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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近十年以来陕西散文写作的一些看法】 陕西博物馆网络预约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我在1998年开始具体负责《美文》编刊,当时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要说踌躇满志了,半瓶子醋也没有。记得第一次去向平凹主编请教如何编刊的时候,他说的全是暖人心的话,提神的话,鼓劲的话。告辞的时候,他用毛笔写了四个字:忘知守本。又用铅笔写了八个字:脚宜站稳,眼要放宽。他那时的毛笔字就已经叫书法了,难求也难得,平时想收藏还须掏钱呢。他一边写,一边念念有词:“新官上任,送你三件大礼,一幅书法。一个镜框,一挂。”毛笔字被我挂在了墙上.镜框是我自己买的。铅笔字让我费劲地想了好些天,开始着力去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研究陕西散文的特点;第二件是寻找国内的散文写作缺乏什么;第三件是加大力气介绍海外的华人散文。这三件事至今一直在做,并且基本形成了《美文》编刊的特色。
  去寻找国内散文缺乏什么,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面对国内散文写作的整体局面。《美文》是地方杂志,不是中央军,不可能去统摄全局。寻找薄弱处,就是找突破口,这样才可能有所作为。市场学的一个核心点是.市面上缺的才叫紧俏,正流行着的已是下坡的路。《美文》发表的《向农民道歉》、《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挽歌的节拍――复旦在文革中》等长篇散文,就是体现这个想法的。2001年创刊《美文》下半月刊,去办《少年美文》,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至于《美文》下半月刊发行量上去了,并且带动了上半月刊的发行,是后话,开始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下半月刊面对的是中学生作者,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学生作文,用平凹主编“发刊辞”中的话说,展示的是少年们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三个能力其实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下半月刊创办六年多来,有十五位中学生的作品入选国家统编的全日制中学语文读本,(上半月刊有两篇入选全日制中学语文课本),有近百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青年文摘》、《读者》等刊物转载。能被这样的选本转载,不要说中学生作者,即就是对名份重的作家,也是高兴的事。《美文》办下半月刊,在编刊原则上和上半月刊是一致的,着眼点在严肃的文学层面上。着眼点在哪里,品位就在哪里。一本文学杂志,如果着眼点一味盯在发行量。或赚不赚钱上,是不可能有大的收成的。
  《美文》一直重视海外华人写作,重点发表过100多位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有港台出身的,近些年多是由大陆赴海外的。从发表的散文作品数量,到作者们分布的国家,《美文》是目前国内文学杂志中做得最突出的。
  《美文》是陕西土地上长着的一棵庄稼,阳光是重要的,风和空气都是重要的,但一方泥土才是庄稼的命运。从1998年8月号开始,《美文》以个人作品小辑并配发评论的方式,研究了方英文、匡燮、唐韵、刑小利、孙见喜、庞进、刘成章、李天芳、朱鸿等九位作家的写作,评论文章是编辑部出面请肖云儒、王仲生两位专家主笔的。1998年编辑部对这件事是既重视又慎重的,围绕着散文作家的人选和评论家的人选,讨论了好几次才确定下来,并且安排老编辑李志清做责任编辑。这件事的影响很好,周围的赞誉声不断,但意料之外的问题也出来了,由于这样的安排使得陕西作家在版面上显得很突出,当时的《美文》是48页码,每期文字的容量在6.5万字,而陕西作家要占1/4以上,有人开玩笑建议把《美文》更名为《陕西散文》吧。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文》扩版为五个印张,增至80页码。但一下子增大了财务压力,那两年是《美文》日子过得最紧巴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平凹主编到郊外的一家企业去敲除夕钟,他属龙,那一年恰好是龙年。第二天早上他给编辑部背回了10万块钱。那一年就是那么过去的。
  《美文》对陕西散文作家进行个例研究,不是给他们划句号,而是希望唤起他们更充分的写作热情,同时希望由此带动起陕西的散文气氛。令人心慰的是进入2000年以后,陕西的散文写作确实发生了多种变化,我是这样理解这些变化的:
  一、量在变化
