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首诗： 寻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 岩树坐来静，壁萝春自闲。 楼台星斗上，钟磬翠微间。 顿息尘寰思，青溪踏月还。
这首诗名《香山》，作者王守仁。
说起王守仁，明朝之后的读书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世人都知道他是学问大家。其阳明心学不但成为明朝晚期士人不可或缺的思想读本，对明之后的中国，亦影响甚巨。他的著作，蒋介石终身奉为圭臬。在中国思想史中，他是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以国学大师称之，尚不足以誉其德。但是，对他的官场生涯和建立的事功，世人知道的却并不多。
上面这首诗，应是他年轻时逗留京城所作。诗中表露的情绪，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心路历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读书人，莫不都在“达”与“穷”之间调适心态，寻求平衡。所谓外儒内道，外儒对应“达”，内道对应“穷”。这一套中国特有的精神修炼法，是在消极的处世哲学中植进积极的人生态度。虽偏向于保守，却行之有效。
王阳明这种求静求淡的尘外之思，虽然终生追求，但终生没有得到。这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一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少年时曾隐居家乡的阳明洞读书，后世多称他阳明先生。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会试的状元。王华在官场一辈子，但从未当过封疆大吏，一直在京城里担任讲臣。最荣耀的经历，莫过于当了几年孝宗皇帝的老师。相比于父亲，王守仁的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考中状元，获得折桂的清荣。但无论是文章和事功，他都超过了父亲。
传说王华的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王守仁。出生前夜，王华的母亲梦见一位神仙自云中送下孙儿。故王守仁生下后取名为云。他五岁还不会讲话，家里人都很担心，遍请良医诊治都不奏效。一天，有一位异人来访，他抚了抚王守仁的脊背，并为之更名为守仁。从此，王守仁才开口学话。他虽然是状元之后，从小却喜欢骑射。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又于弘治十二年会试考中进士。武宗皇帝登基时，他在刑部主事任上。这年冬天，因疏救被逮下狱的南京兵科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触怒了大太监刘瑾，被给予廷杖四十，远谪贵州龙场驿丞的处分。他的父亲王华也受到牵连，由北京的礼部左侍郎迁为南京吏部尚书。这种安排明升暗降，因为相比于北京，南京留都的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只是享受相应待遇而已。
龙场即今贵州修文县城。但当时属边鄙之地，万山重叠，苗彝杂居，连一间象样的房子都没有。按通常情况，一个出生于江南的世家子弟，一旦来到这种风俗嚣薄之地，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命清高，很难调适。王阳明的聪明就在于懂得“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一来到这里，就立刻放弃所谓文明人的优越感，主动亲近当地的土著，教他们识字。他立刻得到了回报，土著们伐木为其筑屋，拿出好吃的让其分享。他在龙场的四年，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安定的时光，远离中原，亲朋见稀。疏远朝廷，是非隔绝。因此他有充裕的时间读书与思考，他的核心思想“知行合一”便是在这一时期悟出。这次放逐，成就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以说厄运对于一个人，并非完全是坏事。
