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 山东莱芜人，现居浙江杭州。文学杂志编辑。著有散文集《独洗苍苔》、《兔子打猎人》、《夕阳流水之间》等。 在黄龙洞下了轿子
文怀沙一九五一年替上海棠棣书店主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约请俞平伯谈《红楼梦》。虽然其时担任北大教授的俞先生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是整理《红楼梦》，却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文先生给他出了个主意，把旧作《红楼梦辨》重新修订一遍，再增补些近年发表的新作。俞先生觉得这样也好，遂整理出一部十三万字的书稿，更名《红楼梦研究》，于次年九月交付出版，没想到销路不错，两月间印了六版，总数达两万五千册，毛泽东也读了。
毛泽东读俞平伯先生的书，应是出于对《红楼梦》原著的喜爱，不见得一开始就是想因此掀起一场运动。据文怀沙先生说，读过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的毛泽东，甚至还找来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等人，建议将俞先生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五十年代初的俞平伯是“红”过一阵的。
引火烧身的其实是俞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题为《红楼梦简论》。导火索则是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刊登于一年半之后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这篇文章和随后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评〈红楼梦研究〉》，被毛泽东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而“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声势浩大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拍摄于一九八O年五月二十日，画面的正中是俞平伯，左右两侧分别为蓝翎和李希凡。那一天是《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在会后的餐桌上，两个当年的“小人物”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俞平伯先生举杯敬酒。近三十年的岁月倥偬，早先那场运动的真相已然大白于天下，基于政治因素的是非论争，也早已尘埃落定，对立双方人为的恩恩怨怨，尽在不言中。现在想来，五十年代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的跌宕浮沉，就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他一生中太多的偶然。
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我读得很少，喜欢的还是他的散文，尤其朱自清作序的那本《燕知草》。书是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书中所写，全是杭州的事”。俞平伯十九岁那年去英国留学，却仅在伦敦住了半个月，就回国了，此后的六七年间，基本上都在杭州。俞先生写杭州，一如朱自清所言，有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文字功底，现在的浙江作家无人堪比。难怪当年文学研究所的吴庚舜说，俞先生编选《唐宋词选》，注解部分能当作散文来读。
早年的俞平伯好读传奇小说，并不喜欢《红楼梦》。“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但是远赴英伦的那一趟“雪夜访戴”式行旅，海上航程单趟就要一个多月，同行的傅斯年是个红迷，一聊起这本书就兴致盎然，受其感染，俞平伯“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以打发越洋漂泊的寂寞时光。
俞平伯后来的《红楼梦辨》，实际上是由他和同乡好友顾颉刚先生关于《红楼梦》的通信整理而成。从英国回来的第二年春天，对《红楼梦》意犹未尽的俞平伯开始和顾颉刚书信往来，延续数月。随后俞先生辞去了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的职位，又打算去美国留学，却因远洋客轮水手罢工而滞留。在无奈等待的日子里，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耗时三月，以通信为基础撰写论文，在杭州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早、也是最多是非的红楼梦研究专著。
