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尚存(北京) 对贵刊我是每期必读，收获良多。有启示，有思考，也有许多警示，一卷在手，纵观天下。我想，当今的领导者们倘能少一点消闲，抽出一二个小时细读《杂文月刊》中的一些妙文、妙论，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行，当会有许多益处的。希望有关部门下一个文，让领导干部人手一册，这对改变领导作风绝对有好处。现在一些领导人太喜欢听颂歌了，似乎听不到“颂歌”就否定了他们的功德，这种思维定势太害了他们。
2012年1月下《政府无信无以推动改革》《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新闻记者的道德底线》等文章很有内容，反映了大众的一种真诚的期待。《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一文中的“负担”二字太沉重了，可改为“动力”，就更好了，更积极了。“道德底线”问题，不仅仅是新闻记者的问题，出版工作者要不要“道德底线”?大学的教授们或者教育工作者要不要“道德底线”?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明星大腕们)要不要“道德底线”?他们的话语权、影响力太大了，大到了“没了道德底线”，这是十分堪忧的大事，而不是无关社会文化建设、精神建设的小事。文化重要，文明更重要，文明才是人们所更需要的。
对一般读者来说，《“民国热”：该降温了》一文可能不一定留意。但我认为这篇“对话录”的内容对大陆学界来说实在是给我们敲警钟!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文化学者、历史学者大搞翻案文章，影视作品，出版物，为了追求利润齐上阵，推波助澜，制造所谓繁荣景象，颠倒历史，美化某些历史人物，宣扬歪理，这种景象太不正常了。我读了该文在想，这两位评论家所批评的现象为什么不是我们大陆的历史家、评论家所率先提出来呢?他们没看到?没思考?这原因究竟在那里?
现在不是缺少“尖锐”，而是缺少真正的面对!
祝愿《杂文月刊》在新的一年里保持你们的“独特风格”，为新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李向军(黑龙江五常)
读了《杂文月刊》2012年1月下《过目不忘》里的一则小故事，略有一点感想。说的是，两马各拉一车。一马走得快，一马慢吞吞。于是主人把后面的货全搬到前面。后面的马笑了：“切!越努力越遭折磨!”谁知主人后来想：既然一匹马就能拉车，干嘛养两匹?最后懒马被宰掉吃了。故事讲的道理很明白，但我想，这个道理只适用于私营企业和农业。农业是自主经营，你不去干活耕种，土地就会荒芜，就不会生产出粮食，人就得挨饿，甚至会被饿死，所以谁也不会偷懒的。私营企业因为是私人所有，更不会养懒人。哪个业主也不会傻到让你不干活而白给你发工资的地步。而对于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被养的懒马可就太多了。因为是国有的，由全民养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不管效率如何，不管是否赢利，都由国家税收支付，都由纳税人买单，所以这些部门的懒马是肯定不会被踢开的，因为靠山结实后台硬，懒马还常常被放在重要的部门和关键的位置上，尽管尸位素餐，尽管占着茅坑不拉屎。
石帆(山东青岛)
丁学良的《唐山大地震中的灾民哪里去了?》(《杂文月刊》)2012年1月下)一文中说：地震之后规定“进入灾区禁止拍摄受害者。这条规定得到最严格的执行。为什么呢?因为灾民的照片流传出去，会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给国内外阶级敌人利用”。我认为确实会有这样的规定、禁令，要不然就不会出现没有一张记实照的不正常现象。唐山地震是400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地震，几十万人伤残，20几万人死亡，意外的是真相封锁之严、保密之紧、禁令之怪亦是让人惊异，对此咄咄怪事，文中的解答在今天看来确实不讲道理，难以接受，然而它又是符合当年的国情、政情。
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认为笔者的解答有点不足。唐山大地震正逢多事之秋，正逢动乱之中的动乱。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广场爆发重大群体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骤然加剧，邓小平罢官，华国锋任代总理、毛泽东病逝……极左势力加紧夺权，他们不会让天灾干扰他们“政治斗争大方向”。有言：“全国八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什么。”“唐山地震不过100万人的事，唐山才死亡十几万人有什么了不起，批邓是八亿人的大事!”(引自宁夏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纪实》)政治始终压倒一切，抱着这个信条，死再多的人也不是大事，所以他们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这就是为什么的最直接最真实的答案。
我们在向唐山地震亡灵哀悼时不应忘记其中有些人是因为某些权贵拒绝国际救援而失去了生还机会。36年过去了，竟没有一人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