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梦断 王蒙辞职，贺敬之到任。 “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调你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时在1989年11月。
我几乎不等部领导说完，便连声应诺：“我没有意见，我一定积极配合。”我将这句话重复了两遍。
我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的结局是迟早的事。我已经疲惫不堪。
“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先给你通通气。你的问题严重，这你是知道的。”
我一向尊重贺敬之，相信他不是毛泽东曾经形容过的那种人――阿Q捉虱子，越多越好。
文化部新党组派副部长陈昌本和干部司司长艾青春来报社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任免决定，任命中宣部马畏安为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兼总编，免去阴士先社长兼总编的职务；免去阎纲副总编的职务，调中国艺术研究院。
轮到我在会上表态，我表示拥护，然后检讨说：“当年毛泽东批评邓拓办《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我，就是书生办报。我用长期办比较散漫的文艺期刊的办法，办这张政治性很强的《中国文化报》。”最后，我加重语气说：“阎纲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是个政治家!”
我的讲话，赚来听众几滴泪水，过后又赢得那么多关切的问候和眼神，但不久，都在全体大会上遭到严厉的斥责，社长兼总编愤怒地说：“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让他走!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后，多少人去慰问呵!结果呢?他跑哪了?”
部长网开一面，社长扫地出门。
我这一生，算是到站了，穷折腾，走人吧!世事管他呢，朝不闻道、夕不死，干脆过过鲁迅年轻时向往的那种生活“花之朝，月之夕，剥一黄橙，暖半壶酒”，玩古董，做闲适小品，与世无争，享受生命。
我生平大部分时间当编辑，编辑过文艺评论、文艺创作和大文化的报纸刊物，我热爱和坚守编辑这一“给别人做嫁衣”的美好名分，我甘愿一辈子当个编辑而不是“编辑匠”，我一再呼唤“名记”“名编”，而且在《小说选刊》时极力推崇“选家”、“编辑家”，同时愤愤不平地为“选家妖孽”正名。当然，不无遗憾，现在提前中断了编辑生涯，未能圆我终老编辑的美梦。
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文坛风雨40年，哪些事跟错了，哪些事做对了，自己也糊涂起来，深夜扪心，又忆起李商隐的《夕阳楼》：“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眼前淡泊波浩淼，秋水一泓洗心尘……蓦然又想起深山里一座尼姑庵大门口那幅赫赫的对联，是贾平凹来京出席政协会期间一块吃饺子时突然冒出来的：
世上忙忙碌碌松下何妨息息片刻
人间熙熙攘攘泉边亦请洗洗尘心
不!我要珍惜领导上借工作调动给我的这次机会。我没有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到。
期间，我让人给贾平凹带话，很想得到他新出的一本散文集，他的散文灵气十足。他很快寄来了，扉页上竟然写下这样几句话：
久未联系，但心系之。先生文德，天下有辞。年过五十，随心所欲。当初三秦走友、九州获才，如今京都若有慢，长安高筑拜将台。
阎纲师正
平凹 九一初
他心软，怕我受难。厚意自乎友情，让我百感交集!
7年后，在深圳，托其友白建中答谢平凹8个字：“字肥人瘦话短情长”。
我虽不到退休年龄，但无心恋栈，开始盘点思想、总结一生。时值号召全国干部学习焦裕禄，我便打点行装，独自下基层，采风访贤去了。
忠诚的贺敬之
坚守却痛苦，忠诚的贺敬之。
1949年5月，全国还没解放，我参加解放军一野十一军十师宣传队，鼓动我作出这一选择的是解放区的文艺演出，是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是贺敬之参与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
我一边为演出伴奏，一边不停地扭头盯着台下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为喜儿报仇!”“为红喜报仇!”上了刺刀的钢枪森林般地一举一落，闪耀着一道道寒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声浪催我泪水直淌。从此，我记住了马健翎的名字，有幸在1951年陕西省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接受他亲授的奖状和奖金，也记住了贺敬之的名字，到北京后竟同他工作在同一所文联大楼里，居家都在和平街。
贺敬之从红小鬼时起就写诗，他太有才了，又不幸。在我的印象里，贺敬之诗情豪放而处事谨慎，多思多愁多病，郁郁寡欢。他从反胡风起，历经审查，一直挨整，没有功夫喘息。
在胡风一案连遭批判的1955年中他写出《放声歌唱》和《回延安》；在反右斗争受批判、受处分时写出《三门峡――梳妆台》和《中流砥柱》。1958年《文艺报》召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我负责联系贺敬之，请他与会发表言论，他的讲话极富激情和诗意，博得满堂彩，写成《漫谈革命浪漫主义》一文。在“一贯右倾”的指责下，60年代初，他写了覆盖全国、震动全民的《雷锋之歌》，我当时是《文艺报》的团宣委，情动于中，在五四青年节上朗诵了一首赞美诗，还写了评论文章在《诗刊》上发表。
我同贺敬之联系较多的时期，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他任文化部和中宣部等要职直接领导作家协会的工作之后。
粉碎四人帮之后，贺敬之从石景山钢铁厂监督劳动中被解放出来，进入文化部核心小组，后来成立“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勇猛地批“左”。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贺敬之被任命副部长，胡耀邦通知黄镇部长说：这回文化部的班子是得人心的。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时，同贺敬之一起，早就看中贺敬之。
贺敬之和密友冯牧领导的“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集中了一群英勇批“左”的理论家，他们为拨乱反正勇敢地出击，发表了不少犀利的文章。后改为“文化部文艺研究院”。我们《文艺报》复刊，正好坐落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他们研究院的马路对过，两处院落，都是原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后来是于会咏办公和自杀的地方。解放思想时期，我们两家吃饭在一起，不吃饭时互相串门，议论不休，像沙龙，也像一家人，家长是冯牧。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冯牧、贺敬之就在我们身边。
文艺界盛传一句话：“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
贺敬之在党和国家进入重大的转变时期作了多少好事啊!他为天安门诗歌叫好，他奋力推倒“教育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组织文艺界开展石破天惊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筹办全国文代大会等，贺敬之以对党忠诚负责的精神参与其中，呐喊、解冻、开路，工作繁重、任劳任怨、口碑甚佳。他在万人大会上宣布平反名单，认为“右派”中绝大多数不是右派。他成立的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写了多少战斗的檄文啊!他为话剧《于无声处》而激动，立即调京公演。他提议1980年2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极力保护剧作家，实行“三不主义”，会上，我们聆听了胡耀邦的讲话，他说：“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他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中宣部文艺局长以后，积极配合调整党的文艺总方针，赞成胡乔 木的意见，不同意周扬1979年10月四次文代会报告中把“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相并列。经过他多方的协商和修订，中央决定文艺的总口号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的大调整，必将载入史册。
贺敬之16岁投奔延安，被“抢救”了一年，故而积极为受迫害而禁锢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他被周扬认为一贯偏右，其实是周扬自己偏“左”，在为胡风两次平反和支持丁玲二次平反以及恢复冯雪峰名誉的过程中果然遇到阻力，他的工作好难做啊!
