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二十一中上初中，最爱上的是生物课，成绩最好的一门功课自然是生物。语文的兴趣和成绩却平平，不过偶尔也有个把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众夸奖过。记得曾有一篇谈美与丑的论说文章，老师给了很高的分数，却并没有在课堂上予以表扬，引为范例。他在文后的批语中，写了这么一句：“此文是否有所依托？”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其实他是在怀疑我抄袭。自从上小学初写作文到如今卖文为生，我承认败笔不少，谬误难免，不过倒从来没沾染过抄袭的毛病。这是清夜扪心，良心上最过意得去的一条，自然这也绝对构不成一条优点。
至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语文渐渐成为了我第一兴趣。记得在六十五中，高中三年换过三位语文老师。第一位张老师当时已是一位老先生，他教古诗词、古文给我的印象最深。第二位蓝老师是位女老师，她最善讲解现代散文。第三位老师也姓张，当时他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制服走上课堂，个子高高的，相貌颇堂皇，只是他说话发声总给人一种肉肉头头的感觉――我就总觉得他两腮里面的口腔中塞了两团棉花，不过听久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以至当他把我叫起来朗读课文时，总不由得也鼓起腮帮子来吐字发音。这位张老师能把看上去十分枯燥的论说文讲得让我们听来津津有味，而且他也最着重论说文的写作指导。他还把大学里的文艺理论课的部分内容，乃至一些美学问题，讲给我们听，那似乎已超出了中学语文课教学大纲的范畴。
这第三位张老师有一日让我们写一篇文学评论，所评论的作品是他从文学刊物上选出来，油印给我们的。当时我们已上到高三，喜好文学艺术的同学不少，所以对这样的作文方式很欢迎。我们也知道点外校同年级上语文课时的情况，他们似乎还只是在写“读后感”，而我们已在张老师率领下正儿八经地写上“文学评论”了！我对此尤其感到兴奋。因为我一贯以夹叙夹议的论说文取胜，这回一定要“更上一层楼”，不仅企盼得到一个高分，还向往着发作文时张老师以我的文章为最佳的范例。
对这篇“文学评论”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我打了几遍草稿，改了好几遍，最后用工楷誊抄出来。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同我以往所写的任何一篇作文都不一样，那些文章只不过是想写得“好”些罢了，而这篇文章，我是刻意要求“新”！
到发作文的那天了，我自信地坐在座位上，盯着张老师手中的那一叠作文本，我想他一定会把我的文章念给大家听。
开始讲评了，我耐心地听着那些总括性的话语。张老师打开第一个作文本，准备朗读了――我一眼瞥见那作文本的封面是粉红色的，不是我的！是一位女生的！不过我又想：最好的一篇总是搁在最后才读给大家听的……
我在一种惶急与困惑的心情中迎来了张老师对我那篇作文的“个案分析”――既不是头几例，也不是最后几例；既非赞赏与揄扬，却也并非完全的批评与否定。我记得他的眼光并不朝向我，而是扫视着全体同学，用他那似乎腮帮子里塞了棉花一样的发涩的语音说：“请大家听听这一篇的开头，希望你们各自做出自己的评价……”
我已经记不得我那头一段都是怎么写的了，但我记得，当张老师念到那一段最后一句时，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那最后一句似乎是：“这是作者掷向浩渺宇宙的一声强劲的呐喊！”
我已经完全回忆不出张老师当时是如何评析我的作文，如何告诫大家“不要这样写”的了。我只记得那响彻教室的哄堂大笑，那笑声绝无恶意，是自然的、不约而同的、清脆而畅快的……
作文本发到我手中时，我惊讶地发现张老师仍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分数，后面有很长的一段批语，究竟怎么写的不复记忆，但我确实从张老师对这篇作文的处置中，从学友们的哄堂大笑中，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我领悟到，自己那“誓不随人而语”的勃勃雄心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意追求，是一种不可抛弃的宝贵活力，纵使这头回的大胆尝试没有博得满堂喝彩声而是引出一个哄堂，到底总比庸碌无闻来得好。从张老师既以我的文章作为“文章病院”中的一例，却又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分数，也可以看出我这篇“怪文”对他亦有相当的冲击力。
我还领悟到，在文章和接收者之间，即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一架无形的桥梁，使其自然贯通。我那文章头一段一读出便引出一个哄堂，便仿佛河那岸的人正期待着一座桥时，反倒从河心耸出一座塔，那你就是把那塔造得再玲珑绚丽，也难免令河那岸的人忍俊不禁的。
为了证实自己是有能力既坚持独特见解，又可避免失败，我竟斗胆给当时的《读书》杂志投稿，投去的自然是一篇“文学评论”。所评论的是苏联作家拉甫涅尼约夫的名作《第四十一》，而《读书》杂志竟给我发表出来了――那一年我才１６岁。那是我头一回闻到自己写的文章印出来所散发出的纸张和油墨的香味。
从那时候起，我就渐渐从课堂作文迈向了文学创作――这对我也许并不是什么幸事。我永远记得那一回教室中的哄堂大笑，唯愿我能不断增加自己的领悟。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