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诗评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 文学史把新诗的诞生界定为1918年1月一批白话诗在《新青年》上的集中亮相。在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汇入这个写作阵列的是这样一些名字：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俞平伯、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刘大白……从1919年起，另一位“新青年”周恩来，也以《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开启了他的新诗写作。
这是一批站立在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上、大都具有海外游学经历的新青年。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大脑，在共同参与了新诗的奠基工程后，他们相继成为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文化艺术重镇，或者政治领袖。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对于中国这个已经进入20世纪的大门后，仍以文言诗教为礼制文化载体，来搏动其衰微心脏的古老国度，白话诗的革命就等于让一种已趋固态化的文化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在时代现场的敞开中，与民众的语言信息系统对接，与世界的思想信息系统对接；就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再造。
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看待胡适的那首《鸽子》，就会产生另外一番感受。
云淡天高，好一派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这首诗没有像三年后的郭沫若的《凤凰涅?》那样，产生过剧烈的社会震撼，但它对于中国新诗却有着鸿蒙初辟、无中生有的奠基意义。作为一个温和博大的学者，胡适虽然不具备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思想能量，但他的深邃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从文体的形态上，致力于新诗具体形式的实现，由此而为新诗给出了一个基本的模式。而模式在它的初始期则意味着一种召唤力，继而成为一个新生艺术门类赖以建立、发展的根基。它给出了这一艺术门类的基本框架和边界，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延伸、评价的规范体系。在时光经历了90年的天翻地覆之后，我们会惊异地注意到，这个模式至今仍然有效――当今的常规性诗歌，无论是语词色彩、意象方式，还是框架形体，都没有超出《鸽子》的大致范式。并且，那个时代的国势虽然衰微，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智却颇为健朗，鸽群舒展的凌空游弋，当正是这一群体精神意态的折射。
猜测历史的玄机会使人心生震惊。中国新诗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这一事实，竟如此确凿地暗示了它在时代文化变革中的先锋角色。这种先锋性固然来自诗歌自身作为人类神经的敏感，同时更来自新诗自诞生之时就获具的一项特殊功能――对世界前沿思想艺术思潮的敏锐反应，以及高强度的中国化整合。
尽管新诗与世界前沿文化的这种关系，现今不时成为一个遭受诟病的话题，一个西方文化入侵和中国诗人崇洋情结的例证。但这基本上是一个似是富于民族自尊、实则刻意讨巧的说法，因为它沿袭了二元对立思维中一个虚构的前提。
既有的历史表明，对于中国新诗而言，从来没有一个以政治文化同盟为实体的“西方”，及其下辖的诗人共同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说，印度的泰戈尔不是，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苏联时代的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拉美世界的聂鲁达、帕斯……都不是。即使在特指的欧美世界，也从来没有一个专事“西方”文化价值观输出的诗歌的好莱坞。并且恰恰相反，由惠特曼、艾略特、休斯、金斯伯格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经典诗人们，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者。
的确，中国新诗90年间的发展，历时性地伴随着诸多世界诗人的名字。但这绝不是一个西方之于东方、导师之于学生的故事，而是世界最新现代文化成果，被中国新诗这一敞开的文化系统，所纳入的高能资源。它来自不同国度诗人们在“世界与本土”这一命题的整合中，共同的努力。既体现着文化内涵的多元性、丰富性，更体现着诗人们在复杂的现代精神文化处境中作出深度反应的前沿性。
新诗正是在这样的资源蓄积中，持续扩展着自己的世界眼光，由此而在中国本土书写了一个文学门类这样的基本发展事实：它在中国现代史的各个重要阶段：“五四”、抗战……1979年的新时期潮头踏浪，血脉共振；它产生了一个代表中国杰出文学成果的诗人系列和作品系列；它派生出一个活跃的学术学科和研究批评体系；它以不懈的思想艺术观念更新，内在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然而，在当今的所有文学艺术品种中。没有一个像新诗那样地饱受争议。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有人有感于大众化诗歌时代的消失，而把类似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皆诗、或它在以往各种运动中的舆论工具效应，放大成一个辉煌的参照所致，但这却是一种非诗性质上的幻象参照。它在当下所受争议的真正内在原因，当是来自1979年前后突然加宽了河床的新诗的现代主义写作，以从不安分的潮流蜕变，使建立在既有经验上的阅读系统不断失效。这包括已将公共抒情趣味溶化在了血液中的社会公众，还包括曾在前沿领域形成了固定专业尺度的“前朝”批评家与诗人，并在由年龄构成的代际之间递进式的重复。这似乎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正是一代代新锐诗人们面对新的时代文化思潮和精神现象前兆，所作出的超前反应所致。由于它超前于常规的社会感知系统和艺术方式，所以总是呈现为陌生乃至怪谲的异端形态。但随着时间的后移人们却会发现，当初的异端不但不再怪谲。并且以诸多正在进入经典的丰富成果。刷新出一个新的时代文化空间。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在社会阅读系统中的变迁无不如此。
从这个角度上看过去，自《新青年》上诞生的中国新诗，的确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新青年。它以全球性视野中的敏锐触角颤动驳杂纷纭的深层时代信息，继而在其内部的诘疑、对抗和姿态调整中，不断摇撼沉淀出本土经验的代表性文本。它的缺陷呈现在锐角挺进的超前进行时态，而它的成果通常则在过去时态中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