刘瑾事败被诛，被他贬黜的人逐一平反复职。王守仁得以离开龙场，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升南京刑部主事。但没有到任，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看中王守仁的才能，将他留在吏部验封司供职，不到两年升任考功郎中，未几又升任南京太仆少卿，再升为鸿胪寺卿。应该说，这六年时间，王守仁的官运不错，由八品的知县升为四品的鸿胪寺堂官。但是，从他担任过的官职来看，除吏部考功郎中是个显官，余下职务皆为闲差。真正转运的，是正德十一年的八月，他被拔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赣南。
明代的巡抚，是中央派驻各地的要员。这巡抚并不是固定的级别。就像今天，县、市、省各级的一把手都是书记，但级别大不一样。明代的抚台，类同今日的书记，到处都有。但要判别这抚台大人官职的大小，就要看他挂什么官衔。通常的情况，巡抚所挂的官衔，都寄在都察院名下。明代朝廷中有九个二品衙门，也就是今天的正部级。它们依次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司、大理寺、都察院三个。通政司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大理寺类似于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都察院相当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察院供职的人既然都是“纪检干部”，所以又被称为“风宪官”。都察院的一把手叫左都御史，正二品，被尊称为都堂大人。副手叫右都御史，从二品。依次排下来，有左副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左佥都御史、右佥都御史、都御史、御史等等。在都察院上班的，是实授。各地巡抚寄名的，叫挂衔。各地的一把手（主要是省、地级），都在都察院挂衔，乃是朝廷控制地方官员的一种作法。全国数百个抚台大人名义上都是都察派出的“纪检干部”，这种高级干部的管理方式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些不顺，但在明代却通行无阻。
鸿胪寺卿是鸿胪寺的堂官。凡称为卿的，是一把手，称少卿的，是二把手。鸿胪寺与太仆寺、詹事府、翰林院等九个机构的一把手被称为小九卿。一般都是正四品衔。右佥都御史也是正四品。级别量移，王守仁并没有升官，但事权完全不一样。这情形，如同将某一个厅长调任某地级市的书记一样，看似平调，实际是重用。因为，当地方上的一把手，负有守土安邦、牧民施政的重任，被称为封疆大吏。朝廷拨擢重臣，若没有在地方开府建衙的资历，便很难进入权力核心。
所以说，王守仁这次巡抚赣南，是他一生仕途的转折。他得到这一职务，乃是遇到了“贵人”的提携，此人叫王琼，时任兵部尚书。
王琼是山西太原人，传说八岁能通《尚书》，长年手不释卷。出于惺惺相惜，他对王守仁的学问非常欣赏。在多次交谈中，他更是了解到王守仁深沉有侠气，是书生中难得的用兵之才。正是因为他的力荐，王守仁才从闲职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
当时在中国的中部，有两个地方，长年匪患不息。一是湖广的郧阳府，也就是今天的鄂陕交界的郧县、竹溪一带；二是赣南，即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结合部。这两处皆崇山峻岭，极易流民啸聚滋事。大凡派往这两地当巡抚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
在王守仁到任之前，赣南所辖的横木、桶冈、大瘐岭、乐昌、大帽山等处，都有强匪盘踞，横行肆虐。前赣南巡抚文森无力收拾局面，又害怕身家性命不保，便以患病为由，多次申请归田，获得朝廷批准。王守仁前来便是接替文森留下的空缺。他到任时，正值横木、乐昌两股贼匪汇合攻赣州，赣县主薄吴?战死。
很快，王守仁就察觉赣州各衙门内，许多椽吏都被匪首收买，成为耳目。官府每有举动。贼匪先得情报。王守仁从一个老吏找到突破口，严加侦询，将“耳目”一网打尽，再让这些人戴罪立功，即时禀报贼匪动静。然后，发出公文邀请广东、福建两省出兵会剿。守仁自带五千兵卒驻扎上杭，会同广东、福建两省兵力三路进剿，不到三个月，连破四十余寨，斩首七千余级。多年来，愈剿愈猖獗的匪患终于得到遏制。
鉴于三省兵马各有所主，很难统驭，王守仁适时向朝廷建言，请给旗牌便于提督军务。他的这项申请，等于是要朝廷在三省常设的军事机构外，再增加一个新的建制。这种动议，类似于非典期间，各省成立的“非典领导小组”一样，虽是临时机构，但因集合了多个权力部门，故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
本来，王守仁一到任就有这个想法，但他知道，自己新来乍到手无寸功，在朝廷还说不起话来，所以暂时忍耐。现在打了大胜仗，朝廷受到鼓舞，再提出这个要求，成功的把握就要大得多。
