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函 生于1940年1月。诗人，出版诗集六部，间写散文。现居河北衡水市。 1987年：谋面路翎 1987年，我被诗刊社借去看了一年稿，作为一审（当时该社实行三审制），具体分管华北地区和江西省的自然来稿。一天，我从来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信封，收信人地址是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寄信人地址也是北京市虎坊路甲15号，下面还有几单元几楼几房间，信封上还贴着邮票，盖着邮戳。
这就需要介绍一下当时诗刊社的具体位置。所谓虎坊路甲15号，实际是一座临街的五层住宅楼，诗刊社就设在最靠边的第一单元。其它单元的人出门上街必须经过第一单元的楼道口，而第一单元的第一层就是诗刊社的收发室。这就让人纳闷，这位投稿者本来出门上街时可以顺便把稿子当面交给诗刊收发室，为什么偏要舍近求远，还花钱贴邮票送到邮局或投进邮筒，再由邮递员绕一个大圈送回到自己家门口的诗刊社呢？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于是忙启封。信封内除了诗稿，还附有一短信，内容大致是“请指教”之类，最后署名：路翎。
这个路翎，我只知道是五十年代被批判过的“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坐牢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平了反，由“人民的敌人”变成了“人民”。更多情况我不得而知。再看他寄来的诗，格调清新，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老人之手，我决定送审。因他的原稿字迹模糊，很难辨认（猜测是手抖所致），终审通过时批示：烦请原作者重新抄清。
这样我便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登门拜访了路翎的家。彼时家中只有路翎和夫人，我说明来意，把原稿放下，没有说更多的话就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作为一个来自平原小城的文学晚辈，初次见到这样一位在全国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但令我没有料到的是，路翎本人好像比我更紧张，他两眼呆痴，面无表情，似乎还有几许恐惧，那样子好像把我的造访看作是大难临头。整个过程，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我也只和他夫人有很少的几句对话。他夫人还从冰箱中给我取出一杯饮料，我哪有心情享用？从路翎家出来，我心中有些难过，多少天老想起他那木然呆痴的眼神。咳，一个很有潜力的大作家，竟成了这个样子！
此后，我还在诗刊社附近的路边碰见过路翎几次，仍是两眼木然，呆痴，如同陌路，连一次招呼也没有打过。有一次我好像就要和他的目光对接上了，正要点头微笑，他却在一瞬间又扭向了别处。
1987年我在北京诗刊社所见所闻多矣，但和路翎的这段经历我一直难忘。后来查阅资料，通用的文本是这样介绍的：“路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坛上独具特色的作家，由于受胡风事件牵扯，消失于文坛达二十余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重返文坛后，因健康缘故，只有少量短篇作品问世。”这里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和“因健康缘故”两段词语，在别人看来也许仅仅是一般的词语而已，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难以忘却的记忆。
有评论认为，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述，善于透视人物心理，是路翎作品的艺术特色。我想，像路翎这样的作家，一旦遭受打击，其心灵所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吧。
对于我所亲历的路翎这段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1987年我离开诗刊社回到我所工作的小城以后，曾向很多人转述过。但是我越来越感到，我不能只作为一件奇闻逸事来向人们介绍，或者仅仅把路翎说成一个不可理解的怪人，以博得听者一笑。我想如果那样，只会亵渎路翎遭遇的严肃性和悲剧性，也是对历史的轻慢。我必须自己对自己作出回答：路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将稿件邮寄至近在咫尺的诗刊社？我今天的解释是，这表现了路翎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耿直和耿介。比什么都重要的个人尊严，在路翎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已经成为血肉的一部分。