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杰 笔名飒飒，1968年生于辽宁。著有诗集《纯净的落英》、《味道》，散文集《雪落无声》、《我是谁的粉玫瑰》，长篇小说《在城市背面呼吸》。现为辽宁省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辽宁文学奖诗歌奖。参加过第十九届“青春诗会”。
还没到达小巷的深处，他们应该是不属于这个大院的，但走进小巷的入口，第一个与我们发生联系的，就是他们。老杨家的后窗子向着小巷开着，这使人们路过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望一下。老杨性急，矮小，眼睛也小，且总像是昨夜刚刚哭过：红、肿、不散的淤。喝了酒之后，他的乖戾吏是难以理顺。他的女人高大，凸颧骨，很硬的脸孔，言语铿锵；脚步生风，却从不与他计较，或者说计较不过他。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与他面相无异；二儿子则不同：大眼睛，白皮肤，爱笑，却偏偏生了一种奇怪的病(应该是什么癌)，碰尸下就可能浑身背紫，一瘸一拐地，走路也不利落。他的二儿子常到我家找弟，弟玩，很可爱的一个孩子，六岁还是七岁，却忽然就消失了，这使我对死亡有了最初的恐惧和最直观的理解。
若干年后，老杨的疾病使他的坏脾气好了许多，他的女人却因为好脾气而生了许多疾病。
对着巷口的是大孔家，大孔家可以说是这个大院里的富户了。大孔病歪歪的，却有―个好单位，我不知道他上不上班，可我见到的他，多是双手捆着兜儿，悠闲地里出外进，遭到大院里的人也很少说话，仿佛有着永远想不完的重要问题要他马上做出决定。出入他家的生人很多，且表情极其严肃。大孔家门外就是公共垃圾堆，隔几天，就有扑克牌散在废物上：扑克牌的簇新与苍蝇的纷乱、恶臭的肆虐极不相配。长大后，看到电影中那些不苟言笑、身份复杂的人。我马上毫不含糊地就会想起大孔。大孔的弟弟二孔与他比邻而居，我们搬走后，听说二孔死了，谁也不知首他是怎么死了。二孔的女人很冷艳。
小巷口右转，第一家是老邹家。老邹奇瘦，有四个儿子，前三个大一点的儿子好像一下子就长到青春期了，高高大大的，晃晃悠悠的，堵得屋子里不透风。他们瓮声瓮气地斥责老邹、用砖头般的录放机一遍遍地播放《何日君再来》、时不时就拳脚相交扭打在一起。他家的院子里，一不留神就会多出一个陌生的女孩。老邹的花裤衩，是他擅缝纫的女人用碎布缝的，天早上噼噼啪啪踮过石板路倒尿盆的时候，真怕他滑落下去。他的胡子和腿上的汗毛浓重异常，让人担心终有一天会像野萆一样，把他整个的人吞掉。在他家里说话最多的人是他的胖女人，其次是他的三个儿子，语调一律是责怪老邹，好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老邹也不能做得令他们满意。惟独听不到老邹的声音――即便有，也是长久沉郁后没有底气的一两声反驳，像他的烟圈儿，没一点分量。他的小儿子总是无缘无故地流着长长的亮亮的口水，鼻尖与上唇间是潮乎乎的“河”床，听到声音的反应也要慢两拍旷
目前，老邹家的三个儿子，以各自的小家庭为单位，都过得不错。老邹夫妻与小儿子在一起生活，小儿子在某个酒店干些零杂活儿，娶了个农村的女子为妻。四个不同的儿子给老邹生了相同的四个孙女。
老祖家女人的倔强表现在一口气生了六七个孩子后，她的山里人的口音还是没有改过来。她用脚后跟儿走路，扭来扭去，竞走似的。她不会心平气和地说话，一出声就是命令或者谩骂，她骂孩子的声音不是很高，却狠，用牙齿恶毒毒地撕扯那些话。如果青天白日的静静时刻，忽然就有光着脚板夺门而逃的声音噼噼啪啪响起，那一定是她在追打她的孩子。先前我们还去劝阻，后来那样的情况多了，好久没有那样的声响，我们倒怀疑是不是她生病了。那种局面的出现也不能完全怪她，她的两个女儿过于能言善辩，过于有主见，自己找婆家、夜不归宿、穿长得能扫街的喇叭裤、梳怪怪的头发……那在当时都是严重违反常规的事。她的男人就是在暴骂了一个女儿之后，喝了洒，睡在热炕上就再也没有起来(大约是脑溢血)。她骂孩子们最多的话就是“老祖宗的脸让你们丢尽了！”丢没丢不知道，倒是那两个女儿帮助兴旺了家业――他们几家子联合起来开旅店、陶瓷店、圈，卷了钱就走，比当年她们夺门而逃的速度还快。当初，她的大女儿第一次进未来婆婆家的门时，不仅带去了一张巧嘴，还自带了一个小围裙，直奔厨房，结果，因门不当、户不对，满心想给她女儿“下课”的未来婆婆忽然回心转意――这么有心计的人，想做什么做不好呢?只要她们愿意。