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支持下，王守仁的建议很快通过。他这个巡抚，终于获得总督军务的权力。旗牌关防到手，王守仁立即着手更改兵制。为了便于部队灵活作战，他将最小的作战单位改为二十五人。即二十五人为一伍，设指挥官小甲一名。二伍为一队，设总甲一人。四甲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协哨二人。二哨为一营，设营长一人，参谋二人。三营为一阵，设偏将一人。二阵为一军，设副将一人。在战斗中，每一级指挥官都享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但强调协同作战，赏罚亦极分明。自此，官军的战斗力大增，不二年，赣南乱山中被贼众盘距的八十四寨悉数攻破，十几位作恶多年的贼首或斩或擒。几十年的匪患至此剿灭，王守仁因此功绩，被晋升为右副都御史，并给予荫子一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后转副千户）的奖赏，所谓荫子，也是明朝笼络官员的一种制度，即给予儿子世袭某种官职的待遇，这种官职，一般并无实权，只是享受级别恩禄而已。这好像我们现在说某人是正厅级调研员一样，这个调研员并非实际的权力岗位，只是待遇的体现。
赣南的三年剿匪，改变了王守仁清流的形象，他因此成为正德时期明朝政坛的著名人物。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名臣王廷相，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经术者，不可以言治政；不妥当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以此三样来考量王守仁出任封疆大吏的政绩，则样样合格。
但是，在武宗皇帝一味地昏馈，导致小人当道的政治环境下，像王守仁这样的国家栋梁，肯定会被无耻谄事者视为眼中钉。不久，王守仁果然为“宁王反叛”一事几乎陷入绝境。
二
宁王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朱权的后代。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共有二十四个封王。王位按规距由长子世袭。朱权初封地在大宁，后迁到南昌。
看到武宗骄奢淫逸，同为朱元璋后代的朱宸濠认为有机可乘，便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在南昌起兵造反，四天就攻克了九江。
檄报到京，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情形有点像燕王朱棣从北京兴兵南下攻打建文帝一样，许多官员不知道如何站队。这是因为武宗皇帝确实太糟糕，身边的小人又多于过江之鲫，因此才使得众多官员犹豫不决。那一段时间，不少京官愕骇之余，偷偷地跑去求神问卦以卜吉凶。此情之下，如果朱宸濠英明威武如朱棣，说不定明史就要改写了。但朱宸濠本身也不是心系社稷安危挂念天下苍生的善辈，他之反叛，主要是自己想过一把皇帝瘾。朝中为数不多的几位直臣如内阁首辅杨廷和、兵部尚书王琼等都立场坚定地替武宗站台，出谋划策平息这场突起的叛乱。
传说寇报至，兵部衙门顿显慌乱，王琼走出值房，大声说道：“你们何事惊慌，竖子鸟鼠聚，刻期成擒！”有人呐呐问他：“大人信心来自何处？”王琼答：“王守仁据上游，蹑濠后，擒濠必守仁。”
王琼话说得不差，王守仁率领的部队，的确作出了快速反应。
早在一年前，朱宸濠素闻王守仁的大名，又都在江西境内，因此数度礼请，想将王守仁招至麾下。一次，朱宸濠宴请王守仁。席间，朱宸濠说：“武宗政事缺失，外亦愁叹。”旁边人接腔：“世岂无汤武耶？”守仁说：“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回答：“有汤武便有伊吕。”守仁接言：“若有伊吕，何患无夷齐？”很明显，朱宸濠将武宗比作商纣王，而自比汤武，他希望王守仁当伊吕辅佐他。至此，王守仁看出朱宸濠有反叛之心。 为便于掌控，趁着朱宸濠投书问学之机，将自己最信任的门人冀元享派住宁王府讲学。朱宸濠屡屡抛出话头来试探，冀元享佯装听不懂，却大讲君臣之义。朱宸濠便认为冀元享是个傻子，因此礼送出城。冀元享回到王守仁身边，禀报了朱宸濠准备造反的种种蛛丝马迹。
王守仁既然已有警惕，密切关注朱宸濠的所有动静。所以，一旦朱宸濠举起反帜，他立刻就布置兵力前往镇压。