他认为作者投稿、编辑审稿是文人间最正常的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公事公办，凭作品说话。他或许想，如果当面送稿，直接和编辑面对，就难免掺杂上请求关照、套近乎的人情因素，那样就降低了尊严，也失之庸俗了。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令人忧虑，我看到的情况是，全国不少地方的作者，即使远在天南海北，也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编辑部当面把稿子交给编辑，有的还和编辑成了酒肉不分的铁哥们，成了在一起相牵相拥的舞友。从这个意义上说，路翎的看似乖戾的作为，可不可以看作是对流俗的一种抗衡。
那些先我逝去的同龄人
侄子有事来小城，顺便到我家看看。说起村里的事，他说，姚金明得肝癌上个月死了；姚丙先在石家庄检查出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医院里不给治了，现在在家里等死。
又是两个和我同龄的人，离开和将要离开这个世界。
说是同龄也是大概着说，实际他俩都比我年轻好几岁。姚金明和我不是一个队，印象中是个精明人，曾在合乡并镇前的乡政府协助过工作，后来在村里办过鞋厂。他应该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爱好书法，还通过我办了一个地区书法协会会员证，又听说他的书法还得了个什么奖。姚丙先是我们一个队的，身体壮得像车轴，有的是笨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实行责任制那几年，还和我们家互相帮扶着干过活。听了侄子的话，我半天愀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两个远比我健康的人会这么匆匆忙忙去赶赴死神的约会。
这个消息对我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震动。记得前几年，在我2000年退休之后，刚刚进入老年的我还写过一首诗：《名单：先我逝去的同龄人》，发表在2001年四月的 《星星诗刊》上。当时的责任编辑张新泉来信说：你的诗使我有些心惊肉跳。写那首诗时，我在心里粗略数了数，在我们村，仅以最东头三条胡同计算，就有将近三十位和我同龄的人死去了。而我这个体弱而畸的 矮小男人，从小多病，到现在竟还死皮赖脸地忝列人间不肯离去。对此，我不免为自己庆幸，但又怎能以浅薄的庆幸二字来了结和诉说这一切。
我想起了母亲早年告诉我的一件事。在我刚刚懂事时，母亲对我说，有算命先生曾为我算命，说我幼年因患病而落下的肢体残疾会因祸得福，此生反而得以长命。我不知道，今天看来我的这种低水平的长寿，是否在冥冥之中真的受惠于上天的宽厚？
在这些先我逝去的同龄人中，真正和我同年同庚的有三人，其余大多数比我年轻几岁。他们的死多是因病，实际细究起来，是死于贫困和环境的冷漠。我现在想，如果那三位年纪轻轻就被肝病夺去生命的人，能像现在我的一位县处级朋友那样，花得起数十万元到北京做器官移植，他们不也是会欢蹦乱跳地活着，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吗？如果那两位因患白血病而早早离开这个世界的和我住在同一个胡同的弟兄，能够赶上今天这样在全国很多地方兴起的献温暖、献爱心活动，他们的青春年华或许还能延续得更长一些吧。然而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岁月里，他们面对的选择只有一种――等死！
我一直不忍心回忆那两名死于非命的同龄人。那个和我一样，名字上也有一个“振”字的远房弟弟，似乎有一些弱智，实际是过于老实和忠厚，经常不请自到地为街坊邻居帮工。父母日夜为他说不上媳妇而发愁，村里人也以他的打光棍为由，对他开着虽无大恶意却使他难堪的玩笑。就是这样一个对任何人也无碍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的亲弟弟结婚办喜事的第二天夜里，在北房上门槛上自缢而死，使他的一家人度过了一个悲喜两重天的春节。另一个也是我们姚姓家族的 ，比我小一岁，可按辈分我该喊他叔。他是吃老鼠药死的。他结婚不久就走上这条路，让村里人议论纷纷。至于具体的死因，我记不很清楚了，模糊记得好像是和新娶的媳妇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有人怀疑他在房事上出现了不便言说的困难，因此羞愧难当只好以死了断。我想即使真的如此，还不是源于和贫困有关的愚昧！不管怎么说吧，这两位没有得到寿终正寝的同龄人，以及他们的死亡细节是很遥远年代的事了，我也常常把他们丢在记忆之外。使我最感到意外的是，近两年一宋姓家庭中，亲兄弟二人竟先后以痛饮剧毒农药的方式弃世。此二人中，兄为退伍军人，弟为小学教师，均长相英俊，通情达理，是村里人见人夸的人物，且都建立了家庭，日子过得富裕。他们二人的死，成了村中一段时间议论的中心话题。这两人年龄比我小三十多岁，和我不是同时代人。也许和他们隔着深深的代沟吧，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所选择的这条最后的道路。
