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京师图书馆在民国初期（1912―1927）是我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却面临馆舍无定、经费积欠、馆长更迭频繁等困境，其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关键词］京师图书馆；图书馆史；民国初期
［中图分类号］G259.296［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6-6041(2012)01-0072-03
京师图书馆在民国初期（1912―1927）是我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享有新书呈缴本的接收权利、国际出版物的交换权利等，但却面临馆舍无定、经费积欠、馆长更迭频繁等困境，其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1馆舍无定
1.1 广化寺中因陋就简
京师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1909）开始筹建，当时经清学部奏定什刹海之广化寺为该馆馆址。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开馆，但由于广化寺馆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读者寥寥，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同时，馆舍湫隘卑湿，并不适宜存贮图书。为了改变现状，京师图书馆积极寻求出路，于1912年8月26日呈文教育部，希望该部为其另选馆址。呈文显示：“惟此馆系借用广化寺之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室过少，布置不敷，兼之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藉立基础，盖终非别谋建筑无以称名实而臻完备也”。［1］33
1.2 南学旧址上委曲求全
经过多方协调，教育部于1915年6月议决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其馆长一职由教育部社会司司长兼任。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不过，国子监南学馆舍并不理想，“近人著京师图书馆的批评，其第一条为地点不适中，无怪看书人少，更观本馆考察表，京师图书馆因交通不便，每日阅览仅二十人”。［1］521924年4月4日，“大总统令”指出京师图书馆地址偏远，应该另行选择适中地址：“我国教育部旧设京师图书馆，地方偏远，规置未宏。本大总统莅任以来，即欲兴学敷文，蔚为风化，尤以图书馆为文明之府，学问之源，缔造经营势难以缓，兹特捐赀以为倡导，应即择定适中地址，克期经始，不日观成。” ［2］52 国子监南学馆地址偏僻，由此可见一斑。
1.3 北海官房中暂时过渡
“大总统令”虽然表明政府对京师图书馆的建设高度重视，然而，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不是一纸令文就可建成，不仅要有合适的馆址，更要有充足的经费。鉴于民国初期国家的经济状况，“大总统令”注定是纸上谈兵。1925年，政府阁议通过将北海改作公园。北海地处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甚多。据此，京师图书馆主任1925年5月13日呈文教育部，请拨北海官房作为京师图书馆总馆，“乘兹改创之时，允宜首先指定图书馆所在地，以示国家右文主旨。拟请提出阁议，择规模宏大足敷图书馆应用之官房，酌拨一所，将本馆旧籍悉数迁往，作为图书总馆”。［2］53 方家胡同馆址则改作京师图书馆第一分馆，为东北城一带人民提供阅览服务。京师图书馆所请得到教育部应允。1925年11月26日，教育部令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原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分馆。
民国初期，京师图书馆馆舍不断迁址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当局者不重视、舆论不推动等。当然，国内战乱也是影响京师图书馆建设的因素之一。比如1918年12月，教育部拟将京师图书馆移置午门，但被教育部总长傅增湘否决，“部议以南学官舍复不相宜，拟移设午门城楼，以期其地之适中，旋以‘连年战乱，地拒冲要，易遭燹毁，不如原址幽僻’，事遂已”。［2］51
