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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元抽烟烧黑色袋子 [史蒂文的黑色岁月]

时间:2019-01-2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进入初冬,潮润的空气为著名的伦敦大雾推波助澜,让何宁颇感惆怅。不过,时下上海的四季也没有了先前的分明,冬季的暖湿一直在与北方寒流的对抗之中挪移摇曳,冬夏也似在咫尺之间。伦敦的不易结冰,使何宁很容易想起家乡的暖冬来。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房东、八十一岁高龄的史蒂文老人时,老人竟然瞪了他半天不出声,随后叹出一声,年轻人,你说得真不错。何宁想跟老人聊聊,但老人已转过身去,何宁只得作罢。很快,何宁埋头于紧张的考期。那天他正陶醉于雪莱的名作,诵到得意时,伦敦艺术大学戏剧专业在读研究生何宁进入状态了;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何宁在诗兴中感受着汹涌,却意外地听到了掌声。是一个人的掌声,虽然单薄僻静,却无半点敷衍。他回过头来,史蒂文老人正清晰地用中文念着下面的诗句:饥饿和爱情统治着世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最后,他又用英文复述了那句最为著名的: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be far behind?
  何宁一下子激动起来。
  史蒂文老人还是瞪着眼睛,他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他竭力想使自己看得清楚些,但浑浊已经漫在他的瞳仁上。他从小书房拿出一本泛着岁月痕迹的旧书,抽出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对何宁说,何,给你看张照片。何宁发现,老人的手有些颤抖,他在这儿还是第一次看到老人这样。照片上几个西方中年男人赤裸上身,肋骨突起,状若嶙岣。下身是短裤,外罩特制的大围单。他们都低着脖子拉着那种常见的小型铁制人力运输车,看起来很吃力。后面的背景却依稀在哪儿见过。史蒂文指着照片上最前面的那个男子问,“何,你看看他是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一下子提了两个问题。何宁仔细看着照片,再看史蒂文,越发惊讶了,“史蒂文先生,难道这是您吗?这背后的地方是……”
  “不,那是我的父亲。何,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再仔细看看。”史蒂文纠正了何宁的第一道答题,但坚持等着他解开第二个谜。
  “您和您的父亲长得真像。啊,我看出来了,那后面太像……我们上海的龙华寺了,对不对?三十五年前,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
  “真的吗?何,哦,上帝啊!”史蒂文一把将何宁抱住,拍着他的肩。何宁分明感到,老人的身体、手和语气都在颤抖。“何,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再念那几句诗,可是今天你的朗诵,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上海龙华。”
  “史蒂文先生,你想告诉我这照片里的故事吗?”
  “龙华,那儿有个集中营。那是个不堪回首的地方。”史蒂文老人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编号是17/278
  1937年中国开始全面抗战,1941年对居住在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是个噩梦。那一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逼着英国和美国成了他们的敌人。我听父亲对母亲说,就在当天中午,上海公共租界最高权力机构工部局被日军占领了。日军全面开进上海租界,英美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被宣布为“敌性国侨民”。我记得,两天前我才刚过完13岁生日。我的父亲是个大班。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洋行总裁、总经理,就是有钱人。我祖父很早就来中国做生意了,为我父亲打下了根基,当时上海所有的宴会用酒几乎都是我父亲经营的生意。我们家就在一栋别墅里,我的童年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天天宾朋满座,我从小就知道了什么叫阔绰和大手大脚。太平洋战争之前,租界是安全的。