我们村很长时间保留着土葬的习俗。那些年我去地里干活时，经常会不经意间遭遇早逝的同龄人大小不一的尖顶土坟。这些简陋的土坟上有的长了茂盛的杂草，杂草里有蝈蝈鸣叫；有的被雨水冲刷得已经不成个形状，也没有人为它添一锨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移居小城后，每年清明节我回村给父母上坟时，走在早春的田野上，侄子指着告诉我，这是谁谁的坟，那是谁谁的坟。这时我就想到比我小一岁的姚希恩。此人小名“小狗子”，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时，他年迈的老爹病饿交加，卧炕数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不掺野菜的纯净玉米面窝头，双手捧到只剩下一口气的老爹面前。他爹睁开眼，看了看他，半天，摇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们吃吧，我吃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说完就咽了气。姚希恩绝望地嚎啕大哭之余，把玉米面窝头掰成碎屑向空中抛撒。爹的丧事结束后，他便远走新疆，临走时撂下一句话：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可怜他后来不仅没混出个样子来，还早早命丧数千里之外，将尸首长埋于天山南麓库尔勒的荒野，使他爹的坟永远孤立于冀东南平原的春风秋雨中。
我反复思考这些早逝的同龄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死因和死的方式。我每次这样想的时候，感到最让人唏嘘不止的竟是一个罪恶的却又值得惋惜的生命。包宏义，是的，包宏义，许多少年伙伴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但这个邻村人的名字却没有因为岁月的层层阻隔而淡忘。他是我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小（高级小学的简称，相当于现在的五、六级）同学，是我们南吉利村东边六华里远的仓房口村人。他是因奸杀幼女而以最极端的方式――被枪决结束自己生命的。受害方本是邻居的小孩，据说两家关系非常融洽。我始终想不明白，这个在上学时腼腆老实的包宏义，是什么鬼使神差的原因驱使他做出这样为人类所不齿的恶行，身背千古罪名结束自己的一生。记得当时押送他前往枣强县城的汽车，正好从我们村经过，还在街上停留了一下。我看见包宏义站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边上，全身五花大绑，低垂着头，怯怯地看着围观的人们。不知道他发现围观中的我没有，从他那一方着想，为了减轻他的羞耻感，我希望当时他没看见我。
以上所记都是故乡的人和事。而在我如今居住的平原小城，又该有多少同龄人先我而逝去。我本单位的两个男性同事，大半生与老婆孩子两地分居，等到好不容易把家搬到城市，大人孩子刚过上两年团圆安定的日子，就被可恶的疾病击倒，他们死时连退休年龄都不到。还有我的几个官至县处级的朋友，正在生命的极盛期，目光专注地望着前程似锦的远处，岂料病魔从背后盯住，一下子蹿上来，他们被扼住喉咙，甚至没来得及哀叫一声，就气绝身亡了，令参加追悼会的活着的人们无限感慨，泪湿衣襟。
无论是什么原因吧，那些同龄人的早逝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了。他们的生命已经以各种方式划上了句号。遗憾也罢，惋惜也罢，同情也罢，又有多大意义呢？所以当2006年夏天，我和与我同年同庚的姚振梁兄弟（他被切除了两个肺叶，手术非常成功，至今健康地活着，实乃万幸），一人一个马扎坐在中心街金山大酒店以南第六棵景观树下的马路牙子上，以悠闲的城市人的身份说起那些早逝的同龄人时，除了一声一声地叹息之外，我们共同的想法是，为了对得起比别人多占的岁月，为了报答命运对我们的恩惠和偏袒，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该怎样珍惜这仅有一次的生命，该以怎样的姿态度过这最后不算长的余生。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本来就该结束了。但是我甘冒被人讥为画蛇添足的风险，忍不住还要多?嗦几句。因为此时我忽然想到文学史上那些被我喜欢的作家，其中曹植活了四十岁，李商隐活了四十五岁，李贺仅仅二十七岁，徐志摩三十五岁；而曹雪芹据说四十八岁，连曾国藩这样老谋深算的人也只不过活了六十岁。我的诗文写不过他们，但我的寿命比他们长，有更多的时间不慌不忙地享用他们留下来的美文，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呀，我有什么理由不守护好、看管好自己这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生命呀。还有王国维、老舍两位大师，先后在北京蹈湖自尽，也许我辈俗人无法窥探大师的内心秘密，但总觉得二位对自己天才生命的处置，怎么说也有点轻率和不负责任。
