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诗性意义 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心灵 的外化，是精神能量的聚集。故诗人 称“语言意识是诗人的唯一意识”， 即使诗人倾心于沉默，也只能借助 于语言。如同画家对颜色敏感，音乐 家对声音敏感。诗人，只能对语言敏 感。
可对于诗的写作而言，一首诗的生成，首先在于对作品诗性意义的把握。那种直接的、直觉的进入现实的方式，“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艺术”(卡西尔语)。因为语言作为一种“发现”，对事物的领会是“前符号化”的。即首先是对现实与事物中诗性意义的理解和发现，进入艺术的敏感领域，深入剖析和归纳，随后才被语言固定下来。有了领会而“不可言传”是一种痛苦。而这种对独有的领会的符号表达，则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命名，是一种以语词的方式去确立存在。从这个角度着眼，“语言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有机体的吐白，也不是一个生物的表达”。从根本上说，语言不是符号，不是人控制的一种工具，而是语言把握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
可什么是作品的诗性意义，或者说该如何理解“诗的构想”即诗的内容?多年来，人们常常误解诗的内容就是诗的情感和思想意义。但诗的内容不仅仅是事实、事件和思想倾向，应当是诗本身，是语言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以及语言背后渗透出来的什么。事实、事件等事物是诗的语境，诚然与诗有着密切关联，罗勃特?勃莱指出：“诗的内容在于事实和想象的距离。一首诗愈是远离最初的生活事件而不断绝这种联系，它的内容也就愈多。”雅克?马利坦在谈“诗性意义”时也说：“诗性意义之于诗，恰如灵魂之于人”，“诗中的诗性意义，离不开从内部使之有生气的词语形式，离不开使之存在的词语结构”。诗性意义是由词语的概念意义、想象性含义以及“更神秘的含义即词语之间和词语所承载的意义内涵之间的音乐关系”所组成。而一些概念意义大于总体的诗性意义的诗作，正是大量平庸诗的特征。
诗之意义不在于写什么，意义产生于对于部分的瞬间整合。主题是从诗中抽象出来的，可以称之为对诗之意象的态度和总结，也可以称之为“动作的意义”。帕斯称作家的道德力量不在他写的主题和题材中，而在于对语言的运用当中。对此，我们不难发现，最庄重的题材在有些人的笔下也会写得浅薄之至，那些用血浸透的墨迹和花拳绣脚式的文字本身，已呈现了庄重与佻薄的分野。
诗的敏感与发现
对于诗人来说，有没有诗的感觉是致命的问题。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不是世界上有什么才写什么，而是诗人写出了什么读者才看见了什么。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去蔽存真的活动。而这种“去蔽”，是通过对物的存在的“揭示”体现的。这如同脚下的鞋子，穿着越适脚、越舒适，越容易让人忘记鞋的存在。世界上的事情，我们越熟悉，越是司空见惯，越容易被忽视。而艺术，就是找回这种遗忘，让其从日常的隐匿中显现出来，成为触目的形式。我现在还记得程宝林的一首诗，他写一只苍蝇在玻璃上留下了痕迹，由于有了苍蝇爬行的轨迹的显现，才让人发现了那透明的玻璃的存在。我也想起了厨房，那些对于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譬如骨骼，植物的根须，在食用者面前，统统成了垃圾。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本身就具有真理性。诗的生成，主要取决于诗人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
这种重“发现”的诗，有时是从非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艺术本身的一种方式。例如美国诗人斯创德的《保持事物完整》――
“在一片空间／我是空间的无存／无论我在哪里／我是缺失的那个什么／当我走动／我分开空气／而总归／空气移来／充满那些空气／我身体曾有过的／我动／保持事物完整”
这首诗没有审美意味，而是带有哲学意味的发现。诗所表达的，不是“我思故我在”，也非“我在故我思”，而是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是“缺失的那个什么”。在这里，诗人发现的是真实感受中本源性的东西，是“这一个”的独特性、而非哲学中那种普遍性的东西。
因而，即使是重发现性的诗，也应具有原创性，而不是因哲学语言去论证、说明什么。
