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爱民 1961年生于西安。曾在大学任教，现任职东航西北公司，高级政工师。从事诗歌写作多年，诗歌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1985年受邀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诗人玉门行。近年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在《读书》《随笔》《美文》《散文》《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给多家杂志写专栏。入选多种年选和选集，有作品入选高中语文阅读教材。曾获“飞天诗歌奖”、“西安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创作奖”。著有《西安往事》、《非此非彼》、《眼睛的沉默》等多部作品集。
茶味
喝茶这样寻常的事，如今在我的生活里已经不可或缺。这大约是工作之后逐渐养成的习惯，于不经意间慢慢有了茶瘾。
我已记不清早先喝茶的情形，就像是赶夜路的人，天明之后忘记了来路。这也使茶的意味中多了一层永不可得的气息，似乎口中的清味还导引着另一种潜隐的业已消散的东西，像是味中之味。
茶就是这么奇妙。
我独自在家里喝茶是没有讲究的，也不在意品级是否名贵，只是在朋友相聚时，才偶尔见识过茶饮的门道，也品尝过上好的名品，这些对我都是难得的经历，也给了我乐趣。但是，真正无法割舍的还是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用度，成为我生活本身的构成。长久形成的喝茶习惯，也让我不敢轻视和懈怠自己所要面对的生活。
我已人到中年。年轻时有过荒唐的想法，也做过错事，对自己的内省和反思，常常是由茶来相伴的，其中的滋味也是伴着茶吞进肚里的。若是无茶，怕是无法与自己的内心达成谅解，也不能够消弭对自己的自责和愁苦。许多时候是半杯喝剩下的隔夜茶，叫我的心绪获得了安宁，让我有耐性去在时间之中静静守候。我深知自己生活里有许多的无奈，促使我不得不去做好些事情，长此以往，最终便形成了惯性。而茶饮是在不觉中与我相伴的，并且暗自在治疗着因惯性而生的痛，就像是一台心理和情绪的制衡器。
我不是一个对生活有太多奢求的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生命更多呈现出的是减法的过程。有些东西已不必要苛求了；有些既有的想法，也该丢掉了。唯一值得保留的还是那一点对于生命的原初记忆，和童年对于幸福的亲身感受，它们都像茶的意味一样切合实际，在身体的感受中那么牢靠而又不可更改。
我信任茶味带给我的简单平凡的感受，在对茶味的感知里，身体对庸常重复的生命节律似乎也有了觉察。我感到了自己心的自动朝向，不再是身不由己的浮动，像是在时间之中来把生命的椅子牢牢坐定。
有了茶饮的习惯，并不意味着好或坏，在茶味之中不可能获得想要的具体承诺。知茶懂茶的人并不奢求能使自己延年益寿。茶有更深的意味，就像时间永久的重复，让人能够看见和感受得到，却永远无法说出。
喝茶是寻常的事。很多时候，人们就是靠这些惯常的事物支撑和维系生活，茶在这中间让日常变得意味深长。假若没有茶，古代的高士还能拿什么来与生活中持续的简淡的感受相互对应契合呢。在类比中寻求心绪的对应物，完成一种自然的转换，形成托物寄情的过程，精神在现实里才可有所依托。
茶还是一个更为隐匿的角色。褐色的液体流经身体，就像时间的穿过，没有向度。它承续身体之外的经验，又在身体之中启悟未曾有过的感知。正是茶在身体与生命的交叉点上，激发对身体感应的重新思考，使思考本身像事件一样展开，澄入绵密的空寂。
茶味的奇特效应更像是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的属性。它的苦涩、浓淡与香醇，被赋予了它自身构成元素之外的许多东西。在与情境心绪交相辉映的过程中，它增值的效应还生产出新的东西。既不造成时序倒错，也不导致理性的位移，而是不断形成对常识的重复。
在重复中，关于茶味，我个人能说的，只是沉默。
过年
在我童年的期盼中，最持久最迫切的愿望要属等待过年了。过了年就可以长一岁，个头也会增高，能为家里分担做点事情。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去世早，留下小舅一人在乡下没人照顾，我母亲就把他带到身边，加上我们四个孩子，都得要靠我母亲经管。记忆中我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同我们在一起，“文革”后又被下放到凤县山区劳动。我的老家离西安不算太远，亲戚乡俚来西安看病，都住在我家，我母亲要操劳的事情自然就非常多了。那会儿母亲还义务做着居委会的工作，我想，要是我能再大一些，能给母亲帮上忙，家里情况就会好起来。这是我盼着过年长大的原因之一。