2经费积欠
2.1 职员薪俸积欠
京师图书馆职员分三种：馆员、守卫、公役。京师图书馆是承担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开放时间较长，馆员工作辛苦，薪俸却极微。“为应付阅览人起见，（馆员）每日均需于法定时间以前到馆，于法定时间以后散值。……全馆之人，月薪逾百元者仅有一人，满九十元者仅有二人，其余则最多不过七十三元，且有二十元者”。［2］133 在按月发薪的情况下，馆员还能勉为度日。但自1923年以来，中央财政奇绌，馆员薪俸积欠已长达数月。谭新嘉长期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其薪水在京师图书馆中属较高水平。尽管如此，谭新嘉依然因薪水不能正常发放而感觉生活窘迫。他的薪俸积欠情况如下：1923年全年欠薪，1924年年薪削减至400余元，1926年仅发了半年薪水（1925年度不详），1927年薪水既减又欠，1928年从4月份后薪水暂停。［2］137
京师图书馆不仅馆员欠薪严重，守卫、公役月饷也是积欠很多。京师图书馆所藏书籍中精品善本较多，守卫之职十分重要。为维持秩序和保障安全起见，京师图书馆雇有守卫3名，白天管理、稽查出入阅览及缮抄人所持券类对牌等事务，晚上巡逻全馆。“但自经费困难以后，积欠服装费已达102元6分，月饷120元”。［2］133更有警厅迭来公函催索积欠，京师图书馆无以应付。此外，京师图书馆自经济困迫以后，万事俭省，技手只留一人，公役只留9人，实在省无可省。而需要修整的旧书还甚多，一般事务也不少。“即使维持现状，已无进步可言，何况积欠技手等工资已有五六个月，此辈细民无以为生，渐有涣散之意”。［2］133 经费拮据已经影响到图书馆正常工作的展开。
2.2 办公及房屋修缮费无着
京师图书馆办公费向来实报实销，各项物品一般用现款进行交易。经济困窘后，各项物品既不可节省，又无经费着落，只能赊欠。但积欠过多时，不但赊欠无门，更有店家追索旧欠。正如1925年2月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总长胪陈陈述困难情形时所谓：“庶务室中，索逋之人日有数起，在若辈信任本馆，暂予挂账，亦断难予以申斥。最为难者，为米肆及电话局两处”。［2］133 京师图书馆馆员因工作时间关系，向来在馆中用膳，膳费一向由馆中会计每月按人先垫4元，在薪水中扣除。但因数月未发薪水，膳费无从扣算，只得以馆名义赊欠，米帐积欠一时高达三百元。此外，电话费亦有十数月未付，“前日总局来函，有剪线之表示。其余如煤油、煤火、水夫之类，亦属赊无可赊，欠无可欠”。［2］133 京师图书馆不但办公费无着，房屋修缮费也是画饼充饥：“本馆现今之屋，为极旧之建筑物，屋材纵系历时弥久，难免腐朽。”从前经济宽裕时，每年修缮房屋费都在经费中支出。但自1924年以来，经费支绌，偶尔领到数成经费，都划入薪资及办公费中。1925年雨水过大，“六七月间各处房屋悉行渗漏，虽经挪移款项择重要之处略予补葺，各书库内暂可无虞，而特别书库左方屋梁已有损伤，普通书库墙壁亦有裂缝，若不赶紧修缮，设有不测，更难收拾”。［2］133 在这种经费困难情形下，京师图书馆的各种举措，被迫停顿，馆务举步维艰，“馆事至此，已水尽山穷，惟奄奄以待毙耳”。［1］4
民初京师图书馆因为积欠严重，馆员不能安其位，很多人选择离开。留下来的则往往一人身兼数职，身上所佩钥匙，累累然如贯珠。生活窘迫下，有的馆员为讨欠薪，抛出极端之言，“内部既可售官产，则馆藏书籍，亦是官产也，可将文津阁库书抵押贷款以济其急”。此言一出，四海皆惊，“内外朝野，函电交驰达教部，论其不可者，简牍积盈尺”。［3］这种以书抵押贷款以济其急的言论未免突兀，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京师图书馆经费积欠的严重程度。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中央财政告匮，图书馆经费支绌异常。临时费无拨发之期，经费积欠也是常事。严重的积欠导致职员生活陷于困境，馆务难以维系，发展成效至微。
3 馆长更迭频繁
3.1馆长极少专任
馆长是图书馆的核心人物，负责全馆事务，图书馆发展往往与馆长的任职、任期有莫大关系。大学院在1927年公布的《图书馆条例》中，对馆长资格作了严格要求：或是国内外图书馆专科毕业者，或是在图书馆服务三年以上而有成绩者，或是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者。［2］144 大学院对馆长的任职资格限制，不仅是对馆长人选的重视，更体现了民国初期以来对馆长的一种认知。作为民国初期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更应由饱学之士定期担任。根据相关资料统计，1912―1927年间，京师图书馆馆长数易其主，详见表1 。［2］108―112