虽然因《红楼梦研究》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但是作为政治运动，一九五四年的红学事件从根本上说，俞平伯只是一个首先被打开的缺口。他自己当然是不服气的，“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所在的文学研究所领导何其芳，也并不认同，“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何其芳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杭州的诗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杭州在二十世纪的早期，几乎成了新诗人的云集之地和滋长白话诗的温床”，除了俞平伯先生，还提到了朱自清。一九二O年暑假后，由蒋梦麟推荐，朱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他的一本新诗《不可集》就是在一师编成出版的。
俞平伯在杭州有颇多佳话，某年瞿秋白来杭，约俞平伯去黄龙洞见胡适，俞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远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了，俞先生连说，好笑，好笑。
俞平伯六十年代初说的这件事，像是无意中给十年前对自己的批判下了一个寓言式的注解，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为什么说苏曼殊是杭州历史文化名人
说苏曼殊是杭州的历史文化名人，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坟在杭州孤山的西泠桥畔。以我的孤陋寡闻，尚不知曼殊和尚短短三十五年的生命，有哪个重要阶段和杭州的历史与文化密切相关。苏曼殊的母亲是日本人，他生前曾经十一次前往东瀛，五分之二的生命在那里度过；一九一八年逝于上海，六年后，才由友人将其迁葬杭州。究竟是孙中山出钱，陈去病经办，还是柳亚子等人集资而为，两种说法各有其出处。
但苏曼殊肯定是喜欢杭州的，因为他有诗曰：“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其时他应该在日本，而且已出家做了和尚，所以接下来的两句是：“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做了和尚的苏曼殊，出入日本寺庙，想必知道日本普化尺八的祖庭是杭州护国寺。
苏曼殊是其父苏杰生在日本横滨经商时，与日本女人若子所生。出生时母子二人并不被苏家认可，直到他三、四岁时，才被领回广东老家。再次东渡，已是十五岁，靠表兄林紫垣的资助，前往留学。说苏曼殊是广东中山人，不过是随了父亲的原籍。严格说来，漂泊一生的苏曼殊，落拓江湖、四海为家，很难说何地是其真正的里贯，把他和杭州联系起来倒也未尝不可。
在辛亥革命前后，杭州是一处风云之地，许多革命志士频繁出入其间。苏曼殊作为那个时期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之一，与这些人物结交甚广。譬如秋瑾女士就义后，他曾为其遗诗作序。两人后来都归葬于西湖，恐非巧合一言能蔽之。但苏曼殊主要不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其革命的“激烈”，更在于文学上。他所加入的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进步文化团体，前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先后成员多达千余，其中的苏曼殊和李叔同人称“南社二僧”。两人先是在上海的《太平洋报》共事，报纸停刊后，李应邀到杭州，在省立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加之杭州又是南社雅集之地，苏曼殊自然会常来，“何处停侬油壁车，西陵终古即天涯”之句，想来应是他谒钱塘苏小小墓后的留诗，也是对自己飘零身世的感怀，相伴西湖的念头隐约流露。
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骨子里还是很文人气的。虽然一九O九年秋天南社成立时，选择的集会地在苏州虎丘，但若是摆在杭州孤山之类的地方，我以为也非常合适。对于南社这样一个学者型文化社团的气质而言，杭州可能更接近些，也更宜于南社中那些狂生奇才、学者名士们张扬个性。这些从诗文词曲、琴棋书画、金石篆刻到医卜星相、花木盆景、辟谷养生，几乎无所不具、无奇不有的南社人，八斗五车的才学是一个方面，生活方式上呈现的则是另一个方面。当年苏曼殊和李叔同所在的《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人，办报之余，经常出入酒肆歌廊，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颇具晚明东林复社人的遗风。
