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贾谊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界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从其赋作《旱云赋》来看，在他身上集中纠缠着抗争的被动承受与精神中怨而不怒、深婉入骨的悲哀情绪。他对盛世之悲的感悟与抗争，表现出独具特征的悲剧性：盛世犹庸世的巨大孤独感和在巨大孤独感中暗含着的天道循环的盛世幻想，构成了士之不遇与盛世之悲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点。
关键词：《旱云赋》 贾谊 盛世之悲 政治文化
士之不遇与盛世之悲是中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两大主题。中国封建时代早期代表人物贾谊的政治人生正好契合了这两大主题，其政治人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并以模式的作用昭示后人。
一、《旱云赋》：矛盾与痛苦的表征
在贾谊的身上纠缠着怎样的矛盾和痛苦呢？这可从其辞赋代表作《旱云赋》中窥见一斑。《旱云赋》从一开始就大开大阖，紧扣主题，“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失精和之正理”即谓阴阳之气的失调，旨意在于说明夏日大旱的根源在于天地。接下来从“遥望白云之蓬勃兮”以后的抒写，笔锋收放自如，豪婉兼收，紧紧抓住天地阴阳清浊之气，极力描写旱云之情态，由远及近，动静相携，可谓惟妙惟肖，生动逼真。“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狠戾”，指出阴阳失调如同恶人当道，祸国殃民，语意逐渐深入。“忧疆畔之遇害兮”句到全文结尾则集中笔墨，揭示阴阳灾害之理，饱含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之情和对昏主的愤慨之感。
《旱云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关注社会现实，针砭时弊，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把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政治昏庸联系在一起，假物象以比喻，借比喻以表赤心，言语矛头直接指向当朝的统治者。二是真切炽热的民生关怀。“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狠戾。”句中贪、邪、狠、戾四字本为概括人性特征的词语，作者特用于此，爱憎分明，褒贬之意十分明显。“群生闷满而愁愦”、“农夫垂拱而无聊”是为芸芸生民和勤苦农夫从内心流出的一掬同情之泪。“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是怒骂朝廷庸员的凶狠、暴虐和无耻。“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阴阳失节，天地不雨”，托物以讽，炽情澎湃，博大的民生关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二、“士之不遇”
对于贾谊的身世，历代学者有过多方面的研究，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是：贾谊究竟遇还是不遇。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两种观点倾向：一种是以汉代大学者刘向为主要代表，认为贾谊“不遇”；而另一种则以班固为主要代表，认为贾谊未为不遇。那到底是遇还是不遇呢？以汉文帝对贾谊态度的前后变化来看，我们同意贾谊不遇的说法。
文帝初立，地位尚不稳固，面对强大的功臣集团，他要挑选和提拔一批人来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贾谊就是在此时进入文帝视野的。贾谊二十岁被召为博士，岁中升迁为太中大夫。显然，文帝要把贾谊当做智囊来使用。然而，文帝之初，武人参政较多，儒生文士很少参政。贾谊一出道就充当内臣，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相吻合的。贾谊一步入政坛，便提出一套政治改革主张，其主张客观上讲是非常正确的，汉文帝也非常想借贾谊的改革来抑压守旧势力。但改革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集团，在这一次较量中，文帝不得不做出舍车保帅的选择。贾谊在从内庭走向前台，出任外庭官的紧要关头无罪遭贬。①
贾谊在其赋作《旱云赋》中有“既已生之，不与福矣”和“终怨不雨，甚不仁兮”的责问，更有“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的愤慨，后者直接把天地阴阳失调导致的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政治失策匠心独具地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统治者。朱宏卿在评论贾谊时认为：“贾谊终究是一介书生，一介儒文化熏陶成长的书生。在理智与情感、进与退的矛盾中，他茫无所措。”②尚永亮在《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一文中评价贾谊不遇的意义时说：“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一己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感士不遇。从而在中国贬谪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表现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这种新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种内在聚敛的悲剧意识――盛世之悲。
如果说贾谊之不遇是由于君臣关系的相离相得及他与群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话，这不足以令人信服。这充其量只能作为“不遇”的浅层次因素，从更深层面而言，则要从士人自身的局限性人手。
