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驾崩前的紧急召见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六的下午，内阁辅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被太监李荣叫到乾清宫。此时，孝宗皇帝躺在乾清宫的病榻上，已是气息奄奄。见三位大臣来到跟前，他强打精神喃喃说道：“朕秉承国家大统十八年，现年三十六岁。这次患病恐怕再也不能好了，所以才把你们召来。”
看到孝宗皇帝痛苦的样子，刘健等三位大臣心下怆然。孝宗接着说：“朕自己知道天命，朕遵守祖宗法度，不敢稍有荒废怠慢，天下事务确实烦忧了你们。”
刘健安慰皇上，让他安心养病，国事他们会尽力办好。孝宗微微摇头，继续交待：“东宫太子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选择婚配，你们要立即命令礼部操办这件事。”三大臣齐声答应“遵命”。孝宗于是命司礼太监李荣入内起草传位遗诏。拟毕，孝宗拉着刘健的手，颤抖着说：“你们三人这些年辅佐朕，用心良苦，朕心里都知道。东宫太子年幼，性好贪玩，你们应当教育他读书，把他辅导成一个有才有德的君主。”
后事交待完毕，孝宗疲乏地闭上眼睛，三大臣退下。
第二天午时，即五月七日，孝宗去世。
孝宗名朱佑樘，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从仁宗皇帝开始，兹后明朝皇帝，大多寿命不长。仁宗四十八岁，宣宗三十七岁，英宗三十八岁，景皇帝三十岁，宪宗四十一岁。出现这种情况，与他们毫无节制的酒色生活有关。
孝宗是宪宗的太子。其出生颇为传奇。宪宗登基后玩“姐弟恋”，对比他大十六岁的万贵妃宠爱不衰。万贵妃很想为宪宗生一个儿子，但诸般努力皆不奏效。因此，只要宫中有哪位嫔妃宫女怀孕，她一律设法让其堕胎流产。孝宗的生母姓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宪宗与她仅有一次“亲密接触”，就导致怀孕。宫中太监怕宪宗无后，于是设法将纪宫女保护起来，让她秘密生育。孝宗长到六岁，连胎毛都未曾剃过，每日躲蔽，属于“黑户口”。见到父皇后，他迅速被立为太子。就在那一天，他的已被封为淑妃的生母突然病逝。有人猜测，还是万贵妃对其下了毒手。
由于孝宗这种凄惨的童年经历，所以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明史》赞他：“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史家评价他是继仁宗、宣宗之后的一位中兴君主。甚至将他与宋仁宗相比。宋仁宗时的国家气象是：“国未尝无嬖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君子用其德，小人用其能。这是圣君帝王用人策略之一。朝中有小人不怕，就怕小人成势而殃及善类。孝宗信任宦官，这是他为后世政治留下的隐患。但他保护君子，使得国家有中兴之象。他去世前内阁的三位辅臣，都是既有道德底线又有治国能力的股肱。
多少年后，当李东阳当了武宗一朝的首辅，他仍对孝宗怀念不已。在孝宗的忌日，他先后写过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秘殿森严圣语温，十年前是一乾坤。
孤臣林壑余生在，帝里金汤旧业存。
舜殿南风难解愠，汉陵西望欲销魂。
年年此日无穷恨，风雨潇潇独闭门。
《五月七日》
李东阳在诗中自称“孤臣”，其意一是指三位顾命大臣只剩下他一个；二是指朝中“小人道涨，君子道消”。
争夺少年皇帝的控制权
孝宗驾崩后第十一天，即五月十八日，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定次年为正德元年，是为武宗。他登基时只有十五岁，是明代第二个少年皇帝，第一个是英宗，登基时只有九岁。
两个月后，武宗加封内阁首辅刘健为左柱国，次辅李东阳、谢迁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一个月后，二人也都加封为柱国。但是，这种加封并没有让三位阁臣感激涕零。相反，皇权与相权的对立却是在武宗时代开始。
武宗登基后，对原来东宫的宦官全部重用。他们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斌、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八人。他们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时人称为“八党”，也称作“八虎”。武宗登基后，几乎没干一件正事，每日里与八虎一起驾鹰逐犬，寻花问柳。
首辅刘健坚持顾命大臣的职责，在数次劝导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劝谏疏：
陛下登基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令两月矣，未闻裁汰冗员几何，节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砀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钜万计，伍足供其驱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薄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放遣先朝宫人，纵内苑珍禽奇兽，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无以慰四海之望。
措辞虽然激烈，但重拳打在棉花上，无济于事。武宗“温语答之”，但一切照旧。身边的宦官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内延的开支不是在节缩，而是在膨胀。八虎的气焰不是在收敛，而是更加嚣张!
