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作曲家何训田评价了当下中国的音乐创作，有句话说得很重：“中国这么多识谱的人，大部分没能写过瞎子阿炳。”何训田的矛头所指，是中国音乐人的创新能力太弱，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太少，因此没有办法进入国际社会。
不过，众媒体对这句话反应不大，虽然何训田是中国当代第一位用自己的作曲技法创作的作曲家，他在1995年创作的《阿姐鼓》是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影响波及全球50多个国家，销量数百万张。人们更乐于关注的，是当月出炉的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议论多年的一个话题也在继续：作家富了，中国的文学“富”了没有？毕竟，无论排行榜上的作家收入有什么变化，至今没有人能相信，出现在榜首的那些富豪作家会带头振兴文坛、繁荣中国文化。更没有人敢预测，这些作家富豪能在某一天步出国门，成为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一代文豪。
还是2011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说过一句重话：“中国文艺作品的创造力不够，出版的文艺作品数量并不少，但公众知道、阅读、观赏和喜欢的不多，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绝大部分缺乏创新能力，百分之九十属于重复、复制和模仿。”此语一出，惊起评论多多。多少年了，关于文化创造力的民间批评从未中止过，但来自官方的犀利话语毕竟少见。没有创新，文化就不可能发展和进步，也就不会有影响力，这是常识。君不见，在当今中国文化领域，无处不是选题扎堆、内容同质、模式抄¬袭、形式平庸的乱象，虽然文化产品的数量在逐年急剧扩张，但新鲜的面孔和有品质的内容何处去寻？面对事实，必须面对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文化创造力已严重衰退――又岂止在文化领域，中国已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山寨”国家，复制、模仿和³¬袭已成为不同生产领域的集体痼疾了。
2011年的岁末，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谈“文化强国”的话题。要鼓励文化创新，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要有脚踏实地的耐心。
列宁说过：“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¾¬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理解，我们就该明白，虽然《建国大业》、《非诚勿扰》甚至《三枪》等都取得了很高的国内票房，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产品就具有了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传播力，并具备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要件。同理，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大幅提升的数据，并不意味着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真实提高。仍是同理，依靠各级部门机构推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战略”，并不意味着就能营造出国人期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创新的生动局面。
关于文化创造力，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有过一个讲话：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个讲话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它提醒我们：文化创造力的孕育，必定离不开宽容、包容、多元的环境。1980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去世前最后的口述文章，后被称作“赵丹遗言”，反映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知识分子的精神压抑以及长官意志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篇文章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文中说道：“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党领导国民¾¬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不过，20多年来，“长官意志”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品审查等制度仍期待在法制轨道上的完善，促进文艺繁荣和依法管理文化产品的法律制度与社会风气还没有形成，由此也直接间接导致了文化领域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金钱至上的风气盛行。结合新中国在文化领域足够丰富的得失，应该汲取的¾¬验就是：文化创造力来自于实践中的探索，是一个逐步的、个体积累的过程，它呼唤包容和多元，不会因为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指导、干涉便能时时促动，它需要超越短视和功利，不会因为某些文化机构、商业部门的市场化运作就能不断产生。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没有来自民间资本和民间资源的滋养，文化创新力的发育壮大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中国有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组织和民间文化资金，一定会使文化创新工作不再沉重而艰难。
针对提高文化创造力，身为创作者的何训田有一个心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内容，去进入世界的视野。换句话说，文化创造力离不开文化传统。这个心得虽然有些老生常谈，但对今天的文化创作者超越精神贫困和自我重复还是该有些启示的。这里有一个故事：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如歌的行板》，情感浓烈、深沉忧伤，征服了世界各个角落的听众。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个作品的主旋律，原是柴可夫斯基旅居在妹妹家的庄园时，从一个泥水匠那里听来的一首小亚细亚民谣。后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一个音乐会上听到这个作品，为之怆然泪下，感叹：“我触摸到了苦难民众的灵魂深处。”目睹这一场面的柴可夫斯基也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以作曲家自诩的一生中，从没有得到这样的感动和满足。”足以自信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给当代国人留下了足够运用、把握的遗产，只是多数国人已¾¬距离传统太远，其间的距离，需要我们抓紧赶上，不然，《花木兰》、《功夫熊猫》这样的中国文化题材，仍然轮不到中国人去创造和发挥。
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创造力的发生，必定离不开文化间的开放与对话，离不开向全球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资源。文化强国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要解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解决好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做好全面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工作。有了这个态度，才可能克服故步自封甚至夜郎自大的旧疾。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恰当处理不同文化的关系，包括与欧美文化、日韩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容的心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忐忑、急躁。只有我们选择去拥抱世界，才会逐步确立中国与外部积极互动的“文化生态平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