例如昌耀的《灵魂无蔽》。诗人写出那个在小餐馆里，蓬头垢面踏一双破鞋的乞丐，蹦足抢食残汤剩饭的诚惶诚恐。可这样一个乞丐，在婚纱酒楼红粉佳人的玉照面前，竟那般凝神而专注，令人大感意外。在玻璃的反光中，乞丐注意到了诗人的存在，蓦然回首一瞥――那烧得火红的白眼仁里心灵的炭火竟喷发出轻蔑与愤怒。是的，这乞丐的眼神该是诗人的发现，具有对心灵的穿透力，一个被社会折磨得太久的心灵已经忍无可忍，让人回味那一瞬间他的愤怒与蔑视所领有的一种不被肉体之污秽所渍染的高洁。
由此，我想到，这世界只存在两种诗：一是从感觉、感知和感受状态这审美的角度进入的诗；二是从真理和历史的角度把握艺术本质，从非美学角度思考艺术本身的诗。这也让我想到两个比喻，这两种诗，一种是桃子，另一种是核桃。
同时，我也想到歌德对诗的两种不同理解。歌德在和席勒的通信中曾说：“只有进入无意识中，天才方成其为天才”。可歌德也说过：“想象超出感觉之上而又为感觉所吸引，但是想象一发觉向上还有理性，就牢牢地依贴着这个最高领导者。”“它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到了极境，就出现了真正的诗，也就是真正的哲学。”
诗的几种表现方式
一、诗的展开式结构
诗的展开式结构，是较为传统的常见的表现方式。这样的结构，有如寺庙，进门是四大天王，继而是弥勒佛和十八罗汉，到了最后，展现的才是释迦牟尼。这是一种层层递进铺展，最后予以升华的表现方式。如孙静轩的《沉船》――
“当船儿穿过暗礁，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
面
我想起了从前在风暴中遇难的船
昨夜，水手们还在讲述那惊心动魄的故
事
对殉难的先躯者寄予无限的崇敬与思念
也许那残损的船体就在我脚下的海底
那水藻覆盖的船舱里，仍有生锈的铁铳
雕花的陶瓷、和那古老的铜钱……
啊!朋友，又何须对死者凭吊
也无须在沉船的水域踌躇不前
既然航海者选择了击风搏浪的生涯
又怎能希图侥幸地逃避灭顶的危险
生者与死者自会有各自的归宿
谁生存谁就该探索前人不曾开拓的航线”
诗由船在海面航行而展开想象，由现实追述到以往，由海面到海底，以及沉船之内所遗留的一切，层层推进，最后升华为生者的归宿就是探险、发现和开拓，有了较为深入的寓意。
二、诗的向心式结构
所谓“向心式结构”，是二十世纪初，意象派诗的表现方式。当时，浪漫主义的诗正退化成矫柔造作、堆砌词藻、无病呻吟，充满了甜得发腻的比喻，或是庸侩的教诲，以庞德为首的诗人，为了摆脱上述情调，创立了意象派诗。
意象，按庞德的说法，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为思想找到血肉之躯，避免直接地表达主观感受，集中、凝练，用意象去束缚主观感情，通过意象来思考和感觉，通过主要的意象元件，内聚为一种向心式结构。如诗作《元宵》――
“元宵是一种独处的寂寞／于水中淹死的日子重新浮上来／独自品味／是幸福还是残酷／／元宵太糜软了／柔而无骨的夜始于塌陷／人，便再也爬不出来／／甜蜜囚禁在白房子里／浑圆的鸟卵孤独而懦弱／人所共知的隐秘裹在脂粉之中／让一万种风情胎死腹中／／哦，一种幽深，一种疲倦和隐忍／一种薄薄的爱的迷惘／一种躲在苍白之后的黑夜／一种顷刻便远逝的情爱／／良宵死灭／元宵在我的唇边失去味觉／饮一只碗中的月亮／瞬间我的皮肤便敷满霜粒”
诗，单纯、集中地围绕元宵这一意象而写成，所思所想都和元宵本身的特质相融而显现，而诗之主题，则是对诗的意象的态度和总结。
三、诗的高层式结构
这是一种象征诗的表现方式。这种诗逃避感情，逃避个性，只重感觉和情绪。其作品不是平面的线形的结构，而是通过感觉的捕捉和情绪的激发，来表现事物的深层内涵。象征诗通过对“客观对应物”的感觉，来表现主观意识，形成一种“意义关联域”。通过隐形的心灵，以暗示、联想和音乐性呈示一种感受状态，在事物的表层下，于貌似单纯中却有着丰富的内蕴，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主题空间。例如诗作《台球》――
“球，不同颜色的球／拢在一起／又在长杆和手指的操纵下溃散／球，撞击着球，奇巧的挪移／清晰、阴冷且琐细的声音／下坠的沉重和有意的磕碰／蕴含在柔韧的呼吸之中／球，在墨绿的丝绒上滚动／硬碰硬地排斥／陷入网袋。球与球摞叠的音响／让眼角波动着快感／分寸的拿捏、熟稔的击打／都只为了一道简单的减法／让一些球在台面消失／用球把球埋葬”
这首诗，落墨处只限于台球本身，写台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作为“客观对应物”，是单纯的，绝不在诗中说台球像什么，是什么，因为只有这种单纯的“狭窄”，其暗示的内涵才会更为丰富。或许，它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的争斗本性，是各个领域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而所有这些，是对台球本身的把握和感觉所形成的。