关于生命的宝贵、无价，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已被更多的人们认同了。但是曾经经历过的视生命如蝼蚁的年代，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很多本可避免死亡的情况下，我们曾经轻易地赞美过牺牲和以大量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微不足道的胜利。有一首歌颂红旗的歌，其中一句歌词“比我生命更重要”，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起码在今天看来值得研究，或者并非没有可商榷的余地。我没有忘记，2004年“非典”时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每次到防治“非典”现场视察，都要深情地几乎是含泪地叮嘱在场的医护人员，在和“非典”病人接触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至今想来还十分感动。
三轮车、马扎和我的晚年生活
三轮车在车的 家族中怕是最卑下的了，如果把所有作为代步工具的车看作一个社会，三轮车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草根阶层。以我有限的知识，试着给全世界成百上千种牌号的车辆排一下座次，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算是顶尖一级，接着是本田、帕萨特、奥迪们，最下面的大概非三轮车莫属了。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人力三轮车，不是摩托的和电动的。自行车算是最普通最平常的了，但人力三轮车无法和自行车相比。因为在中国，自行车属于国车，像兵乓球一样属于国球。在中国无论多么富有多么高贵的人几乎都有阶段性的自行车骑行史。而且自行车有时倒显得健康、潇洒和青春帅气，在任何车辆面前并不感到掉价失身份。老布什当年在中国当大使时不是还骑着自行车堂而皇之地从天安门前经过吗？自然他的自行车八成是名牌，起码不是断了两根辐条的和到关键时刻掉链子的。
人力三轮车甚至不能与玩具似的童车相提并论，因为童车虽小，有时却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在大街上能赚来一些人的眼球。而人力三轮车根本与豪华和时尚一点也不沾边，它只能起到聊备一格的作用，充当准出土文物的角色。
其实我们家多年以前就有一辆人力三轮车，那时它只为老伴买菜和接送上幼儿园的外孙所专用。长期以来我从不正眼看它，因为在我心中，整日与人力三轮车为伍的都是劳动人民，和受苦受累这个词离得比较近。我虽非官非富，好歹也属办公室上班一族，怎么能混迹于庸庸碌碌的 劳苦大众之间呢？
真正使我对三轮车产生感情是在我2000年退休之后。一次我骑自行车上街，路过一个路口，因躲闪对面开来的一辆汽车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磕破膝盖和肘部，鲜血渗透了衣服。伤好后再骑自行车上街，不免有些紧张，倘若遇见对面来车来人，我当时的表现就用的着我很感兴趣的一个词：觳觫，即发抖。而且不仅是身体觳觫，连心也觳觫。我断定自己 患了自行车恐惧症。没办法，便听了老伴的劝告，彻底告别代步多半生的自行车，改骑三轮车。
由自行车而三轮车，对我来说等于由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细节的变化标识着生命阶段的变化，就好像女人由小脚改为天足，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表面看我的这种骑行工具的变化好像是倒退，但从适应生存的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变革。而任何变革必将经历阵痛，付出代价。我原先以为骑三轮车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并不简单。难就难在你原先骑惯了自行车，如果再像骑自行车那样骑三轮车，就等于犯了经验主义，寸步难行，不是原地打转，就是左右碰壁，弄得你有劲使不上，叫苦不迭。我为学骑三轮车这种看似最低级的交通工具，着实吃尽了苦头，曾有几次甚至想放弃。但一看大街上那些随心所欲地骑着三轮车来去的老老少少，就又下决心学下去。终于有一天，三轮车在我手中变得听话了。我庆幸自己度过了改革的坚冰期，昂然进入了人生的 三轮车时代。
就这样，人力三轮车正式进入了我的生活，它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零件。其实，对于退休后无所事事的我，所谓生活也者，不过就是吃饱了瞎转悠而已。三轮车就是载着我，陪着我瞎转悠的伴侣。进入21世纪的小城变化很快，过去熟悉的地方变样了，面目全非了，就是靠着三轮车使我遍览了 日新月异的小城的角角落落。