可是战争爆发那一天,一切都被改变了。昨天还霓虹闪烁的上海,一下子变成黑暗死寂。日军规定,全市用电缩减。我们不敢随便出门,因为道路经常会被突然封锁,出去了不知道能不能回家,也可能会被日军突然带走。日军关闭了除德国之外的所有电台,上海与世界隔绝了。我们整天忧心忡忡,父亲的生意完全陷入了绝境。第二年年初,我们得到通知,按日军驻上海当局的要求,“敌性国侨民”必须在五天内完成登记手续。那几天正是上海冬季最冷的日子,我和哥哥姐姐跟着父母到指定的那个美国传教士建造的慕尔堂去登记,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排队长得看不到边,人们在寒风中簌簌发抖,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日军要求所有13岁以上的“敌性国侨民”都必须戴上袖章。美国人是A,英国人是B。那是对我们的侮辱,就像纳粹德国强迫犹太人戴袖章一样。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父亲大声怒吼,这是侮辱,我不戴,决不戴。但是日军说,你如果不戴,将被视为藐视当局的敌对行为,我们将采取严厉的行动。母亲则在劝父亲。
  1943年2月,我们全家被要求离开居住地,去日军指定的地方“实施集团生活”。每家只许带少量的行李,我少不更事,还以为外出度假,因为从小就喜欢车,就带了个从不离手的玩具车。日军的宣传卡车在街上高声广播,到处是日军的传单,沿途站着荷枪实弹的日军,很多马路拉着封锁线。我渐渐感到害怕了,不久前还喧闹非凡的上海,一下子变得十分恐怖。
  经过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后,景象渐渐变得荒芜、杂乱,大片田野在寒冬中透着一片萎黄。我们的车最终停在上海西南的市郊。大人们说,这里叫龙华,因为有个著名的龙华古寺。后来我知道,龙华寺是上海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佛寺,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被带到与古寺相距不远的一个地方,我最先看到的就是环绕在墙上的铁丝网,突然大声哭了起来,手里的玩具车掉在地上。一个日军把一张表格交给父亲,说是这里的规定,有一千多条,必须保证遵守,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除了签名还需宣誓。我后来听父亲说,日军把这里叫做“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际上就是“集中营”。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个编号,我的编号是17/278,代表第17批进入集中营的第278个人,在日军眼里,我们只是一个可怜的号码,根本不需要名字。你知道,只有监狱才给犯人编号,我们不是罪人,却与囚犯没什么不同。据说,这里收容了一千八百多人,最小的才六个月,最大的将近九十岁。
  山本蹬着皮靴对准玩具车狠踩下去
  对于我们一家来说,简直是从天堂到地狱,尤其是当大班的父亲。我们一家分配到一幢两层红砖小楼一间西北朝向的大约十二平方米的房间,我在家自己的小屋就有三十多个平方米。父亲余怒未消,母亲只能安慰他说,比起那些单身汉,我们还算幸运的。他们被安排在那些临时搭起来的木板房中,挤得就像沙丁鱼一样。使我惊讶的是,两个月后,我看到父亲竟在砖窑边烧起了砖头。这是我根本不敢想象的。
  恐惧每时每刻陪伴着我们。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最害怕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更可恨的是,他们有时会在半夜突击查房。日军来查房时,我们每个人必须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点名时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这幢楼里的所有人就将受到牵连。
  山本是集中营的副所长,但实际上所长都忌惮他几分。山本长着一张削尖的脸,整天阴沉着,似乎生来与笑无缘。 渐渐传出说他在战场上非常骁勇,但被打残了腿。上级发给他勋章,让他来集中营。但山本要求重上战场,理由是他嫌这里不能像战场上一样杀人。这家伙真是一架战争机器。上级最终还是把他派到这里,他就把怒火都发泄到我们身上。我们暗地里都叫他“地狱山本”。
  那天,我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突击查房点名。
