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著文时，开始用右任名直到终老。期间，或因躲避清廷追杀，或因革命工作需要，或因感时兴叹，或因寄情幽思，寓意示志，他先后曾用过刘学裕、骚心、啼血乾坤一杜鹃、牧羊儿、太平老人、髯翁等名号达二十多个，然右任之名却伴其终生。深究“右任”二宇的含义，细思量于老先生改名的时间一一1905年正是风云突变的年代，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对内不能救民于水火，对外不能御侮安邦，活似一具僵尸而随波逐流。在这样的时候，于右任年近而立更名号，绝非心血来潮。任者，衽也，乃衣襟之谓也。古代中原汉族习俗衣襟向右掩，异族则反向左掩，于是左衽便成了异族统治的代名词。取名右任者，反其道而行之，这清楚地表明于右任反清爱国的思想，以及矢志驱逐鞑虏、光复汉族江山的决心。纵观其一生，他的喜、怒、哀、乐，都由此展开，始终不渝地连着四个字：爱国爱民。
　　清光绪五年(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祖居陕西省泾阳县斗口村，后因兵燹迁居于此)。其父于宝文因家境贫寒，远赴四川谋生，一去千里无音讯。其母赵氏独力撑持，贫病交加，在于右任尚不足两岁时，即撒手人寰，多亏仁慈善良的伯母房氏照料拉扯成人。而其伯父于宝铭外出谋生客死他乡。于右任与房伯母相依为命，生活无着落，无奈寄居于房氏娘家，一住就是九年。期间。他曾为牧羊童险些丧身狼口，幸得割草青年村民杨牛娃所救，方才逃过一劫。七岁时A-B王庙私塾就读。1890年，于右任十一岁时，为父由四川经商归来，生活上有了依靠，接其回三原，投学本县有名的塾师毛班香。毛班香因事外出时，由其父代授，学生们称他“太夫子”。这位太夫子学识广博，工诗、善书、尤喜作草书，其所写王羲之的“十七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其趣，是字如画，形神兼备。这对于右任后来学诗习字，玉成一代诗人，成为当代“草圣”，起到了启蒙导引的重要作用。
　　而在成就学业方面，用于右任自己的话说，即做学问的门径，“得益于庭训为多”。其父于宝文，虽只读过两年村塾，但为生活所迫，人川学艺。适逢明代陕西三原著名儒统学者马?田(即马理)的后代马芰洲，为当铺掌柜，于宝文帮其在当铺打杂。马芰洲喜刻先人遗著，忙于店务，便让于宝文做帮手，学习刻书、校书。于宝文勤奋好学，不懂就问，加之劳作关系与当地学者接触较多，经年濡染点化，学问见识日深。于宝文曾手抄过全部《史记》，圈点过《十三经》，还选成治家语录、格言三卷，并将历年所得之书，悉数寄回家中。当他从四川回到陕西三原家中后，与其子于右任常挑灯夜战，读书不辍，并不时对其作一些画龙点睛的教导：某书当读，何处当得其要旨云云。于右任有一首杂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情景：
　　发愤求师习贯佘，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家学塾师加上于右任的发奋，奠定了他扎实的学业功底，也为其铺就了出类拔萃的学业道路。于右任先后求学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关中书院就读，受到了系统正宗的儒统教育。二十岁时辍学曾任三原粥厂厂长，负责拯济灾民。而后，又人陕西中学堂就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有“西北奇才”之美誉。
　　在那新学与旧学相互激荡的历史时期，在那国难当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城手刃我无辜百姓的屈辱年代，生于关学之乡的于右任一方面发愤读书，叩间旧学，遍访关学名师，得其点化；一方面关注国运民生。留心新学，心仪和同情戊戌变法并为之献身的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深得新学名师朱佛光先生的真传，从而上下求索，探寻强国富民的道路。激愤时甚至欲刺杀逃命西安、继续摆阔的“西太后”，遇同学王麟生劝阻方罢。从承接关学的渊源上讲，于右任曾就学三原的宏道书院、味经书院，而清末关学名师贺瑞麟、牛兆濂均先后讲学于此，受其影响自然不言而喻。在戊戌变法失败，清延正在对有着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誉的刘光黄兴师问罪，进行政治迫害的时候，于右任拂逆俗见，特立独行，前往拜访被罢免味经书院山长的刘光?先生，陪伴数日，为先生排解沉闷和孤独。他们朝夕相处，论学问道，由旧学而新学，由天文而地理，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刘先生惊其奇器，给予悉心指点。遂后于右任又考入关学荟萃之地一关中书院就读。这期间，除了名师点化，个人感悟，加之社会现实的激发，从而使于右任形成了自己明晰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明确的价值目标指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于右任后来甚至终生的与世态度和关键时刻的人生取舍上，每每都恪守关中学派重名节、尚力行、戒浮华、质直好义，以克已复礼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格标宗。关学大师李?(二曲)先生那“自奋自立，超然于高明广大之域”的昭示，庶几成为于右任发奋、遗世独立的座右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对于二十四岁的于右任而言。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期。是年，兴平知县杨宜瀚慕于右任之名，聘其为塾师幕友。他于课余闲暇，漫游兴平、武功的历史古迹，抚今追昔，感时兴叹，赋诗抒怀，诗才凸显。友人不忍其诗才零落，1903年冬，为其结集印行，题名《半哭半笑楼诗草》。而在诗名彰显的同时，却因诗集中一句“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一颈血”而暗结祸胎，被三原县令德锐和陕西巡抚升允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之罪名，举报清廷。1904年正当他信步赴开封应礼部试进入试场之际，却受到清廷“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的严令通辑。吉凶未卜的于右任，忽得专差李雨田送来的家信，连夜亡命上海，方才虎口逃生。从此以后，于右任踏上了亦学、亦教和办学、办报的革命征途。