若要全面描述这场因叛乱而引起的战争，那将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题材。朱宸濠起兵反叛的第三十五天，即七月二十六日，他就被王守仁擒获于江西省新建县西北的樵舍镇。当天早上，朱宸濠与其部属在船舰上会议，王守仁派出数十只小船尽载柴草顺风驶近叛军船队，然后纵火，使叛军死伤无数，朱宸濠的妃子娄氏等眷属大都投水而死。朱宸濠乘坐的旗舰仓促中搁浅，弃舟登岸，遂被王守仁的部将王冕活捉。
对于朱宸濠的造反，武宗皇帝的反应极慢。两个月后，他才在倍受宠信的干儿子江彬的怂恿下，以讨伐朱宸濠的名义大举南征，其真实的目的是到江南选美。出征之前，武宗皇帝给吏部下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此前，他在江彬的引诱下离开京城到了西北门户宣府。又从宣府出关，巡游大同、榆林、绥德一带。回到太原后，他下旨封自已为“镇国公”，敕文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朱寿是武宗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
对于武宗的胡闹，吏部官员虽然腹诽不少，但也只好一律照办。
武宗于八月二十二日率领数万官军离开京师，四天后到达涿州，在那里接到王守仁派人送来的捷报。看到捷报，武宗不但不高兴，反而有些恼怒。因为朱宸濠被捉，他就失去了南征的理由。无论是武宗、还是江彬以及被任命为征南副统帅的许泰（武宗的另一个干儿子），都不愿意就此鸣金收兵回到京师，他们都还想借此机会到南方搜刮金银，征歌选色呢。因此，对王守仁的捷报秘而不发，数万大军继续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
这就难坏了王守仁，抓住了朱宸濠，却无法献俘。因为武宗对此一声不吭，就是表明他根本不承认王守仁的战果。本来，王守仁已经将朱宸濠押解上路，准备觐见武宗。武宗这个态度，他也就不敢去见了。何况，武宗身边的小人，特别是江彬、许泰和监军太监张忠三人，更是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不让王守仁与武宗见面。这些嬖?为何要这样做呢？原因有二：第一，朱宸濠反叛之前，曾花巨资贿赂武宗身边的宠臣。这三人都得过朱宸濠的巨额贿金，设若王守仁已侦得个中机密，一见到皇帝就抖落出来，那会是什么结果？按《大明律》，勾结叛贼者，轻者戍边，重者杀头。即使武宗有意袒护，但朝臣趁机起哄，也不是轻易应付得了的。第二，擒获朱宸濠这样的大功，让他王守仁抢去了，他们这些陪侍武宗追鹰逐兔堪称一流高手的“将军”们，率领大明王朝最为精锐的御林军，不但没有仗打，连比划几下露点花架子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岂不让人难堪？出此两点，嬖?们不但一直阻挠王守仁与武宗见面，甚至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王守仁为“奸人”。
三
第一条罪名是：王守仁曾协助朱宸濠反叛。
江彬之流说：王守仁一直暗中与朱宸濠勾结，甚至派出自己的心愎冀元享去宁王府为之谋划。朱宸濠起兵后，王守仁一看皇上亲自命驾南征，感到势头不对，这才掉转枪口，打了朱宸濠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条罪名：朱宸濠富可敌国，王守仁攻进南昌后，将宁王府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据为已有。
这两条莫须有，无论哪一条，都可以将王守仁送上断头台。本是第一号功臣，如今却成了第一号罪人。这就是明代中期政治的一个特点，简单地用颠倒黑白来概括，还不足以显其荒唐。
只苦了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既不能北上觐见皇上，又不能南退赣中，这时候，他听说大太监张永到了杭州，便自江西取道玉山赶到杭州求见。
论述正德时期的政治，张永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武宗皇帝初登基时，他与刘瑾等八位太监深受武宗信任，时人谓之“八虎”。后来，刘瑾权势增大，骄焰灼人。张永与之生下嫌隙。恰逢武宗的本家，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造反，朝廷起用已告老还乡的“三边总督”杨一清率兵前往剿灭。张永作为监军，一同前往。杨、张二人因此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杨一清的劝说下，张永终于同意在武宗面前揭露刘瑾“谋反”的罪行。两人的联手，导致武宗诛除了刘瑾。在这一点上，张永功不可没。也因为这一功劳，张永一直得到武宗信任，外廷大臣也都对他印象很好。张永的辈份，在江彬、许泰之上，属“德高望重”的人物，江、许之流虽然横行无忌，但还不敢触忤张永。这次武宗南征，张永随军赞划机密军务，地位也在江、许之上，王守仁找到他，目的是想通过他化解这一场致命的危机。
