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福建省长汀县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多种。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现居广州。
XX：照片看了，我喜欢在树林里那张，感觉有新东西。
你的小说《XX》，之前看了，杂志发出来后，我又看了一遍。没来得及给你说看法。总体感觉，不错，只是你这样的写作变化，未必适合你。就这篇小说，我有一个不满足，就是你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写作的架子，无法贴上去写――无法贴着人物的感觉写，或者说，你写的，和你这个人生命中最本质的部分，关系不是很大，至少，你没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契合点。整个感觉，是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指挥你的人物，你和你所写的，有明显的疏离感。这种感觉我未必表达得清楚，但你也许能明白。
由此，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的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自然是很精到的，只是，我以前读到这里，总是不太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直到新近读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谈诗》一文，才有了进一步的了悟。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这话说得真好。
我扯远一点，从我所熟悉的当代文学批评来说，个中的“俗”，何尝不是如此?很多的文字，貌似高雅，有学识，其实骨子里是俗的，因为这样的文字，换一个人说，也能说得出来，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这就算做俗”。是啊，说的都是公共的大道理，思想路径是公共的，甚至连文风也是公共的，“背后没有人”，如何能够造就出有个性和生命的批评?假若批评只是字面上的堆砌，却不呈现作者这个人，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对人性的细致体察，也看不到作者自己的胸襟和旨趣，那么，这样的批评，就只能是作品的附庸。它表面上看，是文字背后没有站着一个人，往深处看，其实匮乏的是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人的写作，自古以来，就要求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摆进作品里去。在一部作品里，看不到有人的存在，便为失败。这样的文学观点，如今并不为一些现代人所接受了，人与文分开来看，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然而，笔墨毕竟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胸襟小，要让笔墨里的气象是大的，总没有可能。王维的诗，看起来都在写物，但他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但他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读《论语》，可见孔子为人、做事的真实面目，所以太史公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作者在文字中，毕竟是藏不住的。今天批评界的许多虚假，其实都出在批评家身上，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字里隐藏自己。一种是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判断，一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可言。前者是故意的隐藏，后者是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带来的结果都是虚假；而虚假在文学写作中，是最大的俗。
上面的拉杂看法，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过，和你的作品未必有关，但我写出来，给你一笑。
我在评XXX的散文时，用了一个“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的题目，发在林建法主编的刊物上，题目我自己是喜欢的。当时我写的时候，还没有读到钱穆先生的话，新近读到，觉得我在这一点，和他一致，心里高兴。
天热，保重!
谢有顺 2006年7月27日
XX先生：
您好!
感谢信任。您近日给我寄来的关于您的大作《XXXX》的资料，连同您言辞恳切的长信，我都认真拜读了。
我们虽然并不认识，属初次联系，但我对《XXXX》一书，并不陌生。二00五年春天在济南召开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评审会议，我也是评委，参加了那次投票，我记得很清楚，大作榜上有名。我当时虽没来得及读，但听其他朋友介绍过，知道这是一部花费了您许多心血的优秀之作。您如果愿意馈赠，我当然很感谢。只是，短时间内我还读不了，因为八月十五日左右，我要到美国、加拿大访问，九月初回来后，我得去上海――我刚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在职博士，必须到上海读一段时间的书。而我之前的外语水平有限，接下去的一年时间，主要任务是苦读外语，估计文学阅读和研究，都要搁一段时间了。
想来，这也是一种无奈。三十好几了，再进学堂，应对各种考试，说不吃力是假的，但做理论研究的，有学位比没有好，我不能免俗，只好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做理论研究的和你们写小说的之间的不同――写小说的人，显然要自由得多；理论研究人员则需要更多地依托于资料室、图书馆、大学学府和学术交流。
您在信中所述对文学界的某种失望之情，我颇为理解。现在的文学界，浮躁、炒作、人云亦云、盲目吹捧的现象严重，这是有目共睹的，它的背后，受消费文化的力量所左右，需要警惕。但真正的写作者，大可不必将这些放在心上，表面的浮华，终究是要烟消云散的。被时间所留存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有价值、出新意的作品。
与此同时，我也觉得，先生对批评界似有一些误解。大作《XXXX》并非像您自己所说，被“埋没”了。从您给我的资料看，有二十几位文学界的重要人士写了文章，发了言，开了两个研讨会，上了中国小说学会的长篇排行榜，且大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都挺高，“一部扣问灵魂之作”，“是部大作品”，“革命年代的身体见证”，还谈到了它的“文学史意义”等等，――试想，这些年来，能有这么多人写评论，能获得这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一共能有几部?如果这样的作品还算“埋没”，那其他的作品又算什么呢?有更多的作家，写了好作品，还远远享受不到您这种待遇，这也是一个事实。不说其他，就说和您同一 年上排行榜的格非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我个人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可出来之后，也只寥寥几篇文章论到这部小说而已，关注的人，远不如您的《XXXX》多。但我注意到，格非的状态很好，并不受这些影响，相反，他一直沉下心来写这一系列的第二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作家对抗文化困局的最好方式。
