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回西安，时在1976年9月，生命中难忘的一幕。 1975年8月，张春桥突然指令文化部长于会咏出版《人民文学》，因为一个月前毛泽东主席在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提出“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四人帮想到《人民文学》，可是，不让叫“复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批示“我赞成”，接着写道：“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同月，我从待了6年之久的干校借调到北京外贸学院授课，9月，调入《人民文学》，参加筹备出刊的工作。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任主编，李希凡任副主编，上海《朝霞》主编施燕平调京任常务副主编。社址在东四八条文化部戏曲研究院大楼，正对着叶圣陶先生的宅院。
编辑部向天津蒋子龙约稿。蒋子龙说，写小说嘛，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是老家伙，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但是，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儿“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的“绝活儿”，我要对得起《人民文学》这块牌子。
1976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没倒，蒋子龙却跟“四人帮”唱反调，写了机电局长霍大道，“大道”者，大刀阔斧之谓也。此公兴利除害，狠抓生产，敢同极左言论对着干，表达了大众的心声。虽然，小说一面世就有文章批判它表现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的冲动”，但是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到三月份，情况大变，读者来信中竟有一半认为它有严重错误，判定它是大毒草，罪名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于会咏当头一棒打来，严加指责：“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得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大家一窝蜂地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大令人惊恐。主编袁水拍从文化部得到口信，明确指示编辑部：“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
编辑部告急！但蒋子龙公开表示：“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让我干活吃饭！”由副主编代他写检查过关他也不干。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除强迫蒋子龙作检查外，就是赶紧发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说作品。
正值批邓高潮之际，7月28日，唐山地震，次日《人民日报》发文报道，题目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基调还是批邓。不几天，我和周明被编辑部派往唐山、丰润一带进行采访，废墟之上血肉模糊，人们的脸上却不见泪水，子弟兵是最可爱的人，华国锋主席亲临灾区，作家魏巍和我们相遇。
8月刚过，不及拆除道旁的防震棚，我便被派往西安紧急组稿。
二十年离开家乡，离开西安，久别父母兄妹。几番风雨，天下大倾，命悬一线，我的家从天上摔到地下。我归心似箭，轰隆的车轮声相与唱和，心跳加速。车过三门峡，入潼关，八百里秦川山河依旧，泪眼已经模糊。
我首先拜访陈忠实。先看望陈忠实，因为他是从农村基层磨练出来的作家，十分用心地学柳青的为人和风格，小说写得结结实实。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找到他。《人民文学》专程约稿，他有些激动，但是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让他配合当前任务、急就一篇批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时，他默然，面有难色，埋头吸烟，半天挤出来一句话：“咱编不出来么！”他诉苦说，自己被圈在这儿受罪，正在为赶写一部电影剧本的任务发愁呢。总之，千方百计地推托，不肯就范。忠实当时既不损害友情又表示十分坚决的痛苦情状，让我三十年来不能忘却。（文革之后的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轰动全国，谁也没有想到，《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14版的文章进行声讨，指责《乔厂长上任记》是反对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揭批查”运动，而且先后给胡耀邦、王任重上书告状，死揪不放。这时，我想到陈忠实，佩服他的执拗，也庆幸他的执拗，不然，他按我的请求写出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背景下揪斗走资派的小说来，后果不堪设想，若乎此，他以后能不能写出《白鹿原》，能不能评上茅盾文学奖，可就很难说了。）