关于两人的见面，《明史?王守仁传》中记载甚简：
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人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
但是，在民间的稗记中，关于两人的相见，却被描绘得有声有色。道的是两人在西湖上的一座酒楼相见。走上二楼雅室，王守仁命清退楼上一应闲杂，屏去左右，然后又让人撤去楼梯。张永见状大惊，问：“王大人何故如此？”王守仁答：“今晚卑职与老公公相见，惟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张永问：“所谈之事？”王守仁从怀中掏出一叠纸来，说：“这是从宁王府中抄出来的，请老公公过目。”张永接过一看，是一份朱宸濠历年来向京城权势人物行贿的名单。何人于何时何地纳贿银多少，都登记在册。江彬、许泰、张忠之流，都不止一次收受贿赂。这份纳贿名册上，居然没有张永。不是张永干净，而是王守仁事先做了手脚，所以王守仁当面“颂其贤”。张永心知肚明，于是称赞王守仁“公人勋，永知之。”并出主意说“事不可直情耳。”这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王守仁千万不要将这件事向皇上禀报，否则，我想救你也救不了。”王守仁虽然占着理，但不占势。若是个书呆子，拼着项上的头颅不要，也要争出个清白来。这等清流，虽然气节可嘉，但在龌龊的官场，往往对自己、对家人酿成极大的悲剧。王守仁审时度势，决不肯当“得理不饶人”的愣头青，而是降低身段，以卑微的姿态，把纳贿册与朱宸濠这两样在别人看来是奇货可居的战利品，拱手交给了张永。
如果我们据此来嘲讽王守仁的人品，那是太不了解明代的政治。在小人横行，嬖?肆虐的政坛，一个人要想为社稷服务，为苍生谋福，他就必须“与狼共舞”。行贿不为私，同流不合污，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欲求“事功”而必须作出的选择。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王守仁争取到张永的保护与支持是极大的成功。第一，信誓旦旦要亲率大军进入南昌的武宗终于更改初衷，带着江彬、许泰之流一直逗留在镇江、扬州、南京一带寻欢作乐。设若皇帝与官军进入江西，则赣省的老百姓将会遭受比朱宸濠造反更大的洗劫。第二，江彬等屡屡在武宗面前告王守仁的刁状，均被张永化解。后来，经张永斡旋，武宗同意王守仁再上捷报。但捷报必须载明“奉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讨贼方略，而讨平叛乱。”很明显，这讨贼的功劳，要全部归功于武宗。而武宗身边的嬖?如江彬、许泰、张忠之流，尽入有功者名单。江彬看到这份捷报，挑不出任何毛病，这场横祸才算平息。
但事情还没有完。武宗南征归来，染疾不愈，很快就驾崩了。接替他的世宗皇帝入朝。此时，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主持下，江彬、许泰之流已尽行诛除。世宗也知道王守仁是实际上的平叛功臣，于是宣王守仁入朝受封。
但是，当王守仁风尘仆仆赶到北京，等待他的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一种难受的冷落。读者或许会问，江彬之流不是已经伏诛了吗？武宗皇帝不是也“入土为安”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呢？皆因王守仁在平定叛乱中，还得罪了另一个强权人物，就是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
关于杨廷和的情况，我已在《皇帝与状元》一文中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杨廷和是一个胸富韬略的政治家，为人也很刚正。但是，他与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素来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逻辑推理能够表述清楚。杨廷和与王琼都是朝廷中素有名望的大臣，对刘瑾、江彬之流都切齿痛恨。但不能据此就说明他们“心心相印”。君子与君子之间生起龃龌来，有时也会不共戴天。王守仁因为是王琼发现的人才，对王琼自然生存感激。所以，在给武宗上的两道捷报中，都赞颂王琼运筹帷幄、谋划在先。虽然，这也是事实，在宁王叛乱之初，王琼三天内给武宗上了十三道奏疏，提出多条平定叛乱的措施。但是，王守仁的捷报中讲了事实，却没有讲规矩。这也是王守仁的疏忽。毕竟，杨廷和是内阁首辅，六部衙门应在内阁之下。兵部尚书做出任何功绩，都须取得内阁的支持。