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都当过孝宗皇帝的老师，如今孝宗又把儿子托付给他们。知子莫若父，孝宗知道儿子的毛病，所以才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这样的话。但是，这个重任三位大臣实难完成，老师是好老师，学生却决不是好学生。
刘健屡屡上疏请武宗出席经筵听讲读书，武宗一味推诿。登基半年后，勉强听了一课，但第二天又传旨暂停。到正德元年(1506)的三月，当了十个月皇帝的武宗，总共出了三次经筵，听了三个半天课。他仍是每日游戏人生，一应国事，听凭八虎之首刘瑾摆布。此时，朝中正直大臣在刘健的带领下，决定向八虎宣战。
为争夺少年皇帝的控制权，文官集团与官宦集团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李东阳是怎样当上首辅的
户部尚书韩文是内阁首辅刘健的坚定盟友，铲除八虎的斗争由他牵头。他选定担任户部侍郎的李梦阳起草檄文。草稿成后，韩文亲自修改。他说：“这个奏疏不可求文雅，文雅了恐怕皇上不懂，也不能太长，太长了恐怕皇上没耐心看完。”
最终，武宗看到的由韩文领衔九卿具名的奏疏是这样的：
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斌、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人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畀星变，桃李秋华，考厥攸占，恐非吉兆。缘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知昊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彰彰，若纵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这篇奏疏只有短短的二百五十八字，但有着雷霆万钧之力。且用字简明，稍通文墨者都能读懂。武宗读完这篇奏疏，当场就吓得哭了 起来。他平时只知贪玩，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仓促之中，他派司礼中官李荣王荣等到内阁商量解决的方法。武宗对八虎倚赖甚深，不想处死他们，提出将八人发配南京安置。谢迁不同意这种处理。执意要将八虎诛杀。刘健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有李东阳口气缓和。李荣一天三次，来往于内阁与乾清宫之间，终究也没有统一意见。刘健等商议，第二天早晨朝中所有大臣伏在皇宫前诤谏，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作为内应，要武宗当面表态。这本是一件很机密的事，怎奈吏部尚书焦芳觊觎首辅之位既久，此时便向刘瑾告密。
当夜，八虎邀齐匍伏在武宗周围哭泣。刘瑾以头叩地说：“坑害我们的人是王岳，他暗中结识内阁大臣，想限制皇上的出入，所以想将我等八人先行处死。司礼监不维护皇上，反倒与左班文臣勾结，这件事请皇上明断。”武宗听罢，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逮捕王岳，提升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分别掌东厂和西厂。
第二天早晨消息传出，刘健、谢迁深感绝望，当天就上书乞求退休。李东阳听说后，也立即跟进请求致仕。朝廷旧例，辅臣致仕，必须要等到三番五次乞求之后，方可允许。但是新掌司礼监大权的刘瑾深恐刘健、谢迁去之不速，立即假传圣旨，同意二人归乡，只留李东阳一人。
就这样，李东阳当了内阁首辅。但李东阳知道，首辅之位如今已成烫手山芋。第二天，他再次请求致仕，武宗下诏安慰并挽留。
不几天，刘健与谢迁就辞京返回故乡。许多臣僚赶去送行，李东阳也赶了过去。在饯行宴上潸然泪下，刘健冷眼看着李东阳，正色说道：“你干吗要哭呢?假使当日你多说一句话，态度坚决一点，今天不也同我俩一样回老家了吗?”