阿垅狱中的申诉书到了贺敬之的手里。这份鲜血淋淋的申诉书直言不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全然是捏造的”“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完全是迫害和欺骗，是党的一大错误，必须彻底昭雪，至于我自己，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贺敬之终于从公安部那里亲见原件，泪流满面，使这一血泪控诉得见天日，每每忆及，我很感动，因此，对贺敬之有所理解。为丁玲彻底恢复名誉，他的态度很坚决，在周扬坚持丁玲是叛徒并且和特务冯达同居、不同意中组部复查的意见时，他当面纠正说，冯达叛变丁玲并不知道，延安时期已经有结论，陈云经手的，可以作证!贺敬之忠实执行中央的决定，敢于顶住高层的压力促其必成，不惜冒犯他延安的老校长和作协的一些老朋友，知情者无不受感动，不料，也留下此后诸多的不愉快。
在电影《太阳和人》(即《苦恋》)问题上，一边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和这样的台词：“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一边是《时代的报告》火力猛烈的讨伐，另一边是邓小平的指示：影片看了让人觉得共产党不好，要批评，但质量要高，要说理。贺敬之和张光年一起，反复做工作，终于由唐因、唐达成数易其稿，八次出样，写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算是较稳妥地平息了一场反右式的发动。
贺敬之在中宣部领导文艺工作的任上，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中全会以来党所重申的“二为方向”和“二百方针”，平反冤假错案，清除“左”的危害。我多次听他说过：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他极其推崇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放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又不赞成脱离政治；既严肃党的纪律，又热情保护人才；既坚持主旋律，又提倡开放性、多样性和创新意识，说“有益无害的诗歌，都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诗歌的组成部分”。有一回见面，我对贺敬之说：“最近读了马畏安一篇论艺术辩证法的文章，觉得很好，实践检验真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历史上有教训，不能走极端。”贺敬之笑了，说：“马畏安那篇文章是我授意他写的。”
贺敬之是诗人，理解文艺创作，他说：“能够打垮诗人的只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是他为人民歌唱的热忱。”“永远记住民族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他主张将为人民服务同创作自由结合起来；将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审美创造的多成分统一起来；将党的要求同艺术家的自觉自愿结合起来；将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期待自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贺敬之很坚定，也明智。
鉴于文艺评论在迎击“两个凡是”时的重要作用，又鉴于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贺敬之苦口婆心，决心建立一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评论队伍。1982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州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贺敬之在会议上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口号，(这使我想起鲁迅的话：“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一二十个“专业评论员”，结果，仅仅在《文艺报》落实了本人一个名分。
贺敬之遭人诟病是在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特别是邓小平严厉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这时，文艺界啧声又起：“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甚至骂“贺敬之是‘左王’!”
不管人们私下怎么议论，贺敬之抱定的忠心为党、好心向人，拥护三中全会，繁荣文艺创作的宗旨没有动摇过。他不但忠实执行党的文艺政策，而且参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党的总政策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要准确、完整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四面八方、是是非非他得站出来表态拿主意啊!改革开放，人心思变，瞬息万变，政策不能不起变化，连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都坦率地承认，他自己并不清醒。至于什么是“朦胧诗”，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异化”“人道主义”，都不是用简单的姓“社”还是姓“资”那种“兴无灭资”的框框生搬硬套才能定性的。太需要争论了，而那时(不得已)采用的是“不争论”的策略，甚至于从中宣部传出这样一种理论：“经济上反‘左’，意识形态上反右。”更何况，尽人皆知，当时的上层，已经出现起码两种声音，一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声音，一种是四次“万言书”的声音，而两种声音，似乎对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意见却完全一致，但在两届总书记那里又出现分歧。前面说过，到底怎么科学地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聚讼纷纭。这种政出多门、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让贺敬之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将上上下下统一起来又常常统一不起来时，便陷于两难选择的痛苦之中，陷于坚决贯彻却受到抵制和误解的烦恼中。尽管这位延安的老革命始终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坚决执行党的三中全会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动摇，尽管作为“老运动员”的老剧作家、老诗人、大文人(而非老练的政治家)始终理解、同情最广大的作家、艺术家，愿意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然而，处在(我曾以为的)“多变、变多”的形势下，要把是非摆平，实在难乎其难了。
