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华丽+拜伦的奔放+道斯托以夫的颤鸣=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 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人在题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评论文章里，写下的一个“公式”，用来评价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的成员，《科尔沁旗草原》是他的代表作。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东北作家群”。这个“公式”，对于研究端木蕻良，有很大启发。同时，也牢牢地记住了文章的作者“巴人”。
巴人，即王任叔，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他出道很早，1922年起，就开始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发表诗和小说。郑振铎读了他的诗，说他是“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不久便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刊登在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期的短篇小说《疲惫者》，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农民运秧驼背的形象，被茅盾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到人文社之后，才知道继冯雪峰之后，巴人曾担任过社长兼总编辑。他的照片和冯雪峰的照片，并列印在建社四十周年的纪念册上。但是听说，他只做了很短时间的社长兼总编辑，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中，受到残酷无隋的批斗，妻离子散，后以七十高龄的负罪之身，被遣返回乡，终于惨死。他的不幸遭遇，是人文社诸多前辈中最骇人听闻的，至今思之怆然。
巴人是浙江奉化人，1901年生，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蒋介石是同乡。他是完全可以凭借这个特殊关系，走仕途，进入政界或军界，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一个革命文学作家。
1926年4、5月间，蒋介石亲笔写信给他，让他去广州“襄助工作”。他7月到广州，被安排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科工作，北伐开始后任代理科长。他秘密参加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共产党小组的活动，经常把重要情报汇报给共产党组织。后来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问他：“既然你是蒋介石叫来的，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情报告诉我们?”
他回答说：“我是为革命而来，不是为蒋介石工作的。”
1927年3月，他辞去了机要科科长职务，从此，走上了一条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道路。他辗转于宁波、杭州、上虞、上海、日本东京、武汉、南京等地，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三度被捕，两次坐牢。
他在上虞春晖中学教书时，“四―一二”政变已经发生了。有一个教员开口闭口“蒋总司令”，为蒋介石的大屠杀辩护。巴人针锋相对地与他争论，但这个教员固执己见。于是，巴人就在他的宿舍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蒋总司令在此，百无禁忌。”此事很快传遍了全校，这个教员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在故乡读书的时候，巴人便显露了出众的文学才华，人称“奉化才子”。到四十年代初，他已有十余本短篇小说集和七八部中长篇小说问世。和他共过事的朋友，都对他的文思敏捷印象极深，很佩服他“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卓越写作才能。
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以后，曾和巴人一起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写杂感的唐?，说那时的巴人，自己编《译报》副刊《爝火》，还在几个报刊上同时写稿，却应付裕如。他的特点是“视野开广，思想明快，下笔迅速，跌宕有致”。
巴人还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兼社论主笔。当时，报纸的社论须等每天最后的电讯到了之后，才能动笔写。电讯来的时候，往往已过午夜。他和几个报纸的副刊编辑，大都是浙东同乡，他们常常聚会到深夜。为避免包打听、巡捕来找麻烦，他们便经常以打麻将做掩护。巴人不上报社去，通讯员把电讯送到家里来，等候取稿。此刻的巴人，仍坐在牌桌旁，左手一杯绍兴黄酒，右手执笔落纸如飞，顷刻间一挥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往往同时就“和”出来了。
四十年代在香港，曾和巴人共同编辑过《青年知识》的黄秋耘回忆说：《青年知识》是一份综合性杂志，有时临近发稿日期，还缺几篇稿件，有国际纵横谈，有青年修养问题，有书评，还有影评，各式各样。但只要把文章的内容和字数告诉巴人，只需一昼夜，他就能全部赶写出来。署名是千奇百怪的，“八戒”啊、“行者”啊、“石果”啊，等等等等，别说别人记不住，就连巴人自己，恐怕也都忘了。
黄秋耘以为，“假如文坛上有所谓‘杂家’，有所谓‘多面手’，有所谓‘急才’，”巴人是“当之无愧”的。
据说，他一生使用过的笔名，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个之多。“巴人”这个名字，直接来自鲁迅发表《阿Q正传》时的署名。他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尽管曾被“讥为自期传鲁迅的衣钵”，但他的确是鲁迅的私淑弟子，是以鲁迅精神的传人自我期许的。
1921年。他从《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感受到“一种深重的压力和清新的气息”。他认为，《阿Q正传》“将中国人的心脏，血淋淋的给挖出来了”。他还写过一篇明显受到了《阿0正传》的影响的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
1927年3月1日，他特意请假，坐船渡过珠江，到中山大学去，听鲁迅到广州后的第一次演讲。他见到鲁迅“是个矮小的可怜的黄瘦的人”，有点失望，但马上从那“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鲁迅的“战斗的精神”。
三十年代，在左翼作家联盟的会议上，在内山书店里，他多次见到过鲁迅。但始终不敢接近鲁迅，连交谈也没有，唯恐被鲁迅敏锐的眼光看出自己“深自隐讳的劣点”。他觉得，鲁迅“对于我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有了他，我知道所以活下去的理由!有了他，我也知道我应走的路!……鲁迅给予我们的是热与力!”