作为一个文士，贾谊十分注意吸收儒家思想中的进步成分。他的崇儒思想理所当然对于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来说起到了整顿统治秩序、维护大局稳定的作用。然而，在汉初，文景时期实行的是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可以说，在治国方略上，贾谊与文帝及诸功臣集团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指导思想上的背离表现为两种思想的矛盾，使得贾谊上演了这场时代悲剧。
贾谊在《旱云赋》中，以天下大旱来比喻贤人失志，意在指责朝廷，“惜旱大剧，何辜于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政治失中而违节”。但贾谊自己却“慷兮傈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自云何怨？奈何人兮！”言语中未必没有对汉文帝的牢骚，他认识到了社会，却还寄希望于皇帝，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奴性也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当然，这与贾谊本人积文人士大夫之习甚重不无关系。中国的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他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肩负着“社会良知”和“知识载体”的沉重负荷，他们始终徘徊于建功立业与修身养性之间，郁郁行走在出世与入世的十字岔口③。秉承着圣人“士志于道”、“学而优则仕”的教导，恪守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诺言。正是由于多重角色叠加和他们与生俱来的官本位思想和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常常在现实社会中，忧愤深广，性情狷介，不为世人认同。他们的与众不同还更多地表现为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注多于自身的命运，当遇到外部世界的突然袭击时，特别是他们所执著的“道”不能实现时，他们便会从人本关怀出发，倾吐出“士不遇”的呼喊，实现对自我的生命意识的超越。贾谊的遭际正符合了“士”所具备的这些特点。
三、“盛世之悲”
个人不巧恰处衰世当然是很不幸的，但身逢盛世未必就会幸福。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认为，盛世之悲应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真正的盛世，或者说中国文化中的最盛之世；二是君王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至少是有名的贤君。”无疑，贾谊的遭遇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众所熟知，贾谊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相对稳定的时代，是政治相对开明、经济日趋繁荣，轻敛薄赋，宽免刑狱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贾谊却无罪被贬，这说明了什么？盛世犹暗世，明主犹暗主，社会的相对开明，并不能改变专制政治扼杀人才的实质，只要高度集中的君权存在，只要封建制度在，士不遇的悲剧就不可避免。
秦汉之际，正是我国社会由春秋战国的纷乱走向稳定的时期。它们都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和效忠，等级制度根深蒂固，越是盛世则越发束缚牢紧，所以知识分子人生理想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太平盛世是明君治理的结果，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天子权力的膨胀导致士人的贬值，他们已不再像乱世那么重要，而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没有能力左右自己，也无法改变不遇的处境。包括贾谊在内的秦汉士人，处在由乱转盛的时期，他们没有认识到盛世对一向以“任道”为任的文士们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桎梏，他们的不遇与悲剧也就难免了。
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称文学为“苦闷的象征”，唐
代韩愈有“不平则鸣”之说。中国古代士之不遇的文学作品与他们所产生的盛世悲剧意识，正是他们痛苦的升华，这种深沉的痛苦主要源自他们深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被压抑。这与中国封建社会那种“经世致用”思想、“政治型”文化和官本位价值观对封建士人的影响
分不开。他们借助文学作品来兴怀抒愤。通过他们对盛世之悲的感悟与抗争，表现出盛世悲剧所独具的特征：抗争的被动承受与精神中形成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的悲哀情绪。
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贾谊所开创的盛世之悲，在为尊者讳的封建传统观念下，在士不遇与忠奸之争的遮蔽下，长期不为世人所认同。然而，士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盛世之悲的动人魅力也跨越了千年时空。可以说他们在精神中与盛世之悲形成了同构。盛世犹庸世的巨大孤独感和在巨大孤独感中暗含着的天道循环的盛世幻想，构成了士之不遇与盛世之悲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点，而这无疑都源自于贾谊的开创之功。
①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② 朱宏卿：《同历史碰杯》，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 杨墨秋、王继如：《古代士人处世之道》，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作 者：张 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