我发现，退休后骑三轮车者大有人在。其中很有一部分人骑的是电动三轮车，后面车斗上端坐着仪态万方的老伴，目中无人地飞驰在非机动车道上，成为晚年幸福生活的一个现代化版本。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退休后和老伴双双对对热衷于健身活动，我有时就看见他骑电动三轮载着老伴在大街上穿行，一个身挎流苏飘飘的宝剑，一个手持鲜艳夺目的五彩绸扇，引得满街人驻足观望。而如我这样老气横秋地只身骑人力三轮车，多少有些潦倒凄惨状，在某些人眼中属于被同情的对象。一次单位通知去医院体检，我是骑人力三轮车去的。存放车子时，正好碰见一位曾经请教过我的诗歌作者，据说已被提拔为处级。此时他着装考究，一身名牌地从本田汽车上下来，看见我，大感意外地说：“老师，你怎么，怎么……”他那“怎么”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我猜想那欲言又止的半句话大概是“落到这种地步”。因为我看他的面部表情，分明是面对可怜者和需要施舍者时通用的那种样式。
有一些朋友几次劝我说，买辆电动三轮吧，那样可以载着老伴多转一些地方，省得费力蹬车。我思考再三，还是没有买，仍然我骑我素。原因当然不是买不起，退休后又涨了几次退休金，也不是舍不得花钱。我正式找出的理由暂且有以下三条：
首当其冲的一条是有利于健身。骑人力三轮车可以锻炼腿部肌肉，这是不言而喻的明摆着的优点。不是“人老先从腿上老”吗？而骑电动三轮车等于坐在椅子上走路，和在家里坐着看电视没什么区别。反对者说，电动三轮也可以用腿蹬啊，不是同样锻炼身体吗？我说别忘了人的本性是懒惰和贪图轻闲，一旦骑上不费力的电动车，再用腿蹬那就不好说了。
第二条是安全。交管部门宣传交通安全时有一条标语曰“十次事故九次快”。这是说车辆慢行是避免事故的根本途径。民间还有关于摩托车弊端的顺口溜：“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其原因概出于摩托车的快。在避免快这一点上，人力三轮车有其先天的优越性，即是它的慢。因为它想不慢也不行。不久前，白岩松访问日本作家村上龙，问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说：“至于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即使对面是红灯，人们也会过马路，感到很不可思议。”村上龙说的大概是大城市。至于我居住的这个平原小城，人们更不把交通规则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交通事故隔三叉五不断，而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不用问，肯定有一方是摩托或电动车。人力三轮车因其慢，它无法撞别人，别人也容易躲开它。特别在十字路口，行至中途，突然变红灯了，人力三轮可以就地停住，不担心摔倒，还可以大度地静观横向行走的车辆从自己身边滚滚而过。
我找出的第三条理由是悠闲。这一条主要源于它有三个轮子。有两个轮子的自行车，骑上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车速，太慢了容易失去重心，挨摔。为了不挨摔，骑自行车时可以两脚蹬地做一下支撑，但这是停，而不是行。而人力三轮车则想多么慢就多么慢。慢而不停，这就 获得了悠闲的心情。所以骑人力三轮车特别适合浏览街景。如今的街面各种招牌林立。设计，书法，无不争奇斗艳，尽呈其妙，倘若匆匆而过，走马观花，岂不辜负了店家苦衷。有一美发店起一个很好玩的店名曰“顶上功夫”，过去骑自行车时路过多次没有留意过，骑人力三轮车后才得以发现，急忙当作新闻告诉别人，人家却说，这个“顶上功夫”已有好几年了。
关于本人固执地坚持骑人力三轮的理由，以及它的优越性，就我目前的智力水平，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三条了。或许还有，比如客货两用等。我希望有更多资深人力三轮车驭者再补充、挖掘、丰富之，以期建立一门有更多学术价值的人力三轮车学。
和人力三轮车一样，马扎也是我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零件。二者成龙配套，相得益彰。前者是行，后者是停。前者是动，后者是静。少了谁，生活也是残缺不全的。常常是三轮车打足了气，把马扎往车斗里一放，悠哉悠哉出了门，半天时光就打发过去了。记不很清楚了，好像苏东坡关于写文章有一个说法，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若用这两句话来描述人力三轮车和马扎的功能和关系，也似无不可。至于何时行，何时止，这要随机而为。夏天天热，在路上“行”时难免累、渴、燥，便选准一个树阴处停下来，马扎一坐，纯净水瓶子一喝，折扇一摇，顿时疲劳尽消，浑身舒爽。这时还可以一边歇息，一边欣赏街景和过路的美女。关于欣赏美女这个事，起初我还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视为自己难以治愈的痼疾和劣根性，并为此而痛恨自己竟是这样不争气，不高尚。后来看见两个资料，一个是男人欣赏美女有利于身心健康，一个是优雅、文明如朱自清也是不放过一切机会偷偷将美女形状揽入自己视野之内，并且还写进日记中。自此，我还有什么心虚的？