小学毕业时，因为无事可做，我还和老祖家的三女儿(我的同学)一起卖过雪糕、在火车站和红旗电影院门前出租过小人书。卖雪糕时，都是我的同学在高声喊叫；而在租小人书的后期，我的同学终于耐不住寂寞，把我一个人丢在我没头没脑的沉醉中。
老袁家女儿是这个大院的外来户，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五个孩子。那三个瘪瘪的男孩子，玉米秆儿似的站不稳，塌鼻梁子上还长着大片儿大片儿的雀斑，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大妈、大叔地叫着遇到的每一个人，叫得腻腻的，还长时间地盯着人家的脸，很知冷知热的样子。他们的声音在大院中不停地扩散，使大院成了他们移植过来的一小块乡土，又种上了枝蔓昼夜攀爬的窜地垄。男主人还留在老家，隔一段时间回来一次。即使回来，他也是低垂着眼睛不爱讲话，看见邻居，好像不好意思似地呜呜着，在说与不说的间隙，原本亚黑的脸膛便多涂上一层老红。听说他劳动完后奢侈地吃了块豆腐，就张着嘴、黑着脸，死在乡下了。人们忘掉他――比他妻儿臂上黑纱的时间还短。
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孩子，见老袁家女儿(没人记得她的夫姓)也去接谁的孩子――她儿子，还是她女儿的孩子。她胖了些，面孔温和了许多，目光降低了许多，可是，她的眼珠儿还是比正常人的转动速度要快，而且，眨动眼睛的频率也明显地、人为地快许多。
如果她再多读几天书，以她的头脑和口才，当个女干部肯定绰绰有余。汪女人说话噼里啪啦，算盘似的。她是大院里最精明的女人，也是惟一离婚的女人。她与她的男人纠缠，软硬兼施：文可以缕晰条明，武可以刀光剑影。她的男人摆布得了万贯资产，却按不倒她这个葫芦、抚不平她这个瓢。汪女人的女儿像她一样干脆、果断，小小年纪就敢大人似的、旁人似的，与她爸爸讲前提、谈条件，后来嫁给某个市长的儿子，成为最早开着招摇的大奔，在小城里横冲直撞的妖艳小女子们之一。
不论是侍弄花草，还是侍弄孩子，老陶都有一套。我与他的小女儿是小学同学，常常去他家玩，还有就是受了一院子鲜花和蜜蜂的引诱。老陶家也属于外来户，时间在老袁家女儿搬来前几个月。
老陶家的位置与老袁家蒙女儿和离了婚的汪女人家，正好处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有些微妙。老陶有的是时间，他经常借着给房根基培土的时候，跟过路的人闲聊，但是真正停下脚步、并满腔热忱地与他交谈的人并不多，看到他搭讪着将要开口，人们就会恍然想起一大堆着急要办的事，只有那两个女人有耐心倾听(当然不是她们俩同在)，有时她们还会满心欢喜地主动找些话茬儿拉来拉去。每当与她们中的一个聊天时；老陶的酒窝儿就会陶醉地陷得更深，微卷的头发也会显得更柔情。老陶家是搬来那年新盖的房子，他家的房檐不客气地比邻家的高出一尺多，为此，爆发了大院里最激烈最持久的邻里之战。两家间的战火常年不熄，即使狭路相逢的瞬间，他们也不放过彼此，不是翻翻眼睛，就是清清嗓子，再用力地吐一口唾沫――就像那两个女人相见时本能的反应一样。莫名其妙地，我就木喜欢老陶的小女儿了，甚至连她家的鲜花和蜜蜂也环喜欢了。