听到这句话，李东阳默然无语。
忧患在胸的政治家
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但他出生在北京。因他父亲是军人，驻守北京。在明代，这种情况叫“戌籍”，即我们通常说的军人子弟。李东阳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传说他四岁时就能写径尺大字。景帝想见见这位神童，便让太监将他领进皇宫。因门槛太高，他迈不过去，太监取笑说：“神童脚短。”他当即回答：“天子门高。”景帝听说后非常惊讶，将他抱在怀里，赐他果钞。稍长后，又两次召他进宫讲《尚书大义》，皆称旨。景帝亲自批条子，让他入京师学堂入读。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考中进士。他顺利地选拔为庶吉士，接着当上翰林院编修。他当上进士的当年，英宗驾崩，宪宗继位。宪宗也很赏识他的才华，亲自选拔他为侍讲学士。在经筵上，宪宗对他的讲课很满意。当太子确立后，宪宗又任命他充任东宫讲官，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孝宗。
李东阳少年得志，但中年并未显达。在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里，他的官阶只到五品。且一直呆在翰林院充当讲官，从未外任。中国历史中的多半朝代，凡任宰相者，一般都担任过封疆大吏，干过实际的行政，对世俗民情了解深刻，掌管全局后，便不会发生“纸上谈兵”的笑话。但明代则不然，担任内阁首辅的人，很少从封疆大吏中选拔，倒是都有“帝王师”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太子当老师比给皇帝当老师更重要。因为，太子一旦登基，立刻就会起用东宫旧臣。在明代，因为充当东宫讲官后而成为首辅者，不在少数。前面写到的杨士奇是一例，李东阳是一例，兹后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范例。
弘治五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溥以诏敕繁重，拟专设阁臣一人统管。宪宗同意，并拔擢李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管诏敕。李东阳的书法与文章，在当时已名满朝野。应该说，徐溥的这一建议，是专为李东阳度身定制。就这样，四十六岁的李东阳在他的仕途上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说，此前的二十六年，李东阳在官场上是“小步走，不曾停”，此后，他便是“快步走，超常规”了。四十九岁时，他得宪宗谕旨参予内阁机务。也就是说，他对朝廷机密大事有处置权了。五十二岁时，他被晋升为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仅仅六年时间，他从五品官升至一品，已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但是，此一时间内，李东阳的政绩与他的名望似不相符。相反，他还是文人心态，缺乏政治家的那种坚毅与大气。四十九岁时，应该是他
官场腾达之时，他却写过这样一首诗：
醉乡天地本来宽，万事无悲亦不欢。
四十九年醒是醉，醉时翻作醒时看。
《一醉二首?录之二》
徘徊于醒醉悲欢之间，看不出担当，也看不出忧患。李东阳有点“大隐于官场”的味道了。不过，弘治十七年，因为阙里庙的重建，李东阳奉命往祭。回到京师后，将沿途所见写了一封奏疏上报孝宗，倒是表现出他少有的清醒与责任：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鞔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学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大众、国用无径，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遏班操，宁死不赴。势家钜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此，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问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责成者，动为掣肘，累岁经时，俱见遇罢。