因此，杨廷和对王守仁的捷报一直心存不满。他由此认定王守仁是王琼的私人。明代政治中除了小人政治，还有朋党政治。党同伐异、因人划线的现象非常严重。
由于杨廷和的阻挠，有关衙门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由，免了应由皇上为王守仁举行的庆功宴以及给立功将士的颁赏。出于安抚，提拔王守仁担任南京兵部尚书，这是一个闲差，只不过有了“正部级”待遇而已。王守仁一气之下，给新登基的世宗皇帝呈上请求归田的手本。于是皇上敕谕有关衙门议定了给王守仁的封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不给予铁券，也不给予岁禄。”明代受封，以铁券为凭，以岁禄为实。王守仁两样都没有，仅落得一个空名而已。而和他一块浴血奋战平定叛乱的功臣，除湖广巡抚伍文定升官有赏之外，余下所有的人，都是明升暗黜，拿不到一分钱的赏银。这次打击令王守仁万念俱灰。如果说，在与江彬之流的争斗中，王守仁还游刃有余，进退有序。那么，面对来自“斯文骨肉”的同道者的算计，他就只能有苦难言，退避三舍了。正好，他的父亲此时病故，他借守制之机回到家乡，钻研他的“知行合一”的学问去了。
四
却说王守仁归乡守制期间，他的一些门生屡屡为之鸣不平，多次上书朝廷以求重新取用，但终因有强势人物阻梗而未成。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造反，两广总督姚镆无力平定，有人又荐王守仁。世宗这才任命王守仁为两广总督兼巡抚前往平叛。王守仁赋闲六年之后，再次临危受命，运用他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把造反的卢苏、王受两人招降，妥善安置了七万叛兵。不但如此，他还顺势平息了断藤峡造反的瑶民。
但命运之神总是在紧要关头给王守仁来一点黑色幽默。王守仁这次出山，得力于张璁与桂萼，这两人因议大礼拍世宗的马屁而骤贵。张璁取代杨廷和当上内阁首辅，桂萼当上吏部尚书，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张、桂二人对付杨廷和同仇敌忾，但此时他们自己又掐了起来。桂萼本不喜欢王守仁，当初只是附合张璁而起用王守仁。可是，王守仁走马上任后，并没有对他表示特别的热心和感激，甚至还不听从他的建议去攻取交趾。于是桂萼在世宗面前进谗，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招降了，不该镇压的镇压了。照他这么说，王守仁的广西平叛不但没有功劳，还要追究其渎职罪。
此时，王守仁已病得很厉害，听说桂萼的攻击后，他立即上书请求致仕，并推荐已在他身边协理的郧阳巡抚林富接替职务，而且也不等朝廷的批复，就束装上路。走不多远，便死在南安途中。
人虽死了，桂萼还不肯饶过，上奏皇上说王守仁“擅离职守”，世宗大怒，下廷臣议，给予了王守仁子孙不再承袭新建伯的处分。
纵观王守仁的一生，正好印证了一句话“做好事的不如不做事的，不做事的不如做坏事的”。这虽是愤激语，却也道出了某种不正确的社会现象。也说明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个人欲求事功是多么地艰难。
正德初年的内阁首辅李梦阳在给杨邃庵的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愚尝窃观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岂否泰有消长，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尽耶？
这种感叹，与鲁迅先生的“九斤老太论”一样，都是觉得人才一代不如一代。但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这是当道者极有自信的表述。但多少个时代，多少人才昧于草莽，流落江湖啊！即便有见用者，也终因掣肘太多而无法展其才华。以致一流的人才只能干三流的事情，到头来保不准还弄个悲惨的结局。
黎东方先生说，王守仁的才能在诸葛亮之上，我同意他的观点。遗憾的是，王守仁生不逢时，因此就干不出诸葛亮那样的丰功伟业。幸亏他还能做学问，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泰斗级的人物。不然，若仅以官场的成败来衡量他，恐怕只能在悲剧人物谱中加一个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