第二天，9月9日，我想继续动员陈忠实写稿，不然，编辑部交付的任务怎么写成，但起床不久，鼓楼脚下文化厅招待所大院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喇叭传来极其沉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毛主席逝世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总司令逝世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摊子怎么收拾？残破的家国怎么重建？人们的脸上挂满泪珠，我反倒哭不出来。陈毅逝世，我躲进干校的宿舍大哭，周总理逝世，我一家大小守候在长安街头以泪洗面，送者夹岸，哭者百里不绝，但此刻，欲哭无泪。我心绪烦乱，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到此次回省最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赶快回到礼泉县城探望望眼欲穿的老母。母亲的头发变白了，疏松了，一定忍住泪水不让我看见她心里多么难过。
正打算起身回乡的时刻，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急电，通知我务必于近期返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我百思不得其解，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我赶回去参加不可？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国丧期间，各单位必须管住被管的每一个人头，不得有误。
回家探母前，我和堂弟阎庆生相约见面。庆生在西北大学读中文系期间，我一直寄赠《文艺报》给他，兄弟间谈文论道。庆生正念研究生，对鲁迅的人格崇拜备至。兄弟重逢，自是亲热，国难家愁，黯然神伤。（八十年代以来，庆生潜心研究鲁迅和孙犁，出版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鲁迅的创作心理论》和《晚年孙犁研究》等专著。）
谈到鲁迅时，我提及1958年初到许广平先生寓所做客的一些情况。
一天，兰州大学高我三级的老同学王永昌到我所在的《文艺报》办事，我们不期而遇，兴奋异常。他送许先生的稿件来，他已经做许广平的秘书好几个年头了，说许先生多么多么好，对于他研究鲁迅的帮助如何如何之大。
王永昌常常约我到西临景山的许宅去玩，有两回经他引见，我得以晤面这位尊敬的前辈。许先生高高的身材，慈祥的面容，待人十分平易。我说鲁迅1924年到我们西安讲过学，吃过我们的羊肉泡馍，看过我们礼泉县的昭陵六骏，还听过秦腔，给易俗社题写了“古调独弹”的匾额。我说自己小时候常到易俗社看戏，对此印象颇深。许先生说，鲁迅是一群人去西安的，十好多个，就是去讲学，到处看看，西安是秦汉古都，鲁迅十分感兴趣。我曾听说许先生撰写《鲁迅回忆录》时，提及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的事,便问许先生：听说鲁迅给陕北送过东西？她说，送过火腿啊！是冯雪峰经办的，也算是鲁迅对毛主席和红军战士的一点心意。我问当时送火腿的详细情况，许先生说她那时并不在场，有关的事实，说法也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作考察。
我还参观了许先生的书房，有一间屋子的书全部是鲁迅读过并且批注过的，书里夹了很多纸条，色白，发暗。
庆生弟说，二哥好幸运啊！你回西安了，要不要见见西北大学我的一位老师单演义？单先生专门考证鲁迅在西安这一段的行止，写过书，很勤奋，现在还在埋头收集资料。庆弟叹道：唉，单先生钻得很专，可他才是个讲师。
单演义听说我回陕，马上赶到北大街文化局招待所看我，热情洋溢，兴致勃勃，给我讲了许多鲁迅在西安的情况。
１９２４年，西北大学校长傅桐邀请学者、教授讲课，但是名单里没有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北大学生王捷三是西安人，而另一叫王品青的学生又是傅桐的同乡，两人认识鲁迅，于是给傅桐写信建议邀请鲁迅。他们又向鲁迅做工作，并用唐代诗人元结《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来打动鲁迅。
７月１４日，天热得像火烤的一样，鲁迅身穿灰布长衫走进秦汉古都。
鲁迅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１１次，听课的还有各中小学及各县选派的人员，约七百人，效果非常好，但很遗憾，鲁迅这一讲稿一直被人认作《中国小说史略》的缩编，其实，讲稿补充了新的观点和新的例证，它提出的劳动创造文艺等观点，就是《中国小说史略》里所没有的。
鲁迅７月１４日下午到西安，不顾疲劳和酷热，１６日晚在易俗社看戏，连续三个晚上，看了《双锦衣》前本、《大孝传》全本，２６日又看了《人月圆》，三周期满要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又到易俗社，出席饯行酒会。
我问单先生：鲁迅为什么对易俗社如此重视？他不是腻味京戏吗，怎么对秦腔网开一面？
单先生说，其实鲁迅是喜欢戏剧的，也很懂戏曲，他认为像西安这样一个偏远之地，能有这样一个创建于辛亥革命、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剧社，实属难得。
我又请教单先生，说我自小就在易俗社看戏，每回都看见戏院大门口高悬鲁迅题写的匾额“古调独弹”，真绝，一语点破了秦腔的神韵。
单先生说，鲁迅在西安时，易俗社正好成立十二周年，鲁迅和同行的学者联名赠送易俗社一块匾额，亲题“古调独弹”四个又篆又隶的大字。离开西安时，鲁迅还向易俗社捐赠了五十元，帮助解决经费困难。