苏曼殊与杭州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精神默契；苏曼殊对杭州的悟性，非现时文人的功利心态可比。苏曼殊虽为出家僧人，于佛门却是几进几出，实乃半僧半俗之人。有说他十二岁那年因生父过世、嫡母不容，遂在广州海云寺出家，受赐法名博经，别号曼殊，三年后去日本寻母而离寺。其实不然。在十五岁留学日本前，苏曼殊在上海姑妈家寄食了两年，学习中英文；从日本回国后，先是在苏州吴中公学和上海《国民日日报》教习撰稿，后去香港投靠兴中会陈少白，因误会而遭冷遇，一气之下，才跑到广东惠州一间破庙削发为僧。数月后，不堪青灯黄卷，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悄然离去，从此以“博经”自命，号称“曼殊和尚”，开始浪迹江湖的流离生涯。苏曼殊特立独行，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在修佛与心性之间，始终徘徊挣扎。
这样的性情中人，让人想起另一个与西湖精神默契的文人张岱。其人也曾浪迹江湖、广结人士，“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更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张岱的一部《西湖梦寻》，认定了杭州是他这一切所“好”之地。张岱历明清两朝，苏曼殊亦横跨清代和民国。
苏曼殊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美食美色、无一不好。既流连于烟花青楼却守身如玉，亦痴情于诸多女子得“情僧”雅号而终生不娶。苏曼殊任性豁达，不计生死，自题诗曰：“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这样的一颗诗魂，也只有在杭州西湖可供人凭吊了，可惜在六十年代的所谓“西湖大扫除”中，“西泠桥畔两苏坟”被一并铲除，如今恢复了钱塘苏小小的墓冢，孤山后却空有苏曼殊坟茔的遗址。
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不在于是否耳鬓厮磨。在杭州做了一辈子文人，或许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毫不相干；而飘忽如云的苏曼殊来去匆匆，倒是西湖不可或缺的一笔。苏曼殊当然是杭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哪怕他的灵魂依旧流落在荒草萋萋的鸡笼山上。
七十年前的五千元
在杭州住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去过“风雨茅庐”，虽然也曾从郁达夫一鳞半爪的文字中想象过它从前的模样，又听说后来被占为民居，休整前成了派出所的办公用房，现在已恢复旧貌，却到底还是没有见识过。
自古以来，居者有其屋乃人之常情，郁达夫当然也不例外。“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郁达夫这么说，也这么去做了，迁居杭州后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建起了“风雨茅庐”。
房子是一九三五年建造的。此前的郁达夫，也一直想着在杭州建房。林语堂先生来杭时，郁达夫陪他逛了半天吴山，所谈的话题中，就包括“集资买地，来造它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并且还算了笔账：“大约吴山卜筑，事亦非难，只教有五千元钱，以一千元买地，四千元造屋，就可以成功了。”
七十年前的五千元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不上来，听郁达夫的口气，不像是个令人咂舌的数目。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一千元能买多大一块地，但郁达夫说花四千元要造的屋，却是个俱乐部。按郁达夫、林语堂他们的盘算，这大约是用以文人雅集的会馆一类，场地应该不会太小，五千元就能搞定，想想都觉得爽。
在吴山造俱乐部的事情，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否则杭州的城隍山上就多了个人文景观。郁达夫记述这件事情的文章，写于一九三五年暮春，到了这一年的夏天，他的“风雨茅庐”就破土动工了。自己的住房，到底比俱乐部要紧些，何况其时郁达夫的婚姻也确实急于遮风蔽雨了。
此前的郁达夫，已在玉皇山后买下了三十亩地，花了一千七百元钱，这也是让现在的杭州文人羡慕不已的。郁达夫拿这块地，置换了位于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的一块地皮。据王映霞回忆，“风雨茅庐”到一九三六年春天完工时，“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也就是说，相当于在吴山造俱乐部三倍的钱。
杭州大学路地段现在的房价，每平米在一万以上，杭州的作家，即使能出手百万购置房产，最多也只能在此买个一百平米的中等套房，不管怎么换算，七十年前的郁达夫要拿出这样一笔钱，恐怕也绝非易事。他自己就说过，“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虽是“东挪西借”，但他自己也承认，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或者还可以想法”。看来文人也还是需要交些有钱的商人朋友的，似乎现在的情景，也大抵是这样，有人干脆直接混到那个圈子里去了。