我童年的世界，是一个痛疼的世界。因为母亲患有先天的心脏病，家里整日都弥散着中药的气味，但旧历年的前后，母亲是不熬药的，她把药锅和药包不知藏在了什么地方，也许目的是想为我们未来的日子带来些好兆头与吉祥，不想使新年伴着药的味道度过。这使我对年关的临近，又增添了神秘感和敬畏。对于过年，那时候我还觉得母亲知道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
过年的感受，我比同龄的孩子感知的要早。每年中秋过后，母亲就开始了拆补和缝洗，随后的每个晚上，便可看见她在灯下为我们缝纳过年要穿的衣服和鞋子。我有过一件短呢大衣，是用父亲的旧中山装改做的，每年母亲都要在上面翻新些式样，让我穿着的感觉就像崭新的一样。
我在新年里穿的棉鞋定会是新的。母亲将旧衣服找出来，剪裁掉破碎的部分，打好糨糊，一层一层在我家的南墙上粘成做鞋底用的“被子”，然后就叫我站到她面前，脱下鞋子，在报纸上留下鞋样，并且总要摸着我的头说：老四的脚长得最争气。
母亲筹划一年的日子也是以旧历年为圆心的。新年是起点也是终点。一年里的事情由此到头又重新开始。她习惯上依着这样的节律来盘算实际的生活，将每一件要做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比如说暑天里所产的豇豆，她总要留一些，用开水煮过，在绳子上风干，备着大年三十晚用作吃火锅的辅菜；冬柿泛黄后，她会用我家的黑釉瓷缸，围拢一窝，在当中放一只苹果，不等我在新年里醒来，鲜亮晶莹的柿子已放好在了我的床头。
我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她在生活的细小事情上都用着心劲。年关在她看来更是大事，不得含糊，即便年三十那天再忙，也要抽时间带上我去城东的八仙宫，给吕祖爷爷磕头，求他保护我们这些孩子不要生病。因为病让我母亲的身体感到了彻骨的疼，也成为了她对我们的担忧。直到前些年，母亲病得无法起身了，在年关之前，总也不忘叮嘱我去为吕祖敬香。
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过的是平凡的日子，回想起来，对于生命中幸福的完整感受，也源于童年里关于过年情境的记忆。尽管这中间有许多年父亲无法同我们在一起，多少在年节里会有一些孤单和对父亲的想念，但母亲把我们围拢在一起，让父亲不在我们身边的时间也成为幸福的时间。
在童年里，我的家境不能算好，所能拥有的物质条件，在今天都显得微不足道。我的成长和经历，又恰遇上整个国家生活的纷乱与人心的动荡，但在年节里，看到我家新糊上的窗纸白白亮亮，我心底里还感到了希望。其实当时在我们那条街上，境遇不如我家的不在少数，但每家每户的年都得过，年年都要过。过年让维系生活的心劲变得更为持久长远。
随着年岁的增加，年节的重要性也不比从前了。但我从不忘记在此之前，去到母亲的墓前，接她回家，同我们过年。
去往银川的道路
银川在道路上是确定的，它既是开端也是终点。从西安经铜川、甘泉、延安、定边，在包茂高速公路上绕道吴定高速公路，汽车就要朝往了银川。进入盐池县境内还要再行一百多公里。
从一开始银川就是被已经确定和谈论的对象。然后是将近8个小时的车程，随着时间和话语的穿行，我们在接近着银川。
西铜路在洛川一带交汇于另一条路，接着是在定边的又一处交汇，递接和承续出了指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的路。去银川还要朝北，经过延安之后再向西北转向。不断地朝北。
银川作为起点，意味着清除了一切关于银川作为起点的预设。银川像一个动力源，不断地涌现，在到达之后，又看见了在起点之所见。
途中的一切，来自于未被识别和不可识别的差异唤引出的期待与好奇。还有惯性和身体固有的定式所组成的对于银川的包围。车窗外交替出现的风景，收缩又伸张着对于银川的另一种靠近。
伴随着感知的察觉，在迷宫般的地图前，不可能经历一番探险，也没有新世界可供发现。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愈复杂愈简单。
银川周围有很多被开挖的人工湖，芦苇广布。小叶的芦苇多生在浅水岸边，每年秋后收割一次，苇干和苇叶可以用来造纸。深水中的芦苇叶子要大，茎干粗，成熟后是做凉席尚好的材料。
归途中不断说到西部影视城墙上的一段标语：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不稀不干杂以蕃薯青菜之类。车厢里对标语的作者究竟是谁而争论不休。
通往银川的道路，暗中必然充满着遗漏，相对未被任何事物所阻止，又不曾被看见的银川，途中的经过和我们不断的参与，对于银川又能算是什么呢。
从曲江到大唐
曲江池遗址公园的建成，使西安城市隐没的历史维度重新回到了当下的画面之上。西安作为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现代城市，在其不同的空间里，潜藏着充沛的关于自身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解码潜力。对自身文化不断的确认实际上也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今天，从曲江开始，回溯梦中的大唐，意味着重新赋予这座古老城市现代性的不同涵义。