  那是上海腊月一个刺骨的寒夜,晚上11点多,我们一家已经就寝,突然哨声大作,紧急查房。我很不情愿地被母亲从被窝里叫起来,不情愿地大喊着。一声“巴嘎”把我的声音压了下去,日军已经到了我家门前。我睡眼惺忪,报号码却“训练有素”,羞耻感早已丢尽。日军见一个不缺,准备离开,这时,一张削尖的脸横刺里出现在门口。啊,是“地狱山本”,我的瞌睡立即被吓走了。山本对那个士兵说了句什么,士兵“哈伊”一声就木桩似的站在门口。山本走进来,尖利的目光扫着屋内。我突然想起,母亲在我的那张小床下面藏着一把厨房小刀。我的心狂跳起来。父亲跟我们说过,按这里的规定,不管什么原因,一切可能割剪围墙上铁丝网的工具都将被视为企图逃跑的证据,将受到严厉处罚。那把刀要是被山本发现,不知是多大的罪状了。山本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正向我的小床方向走去。我急中生智,把一刻都不离手的玩具车拧足发条,然后放到地上,玩具车发出很响的声音,一下子把山本和门口士兵的目光吸引住了,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山本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随后蹬着皮靴对准玩具车一脚踩了下去,玩具车立刻变形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那可是我心爱的玩具车,我不管不顾扑到山本身上,想咬他,士兵冲过来拉开我,这时父亲和哥哥也冲过来,几个人扭作一团,忽然听得父亲大叫一声,重重倒在地上,原来是山本在背后击倒了父亲,紧接着哥哥也被他一脚蹬倒了。我看见他的脸泛着兴奋的红色,就像一头寻仇的兽,嗅到了战场上的味道。我从士兵那里挣脱出来,再次冲向山本,被母亲死死拽住,她屈辱地跪下了。父亲和哥哥还在地上喘息,他们从未经过这样的打击。山本睁着一双发红的眼,显然不想就这样结束这场不期而遇的“战斗”,他渴望对手,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孩子。但突然面对一个哀哭的女人,这头人形兽的脚步散乱了。最后,他再次把火撒在玩具车上,玩具车完全稀烂了。我的心剧烈地抽搐,但我感觉得到,母亲拽着我的手劲明显加大了。我哭喊着,山本的皮靴和士兵的刺刀就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但我却忘记了害怕。山本在我和母亲前后绕着圈,突然拉开我,母亲要起来拉回我,山本回转身狠抽了母亲几个巴掌,一边用蹩脚的英语骂着,英国猪。才终于对士兵挥了挥手,虽然还是满心的不甘。母亲和我扑到父亲身上,全家低声号啕着。我看到母亲白皙的脸上满是条状的红指印。过了很久,妈妈拿出那把小刀,说史蒂文,今天你救了全家。父亲抚着我的手,说等战争结束,爸爸一定给你一辆全世界最好的玩具车。
  莱瑞姐姐被投进焚尸炉
  查房是一天两次,一日三餐却变成了两餐。因为日军要维持战争开支,导致食品严重短缺。刚进来的时候,早餐还有一碗粥和半个面包,虽然已经硬得发黑。午餐和晚餐有米饭和麦糊。可过了段日子,一周内,四天的早餐只有一杯茶,三天是可怜的一盎司麦糊,午餐是卷心菜汤加一个土豆,晚餐干脆取消了,集中营里很多人因此严重营养不良,大多数人越来越瘦。我们家以前天天大餐,中国人叫锦衣玉食,现在却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有一次,美国红十字会寄来一个包裹,对这里来说,那真是一个节日。人们看到了久违的牛肉干、巧克力、白脱、果酱和奶酪。哦,还有口香糖。对于饥饿的人来说,咀嚼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我和哥哥姐姐已经把口香糖嚼得淡而无味了,却还是舍不得扔掉,而是放在杯子里,准备第二天再好好地嚼。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经常讲当年爷爷来中国寻找机会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挺住。但我们毕竟是孩子,又正好在长身体,需要足够的食物和营养,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抵抗疾病的能力急剧下降。姐姐莱瑞病倒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父亲急得团团转,母亲则默默祷告着。有个与父亲关系很好的荷兰银行家,想方设法从集中营农场弄到一点牛奶让我送给姐姐喝。我捧着盛着牛奶的小碗,就像捧着一个金碗,却不敢看一眼,生怕自己控制不住。要知道,我已经整整半年多与这美味绝缘了,似乎要忘记了。但越是这样,牛奶的香味就越是强烈地往我鼻孔里蹿,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偷吮了一小口。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简直让我发疯,我顷刻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竟然又喝到了牛奶,但又充满罪恶,因为那是给高烧中的姐姐唯一的一点营养品。全家人都在担心一件事,却谁都不敢提。最怕的是姐姐染上可怕的疟疾。按照集中营的规定,一旦发现传染病,将被就地处置。