单演义最后说，鲁迅喜爱汉唐文化，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所以，他在讲学之余，便是参观碑林，游逛南院门，买古玩，搜集碑拓，还在博物馆亲见你们家乡礼泉的昭陵六骏，欣赏那带箭的勇武。鲁迅激赞“汉人气魄”，推崇“汉唐精神”，他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谋求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对于我们陕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在同单演义的交谈中，意外地谈到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和许广平先生对此传说的态度，便向他求教。他说，不是传说，确有其事。关于赠送火腿的事，我给你弟兄俩介绍一个人――王林同志，他是当事人，现调西安工作，你借回陕之便，又是《人民文学》的，登门造访，我想他不会不见。
9月14日，庆生弟陪我走进西安市委书记王林的办公室。
我说，我们慕名而来，想证明鲁迅送火腿的史实。接着，我和庆生提供了有关此事的各种说法。
1936年10月初，冯雪峰回上海不久，说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他身上,他就替鲁迅买了火腿和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连同鲁迅在病中编辑、校对后刚出版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上卷，由地下交通转送到西安后再转交陕北，送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并嘱咐说：皮脊面的一本《海上述林》送给M，蓝绒面的一本送给周恩来。此外，冯雪峰还单独给毛主席送去几听纸烟。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有人考证，鲁迅前后送过两次火腿，第一次没有送到，第二次送到了。
有人说，火腿不是鲁迅托雪峰送的，而是一些教授先生们送的。也有人说，教授们送并不说明鲁迅没有再送。
王林非常认真地听着，说这些情况他大致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冯雪峰外，没有人再出来作证。但是，我是当事人，是我亲自送到毛主席手里的，这一点千真万确。接着，王林介绍了以下的情况，凿凿有据，十分生动，庆生作了纪录。
王林说，1936年6月间,我由当时在天津的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距瓦窑堡数十里的清水湾。周总理领我到主席住的一个老乡家的窑洞。主席向我询问了很多华北的情况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活动情况，也询问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和我党地下组织的流动情况。毛主席让我明天向中央同志做一次汇报，说大家很迫切地想知道白区的情况。
听取这次汇报会的除毛主席、周总理、张浩等同志外，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也参加了，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毛主席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有不少插话和重要的指示。
当时，我带了几张白区的报纸给毛主席看。主席说，想看书，这里没有书看，长征途中，为了看到报纸，我们甚至于攻打敌人的县城。
主席问我：“能不能想办法买些书来？无论如何要设法买些书来！”
我问主席要买什么书，是革命书籍吗？
毛主席说：“啥书都要，革命的书要，旧书也要，《红楼梦》《今古奇观》《三国演义》《老残游记》……都要、都要。”
不久，我接受中央的另一个任务，去北平，路过西安，遇到了上海的交通员徐汉光。徐说他通过上海文联等关系同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我提出买书的事，他说他回到上海想办法。我和他约定，买到书以后，把书寄到西安。我当时住在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公馆，委托看门人代我收存。除此而外，我在北平通过西单商场等书铺的关系，买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有《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大纲》一类的书籍，又在天津和西安搜罗了一批旧小说。徐汉光在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买的书（其中有很多古书），以及鲁迅先生送给毛主席的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等，一并装在一个大网篮里。大约在八月间由徐汉光或托人迳送到了黄公馆。
后来，我在延安碰到徐汉光，他告诉我说，那些书都是按照鲁迅先生亲自开列的书目选购的，把上海、北平、天津、西安四个地方买的书全部集在一起，总共装了六个麻袋，七八百斤！然后由我通过东北军的关系乘军用大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运往延安（当时延安仍由东北军占领）。第二天，苏区派的人到了，赶来三头骡子，驮书。晚上，我们由延安出发，到安塞，再到保安，走了两天多，直接送到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住的是石窑洞（现在发行的毛主席1936年在陕北的那张照片，背景就是这座石窑洞，主席正在搬着手指讲话，两条棉裤的膝盖处都打了个大补钉――阎纲注）。记得我还带了一套“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照片，是斯诺夫人亲手交给我的，让我转交毛主席。