事实上“风雨茅庐”建成之后，郁达夫真正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从一九三六年正月去福建谋职，先是奔波于闽杭之间，后抗战爆发，杭州沦陷，他又辗转去了南洋，一九四五年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客死异乡。抗战胜利后不久，已和郁达夫离了婚的王映霞，就把这房子给卖了。“风雨茅庐”没有了却郁达夫安居杭州的心愿，只给这个城市添了一点人文故迹。
我现在的住处，也在杭州大学路附近，与“风雨茅庐”仅一箭之遥。每次去吴山，我都会想，七十年前郁达夫和林语堂究竟要在什么位置花五千元造个俱乐部，却总是不想去看看“风雨茅庐”。五千元的俱乐部不过纸上谈兵，一万五六千元的“风雨茅庐”却实实在在，七十年前的账，现在还真不好算。
乡关惭愧说杭州
施蛰存先生的第一本书名为《江干集》，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一九二三年自费出版，列入“维娜丝丛书第一种”，由上海维娜丝学会发行，署名施青萍，印数仅为一百本。
时年施蛰存在杭州，刚从私立之江大学自动辍学不久。上海的这个维娜丝学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尚不清楚，从名称上推测，应该属于那种研究文学艺术的群众团体。维娜丝有艺术女神之说，把施先生的集子列为丛书的，又是这个学会中的文学会。若是摆到现在，想来是不允许出书的，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非法出版物一说，不是书局或出版社也能印行文艺作品。
其实现在的情景，大致上也差不多，也能自费出书，不过须有一家正规出版单位才行，这个“自费”款项，除去印书成本，还包括给出版社的部分，而施先生当年是不必付钱给维娜丝学会的吧？
我在前年也出过这样一本书，也是由群众团体下的一个“创作委员会”出面操办的。不过这个群众团体是作家协会，带点官方色彩。这本书的出版对出版社来说，亦属自费。好在不必自掏腰包，由创委会负责筹了点钱；但经费有限，印数也不多，和施先生相比，也就是百步和五十步之差。
施蛰存的一百本《江干集》，按他自己的说法，其中二十本送了亲友，余下的八十本，委托给了上海的文明书局代售，也是走了关系的，因为有个同乡在里面做门市部经理。文明书局地处南京路，位置很好，比在杭州推销更有利。然而过了几个月去打听，说是只卖掉了十来本；又过了半年，因经营不善，书店歇业了，那个经理也不知去了何处，剩下的书不知所终，账也无法结。施蜇存说，“连一个铜板也没拿到。”
去年我在单位附近的书店里，看到了和我一起出的那套丛书中的一本，大约也是作者委托给店里代售的，卖得怎样我没打听。回来后找出了我自己的二十本书，在一家散文网站上发了个帖子，说愿意免费赠送，条件是阅后写一两百字的批评。随后收到不少索书跟帖，我也把书一一寄出；再后来，果然得到了许多反馈，都不只一两百字，有人还写了专文，令我感动。书是给人看的，有人看，看了还能对作者说几句真话，比拿几个铜板更值。
也许没人会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其实是从施蛰存先生那里来的。施先生在他那本《江干集》的书末，印了一则“敬求读者赐予批评”的启事，并附有“江干批评”的印花。对于给这本书“任何一方面赐一切实之批评”的读者，他将奉赠年内出版的下一本书《红禅集》，但每份批评必须贴印花一枚。
施蛰存印行《江干集》的时候，还是个未满十八岁的少年，虽然在书末的启事中说他对这些作品“不能自决其价值”，请读者评说“拙著之成功与否”，但少年心气还是很高的。其时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人已在杭州成立“兰社”，施先生有一天泛舟西湖，与之相遇，写诗记叙说，“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杜衡原名戴克崇），后加入兰社，更有“携手江干四少年”之句。这种少年心气在今天是难得一见了，虽然二十好几的人还自称“男孩”、“女孩”也未尝不可，但批评显然是听不得了，更不要说因批评而赠书。市场造就的一代，其根须只怕是漂在水上的。
因为《江干集》，杭州成了施蛰存创作的起点。施先生有诗曰：“乡关惭愧说杭州”，单独看似乎不好理解，诗的前一句是“橐笔江湖无里贯”，连起来意思就明白了。施蛰存生于杭州，自然是杭州人，但四岁时随家迁居苏州，成年后则“浪迹海隅”、“旅食异乡”，因此“每填表格，于‘籍贯’下，虽写‘杭州’，实滋惭汗。”文人的心思，到底缜密，但对施先生来说，杭州不只是他的出生地，也应该是他文学的“乡关”。所以有“乡关惭愧说杭州”之句，恐怕还在于他晚年的认识：“这一集中的作品，文笔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足见有境界的文人，就是到了耄耋之年，仍不失少年心气。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施蛰存经常来杭州，除每年清明祭扫祖坟，住得最长的一次，大约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其时上海华东师大工会安排他到九溪屏风山疗养，逗留了半个月。屏风山疗养院与当时的浙江大学三分部，也就是早年的之江大学仅一箭之遥，时年五十出头的施先生徜徉其间，一定在松风江涛中看到了自己十七岁时的身影。
经亨颐：“我底心痛煞！”
