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励志故事：
他常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俞敏洪把他创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他以自己那种特有的坦承说道：“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她觉得，与他们相比，我是个失败者。”为了给妻儿一个殷实的家庭，被北大“踢”出来的俞敏洪必须面对生活的困窘，必须逼迫自己去闯。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文人对商业的事情总是两眼一抹黑，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刚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翻不过的墙。“创业初期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要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这个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他经常鼓励自己：“改变原有的价值观，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做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失败，要被人看不起。”
在创业之初，生源很少，他常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结成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
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待在“教室”里。那是位于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一个10平米、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什么也没有。当时，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下午，他和妻子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人来了不少，但都是看看四周，看看报名册，然后又走了，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
到了第二年，俞敏洪招的学员慢慢变多。俞敏洪望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非常高兴。1993年，他把培训学校的名字改成了“新东方”，这三个字里包含着俞敏洪对未来的希望。
这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搞免费讲座，没想到，一下来了4000人。进不去的学生很愤怒地在门外推搡，还砸破了玻璃，结果把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了过来。警察过来后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
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但他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的课程由其他的同事代讲，俞敏洪独自一人走出了大门，他爬上了一个大垃圾桶，望着底下的学生们。
他回忆说：“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只穿了一件衬衫。我一挥手，我说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这时，所有的学员都安静了下来，俞敏洪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讲得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
“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此后，俞敏洪多次到高校、走到学生身边演讲，他的讲座经常爆满。
经过这样的摸爬滚打，俞敏洪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能打理方方面面事务的合格“校长”。现如今，新东方分布在全国34个大中型城市。2011年度，新东方共招收100多万名学生，收入逾10亿元人民币(合1.36亿美元)。
要竭尽全力提升农村地区英语师资水平
2012年，“新东方”快要20岁了，俞敏洪在创业之路上也走过了20多个春秋。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他也不忘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他在今年两会上交的提案中，俞敏洪给出了一组调研数据：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他解释说：“在我看来，造成农村孩子进入中国一流大学越来越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日益加剧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英语教育资源。”因此，他疾呼，要竭尽全力，大力提升农村地区英语师资水平。
此外，俞敏洪还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社会发展太快，中国社会没有跟上对留守儿童保护的步伐。”俞敏洪说，“留守儿童长大后缺乏对社会的温暖感，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补救。”他为此提出了改扩建一批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学校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档案、设立“留守儿童心理救助中心”、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留守儿童工作组等一系列建议。“为了近5000万留守儿童的未来，国家值得加大投入”， 俞敏洪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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