毛主席一见送书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叫陆定一马上开书单，决定哪些他留下，哪些让大家看，以后大家好彼此交换。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告诉在场的同志，有书大家读，一点不能自私啊！
主席挑选书时，拿起这本翻翻，拿起那本看看，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搞到手的啊！”
鲁迅送的书里，有好几本是他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呐喊》《彷徨》等，有邹韬奋著的一本书，有《世界新闻》，一套《大众生活》，二三十本《世界知识》，还有《论语》，几大本木刻集可以折叠起来，还有不少《隋唐演义》之类的书。鲁迅先生送来的书籍和食物，包括火腿、肉松、巧克力糖等，单独放在一起，占了整个一麻袋。毛主席看见鲁迅送的食物，沉思了一阵，然后大笑，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
关于这次买书，据我所知，解放后毛主席曾经三次提到过。第一次是《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前。当时我在北京工作，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有次去毛主席家里汇报工作，他提到买书的事，说：“书现在还有呀，实在感谢！”第二次，我离开北京前（1958年），陈郁同志告诉我说，你送书的事，主席还谈起过。第三次，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其间，毛主席在各大区书记都在场的小会上，又提到这件事，说：“最困难时，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多书。”
……
不料，这一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却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疑案。我们相信王林的记忆，他亲手操办的事历历在目，他谈话的内容具体生动，时间、地点、事实、当事人一应俱全，无一事无出处，然而，却同原先的史载与传言相去甚远，我和庆生只好存疑，以待来日。
拜别王林的当天下午，即回礼泉县城探望阔别二十年的老母。一大家人挣扎在饥饿线上，母亲老了，头发白了！母亲的血压一直很高，头痛起来能把棉被咬透，妈的头痛病老犯吗？……啊？妈去世了！母亲殁于去年四?五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时候，那时，我大病住院抢救，母子相瞒，悲莫悲兮，从此天上人间。母亲的坟头还留有没有烧化的纸钱。
返回北京，9月18日，我如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当年，百万雄师在这里接受过检阅，那时广场一片红，此刻，呼啸的红海洋变成静默的黑海洋，人头攒动，深不可测。江青一身玄青，从头到脚黑黝黝，不全像个修女。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
事过整整一年之后，庆弟把王林谈话的内容转送鲁迅研究专家唐?，请他厘正此案，还文学史一个定论。很快，收到唐?先生的回信。
庆生同志：
来信收到。都是同志，请勿客气。
30年代我在上海邮局，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过一些工人运动，那时尚未入党，又很年轻。有许多党内活动，特别是文化方面的，我不大清楚，所以说不出什么来。
看了王林同志的谈话，买书送书的事，完全合乎事实，因为这是由他直接经手的。至于火腿，还有上海的书，直接经手人却是徐汉光。我也认为这事弄清楚比较困难，徐汉光已被镇压，无法对证了。从王林同志谈话看来，我觉得送火腿，和冯雪峰说的似乎是一回事，其理由如下：
一、王林同志说“大约八月间，由徐汉光亲自或托人迳送到黄公馆”。以后又在延安见面。冯雪峰说送火腿是九月底十月初的事，相隔时间很近，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当时条件困难，决无送两次火腿之理。
二、三十年代当时，听鲁迅或其接近的人讲过这件事的，都只知道冯雪峰经手送过一次火腿，没有听说过有另一次。
三、我和冯雪峰熟悉，听他讲过这件事，和《鲁迅研究资料》里说的一样（他口头说是九月底）。按当时文艺界情况，鲁迅不可能越过冯雪峰另托别人。
四、1961年写电影《鲁迅传》时，编写组曾访问过周总理。总理说，送火腿的事是有的，……总理没有说第二次又送过一回。
五、冯雪峰说到当时上海、西安之间的交通，有周文（何谷天）、刘鼎等人，可能还有别的人。据我所知，即使周文等，也常用别的化名来往，究竟送火腿的那一次是谁，不清楚。周文已死，刘鼎情况不明。
六、有人说，现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副馆长的徐文雅（彬如），也担任过上海至延安之间的交通，时间也在1936年。不知确否？
七、由于年代已久，大的事件容易回忆，细小的具体问题如时间前后，人物关系，往往记错，这是常有的事，我以为这里肯定有一方面记错了的。
八、我的那篇回忆，你们准备收入资料，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其中两个宣言发表的时间我就弄错了。文艺家宣言在前，文艺工作者宣言在后，相差约一星期，虽然有的期刊同时发表，但前后有间隔，我却记颠倒了。如能作个说明，最好。
匆匆，即致
敬礼
唐 ?1977.10 .11
又过6年，我们创办了有史以来首家文学评论月选刊――《评论选刊》，唐?闻讯，托白烨捎话给我，希望得到一本《评论选刊》创刊号。唐?是文艺期刊权威的收藏家，我当然求之不得，即刻照办。我提起阎庆生写信向他请教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的事，他说：“晓得！晓得！是你们兄弟一块儿找王林谈的，阎庆生是你的弟弟啊！”
标签：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