　　从学者生涯讲，于右任自1903年与陕西现代著名学者李仪祉执教陕西商州中学并任校长起，到1905年就学上海震旦学院，改名刘学裕。而后与同学叶仲裕、王公侠、邵力子等创办复旦公学，后又与王教方、张邦杰等创办中国公学，并兼任两校国文讲习。期间，于右任倡扬新学，宣传革命，倡导救国救民，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他在一首诗中坦言：“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痛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祸国殃民，并极力主张“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为我国民主革命和觉导培养了有生力量。1922年10月，当支持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主张的靖国军败军之际，于右任又与邵力子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大学，并被推选为上海大学校长。这所学校正如于右任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所言：“因恩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上海大学一览》弁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张太雷等共产党人的精英均在该校任教，为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培 养了大批优秀人物。其作为培养新锐的革命意义和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立程碑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
　　从报人生涯讲，当从1905年平生第一次用“于右任”之名起。时年，于右任据民族团结之大义，于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于君右任寄本社书》，酣畅淋漓地驳斥了江苏人钱基博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中国舆地大势论》长文中将国人以南北方分野称“民族”、说“处置”的谬论。其胆识过人，文笔大气磅礴，深得当时报界巨子梁启超的激赏，并因此而与于右任成莫逆之交。也正是由于此笔墨之缘。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于右任走上了记者、报人的生涯。1906年4月，于右任与叶仲裕、邵力子、叶藻庭、金怀秋等发起创办《神州旧报》。为了学习办报经验，筹措办报资金，他泛舟东洋，涉足日本，由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引荐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回到上海，《神州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走上了有组织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孰料，报未周岁，1908年3月2日夜的一场大火，使《神州日报》社的全部家当付之一炬。而后于右任退出《神州日报》，另行筹办《民呼日报》。几经周折，他积《神州日报》的经验，经过商业化运作。于1909年3月26日正式创刊，并组织联络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以报纸为基地，以笔为喉舌，批评时政，聚焦民瘼，顶着各方压力，为民请命，大胆揭露清廷及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贪腐行径，遭到达官升允和蔡乃煌的恶意构陷和“围剿”。于右任被当局逮捕，入狱成囚。《民呼日报》从发刊起方92天，即被迫停刊。事后不到一月，在报界同仁的营救和呼吁下，于右任出狱。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发行。于右任避风头，委托朱少屏担纲报社事务。一度曾东渡日本，但实际上通过书信联络仍负责着《民吁日报》的事务。《民吁日报》的办报宗旨与《民呼日报》如出一辙。除关注民生疾苦外，极力报道国际动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狼子野心，警示国人有亡国灭种之危，不可麻痹而坐等待毙!由于《民吁日报》锋芒太露，政治倾向明显，在日驻华代办及上海当局的双重胁迫下，该报仅仅发行四十三期(即48天)，便被封杀了。于右任再次受到日方和上海当局的追捕。无奈之下，他再次东渡日本。为时不久。于右任返回上海，就教于复旦公学。1910年12月他不遗余力地创办了第四份报纸――《民立报》。是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民立报》实质上成为同盟会中央总部会的代言?体和行动导报。它集《神外旧报》、《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之长，既有国际时事述评，又有国内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的报道，深受人们的欢迎，读者益众，号召力益强。差不多成了为辛亥革命壮行色、鼓与呼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国民党所由诞生、民国所由成立的催生剂。1914年7月。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未及两月即告失败，9月4日《民立报》时近三岁，被迫停刊。于右任再次受到袁世凯当局的通缉，第三次避难日本。从此，也结束了他长达七年的报人生涯。
　　在日本遗巡半年，于右任即返回上海，此后数年即于上海、陕西、北京之间盘旋，策划恢复民国大计。他亲历了袁世凯称帝、黎元洪的无能、段祺瑞的野心、张勋复辟的丑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低潮。形势的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艰难曲折，使于右任经受了磨练和考验，养成了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而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陕西靖国军的整编举义，组织征剿陈树藩、刘镇华等，再次亲眼目睹了军阀割剧混战，以及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但他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为协调各方、减少内耗费心周旋，不惜出生入死。当革命形势低迷时，他曾有过殷忧浩叹!当革命局势无法挽回时，他多少次痛心疾首，感慨万端!但他不甘浪费人生，总是尽一己之心力，为救国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20年前后的四年间，于右任曾苦心兴教，先后在陕西建立民治学校、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等多所学校，并多次延请有关方面人士，举办学术讲演会，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讲解中外时事，评介文化流派、诸多革命家生平、苏俄革命情况等，为陕西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育，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期间，他还为赈灾救民，避害化凶，从长计议，努力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延请老同学李祉社为工程师，首倡勘察修建了造福泾阳、三原、高陵人民的泾惠渠。1922年8月，带着陕西靖国军失败后的沮丧，于右任离陕由川赴沪，面见孙中山，?报陕西革命情况，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任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遂后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扶持培养了不少革命后起之秀。