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来敬畏鹰，为它那尖喙，为它那利爪，为它那洞悉天地的明目和可以扶摇直上的双翅。 小时候，西安城里有鹰，常常见它像一片褐色的孤帆，飘浮在海样湛蓝的天空中，却很难看到它的真切面目。在古城稍微偏僻的街肆上，时不时有鹰俯冲下来，当人还来不及作出什么反应时，鹰已准确无误地叼走人们手中新买的肉食，然后扶摇向上而去，霎时便没了踪影。不难想见，它会在属于它的某个领地里，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劳作。此刻，即使面对几乎无所不能的人来说，它也不啻是一位强者。
当然不只如此，城里的鹰更钟情于城里人饲养的鸡。一旦院落里徜徉嬉戏的鸡们落入了鹰的视线，鹰便悄无声地盘旋而下，一尺一尺地收拢着包围圈，然后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凌空直下，挟鸡而去。庭院中留下的只是迅速淡远的鸡的哀鸣。那时西安城里多为四合院，庭院往往有数丈见方，但这样的环境对于往复上下，并带着加速度的鹰来说，自然也须精确地测量和准确地把握。有时难免失了准头，或遇上猎物的殊死抗争，鹰在离去时，院子里会飘落下一两根黑褐色的翎羽，绒毛上残留着鹰的体温，翎管尖端或可见细细的血丝，它们曾是鹰的生命的一部分，自然也是鹰为生存付出的一点代价。
城里的人几乎对鹰没有什么好感，这当然是为人们很直观地认为鹰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人们看得清鹰是如何在自己眼皮底下残暴地抓走了属于自己的鸡，却视而不见鸡是如何轻松自如地寻觅更弱小的虫子作为自己的美食。当然，人们更不会在意自己如何对待鸡。人们在意的只是鸡的躯体――或肢解、或囫囵――以及它们未能完全发育的后代――蛋，或煎或炒……惟有鹰，才是残暴的象征。侥幸的是鹰还从未领教过人对麻雀所采取过的剿灭式的主动进攻。但人以急骤生育繁衍和迅猛扩张生存领地的方式，几乎是用不屑一顾的冷漠，把鹰从城里驱逐了出去。
几十年了，西安城里再难以见至U鹰，见到的只是更多的人。这些“上帝的长子”们丝毫不顾忌上帝其他子女――包括鹰生存与繁衍。一代又一代地承袭着长子的特权，并把这种特权无限制地扩充开来。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欲望似乎连上帝也望尘莫及。
于是我开始怀念鹰。
不久前的一天傍晚，我与妻走在西安的一条小街上，忽然觉得一道黑影在余光中一闪而过，黑影扑向树巅，似有所获。“鹰”――我脑海里仿佛一石投水。当我告诉妻时，它却又失去了踪影。妻决然不信这城里还会有鹰，便说我花了眼。真是我的幻觉么?
我渴望见到鹰――在这人群太稠的城里，当然，决不是动物园里的那种。
槐色青青
白居易在一首诗里这样叹道：“南方饶竹材，唯有青槐稀；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都说南方是水美地肥的好地方，有人甚至夸张地说，在南方插根扁担也会发芽，可白居易说得明白，槐树在南方是不易成的。看来这槐树也真是有点倔了。
槐树的故乡在北方。西北多槐树，西安槐树多，老西安城里几乎随处可见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槐树。西安城的老底子是汉唐国都长安城，虽说后来的西安城远不能望汉唐长安城的项背，毕竟还是一脉所系，总能在这儿或那儿看出些历史的影子，感受到一些昔日的王者之风。早在周朝时，槐树即与朝野有着密切的关系，朝廷种有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以定名份。后人又以三槐喻三公，有了“槐鼎”之说。在冬季，周礼规定要焚烧槐檀木，称为槐火，以防时疫。王勃有“槐火灭而寒气消，芦灰用而春风起”的句子，可见唐时还保留着这种时俗。汉代长安城东南设有市场，因多种槐树而名为槐市，市场上除了交易生活用品外，还有经传书记、笙磬乐器，文化气息甚为浓郁。唐时，槐树真正是都市里的一道风景线，大道两侧槐树成行，排列如衙，人们竟称之为槐衙。
槐树的风姿在唐代诗章中表现得最为丰富多彩。春日融融，“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躞蝶花骢骄不胜”。(唐?皎然)好个“长安少年”，想必俱是纨绔子弟，若不是绿槐相倚，岂不纷纷横卧道旁?夏日，“槐阴柳色通逵”(唐?严维)，给长安编织着绿阴；转瞬“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秋”(唐?子兰)，槐花风信已报告着长安早秋的消息；冬日雪积枝桠，宛如琼树银花，于是“槐雪滴人头”(唐?曹松)又成了长安城的另一番景色。在咏槐的诗句里，大诗人岑参“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的句子最能表现长安槐的韵致。诗人在慈恩寺大雁塔上凭高望远，但见槐色青青，那座座公子王侯的宫馆在树影中也不过玲珑玩意儿而已，这青色莽莽苍苍，仿佛整个关中都笼罩在其氤氲之中。