从上表可以看到：一是馆长更迭频繁，16年更迭17次，平均一年一任馆长。二是馆长专职少。在17任馆长中，仅有6任是专职，其余均是教育次长兼任。教育次长毕竟身兼数职，难免精力有限，对京师图书馆的发展很难全力以赴。
导致京师图书馆馆长频繁更迭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方面即为经费短缺，因而有馆长由教育次长兼任，“部款支绌万分，所有该馆馆长一职，毋庸特设，仍由次长兼任”。［2］111 教育部的“省钱”之举，使得京师图书馆馆长缺乏专业性和更迭频繁，严重影响了京师图书馆的发展。
3.2梁启超请辞
表１从宏观层面呈现了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更迭情形，这还不足以具体而微地显示其艰难之处。而著名社会活动家梁启超的请辞则生动反映了京师图书馆的发展艰辛。梁启超学识渊博，图书馆思想先进，于1925年12月2日被教育部聘为京师图书馆馆长。上任之初，梁启超豪情满怀：“先生以经费有着，慨然莅馆，始易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改旧?制，分设总务、图书两主任。……??然大有可为矣。”［2］64
不过，梁启超的一腔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即因为经费问题而请辞馆长之职。详情如斯：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后，从理论上说，其运行经费编入国家预算。国务会议也曾通过决议，自1926年10月起，由财政部函令汇丰银行每月拨付4 000元充作京师图书馆经费。但数月以来，汇丰银行始终没有拨付分文。时任馆长的梁启超为维持馆务，多方筹措资金，被迫向北京商业银行通易信托公司等处恳商借垫，聊济眉急，甚至将个人十余年来所积存之永年人寿保险单交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充作馆用。据统计，1926年10月―1927年2月间，梁启超共垫款?11 106余元。［1］174贷款无多，不数月而尽，馆中艰窘如故。数月后，梁启超点金乏术，被迫于1927年3月11日向教育总长请辞，“启超一人独任其职半年以来抵借垫用万余金。现在垫无可垫，无米难以为炊。窃念如此局面，断非能力薄弱如启超者所克支撑。倘昧陈力之义，恐增极重之累。瞻前顾后，惟有请准辞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俾释重负，并恳即日派员接管，以重馆务”。［1］170
对于梁启超的请辞，教育部极力挽留，“所有馆中困难情形，本部素所尽悉。兹准来函，益深焦灼，自当即行咨催财政部赶行筹还垫款，并将经费按月拨付，俾资维持。尚祈勉任艰巨，始终其事。所请派员接管一节，应毋庸议”。［1］172 但是京师图书馆支现陷于绝境，不是教育部几句空言所能维持。虽然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一时不得停顿，必须对外开放阅览。京师图书馆所藏图书二十余万册，所属海内菁华，无价之宝，保管之责非常重大，馆员不得稍离职守，但“万一以枵腹难支，不免灰心解体，则如许宝书，谁与典守？”［1］172 没有经费维持，京师图书馆难以为继。虽然教育部也深知京师图书馆的窘境，迭催财政部拨款救急，但半年已逝，还是未见动静，“流光如驶，月计之期忽焉已至”。［1］173 如此情势下，梁启超于1927年3月24日再次向教育部请辞，“自愧力簿，确已无术支持。与其因循贻误，负疚日深，何如早让贤能，别筹救济”。［1］173 教育部看到梁启超去意已决，虽有百般不舍，但已没有理由挽留，只得应允，另聘郭宗熙接任。
4 结 语
民国初期京师图书馆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当然，京师图书馆背驰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实行阅览收券；在读者服务中，衙门之气甚重，“入门则隶役慢客，入室则官气犹浓”。［2］41 这些落后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师图书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G］．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2］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8）［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3］ 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