四、另一种暗喻
一种单纯、朴素、纯粹的语言表达方式，看上去没有诗味，总体上却有着浓郁的诗性意义。这样的诗如同白描，颇有意味，正如人所言，这样的诗没一句是诗却没有一首不是诗。如这样一首小诗――
“在湖心亭与对岸之间／有一片倒伏的芦苇／一只玄鸟／受惊而飞／对面那人不见了”
诗没有任何强加给语言的明确的意义，也看不出想象力的痕迹，但这是没有想象中蕴含着的多种想象，于无意中暗藏着诸多的意义。正如博尔赫斯在谈论弗罗斯特时所说的：“他能够写出看似简单的诗歌，但你每次阅读它们你都会挖掘得更深，发现许多盘曲的小径、许多不同的感觉。所以说弗罗斯特使我对于暗喻有了新的认识，他给我们一个暗喻，我们以为它是一个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陈述”。这和叶芝的“那被海豚划开，为钟声折磨的大海”一类的华丽是两种不同的作品。
五、互不相关的碰撞
诗中的比喻，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居多，于不同的写作方式中普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即使声明“拒绝隐喻”的诗人，有时也不经意地露出马脚来。
像“太阳像只红气球”，“月亮挑一盏纱灯”这样是个人都能写出来的比喻大抵是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的。如同远缘杂交一样，越不相关的东西碰到一起，那种新的生成性的语言越有魅力。
如狄金森的诗句：忧伤如邻居一样突然到来／报纸像松鼠赛跑
如史蒂文斯的诗句：那光像一只蜘蛛／爬过水面／爬过雪地的边缘
如华滋华斯的诗句：啊，布谷鸟!我该称你为鸟／还是一个游荡的声音?／对于我你仍然不是鸟／而是看不见的精灵／一个声音，一种神秘的感情
如翟永明的诗句：向日葵被砍掉头颅／制造糜烂的脖子／像一排谎言
这样新鲜的，喻体相离很远的取喻，在一些大诗人、优秀诗人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好的比喻仍旧是感觉和想象力所产生的。而其中并非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取喻，将虚、实相比，则更具有内在的深度。
将互不相关的事物扯在一起，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已走出了极致，由于无意识的诗性直觉呈现的陌生化使诗富于魅力，有可借鉴之处。但其完全没有理性加入的“自动创作法”，则已人了魔道。
如果说，超现实主义的开山之句“一个人被窗户截为两段”，似乎已没有理性控制，但仔细想来，也只是一种错觉，如果把诗还原成“窗框如刀，把人截为两段”，则再容易理解不过了。普吕多姆的诗句“我无法吹灭你的眼睛”读来亦觉得有一种空幻的力量，但加上后一句“我无法吹灭你的眼睛，像吹灭一支蜡烛”，也便成为容易理解的诗行了。
其实，看起来那些互不相关的东西，所谓诗性直觉，还是有着智性在起作用，并非绝对的无意识。有些难懂的诗，只是抽掉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才让人不知所云。
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火车上面对一位姑娘，说“不要把我当成男人，我只是一片穿裤子的云”时，本来是向姑娘说明我并没有非分之想，但话一出口，自己大为惊奇，竟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话来。后来，诗人以此为题，写下了长诗《穿裤子的云》。但如果你想一下，这句也不过是“将物生命化”罢了，并没有什么不可企及之处。云可以穿裤子，杯子可以流泪，灯可以哭肿了眼睛，花在阳台上可以睡眠，山可以蹲在霜里……物可以生命化，生命同样可以“物化”。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四月，墨水已足够用来痛哭”是物之生命化，“人，坐在自己的屁股之上”，则是生命的物化了。那屁股已失去知觉，僵硬得和生命失去了关连。
六、叙述意象
如果把一个比喻拆开，变成一种陈述的语言方式，反倒新鲜可感，并在特定的状态下成为诗的情境的创造。如以下的变化――
“他坚强得像岩石”，是一句毫无魅力的比喻。演变成“我感到思想坚实的重量”则趋于直觉的感应了。再演变为“于是你成为夜晚／坚定的部分／成为支撑墙的花岗岩”已具备人与石头合一、浑然一体的境界。
又如“人像一只蜗牛”，演变为“柔软的躯体，需要一个坚硬的城堡”，已进入较深刻的生存需要的认知，再演变为“当我们藏起伤口／我们从一个人／退缩到一个带壳的生命”，则不仅是语言方式的变换，而是有着深入透彻的生命体验，既有着生存的压力，又进入了幻象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