中央委托周扬在党校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那篇重要讲话(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如何布置如何组班子如何定稿，是不是“有意违反中央决定”，夏衍、荒煤、冯牧、王若水等人怎样参与其中，件件涉及当时政治大气候和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物，让贺敬之伤透了脑筋。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授意下向中央书记处起草《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胡耀邦批示开会进行讨论。会上，胡乔木坚持说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周扬坚持说他从来没有听说不让发表，两人相持不下时，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他左右为难，只好骑墙打圆 场。至于周扬讲话所涉及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如何批判如何组班子如何定稿，周扬是不是“有意违反中央决定”，夏衍、荒煤、冯牧、王若水等人是否参与其中，件件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和文艺界的重要头面人物，贺敬之伤透了脑筋。
贺敬之和他的老上级周扬失了和气，和作协党组的张光年、唐达成闹得很僵，和冯牧(他延安以来的知交)完全闹翻，而且结了仇，到死谁不理谁，扬言一方死了，另一方绝不参加追悼。
1983年，冯牧、刘锡诚和我三个人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包括二十多位老中青评论家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我提议为贺敬之编一本，冯牧、锡诚均表赞同。我找贺敬之，他没答应，而且很不屑，说，要出就在“红旗出版社”出，你们出我宁肯不出。我知道他是冲着冯牧的。他不同意他的评论集加入我等的丛书系列，由此引出一肚子的不快。我极力劝说贺敬之、冯牧二位延安以来始终的铁哥们捐弃前嫌，团结济文，但，白说。
我们创办《评论选刊》，老一辈知名的评论家都应约题了贺词，约他时却碰了钉子。他没有答应我的请求，解释说他很为难，并说他会给我写信的。不几天，他竟把题词送来，态度鲜明地提出“面向现代化，开拓新领域，探求新方法”。表明他十分明智的价值取向。其后，他果然给我写了封长信，手写的，三张，龙飞凤舞，很耐看，书法艺术啊!信中陈述战友之间的分歧，申明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同时表明自己上任以来对于文艺界的保护和支持，甚至冒着风险。从这封信既看出贺敬之的诚恳，也看出他的苦衷，读来叫人伤感。这是一封宝贵的信函，我在借调河北文联之前把它与其他较重要的物品存放在书柜里，《小说选刊》从地安门搬到同是地安门的邓小平宅第附近，等我满一年回来去文化部报到前发现，柜子里的东西怎么也找不见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怎么丢的，让我痛心不已!后来一想，宝贵的书法作品，终究会落到收藏家手里的，信的内容也将会成为有价值的私密档案，不会埋没。
在同贺敬之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号召大家“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而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自己却坚定得非常之痛苦。
谁心里都清楚，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胡乔木和邓力群。思想文化界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耀邦、赵紫阳联手叫停了，我们听过传达，后来在中南海聆听过赵紫阳的“重要报告”，但是邓小平做主，坚持要反。陆定一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说，建议今后不要再提反自由化了，当场遭到邓小平的严厉驳斥。邓小平宣布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贺敬之亲口对我说：在中央没有明令撤销之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继续执行小平同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有的指示和讲话。中央明明发文严厉批评作协的四代会，作协不传达，就是说仍然按照作协四代会上宣布“两个不提”的决定，不提反对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按中央的方针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所不容的；可是，要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事，就遭不少人的指责和谩骂，工作难做，非常伤脑筋!还说，我不同意禁演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不赞成以右批‘左’，不批准把美学范畴的(王蒙等概括的)“文学三无”作为自由化来批，不同意被开除党籍的作家再把他从中国作协的副主席里除名，难道我体谅作家、保护作家的用心还不明显吗?难道你们无原则的迎合、吹捧、赶时髦就该听之任之?他不解地说：“我真不明白，我同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放文艺思想的大原则下，到底有多么严重的分歧!”
我又劝冯牧，他也愤愤然：“我也是按中央的精神办事的，一直紧跟，干吗老是挨他的批评受他的指责!”
看上去，积怨很深，关系复杂，其实也不算复杂，战友情、挚友情的破裂，盖源于上面领导者之间观点的不一致，两种声音都来自一个党、一个中央!贺敬之和冯牧等都表白自己“按中央的精神办事”，这话没有错，但是他们心里都很明白，知道自己应该听谁的，故而，相互间只能势不两立、明争暗斗，可是，想没想到，思想界、文艺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却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
文艺圈里的青年人中，甚至在个别老延安老朋友穿一条裤子的老哥们中间，贺敬之的形象不佳，说他“左”，认为老贺并不是不理解也去执行，而是由衷地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己任，甚至赞同这样的口号：“经济战线上反‘左’，思想战线上反右。”在处理朦胧诗“崛起”的“诗群”等问题上失之偏颇。我刚调《中国文化报》以后，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电话打到过道的公用电话上，他有点质问的口气：“你们竟发表了这样评介《芙蓉镇》的文章?你们报纸也不给我赠送一份?”(殊不知谢晋拍这部片子的目的就是“不愿让悲剧重演”。)我还听说，1982年高行健的新潮话剧《车站》在内部演出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时，他持反对态度，说话很难听，次年，《车站》被禁演。可是，他对当年内部放映《太阳与人》时一个大剧作家说：我愤怒!我真想跑上去一头把银幕撞个窟窿!……贺敬之并不以为然。
1987年1月的“生活会”开过之后，胡耀邦辞职。1989年“6月事件”后，赵紫阳下台。贺敬之成为巅峰上有争议的人物。
八九风波，出版署署长在大会上批评《中国文化报》，后又限令《中国热点文学》停刊，我和张炯找贺敬之通融，他很帮忙，批评我们有失检点之后，同意《中国热点文学》出完年终最后一期。他表示，现在“一手抓整顿”，另一只手还得“抓繁荣”，一定不能忘记繁荣文艺创作。(在他的建议下，中央采纳了他的提法：“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并写入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说，中央同志提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天，又是一顿烙饼、稀饭就咸菜，没有给我们另外做饭。文化部的人对贺敬之的俭朴赞不绝口，贺敬之觉得奇怪，说：“这点小事值得一提吗?”