是儿子倒下去，才使他比别人高起来――老袁蒙的儿子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的。小学放寒假时，为了完成每人做一件好事的任务，我们述给老袁家送过两张毛主席头像的画。可是有一次，一群孩子扔石头子玩，恰巧一个石子不偏不倚地打在路过的老袁太太的鼻梁子上，大孩子们鸟兽散，只有五六岁大的弟弟还站在那里看热闹，结果被冲出来的老袁头儿饿虎一样扑了个正着。“你家孩子把我妈打了，昏迷，正在医院抢救呢!”老袁家女儿气呼呼地找妈妈告状。除了把弟弟胖揍一顿之外，爸妈不得不说着小话儿、陪着小心，天天到医院给人家送吃的，好可都是我们做梦也梦不到的好东西啊。老袁家女儿一高兴，说走了嘴，我们才知道，老袁太太动不动就昏迷，比让她睡觉还容易……
她是不是有点傻?”大院里的人都这样嘲笑她。老赵家女人在我们小孩子眼里，是一下子就那样老的，从来没有年轻过。她的穿着打扮比她的年纪要提早数年，且数年不变。她总是笑，夸张、空洞、加着虚小心、豆腐渣似的笑声。老赵家男人也笑，那笑则让人心里发悚、发慌、没底。他终日不出门，确切地说，是终日躺在炕上(说是受了工伤，可他的胳膊、腿都是全的啊)。他脸色白得瘪人，是溺水的人被打捞上来那样白。我们偶尔看见他，就是他去前街的公厕时(多数时候，他在屋子?里大小便)，他的一只手永远放在衣下摆里腰的位置，我怀疑他没系裤带。有时太阳温暖，他也会放风似的在自家院子里晒晒太阳。他的眼神凝滞、深情得令人恶心。他在大院里生活了多久没人记得，他长期被人忽略，惟一被人瞩目的一次是被他的邻居――离婚的汪女人骂得狗血喷头，原因是汪女人出来锁门时，正看见老赵家男人把他的大白脸紧卡在木板障子的缝隙里，朝汪女人家里偷看。一夜之间，大院里的人就都知道：汪女人的二胎被吓流产了。老赵家女人连夜提着两包果子、两瓶罐头送过去，还带去她干拉拉的笑。
五六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一夜之间没了娘，这怎么说都是件让人伤心的事。四十多岁的采买员老柳一下子不知所措，虽然这样的结果早在两年前就已有了心理准备，可是，谁真的摊上，谁都会晕头转向。何况，他的女人，临死前还在声嘶力竭地咒骂：这下你称心了，去找那个婊子吧……我要变成厉鬼，杀死她……一圈儿孩子哭作一团，眼角眉棱都是恨，火焰般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老柳，好像他们的妈妈不是得了绝症，而是被他爸爸亲手害死的。听人说，老柳连滚带爬地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而他自己至今还孤身一人。
他们是邻居，门挨着门，最后共同走进―了独一无二的门一一这是我所知道的距离最近的婚姻。那时，我想象中的婚姻都应该是山重水复的，远到天边，他们是太特殊的一个了。但是，关于婚姻的过程一个电没也没少。结婚那天，老林家女儿抱着盆，戴着花，满脸幸福地围着大院绕了两三圈，才敲开了紧邻着的老张家的门。
连雨天一到，我们就得做好淘水的准备。因为地势低洼，小巷里排水困难，家里地面砖上常常汪着清泠泠的一抹水，即使整天整夜烧着火炕，也没法把水汽蒸干。每天早起，被褥底下的塑料布拎起来一抖，细密密的水珠就串成线滴流下来。姐姐的风湿与那些水分充足的水珠有着直接的关系。哈哈，老宋家又淘水啦!养条船吧!他倚着我家的院门冷嘲热讽。他家住在我家的后趟房。小干部。衣服永远干干净净。可是，他却早早地死掉了。虽然他姓邢，但是他并不怎么行，这让我想起“看谁笑到最后”那句话。
老潘家男人是军人，转业后得了一笔安家费，没人知道那数目，但大院里的人都羡慕得要死。虽然他们填平了厕所旁边的臭水坑建了新房，但并不影响他们家把每顿饭都做得香滋辣味儿。老潘家女人在电影公司工作，她的女儿总是小母鸡似的，叽叽咕咕搂着汪女人的女儿、柳采买的女儿免费去看公映前的电影。我虽然与老潘家女儿是同学，却不喜欢她的小性子，所以也就少有那种特殊待遇。只有一次看了《画皮》，已算是我最盛大的节日了。记得那是一个霪雨霏霏的暮秋黄昏，看完电影，我顺着小巷往家里疯跑，被自己带出的风声口下得落荒而逃。
