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由墓葬中掘发出来的器物，大都在经历了一段辗转漂流、跌宕起伏的日子后，不是流散民间，就是流失海外，后来真正能够进入国有收藏单位的微乎其微。 “前世图书古物、遂传人间”
《新五代史》杂传四十卷《温韬》记载：京兆华原人温韬，少为盗，后事李茂贞，为华原镇将，后为节度使。“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渭北塬上的十八座唐帝陵)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
史书没有记载温韬当时盗掘了多少器物，但是典籍古物流失民间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宋代人邵博著有《邵氏闻见后录》，其中二十六卷记载：“(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成阳县民段吉，夏日凌晓雨后，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门，足陷地，得玉玺一，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如凤鸟鱼龙之形，日‘受命于天，既受永昌。”’邵博细述了这枚玉玺的流传过程，“按《玉玺记》，秦始皇得卞氏蓝田玉，刻以为玺，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玺，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玉色黄’。此青苍色耳。盖汉高祖至霸上，子婴素车降轵道所上者，世世传受，号日‘传国玺’。”然而，在董卓徙都关中，孙坚入洛，却得之于城南井中。“至粱朱全忠后，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玺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则无之。又不云有玉检为异，有司来上，庭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国破，敌取以去矣。和氏玉见蔺相如语中，璧也其可刻以为玺邪。”
《邵氏闻见后录》二十六卷记录了墓葬中一只瓷器的归宿。“中隐王正叔云：王仲至帅长安日。境中坏一古冢，有碧色大瓷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如新汲者。玉婴儿为仲至取去。”《邵氏闻见后录》二十七卷记录了墓葬中一枚玉帘的归宿。“张浮休云：盗夜发成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剑击之，铿然以坠，视之，白玉帘也。岂至宝久埋藏欲飞去邪?既击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筹，浮休亦得一=。”
对古物的偏爱常常会引发械斗，甚至造成器物的毁坏。《邵氏闻见后录》二十七卷记载：“主父齐贤者自言：少羁贫，客齐鲁村落中。有牧儿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黄磁小褊瓶，样制甚朴。时田中豆荚初熟，儿欲用以贮之，才投数荚，随手辄盈满，儿惊以告，同队儿三四试之皆然。道上行人见之，授数钱，随手亦盈满，逐夺以去。儿啼号告其父，父方筑田，持锄追行人及之，相争竟，以锄击瓶破。犹持碎片以示齐贤，其中皆五色画，人面相联贯，色如新，亦畀矣。齐贤为王性之云。”
更为神奇的是，“近岁，犍为、资官二县接境地名龙透，向氏佃民耕田，忽声出地中，耕牛惊走，得铜剑一，长二尺余，民持归，挂牛栏上。入夜，剑有光，栏牛尽惊。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惊惧，掷于户外，即飞去，盖神物也。士聂椿云：向，其妇家也。”
墓葬被盗后，绝大多数器物散失民间，这种情形直到现代愈演愈烈。
1983年，山西省榆次市在拓通猫儿岭公路，建设十里长街工程中，没有进行文物调查，大型机械开进工地施工，235座古墓葬惨遭毁坏，不少器物流失。
1987年上半年，青海省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1万余件，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珍品被哄抢后流失民间。
上世纪90年代初，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曲村镇周边发现了晋侯墓葬群。随后盗墓之风在当地吹起，不少群众参与盗墓，造成大量器物散失。
上世纪三峡考古开始后，技术人员惊异地发现，绝大多数古遗址遭到盗掘，器物流失严重。
1993年，有关方面打击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盗墓行为时，虽然收缴了近千件文物，可大量文物流散民间，没有办法追回。
世纪之交，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盗墓活动很是猖獗，无法统计多少墓葬被盗，更无法知道多少器物散失民间。
今天的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居住，这里遗存了丰富的马家窑文化，特别是图案精美、造型别致的马家窑彩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上世纪发现的一部分彩陶被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临夏州博物馆、临夏市博物馆等多家单位收藏。2009年9月8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当地村民不断挖掘这里的彩陶，致使大量彩陶散落于民间。
“学士大夫，集古稽古”
“尊古而阜令，学者之流也”(《庄子》)。儒学雅土、帝王官吏稽古师古、好古收藏的风气由来已久。宋代蔡绦的小品文集《铁围山丛谈》记载：“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这种习惯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武帝汾睢得宝鼎，因更其年元。”(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得到一尊古鼎，以为祥瑞，改年号为“元鼎”，直到公元前110年。)“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日：‘王命尸臣，官此枸邑。’”“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
这种情况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蔡绦说：“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粱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寝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瓶、尊、彝之属，因自着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成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繇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日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闲。”
对于皇帝的稽古喜好，蔡绦记述：太上皇帝(徽宗)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闲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
“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当是时，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目从琐闼密窥，听臣僚访诸左右，知其为谁，乐其博识，味其议论，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觉也。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闲物，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成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合，成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