诚恐夸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李东阳在当朝被誉为文章圣手，一生写了许多章疏与美文。但我认为，上面这篇奏疏是他写出的最好的国情咨文。仅此一篇文章，我们就不能将李东阳视为文人，他仍是优患在胸的政治家。通过这篇文章，我们约略知道孝宗执政十七年后的社会现状，各种矛盾的潜伏与暴露是多么可怕。历史上称孝宗为“中兴之主”。中兴之下，社会各种势力犹如此尖锐对立，以至酿成武宗一朝的内忧外患，后来当政者岂可不深思之。
与狼共舞的首辅生涯
刘健、谢迁的退休，表明文官集团争夺皇帝控制权的失败。这不仅仅是两个正直大臣的离职问题，它实际上是明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宦官虽屡有作恶，但还不至于影响国家的政治。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宦官之首，俗有“内相”之称。但是，这“内相”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也不能和“外相”即首辅相比。作为文官之首的内阁首辅，自杨士奇开始，就已经是国家权力中枢的实际操纵者。
现在，这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刘瑾成为“内 相”后，由于有武宗的信任和支持，他成了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而内阁却沦为权力的附庸。李东阳身为首辅，却无法行使首辅的权力。每天，他被迫“与狼共舞”，特别是心术不端且卖身投靠的吏部尚书焦芳入阁之后，李东阳更是如芒刺在背。但是，他仍在利用有限的权力，保全善类。
却说刘瑾入主司礼监之后，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圣旨传出。其中绝大部分是他擅自作主，矫诏发出。盖因刘瑾想大权独揽，便每天组织各种杂耍游戏让武宗参与，每每玩到兴头上，刘瑾便拿出各衙门上奏文书请武宗阅读处理。武宗往往不耐烦地说：“我用你是做什么的，一件事一件事都来麻烦我。讨厌!”刘瑾要的就是这句话，从此他独断专行，对国事妄自裁断。真正当皇帝的不是武宗，而是倒行逆施的刘瑾了。
正德二年(1507)的闰二月初六，也就是刘健、谢迁等去职三个多月后，刘瑾撺掇武宗在太和殿外杖打给事中艾洪、吕?以及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名官员。这些官员都因曾上章奏请挽留刘健、谢迁而遭到刘瑾忌恨，故全部逮捕治罪。廷杖后，二十一人全部被贬为庶民。戴铣受杖刑创伤很重，抬出宫殿就死去。他的好友时在南京任职的王阳明上疏为其辩冤，也被刘瑾下令捉到北京来廷杖，尔后谪戍贵州都匀卫。王阳明戍边三年，埋头读书，成为有明一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此是后话。
当第一批受廷杖的官员全部戍边后，刘瑾于三月二十八日假借武宗名义，发布了一个《奸党录》，以刘健、谢迁、韩文三人为首，共五十三人，张榜公之于朝堂。散朝之后，刘瑾又下令所有早朝官员都跪在金水桥南面，让鸿胪寺再次宣读《奸党录》，以此警戒群臣。
刘瑾特别忌恨给皇上进谏为“奸党”辩诬的官员，谁敢进谏，一律廷杖戍边。一些官员都冤死在杖刑中。此情之下，李东阳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就在这时候，一件更为剧惨烈的事情发生。
天下阴受其庇
正德三年的六月二十六日，午朝退朝时，不知是谁，在御道上留下一封匿名信，历数刘瑾的罪状，说他罪大恶极当诛。立刻，有人将这封信交给了刘瑾。此时，百官尚未散去，刘瑾矫诏，要上朝的数百名官员全部到奉天门外广场上跪下。斯时正值酷暑，热辣辣的太阳直射地面，暴晒下的官员如在火上烤。不一会儿，一些官员便昏厥倒地。趁刘瑾回屋歇息时，太监李荣搬来冰瓜给群臣消暑，并让他们暂时起身缓缓劲儿，看到刘瑾从屋里出来，李荣连忙吩咐：“他来了，你们快回原地跪下。”刘瑾已看到群臣吃瓜的场景，于是大发脾气，扬言加大惩处。太监黄伟看不惯刘瑾的劣迹，这时站出来大声对群臣说：“匿名信上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谁写的，自己挺身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一个好男儿，何必枉自连累他人!”刘瑾恼羞成怒，吼道：“写匿名信罪该当死，何况又放在御道上，算什么男子汉。”到了傍晚，刘瑾下令将下跪的三百余名官员全部送到锦衣卫监狱关押，准备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再押回到奉天门外下跪。