审查，贺敬之严厉地批评我，说：“你这人是搞马列的，你怎么搞的!”他让我老老实实接受派驻文化部的中央检察组的审查，深刻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在《中国文化报》召开的、有中央检查组到场的支部大会上，我引用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关于“闹事”的(迄今我认为依然正确的)观点为自己进行辩护，但是，仍然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错在作为一报之主，党性不强，违反党的纪律。
贺敬之通知我，调我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希凡副院长那里报到，叮咛我“还是要搞马列啊!”我没有去，在家赋闲。也没闲着，对一些并非马列的怪现象看不顺眼，谠言直论，斗胆喊了几声，倒没有引火烧身，我心里有数，要证明自己面对事实、追求真理，必须手操马列主义原旨的枪法。
贺敬之为历次蒙冤的作家艺术家奔走昭雪，为思想解放、抛弃“两个凡是”从中斡旋，不意在文艺领域内“中央决议”与“中央新精神”的明争 暗斗中大起大落，身心遭受重创。
贺敬之受到过极大的伤害，但是他的延安情结挥之不去，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对毛泽东诗词的崇拜无以复加，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奉若圭臬。想起一件事：鉴于1961年针对“左”的错误，由周总理领导、周扬主持的《文艺八条》影响深远，1982年周扬再提十大问题，决意制定新的《文艺十条》，包括文艺不再提“从属于政治”，不再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重要的策略转变。这一工作，后来转由贺敬之直接负责，我当时被召参加讨论，驻总政招待所。参加者八到十人，一人负责起草一个条目。我负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条，语涉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复杂矛盾，可能未获通过。一个雨天，贺敬之参加讨论，着重强调“二为”“二百”方针，坚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革命传统，反复提醒作家首先要作个革命者。当我们提及巴金的“说真话”和他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问题时，贺敬之极其肯定地说：“巴金只能算是党的同路人……”这个《十条》此后如何定稿，不得而知，只知道终未作为中央的批件下发执行。
贺敬之刻骨铭心的是以文艺歌颂政治，因为政治是为人民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出的：政治有“阶级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之分。当政府的政治同群众的政治二者出现不尽一致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困惑就来了，怎么把握?更何况，人所尽知，政治也有过严重失误的时候，党内意见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完全保持一致。
他被人敬重同时遭人怨怼，但他不存心整人，所以受到极大的伤害同时受到极大的尊敬。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不搞阴谋诡计，但人言可畏。他学习周恩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保护人、慎而又慎地处理人，纵然受辱，也不叫屈，暂息片刻，舔一舔自己的伤口，又继续听候党的将令了。贺敬之以马克思主义者期许，不知疲倦地拷问自己的灵魂，自觉问心无愧，坚强地忍着。
一次聚餐会上，我与贺敬之同桌吃饭，我向他极力宣传口条之如何好吃，他很不高兴的样子。又一次，枣庄画家画展，我又与他比肩就餐，我说这里的酱鸭舌可是一道名菜，贺敬之大为不悦，气狠狠地说：“巧舌如簧，我最恨!”众屏息，愕然。
2000年，诗人贾曼的《诗人贺敬之》出版，书写得严谨，无一事无出处，画出贺敬之的真实形象。座谈会上，我联想很多，便递给周明一张纸片，正好写满，上写：“感慨万千，周明呵!不管风云变幻，老贺绝不施阴谋诡计。他是延安精神薪火的传递者，中国共产党中最真诚的一分子，也是个痛苦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本质上看，贺敬之爱才、不害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品格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不知周兄意下以为如何?”周明也有同感，鼓励我发个言，雷抒雁主持会议，给了我发言的机会。几分钟的发言，其实只印证了我的一个看法：贺敬之――“坚定而痛苦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诗人和《白毛女》的主要词作者，到“胡风分子”，到部级官员，再到是非缠身，贺敬之颇具代表性，说到底，是个悲剧人物。
会后，“坚定而痛苦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说。被人传到“坚定而痛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耳朵里，闻之，仰天大笑。
我又想起贺敬之找我的那次谈话：“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调你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我先给你通通气。你的问题严重，这，你是知道的。”清查的结果，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诗人贾曼在《诗人贺敬之》里写道：“1990年贺敬之到文化部任代部长，上任后只讲了六个字：‘让我们学习吧!’”书的第362页里，发现这样一段话：
“众所周知。由于一个时期舆论的误导，也由于文化部门和文艺团体某些单位的党委和有影响的人物直接组织、推动甚至带头，风波中卷进去的人是很多的，但在共同学习、提高认识的思想指导下，清查清理工作进展顺利，效果明显。整个工作涉及的人只占全体干部的1％还不到，其中受到组织处理的比例就更小得多。没有一个人是作为敌我性质处理的。在当时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现一例是确实处理错了的。在他提过的处理意见中，未被内部有关组织以及中央纪委采纳的只有因偏宽而没有因偏严的。例如其中对一位文化报刊总编辑的处理，他认为原定得严了，应当减轻――由于他一再提出禾被采纳而广为人知。”
“一位文化报刊总编辑”，指的就是我本人。“应当减轻”结果“未被采纳”，同中国作家协会的情况相比对，文化部的处理还是偏严。其实，只要没被开除，不管偏宽还是偏严，我都认了。
我想起1990年11月那天，诗人当着我的面那番“挥泪斩马谡”的谈话。他通知我被免去报社副总编的职务，接着说：“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对你说来，兴许连二十个月也用不了…一你的文章不错，你要写文章，多写文章。”……心里一阵酸楚。
第二年的5月，陕西约贺敬之、柯岩、周明和我一行回西安，观看话剧《白居易》，就便参观《长恨歌》的诞生地仙游寺。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顺黑河河曲绕行，像朝圣一样的虔诚。
周明受乡里之托，请求贺敬之书写《长恨歌》840字，镌石永志，石碑新成，共三丈七石，气势可观。
贺氏书法，字势健逸，不乏灵动神来之笔，诗情美和龙蛇美相映生辉，观之心畅神旺，但柯岩不无遗憾，对着我说：“你看，后部分多么自如，前部分放不开，字跟字挤在一起。他写了好几天，周明紧催像催命。我不知道他书写《长恨歌》。噢，那时我出差了。前后布局失当，什么原因，阎纲你说?”