历史上每一次盗墓高潮之后，都会引发长久的收藏波浪。宋、元、明、清及至现代，大体情形相当。
1997年中国收藏家协会成立，十年以后的2006年，全国各级收藏家协会约600多个，其分支 机构约2500多个，加上被动收藏的人员，全国收藏者、收藏爱好者和收藏家的总数超过两个亿。收藏范围五花八门，从传统意义上的古董(文物)到近现代的工艺品，纪念品应有尽有，如果按照每人收藏一件器物计算，全国最少有两亿件东西在收藏者手里，这相当于两万个中小型博物馆的藏品，相当于130多个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之和。
“尚遵祖宗典制，籍收官库”
被掘发出土的君臣故物，被臣僚发现之后上交，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也比较常见。
公元前84年(汉武帝埋葬后的第三年)，有人就在扶风(今咸阳、兴平、武功、扶风一带)的集市上买到了陪葬在汉武帝棺椁里一个玉箱和玉杖。公元前64年，典书郎冉登见到陪葬武帝的四十多本书卷，宣帝知道后命人重新放置到茂陵之中。
《邵氏闻见后录》二十六卷记载了一枚西汉玉奁由墓葬中出土而后又入“官库”的经过：“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凤，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府上于朝，批其状云：墟墓之物，不可进御，当籍收官库，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长安，问之，已失所在矣。”
和汉武帝的玉杖经卷与汉高祖的白玉奁相比，大盂鼎流入官库的经历就更为神秘了。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代的青铜重器，通高102厘米，口径78厘米，重达15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铭文，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291字。因为制作器物者是康王时一个名字叫盂的大臣而得名。清代道光年间，该鼎由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一说陕西眉县)出土，“为该地宋氏(金鉴)所得，后归周雨樵(岐山县令)”。道光30年，宋金鉴京试后位居翰林，不甘大盂鼎流失，在北京筹得白银三千两后将大盂鼎购回。没有多久，宋金鉴的家道败落，出售了大盂鼎。同治年间，大盂鼎辗转至左宗棠手中，后来左宗棠又赠送给苏州潘祖荫。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收藏，1957～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乱世里，重回官库的器物也会遭到再次流失的厄运。《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记载：“宣和殿聚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
古墓葬中的被盗器物，现代能够进入官库的，不外乎公安和海关收缴的案件文物，这种器物的数量微乎其微。
“贪残中有雅趣，雅贿日盛”
用古董行贿的“雅贿”之风，明清近世以来越发强劲。
明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记载，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若对局用之，最为滞重不堪，藏之则又无谓，真是长物。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沈德符称之为：“则贪残中。又带雅趣。”
《天水冰山录》记载了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查抄出来的家产：“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金镶珠玉首饰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金镶珠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八百零三件；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银嵌珠宝首饰计六百二十八件……”
难怪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严氏父子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琐事。
当时，“各地大吏，争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不遗馀力”，久之，形成了“雅贿”的风潮。
1928年9月，党玉琨命丧陕西凤翔，他的盗墓所得落入宋哲元之手，宋哲元委人鉴定之后，其中一部分送给自己的上司，另外一部分带到了天津，这批器物开始了流离颠沛的命运。
东陵大盗孙殿英所盗之物，绝大多数不知去向，可他也有用被盗器物行贿的恶行。他曾经得意地给身边人员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
孙殿英还给侍卫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雅贿之风，至今依然。
2009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前往盛产红山玉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深入考察。他发现红山玉器的盗掘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人人以收藏红山玉器为荣。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大小官员常在迎来送往中把红山玉器，特别是其中的上等货色，当作重要的行贿受贿物品，这在当地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外贼劫掠
1840年至1949年之间，西方强国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实施了无情劫掠。这种劫掠以战争抢夺和内外勾结盗窃为主。
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抢劫，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等大量器物遗失，揭开了外贼劫掠中国文物的序幕。
1899年前后，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甲骨文。一时间，安阳熙熙攘攘，各路商人纷至沓来，开始有人误将甲骨文片当做中药材低价交易，后又被日本、法国等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0多个国家收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美英日法等国文化商人勾结地方势力，大肆盗掘古墓葬，被劫掠的器物难计其数。
1928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墓中所藏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大部分因购买军火而被西方掠走。
1928年，位于洛阳古城遗址旁的一批金村东周王陵遭到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等人的疯狂盗掘。加拿大的怀履光，以传教士的身份，长期住在河南，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他们先后花费了5年半的时间，发掘了8座大型木椁墓，把一千多件东周王室珍宝弄到自己的国家。后来，怀履光把自己掘发墓葬的情况写成了《洛阳古城古墓考》一书。在这本书里，怀履光记录了自己在1929年与美国商会、北京卢芹斋和开封商入盗掘北邙山古墓葬并出土大批青铜器的情况。