当晚，同情群臣的太监李荣被刘瑾勒令回籍闲住，黄伟遣送回南京，谪为净军。身为首辅的李东阳虽然没有下跪，但他内心的痛苦，可能比下跪的官员还要多。他厌恶甚至是仇恨刘瑾，但他不敢与之抗争。如今同类受到摧残，他不能不置一词。当晚，他给武宗皇帝写了一个简单的条陈：
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促拜起，岂能知之!况今天时炎热，狱气薰蒸，数日之间，人将不自保矣。
刘瑾看到这个条陈，加之风闻匿名信可能出自内廷某太监之手，于是决定不再追究群臣，将他们从锦衣卫监狱中放出。可是，此时已有刑部主事何钺、顺天府推宫周臣、礼部进士陆伸三人中暑而死，至于因中暑而病倒的官员，更是多达数十名。
李东阳以他逶迩避祸的方式，换取刘瑾对他的容忍，然后小心翼翼地对受到迫害的官员进行保护。关于这一点，《明史?李东阳传》是这样评价的：
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
两年写了十二份退休报告
李东阳的为官之道，如果仅从道德观念出发，他的确有可指责之处。如果以气节为尚，他就不能留在首辅位上与恶人为伍。但是，正是因为他与狼共舞，许多道德至上的君子才得到了保护。换句话说，正因为他下了地狱，才让一些君子上到了天堂。官场非常复杂，仅有操守气节，在某种特定时期，是做不成事的。但是，一帮奉道德为圭臬的清流却借此攻击李东阳。有一天，李东阳的门前，也出现了一张白头帖，帖上是四句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
伴食中书目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
子规啼罢鹧鸪啼。
很明显，这匿名诗讥刺李东阳贪恋禄位，不能像刘健、谢迁那样拍案而起，挂冠而去。鹧鸪啼“行不得也，哥哥”，实际上的意思是“哥哥，你快走吧”。据说，李东阳看到这首诗后，脸色沮丧，却照旧吩咐起轿，前往内阁上班。而这首诗也不胫而走，数日里传遍两京。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对李东阳刺激更大。
一个叫罗圮的侍郎，是李东阳的门生。所谓门生，即李东阳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在明代，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是各种人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门生视座主为再生父母，终身恭敬。可是，罗圮觉得李东阳骨头太软，要他辞官保持名节。李东阳不置可否。罗圮恼怒之下，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李东阳，声明从此断绝师生关系，自请削籍。李东阳看到这封信后，俯首长叹不已。
试想一下，当上首辅的李东阳，处境何其艰难。一方面，他要与刘瑾、焦芳等一帮恶人为伍，既不能同流合污，又要操劳国事，弥缝艰难；另一方面，他还要忍受来自同类的误解和伤害，既不能辩解更不可报复。事实上，来自同类的伤害让他更为伤心。
正德五年(1510)八月，在三边总督杨一清-与太监张永的联手下，刘瑾被武宗下令逮捕并最终诛除。据说刘瑾被凌迟处斩时，怨恨刘瑾的人家，都争先恐后地上前购买刘瑾的肉，不等肉煮熟，便都吃了下去，以此发泄压抑太久的愤怒。
刘瑾虽死，但朝政仍在宦官的掌握之中。八虎中的张永、马永成等，依然深受武宗信任。内阁仍是影子内阁，辅臣缩手缩脚，不敢有所作为。