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开校那一年，经亨颐尚在日本留学，该校监督王孚川先生前去商量，希望他能受聘出任教务长。经先生以学业未成为由婉辞，他知道原本要聘的不是自己，而是已经毕业的几位前辈，未获应允才来找他。王孚川只好求诸浙江同乡会来公举一人，结果还是落到了经亨颐头上。同乡会一经决议是不能不服从的，经先生只好赶程回国。
做了一年的教务长，经亨颐重返日本复学。此后两年，杭州两级师范先后换了六个教务长，都不合适，学生中还有人记得经先生，说他该毕业了，时任监督徐班侯遂拟急电一封，又把经亨颐召回了杭州。
经先生在杭州住过十二年，基本上都是在这所学校办教育，两级师范学堂后来改成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时，他已做了校长，直到一九二O年回老家上虞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当年的去职，在杭州是一个大事件，以致引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对于爆发在上一年、标志着现代中国觉醒的五四运动来说，紧随其后的杭州“一师风潮”无疑是最迅捷、最猛烈的呼应，其时在杭州亲历“一师风潮”，几乎就相当于在北京投身五四运动。在此前后的经亨颐先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是“我底心痛煞！”
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也就是北京学生运动爆发第三天的中午，经亨颐在杭州一家叫做“西悦来”的餐馆，和年初刚刚受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先生吃午饭。蒋先生是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杜威教授来杭讲学的，在美留学期间他曾师从杜威先生攻读哲学和教育学。估计五月四日那天，他们正在赴杭路途中，尚不知北京发生的事。席间翻看报纸，读到“京师学生滋事，章宗祥被殴毙命”的消息，经先生觉得“此事关系甚大”，即以他担任会长的浙江教育会的名义致电国务院和教育部，“切勿操切！”次日晨，蒋梦麟即因学校的事，先行匆匆离去，经亨颐预感到北京学生事件必定会在杭州引起反响，遂“集各校长商议办法”，一连数日，寝食不安。
这期间，杭州气候突异，“?风猛雨，雹打如拳，校舍倒坏”，恶劣的天气使杭州各学校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很快，到了十一号，就传来消息说省会学生次日将上街示威游行。第二天一早，六点钟，经亨颐就赶去学校，听说一师的学生黎明即已悄悄从后门上街；到了九点，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几乎倾校出动，声援北京学运，气势非常浩壮，一向以学生为本的经先生深受感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
和蔡元培一样，经亨颐也一向视教育为治国之本，在革新教育方面，当时就提出过“与时俱进”的思想，人届中年但锐气不减，行事泼辣，用时为一师学生的曹聚仁先生的话说，是“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关系”，杭州人则以本地俗语给他起过一个绰号，谓之“经毒头”。经亨颐赞同学生自治，重用以白话文讲授国文、人称“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夏?尊和李次九，原本已被维护旧势力的官厅视作“离经叛道”，这次和学生一起上街，就更遭人攻讦了。那些天，外界纷传其“好事，鼓动学生”，曹聚仁先生说，“那一时期，经先生在杭州教育界，变得那么孤独，许多聪明的校长都疏远了他。”其实不仅是疏远，甚至公开宣称“经氏不去，我辈不得安”。
到了五月末，声援北京学运的气势进一步高涨，杭州学界开始罢课，一师的学生更是“全体出校”。因不愿与学生为敌，主张维持，经亨颐说，“省长处匿名控余者甚多，听之而已。”但官厅很快就颁布了特别训令，提前放假，学生表示是罢课，官厅则以放假为名，干脆遣散了学生。五月二十九日，面对一师“终日沉静”的校园，经先生不禁在日记中叹道：“西子湖头学生之爱国热，将暂闭幕矣！”心底的疼痛，油然而起。
然而真正让经先生说出“我底心痛煞”这句话，还是在次年的三月，趁着学生“放假”，官厅罢免了他一师校长的职务。当然也暗示过他，如果辞退“四大金刚”，可考虑保留其职位，但经亨颐是“一点也不退却的”。只是没有想到，当返校的学生得知他们的校长遭到弹劾时，立刻就掀起了一场“挽经运动”，随即发展成一股新旧文化和新旧思想兵刃相见的学潮。说兵刃相见毫不为过，三月二十四日，省教育厅再度下达“休学令”，将数十名警察派驻一师，遭到学生们的坚决抗争；二十九日晨，五百名武装军警包围了一师，欲强行解散学校，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波及到整个杭州学界。
若是单从一师风潮的最初指向来看，其结果是取得了胜利的，虽然经亨颐年初就被推举为白马湖春晖中学校长，去意已定，一师校长由姜琦接任，但在全国教育、新闻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由教育部出面调停，浙江官厅最终不得不撤走驻校军警，收回解散一师成命。然而经先生的心痛，却不在这个层面，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一师学生自治会的信中说，“我底愿望，我底责任，本来还没有做起！……那里知道成了前尘梦事！……我底心痛煞！”可见经先生为之心痛的是他的教育理想，是“秋风黄叶，使我依依不能去”的杭州。如今这个城市还知道经亨颐的人，恐怕不多了；但是忘了这个人，她将会留下一段空白。
