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也就是距今一千多年前,张亢出生于今山东菏泽市西北一带,当时叫临濮县。父亲张余庆,其兄名张奎,但家世不详。好笑的是,张奎以后发达,在西京洛阳做了知府,当地人奉承他长相与后唐的河南尹、齐王张全义一样,于是张氏兄弟便冒称张全义的七世孙。显然,张家出身并不显赫,才采用古人惯用的贴金伎俩,找来名人做祖宗。
张氏身世虽不足道,但兄弟俩倒是争气,先后科场折桂。张亢是在天禧二年(1018)进士及第,时年仅二十岁。按当时科举规定,一、二等成绩赐进士及第,三等赐进士出身,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张亢是在几万考生里高第中举。还得说,他生逢其世,正是朝廷大力鼓励弘扬文儒之时。据说是宋真宗御笔的《劝学诗》,就亲自劝说天下有志之士锁定读书科考为人生目标,一旦成功,既有黄金屋、千钟粟等万贯家财,还有颜如玉可以到手。这足以说明张亢进士及第的荣耀,实为世人艳羡不已,大可光耀门楣,无愧先人。
张家兄弟科场得意,先后做官,不过两人性格、体貌倒不一致。宋人笔记称,小弟长的肥大,老兄身材瘦弱,彼此性情更是迥异,“奎清素畏慎,亢奢纵?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大约是说为兄谨慎严肃,做事认真;乃弟性情粗犷,不拘小节。显然,张亢属喜好功名、豪放不羁类人物,这便与当时文人大多推崇儒雅意趣有别,由此埋下倒霉的种子。
如同时代中举者一样,张亢入仕后先在地方任职,先后做过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判官、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推官,属长官的僚佐一类。在应天府任内,他有过治理河渠、消除水患的惠民政绩,直到南宋还被追忆。宋仁宗天圣后期(大约1030年左右),他调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通判,地位仅次于长官。宋太宗以来,西夏崛起,从此西北狼烟不断,直到其酋李继迁死去,彼此才缓和关系。镇戎军是对夏前线重镇,防务职责甚重。张亢就任后,适逢西夏首领赵德明死,其子元昊继任。当时形势看似平稳,但颇懂军事谋略的张亢,却通过情报意识到隐藏的杀机,于是上疏皇帝提出预警,并连续十多次向朝廷献西北攻守之计。宋仁宗有意用其策略,不巧的是,张亢却因遭逢母亡而停职守丧。按规定,官员为父母守丧名为三年,实际折算为二十七个月,如因朝廷需要,也可随时对臣子夺情恢复任职。
时隔不久,辽在幽州(今北京)一带聚兵,宋廷获悉后不得不关注河北防务。张亢因此前的表现,遂立即被夺情,但却由原正七品的屯田员外郎转换如京使,即转任为同样品级的武职,调往对辽前线的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任长官,时间约在景?元年(1034)十二月间。上任前,他除了向皇帝表示愿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势,认为契丹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上述经历表明,张亢初出道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辈。尔后有机会接触西北边防时,性豪放、有胆识、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积极报效国家,未雨绸缪发出预警,并不厌其烦地陈情“攻守之计”,因此得到朝廷的关注。由此也毅然走上弃文从武之路,起码从文献上没有看到他拒绝或者推卸的任何记录。
自宋初收兵权大致完成后,“崇文抑武”的苗头在朝廷已初露端倪,一些敏感的官员也嗅出个中深意。开宝五年(972)冬,宋太祖因四川动荡不安,镇守的行伍出身将领无力应对,便相中有武干之才的文官辛仲甫,令他改换武职,以出任兵马都监一职。辛氏满腹委屈,推托不过才被迫就任。此后,政坛形成明显的文尊武卑格局,很少有文臣愿转换武职。欧阳修笔记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人物陈尧咨,自幼好武,曾在与一卖油翁比试技能后,大受启发,终于练就超凡射术,博得了“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手名叫养由基)的佳号。宋真宗朝,陈尧咨以状元入仕,平步青云,成为天子近臣。后来,宋真宗受不了辽使臣炫耀武功,就打算提拔他改任高级武官,以接待辽使。陈尧咨因此遭到母亲棒打,只得推掉皇帝的安排。以后,还是由于遭到权贵报复,无奈从武,郁闷而终。而极个别主动换武的文官,后果都似乎不妙,如宋太宗朝的文坛俊杰柳开,主动换武后,仕途坎坷,长期困顿于地方,最终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官位上。不仅如此,他因有从武的经历,最终在士人笔端留下了嗜杀,甚至喜食人肝的传闻。正因为如此,武臣因长期遭受猜忌、歧视,精神状态和素质水平普遍下降;士人又抛弃了“投笔从戎”之路,少有愿意投身军旅者,这都导致宋朝存在将帅乏人的严重问题。宋太宗、真宗两朝边防常常吃紧,军队屡屡败北,便与此有关。由此看来,张亢慨然投身军旅,实属不易。