1920～1930年之间，加拿大一个名叫怀特的圣公会神父，以在中国传教为名，在洛阳一带盗墓 将近10年，所盗器物后来全部被运到安大略省博物馆。
“9?18”事变后，日本人在华北、华中、华东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盗墓活动，大量文物被劫走。这一阶段，美国商人也趁机由民间大肆收购中国文物。
建国初年统计，1840年至1932年之间，先后有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的60多批商人以文化考察的名义到中国盗墓，这一阶段，我国文物流失严重。
汹涌的暗流：走私
伴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文物的抢掠，大规模的文物走私活动出现。
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掠走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被走私偷运到英国、法国和印度，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另外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和国内商人勾结，把昭陵六骏中的“拳毛脶”和“飒露紫”盗到北京后偷运出境。
孙殿英盗掘东陵的部分器物，也险些由海关走私出境。1928年《中央日报》有一条新闻：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
1930年前后，太学石经《春秋公羊传》卷五、卷九被盗，不久就被走私到日本，后存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1934年，美国古董商普爱伦发现洛阳的北魏石刻造像《帝后礼佛图》后，与北京、洛阳的商人勾结盗窃，后来偷运到美国。
建国初期，走私文物的风气平静了一阵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新一轮的盗墓狂潮引发了走私泛滥。按照规定，海关对5％出境货物进行抽查，而海关总署统计，仅1991年～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2002年，全国海关查出文物走私案件260多起，收缴国家限制出口文物8780余件；2003年，仅天津海关就查获走私文物2125件，比2002年增长了3倍多。
2003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报告称：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则在千万件以上。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国境内各地的非法盗墓者从古墓中盗取之后辗转流失海外的。
我们仅从能够知道的现存于国外收藏机构的一小部分文物目录，就可见我国文物走私状况的一斑。
大英图书馆：现存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现存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总数达3万多件。
波士顿美术馆：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就收藏在此。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馆一半收藏品来自中国，铜器、玉器、陶器、书画等艺术品应有尽有。
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大量的中国青铜器，其中一件战国提梁盔价值连城。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其中有青铜器800余件，陶瓷器2000多件，玉器1200多件。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
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日文物最多的地方，仅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000万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6000多件，唐宋绘画200多件。
巴黎市立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近2万件。
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其他1000多座日本博物馆一样收藏着中国文物，其中有5个展厅展示中国历代文物。
近30年来，我国盗墓猖獗，走私如潮，到底多少器物流失海外，实在无法算计。
苦涩与尴尬：器物回流
回购自己的东西充满苦涩。
2002年，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抢救回流器物。这年，距宋代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流失海外已经有300年之久了，11月，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季拍卖活动上，国内买家以2990万元中标，最终，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这幅画。同月，嘉德秋拍活动中，上海博物馆以990万元购买了《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
2003年，在嘉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收购了已有1500年历史，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书法”之一的书法手卷一晋索靖书《出师颂》。同年，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有意出让“中国书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阁帖》，上海博物馆抢先以450万美元购买。
1991年，美籍华人陈哲敬从美国一位私人收藏家手中购买到流失海外数十载的两尊龙门石窟佛首，2005年，有关单位出巨资将这两尊佛首购回。
2006年，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以4800万元人民币，由香港一个收藏者手中购回了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的商周青铜鼎――子龙鼎。追索自己的东西同样充满尴尬。
1988年6月存放在湖北秭归属原纪念馆的一个战国铜敦被盗，5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目录上。追索必须马不停蹄，在湖北省有关方面准备了完整的原出土地和收藏地证明资料后，追索走向了拉锯战，反复的交涉之后，才成功追索。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丢失器物中有两件镶嵌在甬道壁上的高浮雕武士像。2000年，其中一件现身美国拍卖行。在我方提供墓葬现场勘察报告、照片、立案报告等资料后，才能提请扣押，器物持有人的辩称为祖传文物，使追索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在对古墓周围土样等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后，浮雕才回归故里。一个外籍收藏家知道这件事后，主动无偿还回了另外一件浮雕。
2001年10月，西汉霸陵200多件陶俑被盗并很快出售。其中，已有6件被偷运到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计划在2002年3月20日拍卖这些器物。消息快速传到国内，外交部、国家文物局迅速与美方展开交涉，在原失地证据面前，索斯比撤拍了这6件陶俑，到2003年6月将这6件陶俑归还中国。
毕竟有极少一部分流失海外的器物，终于走上了漫漫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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