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枪拍案惊奇》是一部象征性很强的寓言式电影。其主题曲中的主人公形象“我”与“传说”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切入影片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而“我”则可以是主题曲演唱者（包括导演）之“我”，也可以是影片中各种人物之“我”，以及婚恋、道德人格、高端技术与人类文明等抽象概念之“我”，把其中隐含的价值取向凝聚对不同之“我”的“命运”之“路”的思索之中。
关键词：《三枪拍案惊奇》 主题曲 “我” “传说” 价值取向
《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以使观众“拍案惊奇”的格调，给影片带来巨大的争议性。而淡化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夸张变形的人物服装色彩和形体动作、不合人物性格身份生活环境的带有荒诞色彩的台词对白，不能不使人们对其价值取向的构想产生思考。作为一部象征性很强的寓言式电影，其主题曲《我只是个传说》从一个方面提供了我们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主题曲以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展开“我”与“传说”之间关系的抒情，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主人公形象“我”具有可被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影片的价值取向也在这一过程中释放。
2009年春晚后，中国电视观众几乎在一夜间记住了小品演员小沈阳，有关他的“传说”充斥着各类媒体。在小品中“长得委婉”的小沈阳，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与有关“传说”之间的关系？他究竟如何在这些“传说”包围中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电视媒体受众的广泛性，决定了回答以上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作为总导演，在完成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张艺谋以此片标示其重新回到沉寂三年后的电影拍摄领域。其复出之作承载着人们对这位“大人物”的期待，有关他的“传说”使人们有理由提出问题，他自己对拍摄电影以来经历的有关他的一切“传说”的看法如何？他究竟如何在这些“传说”中走自己的电影之路？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作为导演的张艺谋对关注其电影的观众的回报。《三枪》主题曲《我只是个传说》的演唱工作由小沈阳和张艺谋联袂完成。可以说，主题曲中的“我”的内心独白和抒情，拉近了演唱者与观众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以隐喻形式回答了以上疑问，引发以上两位的众多关注者思考其中的语词所包含的内涵，诸如“作战”“路”“传说”“事实的真相”“扑朔迷离的事件”“头顶光环的大人物”“艰辛的过往”“挺过”“未来”“希望”“顽强”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性地把“委婉”中蕴藏的丰富情感体验，尤其是其有关人生和命运的“向上”“快乐”和“顽强”的价值取向传递给每一位“迷恋”他（们）的受众，期待着后者在与此相关的内涵上的视野填充。“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等语词呈现出的快节奏反复，把人们对前两者的艺术追求、人生价值取向的质疑，化为对“我”坚持的“快乐”和“顽强”的世界观的执著。
由此主题曲演唱者（包括导演）之“我”与“传说”的现实语境，我们开始思考影片的主题。“日进斗金”“开门见喜”的“面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民以食为天”“饮食男女”等俗语。而存在于这里的男男女女，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以不同身份所具有的各自特色，展示着这个有声有色而非“寂寞”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影片重点围绕抓“生活作风问题”这一“传说”，全知视角展示了发生在各色“人物”和“事件”上的“传说”与“真相”。身着深蓝色服装、横着行走的巡逻队队长发出这一“传说”，并主抓这项工作。他从没“正眼”瞧过自己的属下，也“不用”正眼看各色男女，就知道“专搞破鞋”的“这点乱事”，就发生在身着浅黄、浅绿、粉红、紫色、白色等五颜六色服装的“人犯”身上，并坚定地宣称了一个“传说”：“本官”“绝不错抓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在一顿白吃白喝后，这个威武、显赫、傲慢的巡逻队（长）便带着这一“传说”风卷残云般无影无踪了。被认为是此问题的主要当事人的红男（“窝囊废”“娘娘腔”），因为害怕“本官”的“传说”带来的“恐怖的刑法”的惩罚，虽然在和绿女（“老板娘”）的相处中与这个“传说”的“真相”风马牛不相及，但他的言辞却总与对法律、社会舆论的思考相关：“不能犯法”，“让人知道，唾沫星子快把咱俩淹死”。