在楼外楼吃饭的芥川龙之介
杭州本地人去楼外楼吃饭的恐怕不多，一是杭州的餐饮业蓬勃，市区可供选择的店家众多，二是杭州人热衷新口味，对老牌的西湖醋鱼之类缺乏兴趣，若非图个名声，又恰好陪客人游湖在孤山下弃舟登岸，一般不会想到楼外楼。我在楼外楼吃的最近一顿饭，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那次在楼外楼，是陪同一个来杭访问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向外国人，尤其外国的文化人介绍杭州饮食，楼外楼当然是首推。吃什么也许不重要，关键是承载了一百六十年历史的老菜馆，在杭州还能找出第二家吗？
时间过去得久了，那天的晚宴究竟吃了哪些菜，早已记不得了；日本人作客礼仪繁多，加之席间又是赠书又是谈论文学，一餐饭吃得很规矩，临到散席时甚至忘了问问楼外楼给对方的印象。
后来我想，即便当时问了，那些日本作家很可能也只是说点客套话。他们中间没有谁来过杭州，对中国江南一带的饮食，也完全无知，没什么能说的。这倒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关心，整个晚宴过程中，这些作家竟没有一位提到过他们的同行，那个日本大正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到过杭州，并且还在楼外楼吃过饭的芥川龙之介。
当然，在座的中方陪同也无人提及。我那时还没有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只知道他的一篇《罗生门》。但芥川的《中国游记》自一九二五年底出版后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的作家要来中国，起码该翻一翻吧？不过这么说，好像有点严于对人宽于律己了。
近日淘碟，找到一张《河童》。这是我看到的第二部根据芥川龙之介小说改编的电影，前一部是《罗生门》，在国内算得上众所周知。此小说正是在芥川游历中国的那年，由鲁迅率先翻译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副刊》，时为五六月份，其后芥川差不多也正好到了北京，应该能看到。至于在这当口译介芥川的作品是否与他来中国有关，我现在还没有依据。
芥川龙之介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晚上乘“筑后丸”抵达上海的，海上行程九天。在上海逗留了多久不太清楚，但《中国游记》中的上海部分，却是写得最为详尽，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离开上海的第二站，就是杭州，时间上显然已经四月底五月初了，“火车的窗外，始终是长着油菜和紫云英的田野。”
民国十年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几乎要走上一天。芥川下车时，“已将近下午七点钟”。订好的下榻处是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从旅馆的窗户望出去，隔着里湖和一座孤山，芥川是看不到楼外楼的。
况且芥川住的房间，在旅馆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不是湖景房，连西湖也不能看见。这也许影响了芥川的情绪，导致了他对杭州的印象不佳，总是发着牢骚，说西湖“与其称之为湖，不如说近似于发过大水之后的一片水田”；一面在俞楼说曲园先生“多少有点俗气”，一面在岳庙说“秦桧不知遇上了什么恶缘，中了下下签”。他对西湖的描述，篇幅倒是不小，读来却像是走马观花的一日游，离杭前夜，因了枕头上趴着一只围棋子大小的蜘蛛，更是说“西湖也实非令人满意的去处”。
比较而言，在楼外楼吃饭时的芥川，倒还有些兴致。坐在枝叶葳蕤的槐树底下的餐桌旁，看湖水在脚边荡漾，不停地拍打着石驳岸的间隙，对柳树下的垂钓者从水中拎出一条鲫鱼很是受用，连堂倌在湖里洗涤抹布和“拔了毛的鸡”也不觉得是污染湖水，反倒“产生了一种进入小说场景的心绪”，想起《水浒传》石碣村里的阮氏兄弟了。至于那天的吃，只是一笔带过，“一边喝着老酒，一边用筷子夹食生姜煮鲤鱼”，兴致依然在旁处，不时与同行者对另桌的两个年轻女人品头评足，说“中国的女人三十岁以前，看起来都像小姑娘似的”。
从当时拍下的照片上看，芥川的侧影颇似陈宝国。另桌那穿黑白（所谓黑白大约因为照片是黑白的吧）格子布衫的女人正侧脸看他，露着一只左耳。芥川肯定注意到了这只耳朵，他一向觉得女人最美的是耳朵，说“我对中国女人的耳朵怀有不少敬意”。女人旁边坐着个小孩，背对芥川，这个已经能坐着自己吃饭的小孩，却被芥川看成是“一个婴儿”；而小孩的父亲在他看来，“长相颇似无想庵先生”。无想庵指的是日本小说家武林盛一，在上一年的五月来中国度蜜月，也到杭州的楼外楼吃过饭。
在楼外楼吃饭的芥川龙之介，比我在楼外楼陪同的那些日本作家，率性好玩得多了，虽然他在八十六年前的西湖留下了太多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