要我回答，我就忍不住开玩笑了，好在老贺不在面前。我说：“道理很简单，前部分是试笔，后部分是飞韵；前部分是“看不足”“未成眠”，后部分是“梦魂惊”“无绝期”；前部分想的是催命的周明，后部分想的才是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柯岩。众笑不已。走远的人闻声而返，问我们因何，我没有正面作答，怎么能开部长的玩笑呢?
怎么不可以开部长的玩笑，老贺不是也开玩笑吗?他当众指着周明说：“你啊周明!周详周至，有时明有时不明!”周明正好是周至人，大家当时就站在周至县的土地上，这玩笑开得有水平。“文人活动，不拘官礼!”我向陪同的首长们再三这样解释。
仙游寺之行，可以说是贺敬之百忙中的一次休闲活动。到任届，他独当一面、充分发挥，非常辛苦也非常兴奋，但一年多后，遇到不少麻烦。他大抓文化艺术界的清查和整顿，又紧抓文艺的复苏和繁荣，但是，时代在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长期得不到合乎科学的调整，结果，力不从心。尽管贺敬之冥思苦想，苦心孤诣，把党的方针路线编成像《二十四节气歌》那样编了二十四字诀以求推广：“三四精神，一二路线。解求拨反，持展强善。两线两大，始终一贯。小草远志，力微心健。”把三中全会、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善党的领导等等，全包括进去，可惜，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而他概括文艺方针路线的“二为、二百、小二为”倒是传过一 阵。他主持编选了《邓小平论文艺》一书，扩大发行，文艺界几乎人人必读，但重心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仅仅表明当前一时文艺的政治方向，只能算是关于文艺的政治读本。在他的洽下，《中国文化报》于1992年发生的“6?24”语录事件，(详见下文《“6?24语录事件”》)以特大字号的《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指示》为通栏大题刊登了两大版“中央有关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的文摘和语录，同期发表大字标题的社论《全党服从中央》，异乎寻常!当即被中央所干预，派工作组进驻报社调查，贺敬之一时懵了。
1991年冬，贺敬之发现重疾。1992年早春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春贺敬之应邀到杭州疗养，2月25日由于健康状况再次请求批准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出院后作富春江游，5月，不禁乘兴，作《富春江散歌》26首，最后一首歌曰：
壮哉此行偕入海，钱江怒涛抒我怀。
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
堪称是抒怀的代表之作。散歌二十六，乃借“严光与谢翱隐退与进取的两个典型”书写“大时代的隐痛、隐患、隐忧，酿成他身事、国事、天下事的满目风云”。(引自诗人丁正梁、贾漫的品评)几日后又写《大观西湖》，歌日：“大观西湖识壮美，九天峰飞仰岳飞。于谦清白悬白日，千秋碧水接苍水。”
贺敬之毕竟是一位以婉约抒豪情的革命诗人，自称：“每一首诗都是灵魂的重新冶炼，情感的高度释放。”
不讳心境，豪气如虹，有毛诗风。
但是，《王蒙自传》里写道，我不再担任文化部长届的两三年三四年，您对封杀王某的兴趣远远大于嘴里说的反对什么什么化的追求，好证明你一贯正确。“王某从来认为您是一个本来很认真很有希望，有来头，更是极有影响的作家。您的官帽和小气把您压垮了，使您在政治和文学两边都没有尽兴尽才，您成了一个‘气包’，成了一个‘怨男’。您成了一个牢骚满腹的兄长，您成了一个想不开的离休老同志”。……这不明明在说当时文化部代部长任上的贺敬之么?
更尖锐的话是：“您论述，上边有时被错误的文艺路线所左右，还有时，上面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文艺上仍然有可能被错误的东西所盘踞。天爷!合着中央的文艺路线怎么都会错误，只有您怎么都正确!您从两任领导人的下台的事里认定了自己的正确而且冤屈，认定自己一直受着不正确人的打击。亲爱的吾兄，您觉不觉得您好有点孩子气吗?您有了那么长的学龄，怎么会弄不明晰这个!……越是您不喜欢的谁谁下台的时候，吾兄越要夹紧尾巴才是。动辄将路线斗争往自己身上引，太危险了……吾兄有几个脑袋?”还尖锐地写道：“您昼夜盼望着‘不叫整风的整风’。您认为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您到处打问‘红旗还能打多久’?……您挂上中堂苦熬着咒骂着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嗨，您怎么这样想不开?”明显地是指“百折再看高潮来”这首诗，后两句诗，曾经老贺手书挂在客厅。
那几年，公开讨伐王蒙摆下一条长蛇阵，王蒙自嘲是“八面来封”。唉，怎么说呢?过去的事情，太复杂，与贺敬之什么干系，谁又知根知底?总之，王蒙“立此存照”，广告天下，王、贺两家积案如山、积怨太深。现在说不清，将来会说清，说清楚了，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或可资治为鉴。
1992年初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
2008年11月，几位诗人、作家相约，一行拜望病中的贺敬之，柯岩兴奋地告诉说，那是真的，我硬是把老贺从手术台上拉下来，老贺硬是依靠坚强的意志赢得癌战，出现奇迹。老贺神闲气定，谈吐随和。信天游式的闲话游到《九命七羊》的话题，又游到王传里不指名的批评和挖苦，问老贺是指他吧?老贺依然平静地说：“我并没有把他怎么样啊?传说他的去职是我在背后搞的，又传说这回作协主席的人选问题也是我把他拉下来的，其实，都与我无关。任人说去吧!”又不解地叹道：“哪来这么大的气啊?”