曲江池遗址历史文化景区的恢复，不单纯是对历史记忆碎片的修复和对历史真实信息的保护，它不只是“制造（文化/历史）地理”的单一过程，也不是城市功能物理意义的添加。主题性的文化人文生态区的建立，实际是对这座城市性质的根本改造，昭示的是我们这座城市后现代空间的一种崛起。当代城市化的原型，不只是梦幻景色的存在，也不完全只是为了展示颇具诱惑力的消费方式，同等重要的是，由多种文化编织出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空间图案。曲江池遗址公园便是西安城市现代进程中的这样一朵奇葩。
水满花千树，池边丽人多。
一方面是曲江所代表的田园诗意；另一方面是瞬息万变，兴高采烈的街头景象形成的反田园诗意，它们包容并存于西安同一的空间之中，又在其内部造成一种田园诗意和反田园诗意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这正是哈贝马斯在他的现代性规划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曲江正是以一种对于驻留的现在渴望，而加入到西安城市现代性的塑造之中了。
同样有意义的是曲江遗址公园对于恢复西安传统生态格局的特殊作用。它重新给出了“风水”命脉对于这座城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曾经羞于再谈“八水绕长安”的胜景，而如今曲江遗址公园重启了由终南峪口到渭水的河渠系统，让秀美的山水得以滋养长安。“引水入城，南北为山，东西有水，天人合一”，让西安现代化的图谱，具有了青山绿水的格局。
墨雅玉彩，素色为尚。曲江遗址公园的建筑设计，也体现出西安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传统审美经验的敬畏和尊重。它不是以消极的方式取得盛气凌人的效果，也不依靠突然中断、迷惑的方式造成空间的“欺骗性”。它是敞开的，像唐诗一样具有人本的亲和力，并且向普通大众免费开放。它所具有的乐观与宽容的品质，和煦宜人的气息，更适合于消解城市生活另一面所给人带来的压力。曲江遗址公园同时还是一座“梦的工厂”，从这里出发，也许能回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大唐。
去刘四家吃浆水面
每年初夏的头几天，刘四家的人就会传过来话，邀我母亲去坐，顺便尝他家用新窝的浆水新磨的麦面做的长面。
刘四家与我家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问过我的母亲，回答说算是远亲。刘四是谁，我没有见过，我母亲也从未给我提起过。只是在夏天开始不久，有这么一个远亲需要去走动。
刘四家的人大多生得白净。我同母亲去他们家要走过几条巷子。因为没有要紧的事，我母亲通常并不显得着急，先要为我换上干净的衣，洗净脸，收拾完家里的事情才出门。
刘家人是非常客气的。我母亲照例是在厅房里同刘四家的大妈说话。我则是被刘家的小女儿引着去看院中花园池中养的金鱼。刘家的小女儿长我几岁，也是生得白净，白里透红，映在鱼池水面的浅笑活灵灵的，让人看了极为舒坦。我此前没有见过那样的笑容，之后也没有再看见过。
刘四家的浆水菜多是用夏芹做的，极少有荠菜或别的野菜，大概他家人以为只有夏芹才是做浆水最正宗的材料，其他的菜都不及芹菜好。麦面也是新磨成的精粉，有十足的麦香，端上来的浆水是清汤，上面撒着翠亮的菜粒，不用调加佐料，酸咸适宜。这样的浆水长面，我通常能吃两大碗。
从我记得了事情起，到“文革”的后期，我母亲每年多数都要带着我去走这门远房的亲戚。对于同刘四家的关系，我脑子里没有深究过,也不去想,只知道这是每年都要串的一门亲戚,在那里必定还要吃一顿浆水长面。
1980年我在读书的学校里碰见过刘四家的小女儿,她在另一个系里插班进修,一眼便认出了我,还说起过她们家与我家的关系。
原来两家的祖上曾一起合伙做过生意,在内蒙古和南方之间贩运盐和茶叶以及土产山货,并在西安东门外鸡市拐的街上开有铺面,解放后被公私合营,每年还都能收到股金。我母亲的祖上救过刘家的人，大约就是刘四吧。到后来两家就保持下了相互间的走动。更老一辈人之间的交往已无法说清，到了我母亲和刘大妈这代，方式变成了每年夏天来临之后，聚在一起吃一顿浆水面。
老一辈人之间肯定有许多故事，因为年代的久远让后人已经无法知晓。我至今仍不清楚刘四是刘家哪一代的长辈，与我的祖上因为什么机缘在一起相遇，也无法想象在什么情况下被我的祖上所救。这种友情和关系，为什么到我母亲这代又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
夏芹有祛火清热降脂的功效，做成浆水又可消暑解表，是陕西关中夏日里的美味，菜蔬的鲜淡尽在其中。浆水的滋味时常会将我同过去的那段日子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现在只记得去刘四家吃面的事，其他的已全然不知了。后来我还忘记问刘家的小女儿，她家人皮肤生得白净的原因，与吃浆水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