二
宋代官制下,挂名武官头衔的人,并不见得都参与军务,许多执掌仓库、监管税务、效力案牍、厕身宫闱,甚至服务医界的人,都归属武职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资序升迁。但张亢不仅像前辈柳开、陈尧咨那样赴河北前线就任地方官,更长期在西北对夏战场出任带兵军职,或镇守一方,或指挥作战。可以说,他是真正经历了战火血光的戎马将军。
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宋夏关系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张亢被调往西北,出任泾原路兵马钤辖,兼任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镇,泾原路则为陕西前线四路防区之一,正北方面对西夏的中心地带,如当时人所指出:地势开阔,易攻难守,直接关系关中安危,“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当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当政者显然是看中张亢的才略和胆识,才赋予其如此重任。
正是英雄须得用武之地。谋勇兼备的张亢适得其所,便大展拳脚。在对夏开战后,张亢多次针对宋军战场失利的原因,提出解决之道,如建议集中兵力和指挥权,减少主将与部队的调换,加强通讯保障,提高训练质量以及避免盲目出击等等,部分建议得到了采纳。从传世的宋代文献中,可以阅读到张亢的许多论兵奏议,其见解可谓有识、务实,多切中要害,确非一般武夫悍将或未经战阵的文臣所能虑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挥权的良策,因关乎宋代分权御将的传统禁区,故被束之高阁。
张亢并非仅善于纸上谈兵,难得的是还勇于和善于用兵。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宋边陲要地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至内蒙准格尔旗之间),致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城以北)与府州(今陕西府谷)之间联系中断,彼此军民只能困守孤城。当年,这一带都归属河东路,而非陕西路。当地原本缺水,围城以后,饮水更紧缺到“黄金一两,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传到京师,执政大臣忧心忡忡,朝堂上讨论的结果,是考虑放弃两城,退守黄河东岸的保德(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张亢受命出任并代钤辖,火速被派往前线了解实情。他以超人胆魄单骑抵达府州城下,由于周边不时有西夏游骑出没,守城军人不敢相信来者何人,经出示符牌后,才被放入城门。张亢考察一番后,毅然承担起防守职责。他一改前任被动防御的做法,抓住敌军松懈的有利时机,派人出城采伐薪木、收集涧水,修筑外围堡寨,控制水源,加强练兵并调动士气。又乘夜出奇兵收复了要塞琉璃堡,从而巩固了府州的城防。
张亢进而主动用兵,力图打通与西面麟州城的联系。大约在来年初,张亢亲率三千士卒运送物资增援麟州,返回途中遭遇上万夏军的包围,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激励将士:你们已陷于死地,向前厮杀还有生还的希望,后退或者逃跑只会遭到惨杀。就在此时,突然狂风大起,他机智地借助风势,带领勇气百倍的部下发起冲锋,不仅大败对手,还夺取了上千匹战马。不久,张亢又在一处叫兔毛川的地方精心设下圈套,在川道周围高地埋伏了数千弓弩兵。当时,朝廷为补充西北战场的兵力,在开封内外招募了一批市井无赖子弟,组编为“万胜军”。但这些士卒因训练不够,素质低下,所以来到前线后以怯战而出名。张亢便利用敌人轻视万胜军的心理,令精锐的虎翼军扮作万胜军,然后率领他们与夏军对阵。战斗开始时,掉以轻心的党项军发起进攻,然而没想到却遇到强手,屡攻不下。正当双方僵持之际,埋伏的宋军射手从侧后翼发起猛攻,遂大败党项人,取得了斩首二千余级的重大胜利。两次战役结束后,张亢不失时机地在要地赶修五处堡寨,终于打通了麟、府二州的通道。