  我在这里说的量,特指的是写作者的数量和作品的数量。尚不涉及质量。在陕西这样厚实的文学省份,一个写作者要是想在质量上别具一格,在高度上出新或刷新,是要多花些功夫和气力的。我的意思是,这几年的散文成就是以量取胜的,但在质量上尚没有超过十年前至二十年前几位代表作家所实现的高度,读一读那个阶段里贾平凹、高建群、刘成章、李天芳、和谷、杨争光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出差距还是比较显眼的。杨争光的散文很少,甚至篇幅也很短,但几乎每一篇都极具个性,出类拔萃。
  据不完全统计,2005和2006两年中,陕西出版散文集60多部。这几年中,有近20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国内文学报刊发表后产生大的影响,吴克敬、杜爱民、王朝阳、王锋、范超、李宗奇、白阿莹、祁玉江、阎安、夏坚德等人写的多,发表的多,被转载的也多。其中王云奎、马银录作品的影响不仅是在文坛,而且是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被《新华文摘》、《中国财经报》、《中央电视台》作为重点和焦点给予关注。
  这几年写的人多是最大的优势,人多势重。陕西被叫做文学大省,多年以来和小说家的成就是密切联系着的,小说作家多,成就也大。但这几年,散文作家势头强健,最为重要的是非职业作家写作队伍的形成,职业作家们不再一枝独秀。而且写法也比以前丰富,多姿多态,蔚为大观。
  年轻一些的,或写法出新的有王朝阳、黄海、王锋、范超、周?璞、齐扬萍、吕虎平,陕南的杜文娟和韩城的冯增录。着力于匠心,也保持状态的是吴克敬,杜爱民和第广龙。吴克敬写西府的人和物,杜爱民写西安老城墙下或明或灰的事,石油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东西,第广龙却写出了冷。阎安笔下的陕北和高亚平眼中的塬上是转换了新角度的。这几年,给陕西散文提神的还有一支独特的纵队,就是官员写作队伍。在旧朝代里,官员写作是很平常的事,既是雅事,也是显示身份的事。但进入新时代后旧貌就换了新颜,经常听到有官人说这样的话,“我写些文章是不怕同行说三道四的”,言下之意,似乎写写文章比受贿还具危险性。陕西的官员一直有着很难得的尊重文化的传统,并且身体力行。陕西作家这一路纵队在国内是独有的,其他的省也有,但没形成风气。王云奎做县财政局长时写了《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马银录做县组织部长时写了《向农民道歉》,这两个长篇散文,为他们自己传了文风,树了文名,也为《美文》杂志赢得了大的声誉。张伟是副省长,位重文心也重,既写小说,也写散文;李宗奇身居特别岗位,文武双修,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宗奇散文》以后,平时惧他的人对他也多了三分亲切。白阿莹管理文化和精神的时候,用重笔述说文化人的独立品格,文章发表后被国内多家报刊转载,在读书人中赢得了清名。陈彦是陕西的戏剧家协会主席,他立足本业在《美文》专栏“说秦腔”。用这样的方式系统地写秦腔,在陕西是个空白,在国内这么出笔的,上海有黄裳老人,北京有徐城北先生。陈彦是以此当一件重要的工作去做的,虽然谈笑风声着,却让人一下子看到用心的良苦。祁玉江是县委书记,他说自己是“夜余写作”,每天忙到夜里,累得睡不着了就写散文。李育善多年前做过乡镇干部,他2006年登在《美文》上的三篇乡镇干部记事,被《新华文摘》等几家报刊转载。这些人中,年轻些的或年长些的,这些年里一直爱护着《美文》,关心也关注着《美文》,他们是构成《美文》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观念在变化。
  这个观念,指的是散文观念。
  先说个中药的例子吧:
  中药分通方和偏方两种。俗嘴里说的“偏方治大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最大了也就是些疑难杂症而已。通方是中医的正途,是大路。现在很多传统的通方不约而同地都遇到了新问题――药效不太灵了。配方是传统的,但药材是当下的地里长出来的.而且多数不再是天然生长的了,以大面积种植为主。还有另一方面,人体内疾病因素也不再是单一的了,比如感冒吧,除了伤风伤热之外,还出现了病毒。因此中药要出复合剂,也要中西医结合治疗。
  散文写作也是这么回事,一方面现实生活的基础天天改变着,另一方面,人的精神胃口也是天天在变。散文的观念要紧随着而改变呢。慢了就叫落伍,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一旦文学观念落伍了,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代表陕西散文写作观念变化的不是单一的个例,而是群体在变,王朝阳、王锋、范超、齐扬萍、吕虎平、杜文娟、冯增录在变,吴克敬和杜爱民也在变。这些人都是阅读着陕西作家的写作成长起来的,但几乎过滤掉了传统的散文特色,他们自己动手摘掉了陕西散文的“白羊肚手巾”。更为有趣味的是,王观胜近几年的散文,如老树上全面焕发的新枝。法国有一个关于作家的年龄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写作生涯中,什么时候不再往前看了就老了。王观胜在往前看,他还不老。人能往前看,就是在寻找变化。法国人的这个说法,不如我们国产的形象,我们的那句老话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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