中国画里有一种称为“花青”的颜色，其若墨若黛，若蓝若绿，施于树木山色，极见深沉典雅。一位画家朋友曾眉色飞舞地品评花青是不见于世界其他画种的独特颜料，是中国画色相中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槐树新叶初绽时青翠嫩绿，不待人夏，便就泛出类如花青的蓝绿色，郁郁苍苍，如云如盖，将长安城渲染成一幅古色古香的彩墨画。
夏天，也正是槐树着花的季节，淡绿色的花蕾羞羞涩涩地从枝叶间孕发出来，仿佛一串串碧玉琢磨成的珠链，未几，便绽开了小小的朴素无华的白花。槐花味甚清香，夏风轻拂，这香气便袅袅地飘散开来，弥漫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暑天里，人们追着槐阴赶路、小憩、纳凉，西安人便被轻轻地包裹在这槐香和绿阴之中。
毕竟，树木也是有寿数的，唐槐自然是见不到了。西安碑林墙外倒是有几株老槐，传说是宋代的，又有人说是明时的，总之算是高寿的长者了。那树身中空可以容人，老干斑驳宛如苍虬，却年年有新枝发出，叶子依然青绿如墨。读美术专业那时候，老师让写生树木，我便看中了这几株老槐。坐在颓垣的半截城墙上，画着画着便出了神，满脑子依稀是这老槐干百年的岁月经历，末了，无端生出些莫名的感叹，连画画的兴致也给搅了。
槐树生长缓慢，许多其貌不扬的身躯，其实也有数十年的树龄，那些粗可围抱的腰身自然都是百岁老者了。不管是天上的风霜雨雪，还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青槐始终伴随古城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人们赞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槐树何曾言过?它们带给古城的福阴又怎会逊于桃李呢?
然而，槐树只属于那座古老的西安城，它护持着宽可丈余、状如棋盘的街道，装扮着青砖粉墙石阶木窗的院落，它与四周的环境和谐不悖，宛如一曲悠长缓慢而又情深意浓的民谣。当挖掘机、推土机、打夯机等等一切现代机械像迪斯科一样在古城里躁动的时候，槐树的身影便一日敛似一日了。它的身姿衬不起数十丈高的钢铁水泥混合物，它的青色抵不住光怪陆离的玻璃幕墙。它的幽香在红男绿女们散发的种种流行香浪中，犹如模糊淡远的村姑野卉。就像女人们的腥红大唇替代了樱桃小口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时尚迅速地制造着新的、更新的历史。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树、怎样的花，才能支撑起今日的都市风景。
西安城里依然有风，风起时依然有士，只是人更多了，但城池依旧，月色依旧，秦腔依旧，青青槐色却在这都城里慢慢隐去。
柳枝及离别诗之随想
大唐开元后期某年春日，王维为即将出使塞外的朋友送行于渭城咸阳。此前，王维曾随军出使塞外，阳关以西的景致与生活他自然有着一番深切地体味和感受。如今，客舍清寂，朝雨初停，新柳吐绿，天地之间，酒盏之余，朋友间惟有心与心的交流。虽说人生中常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妙境，但从现代精神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声的宣泄则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途径。于是，二十八字的《送元二使安西》便在无尽的春空中荡漾开来：“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景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实在是短的不能再短的一瞬，然而它却长久地定格在当时的、后来的，甚至将来的许多离别和送别人的心中，并凝聚成一种亘古不变的送别情结，幻化为一个典型的情感符号。
典籍中未见有王维长住咸阳的记载，那么大约他是先一日从长安去的咸阳。是骑马还是乘车，不得而知；是陪着“元二”一路出长安西行的呢?还是独自赶往渭城?也不得而知。从长安到咸阳，华里近三十，无论是骑马或是乘车，都需要费点时间，这足以让诗人细细咀嚼别离的滋味，也足以让诗人思索很多很多。次日清晨那种情感的喷发，也许早在先一天路途中就开始酝酿和积累了吧。暂且抛开其他因素，这一切一切的完成，岂非依赖于不致太过紧迫的时间条件。于是，在缓慢的节奏中滋生了缠绵，渲染了情绪，使人生这杯苦茶更加浓酽。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交通在进步，汽车来了，火车来了，飞机来了，许多许多的发展似乎都可以用提高速度来概括。虽然送行的形式还在延续着，但由于场景的改变和速度的提高，离送之间已少了那种原始的、质朴的情愫。于是每每读起摩诘的这首绝句，心里便有恨小子生来也晚的惆怅。