1925年10月孙中山于北京病逝，以林森、邹鲁、谢持、张继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力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找到于右任时，遭于拒绝。1926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大”上，于右任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于右任作为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但对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深为不满，每一谈及，皆愤行于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避免赴南京请愿学生的流血，于右任作为昂庄一丈夫，情急之中，竟然以下跪的方式，屈尊向欲镇压请愿学生的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苦口婆心地求情，并面见蒋介石，终于制止了青年学子流血惨案的发生。
　　1932年以后，由于时局变化莫测，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野心勃勃。于右任忧心如焚，曾赴粤游说胡汉民入京，共商国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曾绕道赴洛阳人国难会议主席团。1933年，于右任以监察院院长的天职，弹劾国民党铁道部长顾孟馀购买国外武器舞弊案，招致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不满和压制。蒋介石和稀泥，不仅使弹劾告吹，反而拟定补充办法使监察院职权受到限制。于右任一怒拂袖返陕，游太白山，排遣郁闷。此后于无奈之中悠游书艺，其书法为之一变，并有在“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原则下，由于右任亲手编著的《标准草书》一书出版，对中国书坛做出了不期之贡献。1937年抗战爆发。于右任怒发冲冠不能自己，以诗言志，鼓吹抗日救亡。年底，蒋介石密邀于右任，征询他对抗战的意见。于右任直言不讳，慨然道：“抗战到底者，就是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只有打才能胜利，也必能胜利!”忤逆蒋介石之意，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我知道于先生的意思了!”而后，于右任抗日救国之志不渝，带头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恶行径，忧愤国事，四处奔走，恪尽绵薄之力。关于那个监察院长的差事当得很是无奈，于右任几次提出辞呈，均未得蒋介石许可，事实上成了摆设而已。1949年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于右任被胁迫赴上海，本想绕道广州、香港转赴北平，终未如愿。年底赶往重庆，期冀与妻女会面，但困于交通不便，终也阴差阳错。在重庆解放的前一天，1949年 11月29日，于右任以七十岁高龄身不由己地被胁迫乘飞机到了台湾。
　　在台湾的漫长岁月里，于右任于古稀之年，继续作为点缀，担任国民党监察院长凡十五年。在政治上受到蒋介石的猜忌、不信任，明扬暗抑，郁郁寡欢，无奈之至。用于右任自己的话说：“早想辞职，种种事故，做不清楚，滞留而又滞留，谓之何哉!”(1962年12月13日记)。再加上他身在台湾，心系大陆，思念亲人，梦游故土。昔日同僚故旧，至交挚友，十有九已成故人。小草恋山，野人怀土。耄耋老人备受孤独、寂寞、思乡之情的精神煎熬，仰天长啸，怎一个“愁”字了得。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台湾，享年八十六岁，了无遗言。其亲属在一个他生前不让人随便打开的铁匣子中，发现于右任1962年1月12日、22日和24日写的三则日记。12日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22日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由要最高者。”24日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读之怆然涕下的旷世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欠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癌!
　　治丧委员会以此诗作为遗嘱，从而不胫而走，传遍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群落。它以摧肝裂胆的巨大冲击力，叩击着每一个华人的心扉，影响和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告示亿万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毋忘国殇，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纵观于右任的一生，作为民国创始者，他首先是一位席不暇暖、出生入死、忧心国是、为民请命的民主革命的杰出斗士，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关头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其次他是步关学先贤后尘，为民族振兴，矢志兴教办学，承前启后，衔接旧学与新学，大胆探索改革旧的教育体制，为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同时，又是得风气之先的著名的报界耆宿、新闻巨子；然后才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大师。长期以来，工诗善书庶几掩映了作为民主革命先驱及教育家的于右任。在这里更要特别指出的是，于右任作为关学的后起之秀，是关学由盛转衰以至于走向终结时期，弃旧图新的一位标志性或者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纵使他曾有过告别旧学引领新命的果决：“儒生眼界容方寸，抵死昌言罢百家”(1920年诗句)，“不作名儒兼名将”。然而其安身立命的去留出处，心性作为，从骨子里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当年由味经、宏道、关中书院赋予他的儒家伦理准则规范和价值取向。于右任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毫不隐讳地给人们透露出了他一生一以贯之始终秉持的人生隐秘：“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
　　于右任一生著述颇丰，体裁形式有诗歌、散文、随笔、政论、序、跋、记、传、表、铭、诔等，结集出版的有《半哭半笑楼诗草》、《右任诗存》、《标准草书》、《牧羊儿自述》、《泾原故旧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