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青史 《红楼梦》描写林黛玉的潇湘馆，悬挂有一幅楹联，上写着――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 楹联虽只十字，内涵却具丰富的人文哲理，也反映了林黛玉对人生、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感慨之情。可不是么？明月是在永恒运转，长可伴绿窗而皎洁映入，可是人世的悲欢离合却是不可避免的，也反证绿窗明月所照的对象不一定是眼前的人了。至于青史上的人物呢？却也如初唐诗人陈子昂所形容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林黛玉之感怀身世，怎能不对着绿窗映入的明月而唏嘘垂泪呢？
不过，话得说回来，自从古代以青青竹简纪事，形成史籍以来，历史就以青史之名定位，给历史献以桂冠，给人物戴上花环，青史一词也令人以追求“青史名标”或“名垂青史”为最高荣誉了。
从中国的史籍看，儒家是强调“大人”、“君子”的历史作用的，以英雄史观为他们定性为青史上的人物。而君子所具备的条件呢？《荀子》分析为“故君子耻不修，不耻于汗；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倒，是之谓诚君子。”以这样的修身率道以应世治国，是可垂名于青史的。但是法家的韩非却强调“势”的重要，他在《韩非?难势》中认为决定历史的进步，是政治、教化、经济……所形成的时势之功，是“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物质作用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凡能达成这样的境界，不论个人或国家，都有青史名标的美誉。因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管仲、魏征、范仲淹……均史绩流传。可见韩非的青史观与儒家所持者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因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提起青史留名，还是倾向于以人事为主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以“砥行立名，附青云之士以施于后世”。
正因为要“砥行立名，附青云之士以施于后世”，于是自古迄今，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莫不重视历史记载的功过是非。《左传》提到《春秋》之义：“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所谓君子贵之，就是历来知识分子非常敏感于历史的作用，出现了封建时代有人抛弃高官厚禄，甘愿终身从事修史事业，以著作附青云之士而垂名后世，例如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司马光以至乾嘉时代的王鸣盛、钱大昕、赵冀、章学诚……都是辞官不做而潜心于历史的，因之《史通》、《资治通鉴》、《十七史商榷》、《续文献通考》、《通志》、《廿二史札记》、《文史通义》等著述都传于后世，这些史学家也成为青史名标的人物。
提青史，也要警惕有弄虚作伪的人物篡改历史的勾当，需要辨其真伪。刘知几特别指出在“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用报己仇”……对这类丑恶行为，“应予唾弃”（引文见《史通》）。由于历史可以惩恶，可以扬善，具有借鉴垂训作用及意义，历代统治者都想取得史上美名。有一个故事值得一记。是说西晋时代有一位军事家羊祜，才兼文武，有功于当代，一度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常于春秋佳日偕幕僚、文士游于风景佳绝的岘山，对着如画风光，忽然怆然流涕，向同游者慨叹名不能久享，身后一切会泯灭无闻。后来继他都督荆州的杜预，特为羊祜在岘山立碑以纪念他的功绩，名为“堕泪碑”。而杜预自己也预刻碑文，沉于岘山之下，以待后世发掘出来也名垂青史。由这故事，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了一首律诗以记感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可见，青史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向往以求的，文天祥更慷慨激昂唱出了他的抱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历史进程已到了当代，青史之词是仍萦绕于人心的，有心人正冀求名垂青史，怎样能求到呢？要拭目以观察其言行了。
谈奸雄
中国历史上有“奸雄”之谓。何为奸雄？虽无确切定义，当是指奸人的魁首，权诈欺世的野心家。东汉的学者王符写了一部书：《潜夫论》，在书中提到奸雄。他说：“奸雄所以常飞扬”，“洁士所以独隐翳”。这是把洁身自爱的品行高洁之士与飞扬跋扈的奸雄作本质上的区分。从《汉书》的《王莽传赞》可以看到王莽特具奸雄邪恶的特点：曾有一班名士宁愿托病不出，归隐林泉，遁迹江湖而远避，不受王莽的聘用，就是与奸雄划分的表现。
说到奸雄，三国时代的曹操在史家的评述和民间的舆论中都认为是奸雄人物，特别是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更是具体描写了曹操奸诈弄权的形象。罗贯中根据有史可查的史料，描写曹操在政治军事四十多年的活动中，表现出既胸怀雄才大略，又狡诈、残忍的面目。他的奸雄哲学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在曹操采取的暴力行为上，残杀吕伯奢一事反映了曹操心狠手辣的性情。《魏书》的记载是：“太祖（曹操）以卓（董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还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可是《世语》及其它史书所记却是说伯奢不在家，他的五个儿子拟宰牲畜以宾主之礼待曹操，但当他听到厨下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途遇伯奢，也不放过。
曾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写了《替曹操翻案》专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认为《魏书》所记杀吕伯奢事“是曹操出于自卫才杀人，是可信的”，他是为曹操的凶残辩解。但是郭的翻案用心虽苦，却难掩盖曹操奸雄的真面目。不妨引证曹操杀追随他征战、充当主簿的杨修为例。杨修是名士，其父杨彪从杨震算起，杨家四代都任太尉，在当时士林中很有名望。杨彪对曹操的奸诈专权是不满的，因具名望未受曹杀害，可是他的儿子杨修只因聪明机智常识破、揭露曹操的权谋，令他非常忌恨，便找一个借口加罪将杨修杀了，他提的罪名是怎样的呢？从他写的《与太尉杨彪书》可看到――
“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按：指军令制度），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按：指军律纠正杨的错失），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尊门大累，便令刑之（按：下令处决）。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
曹操随书信还提到赠送杨彪一批礼物、侍女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清吾意。”要求承纳。
杨彪接曹操这一纸书信，感受如何？在《答曹公书》中写道――
“小儿顽鲁，谬见采录，不能期效，以报所爱。当今军征未暇，其备位匡政，当与戮力一心，而宽玩自嵇，将违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虑小儿必致倾败。足下恩怨，延罪至今，闻慰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深惟其失，用以自释。所惠马及杂物，自非亲旧，孰能至斯？省览众赐，益以悲惧！”
杨彪的回信明确告诉曹操：知子莫若父，一直耽忧杨修会遭倾败。收到来信之日，真是肝肠碎裂！这是人情人性，谁能避免的呢？深思其过失，惟有自我宽解。但是收到所赠各物，却是更增既悲且惧的感受！杨彪毫不讳言伤子之痛，不讳言“舐犊情深”之情，对曹操说什么“同此悼楚”的虚伪作了不惧违逆的回应。
值得探究的是，曹操之杀杨修，是不是单以杨修“恃豪父之势”，不守军令制度“便令刑之”呢？据史家考证，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曹操立曹丕为太子后，认为曹植与杨修的关系过于密切，杨又具才能与政治胆识，且凭“豪父之势”，耽心成为曹丕的祸根，曾严加防范。
总之，曹操的一生，经历了人生磨练，既跋扈也饱经世故，从崛起之前“世人未之奇”，到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奸雄之性乃时势使然。要想生当乱世而有一番作为，他是“鉴申商之法术”，蔑视儒学名教的，能充分运用权术以达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目的，正是奸雄典型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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