历史谁予评说?
叹日：贺敬之接管文艺以来，冰河解冻，群情激昂，同时，众声喧哗，歧见丛生。有人说他极“左”，有人说他老右；有的说他是官僚，有的说他仍然是个激情诗人，不过书生气；有的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圈内的人称作“‘说三道四’之争”。贺敬之一直被“说三道四”所困惑，忠诚，却痛苦。
贺敬之善读书，勤思考，每天练气功，也练书法，布衣素食，荣辱不惊，看上去很精神，不显老。
特别想学马列
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金圣叹“怨毒著书”、“冤苦设言”。李贽也是个“发愤”论者，“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均不足取。我还是走我的路。
1990年8月，烈日炎炎，一群文人书生，一辆满满当当的旅游车，大包小包，提的背的，乘兴而来。
我的背包塞进两厚本马列的书，是我近期计划要读完的，非读完不可。这会儿我特别想读马列。
一座四层多向式的大楼，色彩样式都漂亮，同海水十分协调。前后院之大，北京城里少有。草坪一片一片，花儿正开，供水供电充足。听说伙食差点。
数不清的沙丘，全都披上绿装。绕沙丘过去就是大海。南戴河的海是迷人的。大海近在咫尺，稍事休息即可亲见。但我最感兴趣、最想踏访的却是“黄金海岸”的沙滩。
据载，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我就是奔这个来的，北京太热了，简直无法干活，书也读不进去。几个钟头过去，餐桌上的大螃蟹已经下肚，太阳快要落山，蚊子三三两两开始上班。天还是闷热难当。
到了海边，游人如织，景象酷似北戴河，却比北戴河开阔。黄沙漫漫，细如小米，不，细如棒子面儿，行走其上犹如踏雪，“黄金海岸”名不虚传。同伴们一个个跳进大海。
天渐渐暗下来，水天一色，万籁俱寂，唯有惊涛拍岸，越发显得静寂，神秘而可怕。月儿哪儿去了?
观沧海，烟波浩淼。这就是“气韵沉雄”的沧海，就是秦始皇、曹操视野下的沧海。据说昌黎的碣石山离此不远。博大、深沉、智慧、神奇……我独行、徘徊、凝览，思绪万千，好像自己不复存在。
大海是独立的世界，鱼、虾、龙、蛇、蟹和海怪生活其中。鱼儿游来游去，摇头摆尾，快活自在，悠哉游哉，那才叫自由快乐呢!
庄子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鱼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只能在水中，“涸辙之鲋”必死无疑，此乃谓“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了秧”。
我一直呆着直到蚊虫轮番进攻实在抵挡不住时方才离去。屋里像蒸笼。点了两盘蚊香，电扇吹了一夜。
一日三餐，水平逐日下降。
持续高温，我仍手不释卷，日夜攻读。
南戴河人说，这是少有的怪天气。从蒸笼里跑出来又钻进蒸笼，都让我给赶上了。
同房间的老于埋头作画。老于名国品，擅长牡丹，“国品牡丹”，“名”副其实。老于天天作画， 幅幅牡丹，一幅一朵。硕大艳丽的牡丹，千姿百态，一朵一个样，一朵一神态，富丽堂皇，体面大方，煞是可爱。“红花还须绿叶扶持”，这话不假，但老于一反常态，以墨代绿，叶子全是黑的。红花黑叶，妩媚厚重，更觉于氏牡丹妖而不媚，艳而不俗，富态传神，曲尽娟妍秀冶之臻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姿天香”的牡丹、神态各异的花儿开放在我们的地上、桌上，生机盎然，坐卧其间，别有一番滋味。
一天中午，骄阳似火，陈昌本等部领导百忙中看望我们，逐个地交谈，说了许多关切的话。后据菜报报道：“这一活动使专家们从紧张的工作中抽出来休息，放松了精神、恢复了体力，他们表示：短期休息多年没有组织过了，这次活动，体现了党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回去后要更加努力为党工作。”
领导来后，伙食改善，所以，这次活动也够上“吃得好”了。
阴了好久，总算下了场雨，气温下降，晚上睡了个安稳觉。一觉醒来，归期将至，准备收拾东西。老于到市里买虾皮，他颇欣赏这里的虾皮肉厚、个儿大，不像北京买的麴咸。我还是读书。边读边觉得冤枉，这一趟太不值了，没有游泳，没有拾贝壳，没有赶上“夏无酷暑”的好天气，没有看看来这儿必须看的地方，可也不冤，完成了读书计划，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老人的教育。
重温马列文论
在南戴河闷热的海边，我想的很多。即将过去的20世纪，发生了多少重大的事件，死了多少人!世界大战又一个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接着中国革命，无产阶级要替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阵营要包围社会主义阵营，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到解放全人类的世界革命，贫困的第三世界与饥饿的社会主义，经典神话的破产与现代科技大爆炸，多元化与一体化，中学与西学，政治与经济，铁与血……面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历史走向疯狂又陷入沉思。
我们统称马恩、马列主义，但是，恩格斯老人对于马克思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论述曾有过修正，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立论也不完全一律。
早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译本的序言中，恩格斯作了重大的改动，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列宁毕生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到斯大林时期，变成无产阶级政党专政和领袖的个人迷信。
随着文革之乱的被消弭，《国际歌》替代《东方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替代“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要为真理而斗争”和“让思想冲破牢笼”正好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契合，所以，当今要善于识别为“忌器”而“讳”的倾向抬头，保持清醒的头脑，彻底否定文革，恢复“人”的文学不动摇。
可是《国际歌》又高唱：“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认同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马克思主义又高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二者究竟如何统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究竟如何?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发展的民主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列宁却在被帝国主义所包围的贫困的俄罗斯暴力夺取政权，70多年后，苏联变成世界上经济落后、武器先进、从而衰败的国家。列宁保卫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犯过错误，例如“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对刘少奇说过一句值得令今人反复论证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里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后来，中央正式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应该进一步梳理清几种关系。毛泽东说“六条标准”主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党的领导这一条，所以批《苦恋》时他说：评价作品要看它是说共产党好还是不好。那么，“四项基本原则”中“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思想”这4条之间什么关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又是什么关系?总之，社会主义、党、人民三者的关系怎样区别又怎样统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与今天的“以人为本”又是什么关系?)凡此种种，自己还没钻透。我下决心今后继续进行研究和思考，结合党的文件精神，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真正做到深刻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评论依然放光，令人倾倒。马、恩一致认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他们提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以为这是评判文艺的最高标准，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并且，“最高的”一词使用了黑体。他们对歌德的伟大和卑俗的解剖是使用这一标准的杰出范例。他们提倡风格的多样化，认为鲜花各有色，不能准许一种颜色的花朵开放。《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大胆呼吁开放书禁。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真实论，他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等名言；他所期望于将来戏剧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并深有见地的指点作家们“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种种论述，堪称经典，继续放射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
