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同志是热爱生活，生命力极强的人。他在1997年9月为《巴金书简》所写的《小序》中曾说：“尽管我老弱病残，可我想，我们仍然有勇气跨入下一个世纪。” 我真高兴，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同跨人了新的世纪，而且还进而迎来了他的百岁诞辰。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我已有两年多不曾和他见面了。上次见到他，是在2001年，我去浙江桐乡参加茅盾同志逝世二十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后，返京途经上海的时候。那时他已卧床多年，而且早已无法自理生活及与人交谈，但他认出了我，当我伸手人被窝握他的手时，他紧握我的手却还是那样温暖而有力，这使我真高兴极了。
记得他患帕金森氏症似始于1983年，自1989年不慎摔跤住院后，起初有时还可回家看看，每年还能去杭州休养些日子，大概两三年前就无法再去了，他不仅生活无法自理，而且在赖鼻饲维持生命了。
这使我深为难过。特别是因为他已失去了言语的表达能力，又拿不了笔，写不成一个字；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那该有多么痛苦!
我知道，他曾多次向别人(包括他身边的护理人员)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想到他曾多次提醒我要争取多活，那样可以多做工作。我希望他多活，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工作、生活和精神等方面有了支柱。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读过了当时可能找到的所有巴金作品，它们以燃烧般的热情、炽热的爱憎和流畅的文笔征服了我。自然，我也读过不少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图书。
1939年初夏，我随印刷厂自上海“内迁”到昆明，翌年又迁往重庆。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是我们的“客户”，它的不少书稿都由我们厂排印，这样，出版社的负责人田一文兄，便自然地逐渐成了我的好友。那时巴金同志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常往返于桂、渝二地。1942年春他来重庆时，田一文兄介绍我和他相识了。
巴金重友情，1943年秋我调往桂林工作，抵桂时适值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开幕，那天演出的是曹禺的《日出》，“这是家宝写的戏，我一定要请你看。”他来邀我同往观剧时说；没隔多久，又邀我同往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那年旧历除夕，他又来邀我去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吃“年夜饭”。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的夫人萧珊，我还记得她在餐桌上对巴金说，“李先生，将来我们要买一架飞机，起名叫‘文生号”’。六十年过去了，她那清脆的嗓音，这时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素来体弱，十四五岁时即得了结核病。到桂林后的第一个春天，又咯血频频而不能工作了，他得知后就找到我工作处要我的一位同事伴同来看我，我还记得那时他对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了”等等。后来那位伴同他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在他们回去的途中走上一条狭窄的旱桥时，他在桥上摔了一跤，幸好那位同志急忙拉了他一把，不然从距地面两三米的桥上摔下去，后果太可怕了。这事曾令我久久地疚歉难安。
1944年初夏，湘桂大撤退前夕他去了重庆，我则在桂林下了第二次紧急疏散令后去了桂东南的昭平，参加了《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工作。在那里，和“大后方”重庆等地的交通和消息都隔绝了，这样直到抗战结束。那时“沦陷区”已先后收复，大家又纷纷忙于“复员”了，他先我回到了上海。我在广州接到过他发自上海的信，其中说到他在上海埋葬了他的哥哥(指二哥李尧林)。
1946年初我回到上海，第二年初夏进了解放区。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彼此都忙，往来都不算多。这样地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自那以后，他常来北京出席各种会议或是从北京出国访问等，几乎每次来京他总会约我相晤，在这样的时候，我也常会见到他和一些老友们的欢聚，如曹禺、曹葆华、李健吾、陈荒煤等等，特别是曹禺，几乎是他每次来京必须晤面的朋友。我和曹禺相识于他的《北京人》初版时，我们常会在一起谈及巴金，“老巴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赞叹道。
我在1956年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年接手了《巴金文集》的编辑工作，那时《文集》似已印出三卷了。我经手把它编完了(共14卷)，自然是在巴金同志的关注和指点下完成的。
我不想赘述自1958年“拔白旗”而后直到“文革”那些岁月里他的苦难遭遇了，特别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死亡，因为那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自“干校”返京后，即开始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其间在1973年为了在上海重新排印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我曾去上海并和巴金同志多次见面，那时他已自“干校”返沪，萧珊也已去世，楼上的书房还被封着，客厅里的书柜还都贴着封条；孩子们全不在身边，和他同住的就只他的两个妹妹。那时他正在校改旧译《处女地》，我看到了他写有密密麻麻小字的校改本，他告诉我今后他的著译未必还能出版，那时他将把这校改本送给国家图书馆。
新版《鲁迅全集》(即1981年版，共16卷)出书屁，我又参加了《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鲁迅全集》的编注过程中，我就多次感到如鲁迅先生尚健在，那么我们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本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解决，如今则如大海捞针一般，即使“踏破铁鞋”也难以解决以至根本解决不了了；在《茅盾全集》的工作中也遇有同样的情形，即使作者去世不久，也同样会使我们感到棘手。
这就使我想到了编《巴金全集》的问题。当作者健在时候即着手编辑工作，这会有太多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巴金从事创作的时间长，作品多，版本也多，如能在他的直接指点下进行这工作，不仅在选目编排等方面可以听取他的意见，遇有什么难题时也将得以迎刃而解，这样，在时间和质量方面都可得到有力的保证；其次，由我来担任这工作，可以打破作者与编者的界限，遇到什么问题时完全可以“直来直去”，无需任何顾虑，即使提出了十分幼稚的问题，也不必担心他会见笑，这于提高书的质量自然也至关重要。
在向出版社领导提出我的想法并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为这事和巴金同志商谈，那大概是在1983年或1984年间，其后我曾多次书面或口头与他商量，他却总以如今纸张缺乏，不少青年作家出书困难，他的书已经印过不少，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已出版了由他编选的十卷本《巴金选集》，那已足够了等种种理由婉言拒绝。
可能是在1984年秋，我因事去上海，一个早上我去看他，自然还打算“旧事重提”。这次他倒是十分痛快：“《全集》的事，你愿意搞就搞吧。我知道你，你也知道我。”他这样说道。我当然十分高兴，返京后就着手分卷编目等工作；那时我经手的《茅盾全集》已编至第18卷(共40卷，后来我又编了7卷)，以后的便交给了别的同志。次年3月，他来京出席政协会议，我去看他时，他把这次带来的解放前出版的他的几十本作品交给了我，从此我就全力以赴地编这个《全集》了；其间遇有什么问题时就及时向他求教，他给我的复信，后来都收入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巴金书简》中了。
《巴金全集》在1994年出齐，出26卷。1995年，在他的同意和帮助下，还开始了《巴金译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并在1997年出齐(共10卷)。
应该说，这两套《全集》无论在编、校或其他方面，都倾注了巴金同志的大量心血(特别是后期他还在病中)，否则这样顺利地出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当他健在的时候出齐了这两套《全集》，相信他会和我一样地感到欣慰。
两套《全集》都是在巴金同志亲自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这可以视为它们最可贵的优点；自然，由于我的粗疏，它们仍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特别表现于编排设计方面和因各种情形漏收了一些文章及不少书信(这些我们准备作为“补遗”编印出版)。但我想，它们总算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而可由后人去加以改进、提高和使之臻于完善。
我已哕嗦了不少，早就该适可而止了，现在就到此为止吧。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前面已说过的话，我希望他多活，希望他久久地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呼吸，希望他方面地作为我们精神上的支柱而多活。我知道他的思维能力大体还清晰，那么，愿他和我们一起欢庆他的百岁寿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