所谓处置,就是投进焚尸炉。一个多月过去了,姐姐还没有痊愈,但日本人来查房时,姐姐总是硬撑着起来自报号码,不能让他们看出来她病得多严重。那些天,我们全家都提心吊胆。我记得,1944年末的上海冬季特别寒冷,我们带来的温度计一直在冰点之下,但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衣服了,真想把薄薄的被子都盖在身上。我未满20岁的姐姐饥寒交迫,疾病使她瘦得脱了形,最后在集中营离开了我们。父母伤心欲绝。当日本兵来包裹她的时候,想到她将要被投进焚尸炉,我哭得昏厥了过去。因为那一小口牛奶,我好久都转不过弯来,一遍遍地在心里自责。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如果我一咳嗽,心就可能跳出来
  环境使我们再也顾不了体面,但我们并没有失去尊严。有时候,父母会邀请别人来打桥牌,我甚至还在食堂里看到过大人们排演的歌剧《卡门》。这种极度残酷中的短暂快乐使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给我们讲的爷爷的早年故事。但是很快,就连这样仅存的一点文化尊严也遭到了“地狱山本”的打击。山本又出规定,禁止串门走动,唱片、私人藏书和所有工具一律没收,不准通信。接着还有一连串的“不许”。我们是外国侨民,也是无辜平民,手无寸铁,日军却对我们完全采用军事化管制,这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但是,难道跟日军去讲理吗?
  所有人默默忍受着。有人伺机逃离这个鬼地方,虽然谁都明白,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1944年8月的一个下午,酷热几乎把整个集中营都烤焦了,但是人们还在日军的监视下淌着汗水劳作着。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是上海历史上少有的高温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居然持续了35天。我歪着脑袋,出神地望着碧蓝如洗的天空,我想起以前在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享受美味的冰激凌。树上知了此起彼伏的叫声,现在变得十分动听,我十分羡慕它们,我觉得自己连一只知了都不如。突然,一阵惨叫把人们的目光全部吸引到一个狂奔着的男人身上。我从窗户里往下看,几个日军在男人后面紧追不舍。他终于被士兵扑倒了。士兵们把他五花大绑,用扁担狂打,男人发出凄厉的叫声,但依然愤怒地痛骂着,他的声音在营地里回响,是我们英国同胞。营里的人们终于被如此凄惨的喊声和日军的抽打声激怒了。先是几幢楼里发出了愤怒的喊声,接着那几个临时搭建的长木板房里 也骚动起来,吼声连连。一波波人向日军冲过去。山本显然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他狂叫着从办公室跑出来,边吹着哨子,边对几个士兵做着手势,那意思很清楚,叫士兵们向他集中。很快,山本和二十多个士兵站成了一排人墙。面对越来越汹涌的人群,山本向士兵们喊了一句,士兵们全都拉开了枪栓。但山本不敢贸然命令开枪。他叽里哇啦地叫着,举枪朝天鸣放。双方对峙着。不一会儿,门外哨声大作,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一大队日军宪兵,他们端着来复枪和机关枪迅速占据了集中营的几个角落和制高点。山本狞笑着,那张脸显得更乖张,他指挥着士兵们端着刺刀反过来向暴怒的人们一步步推进,直到把他们逼到墙角。
  我和哥哥虽然没出去,但是我们心里都很紧张,因为父母都去了。我们生怕那个地狱山本发疯,宪兵在架机关枪时,我感觉心就在喉咙口狂跳,如果我一咳嗽,就可能跳出来。哥哥紧紧靠着我,抓着我的手,也不敢出声。
  整整一个星期,集中营被宪兵日夜包围着。围墙上的铁丝网又绕了一层,继续加固加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的戒备更加森严,规定也越来越多。有人议论,我们中有人凭着会说上海话逃了出去,这种议论对营里的人们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恐怖平安夜
  最苦恼的是我们无法得到真实的消息。当时唯一能看到的是一张日本和汪精卫南京政府合办的英文报纸《上海时报》。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悬赏一百万伪币活捉美国飞行员。父亲看到这条消息,悄悄对全家说,日军一定遇到麻烦了。也许过些日子,这样的消息还会更多,但愿那个飞行员还活着。他边说边划着十字。我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史蒂文,这个你还不太懂。不过要不了几天我们会经常看到盟军的飞机出现在这里。
