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杆子农民考大学 1977年我还是“广阔天地”里锻炼的下乡知青时，突然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也根本没想到将来大学毕业后可以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长时间的精神贫乏使我对知识极度地渴望。
从西安到陕西蒲城县保南公社的保南村这个离县城大约20华里路的贫困村去插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在这里的两年四个月期间，我和当地农民成为好朋友，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市娃娃成为一名满手老茧，结实能干的半杆子农民。在这期间，追求和理想变得具体而平庸，要多挣工分，多劳动，改造世界，改造广阔农村……我渐渐淡忘了“前途”二字。可是，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内心便不能再平静了。
翻出珍藏的中学课本，每天从田间劳动回来，就着煤油灯，我努力地补习。在仅有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复习三、四年的功课，并且不能耽搁劳动。真是每一天都在拼命地跟时间赛跑。很幸运我笔试过了“初录线”，后又参加面试，最后终于被西安外国语学院录取！
文革十年，高考被废除，高等教育处于瘫痪状态。恢复高考，意味着从六十年代的高中“老三届”到我们七十年代的“新三届”，成千上万的城市、农村青年都拥入高考大军，而刚刚恢复的大学教育体制招生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个时候能进入大学的确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入学率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我能被录取，心里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我带上在农村用的一卷被子，一个木箱子，步入大学。在百业待兴，学校设施尚不健全，师资尚不完备的形势下开始了自己梦一般的大学生活。
大学英语从背字母开始
我读英语专业，我们当时学习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和现在完全不同。高中刚刚“复课闹革命”，还没有踏踏实实读几天书就上山下乡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地挣工分，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条件。进入大学后说是主修英语专业，其实在中学时期学习的外语早就忘完了。大学第一个学期是从背英语二十六个字母开始，靠死记硬背，掌握一些基本单词和常用语。
到了大二，口语水平也不过和今天的中小学生差不多。当时每个教室里配备一台台式的体积相当于今天拉杆行李箱大小的转盘磁带录音机。录音带上的英语录音，一部分是学校从英国搞来的小故事，一部分是靠学校里的外教录制的。每个班一台录音机当然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大家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吃饭时间，以及晚上关灯睡觉前轮流使用。我自己跑到小寨商场买了两盘空白录音带，回来复制同学从别的地方搞来的英语录音带，为了自己用时方便，省得老是要借别人的。那时的录音带是直径20厘米的大转盘，差不多跟我们现在的烧水锅的口径一样大。
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为了练习口语，拿一个搪瓷杯，几乎扣在自己嘴上练，这样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从搪瓷杯里回音，可以更清楚地听自己发音是否准确。学生宿舍晚上11点熄灯，为了学习，很多同学用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看书，直到辅导员进来巡夜。
我们这一代学生的刻苦是不言而喻的。这与其说是憧憬未来，还不如说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不管将来做什么，为自己多积累知识财富。当时有人说我们这一届大学生赶上了对于我们来说是时代的末班车，否则这后半辈子就“没什么戏了”。这种历史的动力，社会现实的动力，个人的危机感，求知感，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特征。
我们的外教
我们刚入校时，教我们基础课的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他们教书兢兢业业，相当认真，也在不断地努力提高自身水平，他们当中有些考上了研究生继续深造，有些被派出国进修。那些中年讲师，水平很高，英语讲得很流利。等我到了四年级毕业班，主教我们美国文学的老师是留学澳大利亚回来的，他给我们上起课来所用的许多词汇我们都不懂，要不停地。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开始有美国教授前来西安外院为我们上西方文学史，写作等课程。我记得来自于北伊利诺大学的Shegreen教授，非常博学幽默，但行为举止却又像个小孩子，见到地上有一片小草，也要小心翼翼地绕开走。另外一个美国女教授Sally则喜欢大声嚷嚷，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毫不客气地在学生面前抨击，但见了中国的饺子她就没命了，不把肚子吃撑不罢休。
那个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还很少，西安东大街一有外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停在五一饭店或友谊商店前，就有很多围观的群众。后来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幽默地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北京动物园观看动物，突然感觉不对头，发现旁边的中国人不在看动物，而在看他！可以想象外国人当时在中国是如此的“珍贵动物”。
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外国人，锻炼我们的口语，学校联系旅游部门，把来西安的外国游客组织到学校参观，和学生座谈。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中年美国游客交谈，他谈吐文雅，中文非常好，最后临走时给我一张名片，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我那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斯坦福大学，还对他说，好像加利福尼亚大学很有名。他笑笑说，是的，加大很有名。
总之，我们是幸运的，学校尽了力，老师尽了心，国家花了钱，把我们文革后第一批本科大学生精心培养出来。我们学习是扎实的，刻苦的。西安外国语学院７７级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只有区区153人，其他语种专业屈指可数。现在我的同学们活跃在商界、政府部门、外事机构以及学术界，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着自己的贡献。我自己也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耕耘在中美两国大学的讲坛上。
回想我的大学生活，没有多媒体、互联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用最粗笨的方式学习，给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没有丰富的课余生活，没有周末舞会，也没有节日汇演；更没有男生女生花前月下，互诉衷肠……在那个与时间争斗的年代里，留给我们的只有学习，学习，学习……
前几天，国内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80后”生人，将是中国垮掉的一代。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看问题总是要从历史角度去看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交学费，没有宿舍租金，伙食费也由国家补贴。可以一心一意地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现在学生的经济负担的确很重，面对知识更新不断加快，他们也要适应，要思考，要计划自己的未来。
这是个个性张扬的年代，我们这一代已将自己的个性消失殆尽，但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够完整体现自己的个性，有更美好，更充实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