列宁曾经发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破天荒地提出“党的文学”，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胡乔木经过考证指出翻译有误：“党的文学”原意应是“党的出版物”。列宁多达六七篇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专论，运用辩证对立的方法剖析托翁的“十分显著矛盾”，也是具体运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于作家论的经典性言论。列宁在评论小说集《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的文章《一本很有才气的书》时说，这部小说，怀有“切齿的仇恨”，“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但“有的地方写得非常好”，“精彩到惊人的程度”，“真是妙透了”，“极有才气。”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思考过和感受过。”作者呢?却是个“忿恨得几乎要发疯的自卫分子”。……
回顾我自己，新时期以来，其所以敢于追随鲁迅等先贤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不厌写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以求历史地、科学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起而清除现代文艺迷信，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有以上马、恩、列文论垫底和撑腰，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支持和保护，该引经的引经，该据典的据典，步步 不离经典精髓，故而，虽危犹安。
风云变幻，人心不定，论者蜂起，摸着石头过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富有历史的超前性，但人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疯狂却迅速地消磨着精神文明，江河日下。金钱万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就信钱!”金钱崇拜变成道德的基础，变成爱的基础，有钱能使鬼推磨、神推磨、官推磨，钱可以买到一切，再清白自守的人走投无路时也打听小吏的后门在哪儿。中央英明，适时提出“初期社会主义”的概念，使我们的口号不至于太乌托邦，然而，一面是为保卫基本原则而斗争，一面却是道德滑坡。
钱使人异化，也使文学(特别是有些报告文学)商品化，异化为广告。
有钱就能举办作品研讨会，谁花钱给谁评奖，钱越多奖越大，我当评委读作品，没听谁说审读费多了会烫手。
我又想起马克思。
马克思发现商品的毛孔里滴着血“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见到几百倍的利润就可以铤而走险；金钱是“人类异化了的力量”。金钱本来是人创造的，反过来却统治人，让人拜金。正像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里所诅咒的那样，它可以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自然性质，变黑为白，变丑为美，变贱为贵，变贼为侯，变身染恶疮的人见了都要呕吐的鸡皮黄脸的寡妇恢复三春娇艳变为新娘。马克思称赞“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都消灭了”，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四部著作中反复引用雅典的诅咒，足以见金钱崇拜危害之大!人是靠精神活着，文学是灵魂的感应，社会要改革，文学要发展，但必须从“人类异化了的力量”即“黄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我提醒自己，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经典『生的言论，清醒地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常常用《浮士德》里的一句话向自我发问：“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要离开南戴河，我站在海边，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深不可测。
马克思25岁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和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宣言》时不满30岁。
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恩格斯在逝世前夕提到“十年前在法国就已十分熟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时，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面对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我仅仅知道一件事情，我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就是大海，博大、精深、智慧、神奇。
到山沟沟里去
难得告别像集贸市场一样嘈杂的办公室，我钻进山沟沟。毛泽东主席说过：山沟沟里出马列主义，窑洞里出马列主义，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风谲云诡，不也钻进滴水洞么?那年，中央科影厂拍摄过一个名叫《第三金属――钛》的影片，钛之神奇，令人叫绝。我到了人称“钛城”的陕西省宝鸡市有色金属加工厂和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此地离楚汉相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仅有咫尺之遥。秦岭山里，冬暖夏凉，好去处!
山沟里我最感兴趣的，是苏联乌拉尔工业学院出来的一介书生、“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厂长李青云。此人脾气古怪，再忙再乱他不急，泰山压顶方寸不乱，不爱社交，不会客套，不让秘书起草报告，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愿讲自己，拒绝照相，全厂上下没有人不拥戴他。工人们抢着告诉我说：“我们厂已经进入盛唐时期。25年来，大伙最崇敬、最信赖、最喜爱的人就是李青云，他才是真正的马列!”接着提醒我说：“你要采访李厂长吗?采访他的记者没有一个是成功者。他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你问你的，他只管闷头吸烟，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我最想拜见的就是李青云这号马列，山沟里的故事正好是我的话题，机不可失。
我实地做了些调查，拜访了不知多少人，了解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根根底底包括性格爱好老婆孩子。我不是特派记者，没有任何新闻单位授权；我也不是京官、调查组，不存在等因奉此用不着步步设防。我是慕名而来，50年代的知识分子，同是天涯读书人，钻进山沟，登门求见，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家常，从党性到人性，从人道到人格，愿作促膝谈……该不至于拒之门外吧!我准备了一马车的话让他感兴趣，诱发他把话匣子打开。
山沟里的话题从最揪心的事件开始：
“李厂长，搬迁建厂，惊动很大啊!你煞费苦心把握市场风云，甘冒风险进行巨额投资，锐气不减当年却不知老之将至。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享几天清福岂不甚好?”