关于马扎，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理解它，我得承认我的知识等于零。莫不是和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有关？是马身上的一种必备物件？但是“扎”者何来？驻扎？安营扎寨？总之是百思不解。百思不解之余，还得承认，马扎的发明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我说不清楚，但起码包含了力学、材料学和结构学在内。我有时想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之外，马扎是否也可以狗尾续貂地列为第五大发明？
说马扎，必须说马路牙子。马路牙子是马扎物权人聚集的最佳场所。夏天选择楼影中，树阴下，冬天则专找向阳背风处。有时三五个，有时七八个，最多十几个，一人一个马扎，坐在那里，像是开座谈会。话题天上地下，国内国际，腐败案例，祛病秘方，张家长李家短无所不包，多半又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这帮人中不乏幽默大师，竟大言不惭地自命为马扎大军、马路牙子集团，还把一伙人七嘴八舌神聊比喻为开政治局会议。在闷热难受的三伏天，忽然一阵微风吹来，有人说，真痛快呀，给个县长也不换。马上有人反唇：是你不换还是人家不换？话音刚落，众人一阵大笑是免不了的。应该承认两种说法都是幽默，但有高下之分，前一种似曾相识，没有创新，没有跳出思维定势，最多能打60分，刚及格。后一种乘人不备，另辟蹊径，所谓“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高级幽默也，最少也值90分。其实这伙人多半不清楚，当个县长有什么好！他们只看见电视里各级领导西服领带坐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出门坐小车，前呼后拥，指手划脚，实际他们哪里知道，如今当个县官也不容易呢。又是经济指标，又是环境治理，又是民生问题，哪一样弄不好就会出乱子，挨板子，丢帽子。不信问问，当官的一个星期该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马路牙子集团成员中，身份各异，有退休的公务员、事业人员、企业工人、洗手不干的生意人、城中村的失地农民。有的人支支吾吾，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比如有一个当年在某县当过国税局局长的，退休后跟子女居住小城。人们问他，他只说自己在县里上班，从不说自己当过局长。但从他说话的口气，人们推测他当过官。他说话时好说“对不对?”“对不对？”，分明保留着做报告时的语言习惯。设身处地地想，这位局长隐瞒身份，于己于人都有好处，否则，人们一旦在闲聊中想大骂收税的，就只能屏气敛声了。至于我自己，就只透露在文联上班，从不说出自己的诗人身份，倒不是为保密，只因在好多人眼中，根本不知道诗人何为，诗为何物，而我本人也无法把诗和诗人的事说明白。咳，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诗，和为生活而奔波，为发财而早起的普通百姓，是越来越不沾边了。在马路牙子上，大家公认的一条戒律是免谈退休金，否则几个城中村的失地农民会和你翻脸：“操，操，净说这个，还叫俺活吗？”
随着城市发展，楼房越来越高。在我居住的这条中华南大街上，在2007年冬天，马路牙子集团的日子开始出现危机，他们越来越感到前景不妙，好景不长。一是他们发现这条路上的汽车日见其多，原来较为安静的城市边缘，转眼变成了繁华地段，城市噪音扰得休闲的老人们说话必须大声喊叫，使原来的舒适度打了折扣，这让他们很不适应。二是阳光再也不能四季均匀地属于需要它的人，密集的高楼不由分说，霸道地将阳光拦劫，使马路两边晒太阳的老人徒唤奈何，最多也只能骂两句毫无用处的街。我有时想，这些高楼对晒太阳的老人的剥夺和伤害，恐怕是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和规划者所始料不及的吧。这或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算不算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呢？
我很担心，连马扎这个物件恐怕也不久于世。近几年有些有识之士在呼吁抢救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个平原小城就有一种叫内画鼻烟壶的工艺，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们这些老人们所钟爱的马扎，因其制作工艺简单，材质粗陋，其体貌又很难和艺术品划上等号，大概不好当作文化遗产被堂皇地保护了。另据我观察，如今50岁以下的人，宁肯在路边站着，也不愿放下架子，让自己的屁股屈尊去亲近父辈、祖辈曾经当作宝贝的马扎。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那些时代宠儿们会学宝二爷的做派，脾气上来。像扔掉通灵宝玉那样，抡起胳膊，把马扎这种“劳什子”扔到墙头外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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