因教案被免职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
  彼时,山东教案冲突、官民冲突很严重,毓贤大致上采取强力办法去维持稳定,将先前散布城乡的义和拳、大刀会改组成政府主管的官办组织“义和团”。今日我们所说“义和团”而不说“义和拳”,就是毓贤干的事。从严格意义上说,将义和拳称为义和团其实是不对的,不准确的,只是口耳相传、约定俗成,不再计较而已。
  毓贤在山东打黑除恶做了一些事情,对于山东地面稳定确实有帮助。只是山东当年最大问题不在黑恶势力,而是怎样处理因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之后的中外冲突、民教冲突。在这一点上,毓贤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比较友善,因为他看到民教冲突的责任并不都在中国方面,传教士、外国商人甚至各国公使、在山东的外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负有相当责任。所以他在巡抚任上,并不是一味接受外国人的要求,而是适度适时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抗争,进而期待用民间抗争作为与外国人交涉的筹码。
  据说毓贤利用民间抗争与外国人交涉也取得一些效果,当地老百姓对此并不反对。老百姓分不清排外,还是排内,有人替他们的委屈打抱不平,他们就感激。这事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毓贤的做法很快被各国公使发现了奥秘,各国公使强烈要求将毓贤从山东巡抚任上撤职,并提议袁世凯替换。
  袁世凯此时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很得朝廷和列强欢心。袁世凯就任之后,三下五除二,很轻松地将山东问题搞定,这当然让灰溜溜被撤职罢官的毓贤很恼火很忌妒。
  回到北京的毓贤闲来无事,很快发现位高而无权的端王爷其实和自己一样郁闷,于是他为自己找到了同道而暗喜。毓贤找机会向端王爷汇报了几年来在山东的工作,特别是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对症下药式地告诉端王爷,要想让列强服输,或者要想让各国公使对大阿哥事件有一个正面态度,就得利用民心利用民气,这是那些外国佬最害怕的东西。
  
  寻找契机
  
  端王爷的焦虑与毓贤的焦虑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毓贤的直白表述肯定启发了端王爷。
  从当时情形看,端王爷的困境就是怎样让各国公使表现出一点起码的外交礼貌,毕竟为皇上选拔接班人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外国人保持缄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甚至在支持中国政府政治上的反对派。据说,在选拔大阿哥消息发布后,端王爷最觉得窝火的就是外国人太不给面子。
  根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端王爷在立大阿哥之后曾托人给各国公使带话,希望他们能够给予中国政府起码的礼仪尊重。端王爷甚至通过中间人暗示,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事情都好商量,毕竟他和各国公使还要长期合作。
  端王爷给各国公使的暗示已经很明确了,但各国公使就是不给面子,他们始终不愿集体觐见端王爷和大阿哥,甚至不愿派代表表示祝贺,不愿给端王爷背书,不愿留下任何凭据。
  各国公使不愿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派系斗争的理解,不到水落石出时不敢跟任何一派结盟,局外中立,方才能够保证他们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各国公使还有他们的政府,此时实际上深受海外政治反对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一致认定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就是中途换人,就是政治上的倒退。如果列强认同了清廷此政治决定,就是对中国政治改革不负责任,就是助纣为虐,中国先前政治改革的全部成果势必付诸东流,甚至先前几十年的洋务新政,都有可能因此而丧失殆尽。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看法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当然问题多多,但在当时各国公使和各国政府当然不希望中国政治往回走,因为那样不符合列强的利益,因而在这非常微妙的气氛下,各国公使选择了静观,他们不愿在清廷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对于各国公使的这种心态,中国政府是知道的,但怎样才能说服各国公使,或者说怎样才能不失外交尊严,而又能让外国公使给予适度尊严呢?这既是中国政府的困境,更是端王爷的困境。在各种关系、各种柔性办法都用尽之后,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制造一个机会,或者说能够提供一个寻求突破的契机呢?
  当此时,前任山东巡抚毓贤的经验就显得很重要很独特,那就是以静制动,静以待变,不怕各国公使不来求我。于是,此后一段时间,清廷在端王爷等人建议下,一改过去两百多年对民间秘密结社强硬镇压毫无商量余地的做法,默认义和拳、大刀会等各种秘密结社组织在各地惹事生非。端王爷等人的意思很明显:一旦这些事故影响了外国人的利益,还怕各国公使不来求我吗?
  是的,这个想法确实不错。那么,各国公使是不是会因此就范,反过来请求端王爷,顺便也就认同了大阿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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