人前“光鲜”的绿女（“老板娘”），十年来忍受丈夫欺凌的“真相”，以泼辣、风骚、放荡的形体语言，在人们眼前制造有关其“生活作风问题”的各种“传说”。身着紫色服装的丈夫，不但远远处在巡逻队主抓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一“传说”之外，而且可以以“偷人”“男女通奸”等“传说”，惩罚自己一直折磨的对方。与身着橙黄、浅蓝服装的两个人物讨工钱时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形体语言不同，执行这一“传说”的巡逻队最著名的侦破高手，以沉默、严肃、神秘区别于电影中迷恋这一“传说”的其他人物。影片展示这位侦破高手利用这一“传说”为自己谋利的杀人过程，其深思熟虑后的冷静细密、滴水不漏的沉稳和干净利索的形体语言，与红男在这一“传说”下形成的思前想后、担惊受怕、胆战心惊、战战兢兢、哆哆嗦嗦、惊慌失措、失魂落魄的形体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动静快慢的节奏把握中对以上不同人生形式的表达，加强了影片在传达“传说”与“真相”时的价值取向：金黄色主调的波斯商人带来的“三枪”结束了两种“坏人”的性命，不管使枪响的人是长得多么“委婉”，也不管他们吃的是什么类型的“油泼面”。但这种取向的鲜明性，也没有遮蔽对不同之“我”的“命运”之“路”的悲悯与乐观交织的复杂情怀，比如绿女依旧含泪地笑着过没“亮”的日子；“胆小，心软”“担不起”责任的伙计，为和自己“好”的女人死去却“不后悔”；被面馆老板雇佣杀人的巡逻队侦破高手，也有不忍杀了无辜之人的恻隐之举等。
与思索恋爱婚姻中的价值准则等“传说”相关，影片以“王八瞅绿豆”“对眼”“一个萝卜盯一个坑”“次品”“操心”等这些民间化、生活化语词，避免了与此相关的抽象语词的受众限制；有时让人物用不合自己身份的抽象概念解说可以非常口语化的意思，隐含着其弥合“传说”中的差异的价值取向。比如，因为有钱，老板可以用“几个臭钱”雇佣官府的侦探替自己杀人，折磨用钱买来的妻子，拖欠伙计的工钱，做好“滴水不漏”的“空账”给“官府”“合理”的“交代”；巡逻队侦探可以捏造“有事”的“传说”，接受杀掉“两条烂命”的“大活儿”，获得了相当于几年差钱的杀人的“市场价”，杀掉有钱的老板，不留痕迹地获取了后者所有钱财。面馆伙计为了“感人”“刺激”的钱，可以向自己心中的“缺德”的老板告密，称其“豪爽”；为了是否应该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解救”“放在带有密码的别人的钱柜里”的“自己的钱”这一问题，两个小伙计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使用着如下抽象概念，诸如“社会感”“基本的道德人格”“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权益”“恶劣行为”“拉拢青少年下水”“犯罪（深渊）”等等。在所有这些背离各自身份的带有荒诞色彩的对白中，影片展示着与“钱”相关的抽象概念之“我”与“传说”的关系，而其价值取向的明确性也得到隐性表述。
正如影片中人物把“懂外语”与“有能力”和“很神秘”的内涵相等一样，波斯商人用尽各种方法，使用抽象语词，诸如“最高端技术”“人性化”描绘并向人推销使人“必死无疑”的武器；人类使用着自己在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发明的“最高端技术产品”，诸如弓箭、枷锁、刀、铁链、枪、大炮等等，而且使之与越来越方便的“人性化”设计相连，但所有这些“传说”最终指向的却是人（类）“必死无疑”的终极目的，正如影片展示出的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死去的四个人物一样，它们都与标志人类文明的成果的“传说”相关。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使人思考人物是否应该死去这样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对当下现实世界的批判的问题，而是思考“最高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之“我”的“传说”和“真相”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的问题。也由于这些原因，与电影中设计的具体化的场景结合，人们也会思考包括“摸索着前进”等抽象语词代表的行为及其产生它们的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沉默”而“严肃”之“我”的“传说”与“真相”，或者有关它们的“命运”之“路”究竟应该走向何处这一问题。
通过选择以上各种方式，影片象征性地展示了其对不同之“我”与“传说”的关系的思考，蕴含着引导时代走向“快乐”“顽强”的价值取向的执著性，这种沉重的生活中的亮色，呼应着主题曲中把展示这一切的此电影本身之“我”视为“传说”的倾向，应该能使观众看到镜头后的价值取向的迷惘、坚强和执著。它应该能够产生一种带着人们走出压抑的力量，豪迈地引领人类走向不断向上的未来之“路”。
作 者：崔景秋，硕士，邢台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审美教育、形体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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