其实，先生可能没有想过，做评论家，也有诸多的不易。国内每年要出上千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就更是数不胜数了，还有散文、诗歌，要求每个评论家，阅读其中的大多数作品，并对自己阅读的作品都作出评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残忍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精力和能量。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独立的、有生命的写作；批评家呢，只能照着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阅读和写作，这是常识。
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只能是出于我的心灵选择，我不可能为了把场面上的活做好，为了把朋友们的作品读完，一天到晚把自己弄得疲于奔命。相反，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阅读自己想读的典籍。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意思是，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学问，可现在的学者呢，是为了别人而读书和研究学问。现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为自己内心的需要、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读书的?太少了。多数的时候，我们(包括很多文学批评家)读书，仅仅是为了应付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为了应付人情，为了还债――这样下来，或许照顾到了方方面面，但在人格、心灵上的光辉，却有日益黯淡的危险。
真正的批评家，必须从这种被动的局面突围出来，才能获得独立的眼光，才能写出有心灵质量的篇章来。因为学问的正大一途，实在是事关生命，通向人心。王阳明把这样的学问称为是“根本的学问”：“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追索和践行一种“根本的学问”，必定是寂寞的，正如您的写作，如果是和这个时代作着相反的见证，也要有面对寂寞的准备一样。先生可能没有想过，比起我们做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您的小说被冷落的遭遇，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你们的作品出来，至少还有人评论、推广，我们的评论作品出来，卖个五千册已是天文数字了，又有谁去评介和在意呢?但即便如此，我并不灰心，因我知道，自己不是为了一种外面的浮华而写作的。写作在许多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精神的觉悟，是一种自我援助。
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能以口舌论贵贱也。”强要别人去论贵贱，反而失了为文之隐秘快乐了。请相信，真正好的作品，并不会被埋没的，即便暂时被冷落，总有一天，它也会大放光芒。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真正重要的是，您自己是否对文学还怀有坚定的信念。
今天的文学界，多有不正常，这是实情，然哪个时代的文学界就正常了呢?李白的时代，不也歧视天才?曹雪芹的时代，不更是没有为文之宽大境遇?至鲁迅的时代，貌似自由多了，但内中的险恶，却非我等能想象得到的。因此，我从来反对一些人，永远都在想象一个写作的黄金时代，以为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他就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写作的黄金时代永远不是在远方、在未来，真正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你此刻写不了就永远都写不了。一些人总是迷信“生活在别处”，写作也在别处，好像写作仅仅和外部环境发生关系，而无关心灵。他们为写作预设了条件，比如说自由发表和出版呀，物质环境变好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等等，他们虚拟了许多写作的条件，一旦现实不能提供这个条件给他，他就不写了，或者有理由胡写。但真正的写作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写作遵从内心的召唤，捍卫语言的尊严。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没有信念，何尝不是今天的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要说不正常，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而我要说的是，世间本无正常，一切的正常，惟存自己内心而已。心乱了，一切皆乱；心若清明，万事通达。
因此，文学的知己，外面求不得，惟有向心内求。况且，真正的知己，本就罕见，要不，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就不会生出那么多事来了――他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求得一个情感上的知己么?《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摔了玉，林黛玉伤心掉泪：“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若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读到此，脂砚斋有批语云：“我也心疼，岂独颦颦。……他天生带来的美玉，他自己不爱惜，遇知己替他爱惜，连我看书的人也着实心疼不了，不觉背人一哭，以谢作者。”后来我读到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作者接着这事说到：茫茫大地，千古知己，岂非宝玉、颦卿二人。伯牙子期亦是；太白子美亦是；纳兰后主亦是；而雪芹脂砚亦是。脂砚之背人一哭，是幸有雪芹识之。吾掩卷之放声一哭，尤伤世间竟无人识的。“芳华易凋，良木易摧。”阮籍无路可叹，墨子歧路言悲。于知心解意处求一知己，难矣!――通读先生之信，是真想求得这样的知己，我也是这句话，“难矣”!然而，知己难求，却仍要孜孜以求，这是先生所给我的一种启示，它让我相信，求的本身，是有意义的。
只是，不要对这个时代抱太高的希望，以安静、沉着的心，继续写，才是正途。至于别人怎么看，不要放在心上。“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让它去吧。
从信中觉得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并且为文郑重，故我也坦率地说出以上的真实意见――郑重之人，一直是我所钦佩的。梁漱溟说，中国人常常有逐求、厌离、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若能经“逐求”和“厌离”，再跨入“郑重”，即为人生之化境。“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我个人，从梁先生的话中，得了启发，所以，这一两年来，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了诸多调整，好使自己成为“郑重”之人。而要跨入“郑重”，就要“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这话对写作者，尤为及时。一部作品写完，就像鸽子放出去了，让它自己生存去吧，不必一直“回头”，免得把“当下”也耽误了。您意如何?
您比我年长一倍，我是后学，但不知不觉乱说了这么多，实在是班门弄斧，让您见笑了。就此打住吧。
欢迎您来广州作客。并祝夏安!撰丰!
谢有顺敬上
200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