1938年版《鲁迅全集》(1-20卷)的出版，他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编辑、出版工作。许广平说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力最多”。
1938年在“孤岛”上海，发生过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巴人是这场论争的一个核心人物。上海沦陷之后，他和柯灵、唐?、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等人，经常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译报》副刊《大家谈》写杂文，抒写身陷“孤岛”的悲愤，痛骂汉奸的无耻。这些杂文后来结成《边鼓集》出版，引起了《中美日报》、《新申报》等有三青团和汉奸背景的小报的忌恨。于是，他们就在文章里讥讽说，蜀中无大将，留在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一些毫无价值的杂文。
10月19日，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阿英以“鹰隼”为名，在他刚刚接编的《译报》副刊《大家谈》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守成与发展》，主张“超越鲁迅”。巴人也在他刚接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刊发了题为《超越鲁迅》的纪念文章。巴人的“超越鲁迅”，是学习、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意思。而阿英的观点则并不如此。
阿英认为，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不 应停留在模仿鲁迅风的杂文的阶段，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的；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的。而且，他还批评了巴人他们的那本杂文集《边鼓集》。
巴人立即撰文回应阿英，与他进行辩论。他和写杂文的朋友们，索性于1939年1月11日，针锋相对地编辑出版了《鲁迅风》杂志。在“发刊词”中，他奉鲁迅为“处处值得我们取法”的“文坛的宗匠”，指出：“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是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便是这刊物的“用意”。
这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过后，巴人仍然继续不断地撰写、发表杂文，大受欢迎。读者只知“巴人”，而不知“巴人”即“王任叔”。巴人也因此而被誉为“活鲁迅”。
然而，恐怕谁也料不到，主张弘扬鲁迅精神，并坚持写鲁迅风式杂文的巴人，1959年却由于写针砭时弊的杂文，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是后话。
1941年3月，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巴人偕夫人及两个儿子远赴香港，不久又疏散到南洋，辗转于新加坡、苏门答腊、棉兰等地，教书，办报，写小说，写话剧，与胡愈之、郁达夫、杨骚等人坚持抗日斗争，还曾流亡到乡下四个多月，以种菜为生。他坐过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狱，担任过华侨联合总会顾问，被印尼友人尊敬地称为“伯?巴人”(“伯”是印尼人对长辈的尊称)。
大概是由于巴人有这样一段经历，对印尼比较熟悉吧，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那时任命的驻外大使，大部分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由军人改行去做外交官，不是司令就是政委，都是将军。巴人是唯一的一个文人做了驻外大使的。
当了大使的巴人，不改文人本色。一次，他和各国使节一起，应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到一个飞机场，出席为庆祝印尼空军节而举行的盛大典礼。庆典时间很长，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巴人站得腰酸口渴，便抄起一瓶汽水，撬开瓶盖，把瓶口含在嘴里，仰头狂饮起来。这个镜头，被在场的美国记者抢拍了下来，很快，美国《生活》杂志就登出了中国驻印尼大使狂饮汽水的“奇观”。
他这个文人大使，只当了半年，便被提前“解职”，奉召回国了。据说，主要原因并不是他出席节日典礼时，狂饮汽水失态，而在于他用笔名写文章，对苏加诺总统发表了一些不大友好的言论。
1954年4月，巴人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任副社长。1957年兼总编辑。1959年3月任社长兼总编辑。上任之后，巴人很快显示了一个出版家的眼光、胆识和魄力。
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1954年人文社制定了《整理古典文学选题计划》、《重印文学古籍选题计划》、《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合起来是厚厚一大本选题集；1956年制定了十五年出版规划，并明确了三年内把人文社办成“专出中外经典文学和有定评的现代创作的出版社”的短期目标。
1956年春天，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带领现代文学编辑室、外国文学编辑室和总编室的五个编辑，一路南下，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和广州组稿，拜访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
“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人文社图书的编辑出版，上了一个新台阶。出版新书品种，由1953年的一百四十八种，达到了1955年的三百六十三种和1956年的三百八十三种，形成了建社以来图书出版的第一个高潮。不能不说，这与巴人奋力开拓的进取精神和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是有很大关系的。
然而，他的刀斧又难免伤害了一些人。