眼镜抬起头来，一脸的书卷气，目光却特别的明亮，很快作出反应：“不干则已，干就干好。”
“你没有失败的准备吗?你又是怎样进行人性化的管理?……”
半晌没有回答，显然，他不愿在人性的敏感话题上张扬自己。
激将失败后我只好迂回突破。我想起《半月谈内部版》第三期“编辑部吹风”栏里的一段有点来头的话：
一部写普通生活的电视剧《渴望》，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很值得人们深思，要认真总结经验，从中领悟道理。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看出点民心民意。《渴望》现象，不仅仅在于这部戏本身，它反映了社会上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趣。群众对过分的政治运动，对生活政治化有情绪。他们渴望过一种安宁、舒适、和谐、平静的生活。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要顺民心、懂民意，首先知道老百姓想些什么。我们文化教育的某些方法还不如封建社会，那时候有《三字经》《千字文》，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而我们有些干部只会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干巴巴的几条。我们的文化艺术作品，要让群众喜欢看，其次才是寓教于乐，要不，他把电视机关了，你想教育也教育不成。
不错，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厂长颇有同感。
话匣子终于打开，我记了满满的几页纸，单是他业余怎么读书，怎样向往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像美国的机关、团体、学校那样把围墙拆掉，怎样同全厂职工从心灵深层处沟通，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惜别穷山沟里技术先进的科研单位，他和我都动了感情，我的舌根反倒变得僵硬。
同我们身边那些靠压服、吓唬、吹牛皮说大话的假道学相对比，李青云厂长算是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眼下，国家干部正在学习焦裕禄，学焦裕禄那样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人民的好儿子。此时此刻，我想起秦岭脚下这位大巧若拙、大音稀声、大辩无言的中共党员，他的呼之欲出的神情和深山般的睿智和沉稳，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工友们的推荐下，我还访问了该研究院爆炸研究室主任“爆炸专家”李正华，就其“拼命三郎”的研究态度和火爆脾气(一个多么不近人情的人性化的血肉汉子啊!)写了《文弱的炮筒子》一文，文后引用了李正华本人的一段话：
支部大会上说我这人一点就着，但我的动机不坏。后来我改了不少。现在，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你给谁发脾气!老阎，实话对你 说，我李正华，农民的儿子，祖国的专家。只要能活到口口口口年，把复合材料搞到口口口吨，我死而无怨。这是真的，别的一切，我不在乎!时值1991年春。
“娜拉走后怎样?”
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念，始于参加解放军宣传活动之时。
1949年5月，礼泉县城解放，解放军宣传队的图片展览和文艺演出，使我的灵魂受到剧烈的震动，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了。从此以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成为我人生观、文艺观的内核，深深地印在心上，我以做个“人民的文艺战士”为无上的荣光。
1949年底，一边读高二一边应邀参加西安市邮电工会宣传队巡回演出，1952年在文化馆工作时，组织文艺活动和剧团演出，自己的文艺创作又多次获奖，深化了我的工农大众的文艺观，继而萌发了以同等学历调干上大学的强烈欲望。经过考试，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文艺理论。大学期间，我曾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组织文艺社团进行文艺演出，成立乐队举办周末舞会，特别是两周一次的电影放映，集中放映了一批苏联影片，同学们喜不自禁。毕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当编辑，开始大量撰写文艺评论文童。
没有从童年到青年将近20年的文化积累，我不可能痴情于文艺，不可能以现实主义的悲悯情怀、忧患意识注视病危的现实，不可能迎着“明朗的天”参加解放军宣传队，不可能熟读赵树理，以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不可能走上文学之路，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了迷信的程度。
要是说在西安那段生活是我的文化开蒙期的话，那么，回礼泉以后念初中就是我接受多元文化结构，特别是开始贪婪地接受新文化的时期。但是，将一元化的解放区文化，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为一尊，则始于二进西安，继而参加解放军文艺宣传队直到上大学深造的那个时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在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和三年困难期间的文坛上继续扮演了宣传队员的角色，时过不久，文界风云迭起，当我把《讲话》为代表的文艺路线迷信到绝对化程度的时候，反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险些革掉了性命。文化，文化，到头来吃尽“文化”革人之命的苦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正义之师的理论问题务虚会突破了铁箍般大一统的禁区，冰河解冻，文艺复兴，我才觉悟到我国的文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一样，拨乱反正，寻找自我以及自己真正的服务对象。
中国新文艺从疯狂走向复兴，又从复兴走向沉思。重大的历史关头，人们独立思考：这是什么?为了什么?怎么办?也就是当年困惑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
顾准出现了!早在70年代，奄奄一息的角落里，一个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寻找出路。20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风谲云诡的改革大潮中，《顾准文集》出版了。
顾准是个老革命，但在三反整风中蒙冤，反右过后竟然两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绝来往，连老母去世也不能见上一面。贫病交加，心力交瘁，孑然一身，含垢忍辱，不顾条件的恶劣，不畏强暴之蹂躏，详尽占有资料，刻苦钻研马列，用热血和胆汁写就掷地有声的文字，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奇观!真正为中华文化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往往是受戮于原罪或受磨于地狱的饱经忧患之士，他们发愤著书，以历史的新发现挑战经典权威。顾准关于民主与极权，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与散文的社会主义，终极目的与多元竞赛等等，其精妙的雄辩足以发聋振聩!王元化对顾准做出精辟的评价：“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1999年夏，我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读顾准》。
回顾我的文化之旅，好好品尝咀嚼各种文化大餐的味道，清晰地看到一个小知识分子所走过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苦难的历程，看到自己如何吸吮传统的乳汁，逐渐形成自我的发展轨迹。《丑奴儿》里唱“少年不识愁滋味……”今天，该唱唱“殷忧启圣难兴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