老潘家女儿找了两个军人做丈夫：第一个，转业后在一个部门工作，后遇办公楼爆炸，他未能幸免，当时，老潘家女儿肚子里还留着他的骨肉，出事后，那个已经几个月大的胎儿硬是活生生地被引产下去。不久，老潘家女儿高高兴兴地又嫁了一个军人。
老章家有个儿子，隔三差五就被公安部门传讯，我们看见他一忽儿背着头皮出来，没事人似地四处逛游，一忽儿又悄无声息，不见踪影。长此以往，连他爸妈都记不准他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他妈顿足捶胸痛骂痛哭一场之后，饭量根本不减一勺。别人对那样的事情就更不感兴趣了――反正他在里面、在外面都是静悄悄的，对左邻右舍确切的生活也不会造成直接的危害和破坏。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我们在小巷里玩捉迷藏，我躲在老陶家房头，老袁太太用皱巴巴的手半掩着她的碎嘴，神秘兮兮地对正往厕所里走的老祖家女人说：大北监狱。偷车。进去快一年了，还有十九年呢。
即使晴天丽日，老刘家的屋子也是黑乎乎的，这倒为花妖狐媚的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叶个好的背景。老刘的女儿是后转到我们班上的，她妈死得早，老刘后续了一个，很快，她就有了一个小妹，小妹很小就被熊熊的火炉烫焦了脸，这使她家的生活像她小妹的疤痕，更是难以舒展。对于这个家，她无疑是多余的。但是，疼爱她的奶奶没有了，她没任何地方可去，她时时感到寒冷，只能依靠奶奶留给她的那些与她年纪极不相符的恐怖故事取暖。我常被她的故事吓得心惊肉跳，而她却抖着肩，笑个没完一只有那时候，她的面容才是孩子的。以她的处境，考上技校是最好的结局，我们一起去考试，可是她却没考上，后来接替继母的班，去了一个纸箱厂，再后来就没了下落。
关于老刘家女儿的记忆，是我们到县里小剧场看过一场《甲午风云》，那是我们看到的惟一个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的电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坐在黑暗里哭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次在红旗电影院看了一场消防知识的“假演”，看完后，我们在对面轰鸣的建筑工地上找个台阶，把一包瓜子嗑完，直到太阳落下去，直到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
不断有老户搬走，不断有新户入住，像续了水的杯子，浓度显然不是从前的了，可五六十户的数量基本没变。我用尽办法，想把它们用什么系连起来，以便把我有限的、可资回念的资源储备起来，使它们被似水的流年携走得少些、再少些。可是，怎么也不能将它们融溶在一起――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我异己的情感中。除了个别的几家来往密切――或是因为亲近，或是因为仇恨；多数的，我已记不真切，那些晃动的面容，纷纷躲在各自紧闭的院门后面，夜晚还要多加上一个闩……
什么也挪移不去，在我虚有的领土上，知道它们一直还在，就好。
哦，忘了说一件事：小巷尽头，现出两个分枝，右转，在老邹家与老祖家之间，就会找到我，我的8岁－20岁，都在那儿。如今，巷子剩下半条，再往前，就是大片的楼群：干洗店、小卖店、学习班、裁缝店、旅社、浴池……庞杂的内容，丰富的生活。回头看看小巷口，“换新天”大院锈迹斑斑的铁牌，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甚至连半个墙壁也不见了，墙壁里面，消防队尖利的长嘶、迅疾的奔跑也不知所踪，一切都静静地喧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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