当时，冯雪峰虽说是社长兼总编辑，但由于还担任着作协副主席，党组织的关系并不在出版社，而是在作协那边。巴人刚来时虽只是副社长，但他是党委书记，主抓全面工作，又分管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这样一来，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就在他的领导之下了。二编室的书稿，聂绀弩终审完了，还要送交他再审一遍，签字批准。无形之中，聂绀弩作为副总编辑的终审权，给取消了。
巴人批评二编室的选题范围小，是一种对古典文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批评整理校注基本上自己搞，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其他诸如没严格按时上下班，以及上班时间聚在一起聊天、谈问题，都成了“纪律松弛”、“自由主义”等等“问题”。他还在支部会议上说：“二编室党领导不了，只有聂绀弩能领导。”
于是，矛盾越来越多，关系越搞越僵。聂绀弩干脆复审权不要了，把它交给了连副主任也不是的舒芜。书稿由舒芜复审完了，他只是签个字而已。聂绀弩认为：巴人主张大开门，请社外专家来做，是不了解二编室的实际情况。他尤其反对巴人要编辑按时上下班，还派人在门口看谁何时进门，核对和揭发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说他这是不懂“编辑工作的特殊性”。
巴人主持搞的《重印文学古籍选题计划》，没经过古典部讨论，据说传出去以后，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大哗”，纷纷提了一些很不客气的意见。
聂绀弩觉得，巴人到人文社后，“下车伊始”，以为“百废待举”，动辄“要改革这改革那”，“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莫测高深”，“胸有城府、不择手段”，排挤冯雪峰，想取冯雪峰而代之。所以，他是“拥冯反王”的。
他认为，巴人的后边。是周扬。楼适夷也曾和他说过，巴人告诉他，是周扬决定让他来负责的。后来，社里的“拥冯派”和“拥王派”，都在黑板报上写了文章，观点对立，闹得不可开交。直到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亲自莅临人文社“纠偏”，此事才告终了。
冯雪峰担任主编的《文艺报》，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毛泽东不满，遭到批判。冯雪峰已在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巴人又专门请冯雪峰回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巴人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之后，聂绀弩被认为是“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关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开会时，巴人讲话，总是“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聂绀弩的“看不起人”、“说话随便”、“好发牢骚”、“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等，都成了“问题”；他的工作态度也成了“反组织”、“反党”、“反革命”的。
到了肃反运动后期的“思想建设阶段”，二编室的人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聂绀弩成了“独立王国”的“国王”，舒芜和张友鸾被认为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
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巴人自然成了人文社运动的领导者。8、9月份，他连续主持召开全社大会批判冯雪峰，传达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9月3日还做了题为《冯雪峰为什么走上了反党的道路?》的发言。二编室的反右斗争最有成果，舒芜、张友鸾、顾学颉和李易被打成了“舒、张、顾、李右派小集团”。早就被认为“问题严重”的聂绀弩，更是在劫难逃。
聂绀弩成为“右派分子”之后，写下了被张友鸾 称之为“名篇”的《题林冲题壁图寄巴人》一诗。诗云：
家有娇妻匹夫死，世无好友百身戕。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高太尉头耿魂梦，酒葫芦颈系花枪。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
在《杂谈聂绀弩诗》一文中，顾学颉说：“这首诗未必真的寄给了巴人，不过在纸上发发怒气而已。……当然巴人还没有高太尉那样的权力，用来比拟，也不算过分。”
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出版聂绀弩的诗集《三草》，此诗即以此题收入。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散宜生诗》，聂绀弩“听人建议”未收入，后又“感到惋惜，表示再版时要补进去”。1984年人文社出版增订、注释本《散宜生诗》，收入此诗，题目上删去了“寄巴人”三个字。
七十年代初，聂绀弩见到友人，谈起“反右”时，说过：“王任叔抓到一些材料，整了我，不料后来他的遭遇，比我还惨。”言下不胜感慨万端。
以聂绀弩为首的二编室的“文酒之会”，有一段时间常去湖南馆子马凯餐厅。这家具有独特乡土风味的饭馆，在后门桥迤北、鼓楼之南。1957年，社里发布了一个编辑条例，第八条规定，社内编辑一概不付稿酬。这对于二编室那些爱下馆子的人，自然影响不小。
舒芜赋诗一首，大发感慨和牢骚：“马凯漫相招，先看第八条。两行编辑泪，羞过后门桥。”这简直是二编室文酒之会的一曲挽歌!其实，“反右”之后，他们有人挨了批斗，有人发配劳改，还有人坐了牢。可谓风流云散，文酒之会已成为一场残梦了。
以继承“鲁迅风”杂文自命的巴人，到了1956至1957年，杂文创作迎来了又一个收获期。他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文艺学习》、《新观察》、《新港》、《北京文艺》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况锺的笔》、《“上得下不得”》、《略谈生活的公式化》、《论人情》、《以简代文》、《真的人的世界》、《“敲草榔头”之类》、《略谈要爱人》、《关于“氏族社会”》、《“多”和“拖”》等针砭时弊的杂文。这些有独到见解、脍炙人口的作品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可蹊跷的是，这些反官僚主义、反“左”、反教条主义、呼唤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的杂文，虽然1957年“反右”风潮中即遭到姚文元的批判，巴人却在运动中毫发未损。姚文元在1957年《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文章《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批判巴人认为“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伟大革命品质和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感情是没有人情味的”，“实际上在提倡资产阶级的人情而反对无产阶级的人情”。