李东阳倍尝心力交瘁的滋味，加之已六十四岁高龄，真正地萌生了退意。从正德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向武宗呈上《奏为陈请乞恩，恳求修致事》这篇奏疏开始，到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呈上《奏为老病乞休事》为止，短短两年间，给武宗皇帝一共写了十二篇退休报告。平均两个月写一篇，可见求去心切。武宗开头是一味地挽留，后来看到李东阳确实老病力不从心，遂于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旨准予离职，并按照以往的惯例，赏赐敕书，给予廪食、仆隶，并恩准留居北京。这一年，李东阳六十六岁。
晚年的孤臣心境
乍一离开权力中枢，李东阳尝到了无官一 身轻的快乐。过了一个轻松的春节，接着是桃红柳绿的春天。李东阳带着书童到香山春游，写了一首《树色》：
过烟披雨带斜晖，画入无声似转非。
几树经寒春淡薄，一帘空翠晚霏微。
行怜步远犹随杖，坐爱情多欲上衣。
分咐儿童休报客，主人吟玩已玩归。
多么地闲适，多么地惬意。由此可以看出，李东阳更适合当一个优雅的文人。但是，他同杨士奇一样，都当过三代帝王师。《明史》中评价他：“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将李东阳与杨士奇相提并论，有一定可比性。两人都以文学作为入仕的晋身之道，士奇的文，朴拙中显灵气；东阳的文，清纯中见飘逸。两人当首辅后，士奇既与人为善，又刚直不阿；东阳既秉持正义，又曲折圆融。这是不同处。相同之处在于，两人政治上均未见大的建树，士奇懂民情，办实事；东阳懂规矩，办正事。两人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但士奇把握分寸的能力超过东阳。
读李东阳的文集，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的见解略逊于文学，兹录几例：
论王政者必以食为首：《尧典》首授时；舜咨十二牧，首曰食；禹陈六府，必曰谷；文王治先九一；箕子衍八政，先食货；孔子答问政，先足食；孟子每论政，必先养民，田亩而下。至鸡豚、鱼鳖、布帛、丝臬之细，虽详不厌，谓有民斯有国，不如是，不足以为治。
《政首赠何子元参政》
窃闻孔子曰：“臣事君以忠”；程子曰：“至诚事君，则成人臣，至诚事亲，则成人子。”忠诚也，臣子之本也。古者世禄而不世官，必才德可用，乃任以事。
《忠诚堂记》
这两则论政的话，虽多为引言，但反映李东阳的观点，事君以忠，牧民以食。都不是新观点。但如何忠，如何食，则是制定朝政的理论基础。首辅的职责，就是围绕忠君与牧民两大问题，制订出易于操作的政策来。李东阳善于提出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比之杨士奇却是稍逊一筹。
再看李东阳谈文学：
夫所谓文者，必本诸经传，参诸子史。而以其心之所得，口之能言者发之，然后随其才质，有所成就。苟徒掇拾剥袭于片语只字间，虽有组织绘画之巧，卒无所用于世者。
《瓜泾集序》
有纪载之文，有讲读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赋咏之文。纪栽尚严、讲读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赋咏尚富。
《倪文毅公集序》
前者谈文章之道，后者谈文体之别。皆言简意赅，明明白白。李东阳是儒家血统，观点不求新，但求浑厚一气贯之。
大凡文人出身的政治家，有大学问而无大气魄，有大视野而无大胸襟，有大思路而无大办法。这就是为学问所囿的缘故，设若能打破经籍藩篱，便能入无人之境了。
李东阳没有打破藩篱，所以，碰到刘瑾这样的奸凶，武宗这样的昏君，他便表现出束手无策。退休之后，他用心编了一本《燕对录》，记录他与孝宗在一起论政时的情景。孝宗每次召见他讨论何事，发表何种观点，他都记载详细。言语之间，对孝宗充满了崇敬之情。我想，这本书的编辑初衷是因为他对武宗太失望了。依他的性格，断然不敢对武宗有所指斥。于是，就对前朝皇帝表示敬慕，这种曲折的做法，便是典型的文人。
宣德十年(1515)，在孝宗去世十周年忌日，六十九岁的李东阳又写了一首《五月七日》：
解组归来已白头，几从天路想神游。
端阳过眼仍三日，旧事伤心更百忧。
寝庙衣裳云气冷，泰陵松柏雨声秋。
乾坤俯仰余生在，隐几无言只泪流。
对明君的怀念隐藏着对昏君的失望。第二年，七十岁的李东阳在北京的寓所中去世。赠太师、谥文正。虽然倍及哀荣，但此时的朝政，在武宗的胡闹下，正一步步滑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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