许多次，我站在火车站台上，没有柳枝(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这一习俗在中国沿袭了很久)，没有薄酒，更没有天地人的交融环境。有的只是带有工业标识的混浊空气和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由钢铁水泥构筑的道具。心中那种独特的私有的情感便被压抑着、伪装着，使它不至于“超常”泄露而招来青眼白眼红口白牙之类。即便是“眉目传情”，也免不了在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只能在矛盾之中等待着发车的铃声，既怕它突然响起，割断了无尽的别情，又盼它赶快降临，了结那难言的尴尬。
嗯!柳枝也罢，车站也罢，对于离行的人来说，都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驿站。每一次的离行，也许是痛苦的无奈，也许是短暂的回旋，也许是征程的开端，其中滋味，又非五味或七彩所能包容。宋词对于离别描写得最为丰富，其柔情莫过于“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梦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凄情莫过于“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更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豪情则当属“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陈亮)，着实唱出了常人所不能道的种种感受。 在冷冰冰硬邦邦的工业社会中，人的情感还将有几多温度?几多深度?
说 汤
曾见报上有一论及中外饮食习惯的短文，大致是说据外国有关专家研究，中国人吃饭喝汤的习惯对健康大有裨益云云。外国人的话未必尽见正确，但国人确有吃饭喝汤的习惯，将饱未饱之时，呷几口汤，备觉舒坦，故民间戏称为“溜缝”。至于做汤的材料与方法，用汤的习惯与程序，以中国国土之大，民族之众，各地自有高招所在。北方吃带汤的菜饭姑且不论，吃干饭或摆宴席，一般在最后总是有一道汤的。南方有些地方则一开席就有一汤奉上，谓之“开口汤”。但若在北方，主人此举就颇有点欲以清水充客之腹的“唬人”嫌疑了。
汤的种类可谓洋洋大观，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清荤腥素，皆能成汤，且稀稠咸甜，简繁易难，便宜贵贱，不一而足。若论家庭便饭的用汤，高精者既有造价昂贵之忧，又有程序繁冗之难，故多取大众简易的做法。要说最简单的汤，莫过于饺子汤、面汤之类，虽属“下脚料”却成“鬲，J产品”，百姓遂有原汤化原食的自嘲自解及自慰。再就是集体大食堂，每于炒菜之余，顺手舀几瓢水，添几味作料，再加些香菜葱蒜之类，人或誉之为“高汤”，或讥之为“涮锅水”。
我本人即一嗜汤者。俗话说要想可口，自己动手，于是在锅灶之间也不乏做汤实践，前多年曾以紫菜、粉丝、虾皮、鸡蛋等做汤，既成，撒葱花或蒜苗，再沐以香油，颇受全家特别是儿子的青睐。忽一日虾皮、粉丝告罄，无奈省去，汤味竟愈发清淡利口。以后索性连香油也每每免去，仅紫菜、蛋花、生葱，并佐以味精胡椒而已。久而久之，便成了家中传统节目，且曾广告兜售于朋友之间。既嗜汤，又难免常常品头论足，知者辄以汤为名戏我，意在谑赞之间。某日，应邀聚于朋友斗室，正浅斟大啖之时，主人拍肩呼我“做汤去”。及到厨下，空空如也，觅得山楂酱一瓶，又见案头余鲜姜数块，遂即兴制为姜末山楂汤一式奉上。殊料竟收奇效，一扫而空，于是自吹为神来之笔。
近年吃喝之风日盛，难免混迹其中，常留意席毕人多饮茶水，遂悟出大约是席间用汤不足的缘故，虽有改良之心，却苦于无用武之地。丙寅初春，借乔迁之机，邀几位书道前辈及同好至家中小酌，我参与厨下，炮制了三种汤式并几种汤菜，席竟，无一人用茶，足见汤的功效。
用汤之道，当同于郎中用药、将帅用兵，却贵在随机应变。节气冷暖、风物习俗、用餐环境、食客心理、菜谱构成、营养搭配等等，莫不与汤的成败有关，而非依葫芦画瓢者所能为。我姓之中的赵括，空谈其父所传兵法，结果被秦将白起败于长平，40万兵士，渗遭坑杀，足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了。中国有“审时度势”的名言，能心会者，贝佣汤之道不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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