但到了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他还是“出事”了。在康生的授意下，巴人被当做“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十六篇文章被当做“反党”文章，印成了一个小册子《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遭到了持续而猛烈的政治批判。批判者给他扣了一顶大得吓人的帽子：“反对阶级斗争，对人们实行麻痹和腐蚀，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1960年3月，巴人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年2月，他进了出版社的编译所做副所长。两个月后，调到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
在受到无情批判、残酷打击的艰难时刻，巴人写下了一首自题诗：“忘病忘老工作，力求自强不息；斩断资产根子，犹如壮士断臂；立定无产脚跟，万事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听命，‘死而后已’何惜。”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系统的读书计划，打算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
到了中联部亚非所以后，从1962年到1966年，他编译了几百万字的印尼史料，撰写了近百万字的专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到这两部书出版，已经是他死后的1995年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拉开了帷幕，更大的政治风暴降临了。巴人不但在中联部亚非所被批斗，而且还被人文社的“造反派”揪回社里斗过一次。1967年，他依然在坚持写未完成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1968年被“隔离审查”。1969年11月，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女儿别他而去。
这一年11月和12月，他先后三次“突然晕倒，大便失禁”。他自感不好，“此后如何，很难预料”。为此，写下了一份遗嘱，留给儿子王克平。其中有云：“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他还希望自己的骨灰分为两份：“一送我出生地大堰，在我们宅后竹山上埋下，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胜利!”遗嘱最后写道：“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0年3月，巴人被遣送回故乡奉化大堰村。年底，开始神志不清。第二年，精神失常。冬天不穿衣服，蓬头跣足，在旷野里狂奔。有一次，竟在雪地里躺了一夜。
1972年7月23日，发作脑溢血，口鼻耳流血不止而死。他的遗体，果然如他遗嘱里所说，埋葬在了大堰村的竹山上。
王克平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手稿，数量惊人。1949年之前的诗稿，包括三部叙事诗《洪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在毛边纸上，共有几大册。还有长篇小说稿《明日》、《女工秋菊》，散文诗稿《我们将以时间为马》，以及其他小说、评论和翻译手稿，等等。
1949年之后创作或者重写而没有出版的手稿最多，有长、中篇小说《土地(一名莽秀才造反记)》、《冲突》、《姜尚公老爷列传》，剧本《五祖庙》，长篇散文《在泗拉巴耶村》，回忆录《旅广手记》，以及一批尚未题名的小说稿和剧本稿，总计超过一百多万字。
副题为“五十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的《莽秀才造反记》，1984年由人文社出版，1986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叙事诗《洪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都是“珍品”，如果当年就发表出来，“巴人早就被尊之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了”。
巴人还是一位具有理论才能的文学家，1940年他就出版了文艺理论专著《文学读本》，后来经过增订、修改，1954年改题为《文学论稿》，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五十年代绝无仅有的一部个人撰写的文艺理论专著，具有开拓性，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巴人的一生，可谓经历异常曲折坎坷，而他的毅力却极为惊人，他的勤奋亦非常人所能相比，他留下的文字遗产多达一千万言。
然而，就是这位堪称著作等身的文学家，这位具有多方面才华、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前辈，在那个残暴和昏迷的年代，竟然那样异常凄惨地死在了故乡!
柯灵说：在“文革”那场“荒谬绝伦的政治大火灾中”，巴人“是最惨不忍闻的祭品之一”。唐?认为：巴人是“历史的悲剧里一个令人叹息的角色!”
“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就这样梦便告了终止，倒也落得个干净。然而疏了四五月的破琴，终难制止心中的要求，在那黄叶低吟的时节重复取下，弹起了梦曲，继续我底梦。”
追溯巴人饱经忧患、历尽悲欢、起伏跌宕的一生，想起他的悲剧宿命，吟昧着他十八岁时写下的诗句，以及他在《自叙》里所说的这些话，心中不胜痛惜
……
2006年6月10日于朝内大街166号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