  果然如父亲所说,进入冬天,美国飞机在上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人甚至兴奋地说,他们看到机舱里的美国飞行员正向他们挥手呢。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头顶上飞机巨大的轰鸣声,进而是轰炸声。然后营地里散落一地的弹片。孩子们争相捡着弹片,互相比较谁捡到的大。集中营里开始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父亲又说,这一定是盟军对日军的空袭。接着,越来越多的消息在证实着父亲的说法。日美开始空战,激烈程度超出了想象。有人看见美国飞机被击落后冒着浓浓的黑烟向下坠落。大家都只能默默地为美军飞行员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幸运逃生。你要知道,我们没有正常的消息来源,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飞行员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很明显,集中营里的日军越来越焦躁,也对我们更加地凶狠。我们既高兴又害怕。这说明日军真的快不行了,就像中国人常说的,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过几天就是平安夜了。到集中营的第一年,我们只能在脑子里过过以前那些平安夜的电影了。日美空战爆发后,我们对盟军的胜利越来越充满信心,有人就偷偷筹划搞一次小小的平安夜活动。但不知怎么,消息被日军获悉了。日军再次找到了整治我们的由头。
  那天正是平安夜。又一次突击查房开始了。夜空的静谧瞬间打破,集中营立即被那种骇人的恐怖包围了。谁都明白,这一定是山本那帮人故意找茬呢。果然我们看到,山本像一条浑身不安的疯狗,在一个个房间内外穿梭着。不远处突然响起连续清脆的巴掌声和山本狂怒的“巴嘎”,并伴着年老虚弱的呻吟。原来是与我们相隔几家的一户的一个老人。接着听到山本大喊,“跪下!给我跪下!快点!”他的英语真是不堪,我们的耳膜承受着语言和老人痛苦的双重折磨,殴打和呻吟持续了将近一刻钟。站队和报号动作慢经常是日军侮辱甚至殴打侨民的理由之一。在他们看来,你们都是敌性国家的人,轻慢就是藐视或者抵抗集团生活管理。惩罚那位老人一定又是这个“理由”。这天晚上,山本的嚎叫不断出现,一定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这个恶魔的“管束”。他是在向集中营的所有侨民挑衅:平安夜,我让你们统统见鬼去。看你们谁敢有非分之想。
  这次突击查房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经过这一折腾,我和哥哥反而没有倦意了。父亲这时非常小心地从他的床褥里抽出一本精致的书来。看着我们哥俩惊讶的眼神,父亲赶紧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向我们招手。哦,这是一本雪莱诗集。我和哥哥心领神会,这是父亲冒着极大的危险藏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雪莱。父亲卡着喉咙说,今天教你们读一首雪莱的诗,但是我们只能默读,明白吗?我们郑重地点头。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这首诗一直陪着我们,尤其是那一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be far behind?
  是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期盼的春天终于来了。1945年8月15日,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从集中营看出去,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丹麦、比利时六面国旗在城市的上空飘扬。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相拥而泣,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莱瑞姐姐。接着,所有人拥到屋顶上做感恩礼拜。然后是长久的欢呼庆贺,直到半夜。
  史蒂文老人长久沉浸在他的叙述中,老泪挂在脸上。何宁也为此唏嘘不已。史蒂文的嗓音有些沙哑了,我真想再到中国上海的龙华去看看,可惜年纪大了。何宁红着眼睛对他说,先生,等我考试结束,一定要帮你了却这个心愿。他想,原来自己的出生地还隐藏着这么一段惨痛的历史。
  世事沧桑,后人应该记取,史蒂文的故事永远不要重演。
  发稿编辑 浦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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