通过张亢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压制了党项的攻势,提升了宋军的士气,极大地改善了麟、府地区的防御状况,这也是当时北宋御夏战争中不多的胜利之一。难怪元人修《宋史》时,对此称道:张亢起于儒生,但通晓韬略,敢于用兵,“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有关西夏的文献记载,也承认被张亢连败两次的事实。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地带,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很难对付机动灵活的党项骑兵。通过实战经验,张亢充分意识到堡寨体系阻遏骑兵的重要作用,故十分重视修筑堡寨。不过,以后张亢继续实施修筑堡寨的计划,却遭到个别上司的阻力。庆历四年,张亢升任并代副都部署、河东沿边安抚使兼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负责河东中北部的防务。他积极主张在麟、府与西夏接壤地区扩建堡寨。此时,“庆历新政”夭折不久,主持其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离朝,六月间,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钦差身份出使河东。范仲淹长期在西北抗击西夏,富有军事经验,所以对张亢的计划予以支持,并奏请宋仁宗下诏,令张亢负责完成这一计划。但是,并州(今山西太原)知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明镐却不同意。按照当时官场规矩,明镐是河东地区最高军事统帅,是张亢的顶头上司。所以,明镐屡次下达停修的公文。倔强的张亢并不买账,表示:自己受诏行事,也不怕得罪长官。他将送来的每道牒文也不开阅,都封存起来,督促部下日夜赶工。等到全部竣工后,张亢才将那些公文启封,同时上奏请罪。如此一来,河东前线的防御大大增强,每年还可以减少戍兵万人,日后韩琦经略河东时,看到这些堡寨也称赞张亢的远略。不过,张亢虽没有受到处罚,却开罪了明镐。
以后,张亢调往河北镇守瀛洲(今河北河间),遇到的顶头上司河北安抚使夏竦,又是以往在陕西得罪过的上级。夏竦属老资历的官僚,元昊反宋时,是陕西最高指挥官,既胆怯又无能,曾受到党项人的嘲笑。夏竦心胸狭窄,当年因张亢批评过自己,一直心存怨恨。因此,当张亢提出对瀛洲城池进行扩修,以加强防护功能时,夏竦便刻意制止。但张亢依旧不顾阻挠,完成了工程,其敢做敢为的特点令人佩服,却为自己埋下了祸端。
张亢作为称职的将领,还有其他值得称道之处。他驭军严明,领兵驻扎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好的口碑。他善于使用间谍的特长,特别为宋人称道。在著名文人苏辙笔下,还保留了张亢用间的生动故事。说得是,张亢在镇守高阳关(在今河北省高阳县东)期间,为掌握辽军动向,不惜花费重金招募间谍。某日,有一人来见,要他屏退侍从再告以要事。张亢先将其漫骂一番,然后才打发走身边随从。来人对张亢说:你使钱如粪土,但所用非人,不如用我。张亢又对其胡乱骂了一顿,佯装不懂,此人只得告诉内情。原来,其外甥女不仅容颜秀美,而且能歌善舞,自被契丹人掠去后便受到国主的宠幸。最近,其外甥女派人到本朝境内买东西,他便想借机了解契丹人动向。张亢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不仅赏给大量金钱,而且将自己喜爱的一条“紫竹鞭”也给了间谍。从此,辽军一举一动都能及时掌握。的确,为了搜集重要情报,理应舍得花费资财。然而,张亢的这些做法未必能获得文官们的理解,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人。
三
自元昊反宋后,张亢先后在泾原路、?延路、并代路、高阳关等地镇守,时间大约在宝元元年(1038)至庆历七年(1047)期间。任职的地方都是陕西、河东及河北对夏和对辽前线边防重地,其军职由一路统兵官(兵马钤辖、副都部署)到方面将帅(经略安抚招讨使)。与此同时,按照宋代官场叙迁惯例,张亢还先后获得右骐骥使、遥领忠州刺史、西上?门使、四方馆使、遥领果州团练使、引进使、遥领眉州防御使等武阶官衔。其中引进使为从五品,遥领防御使乃遥郡官第三级,为中上级武官加衔。
张亢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显露于军界,一时颇得一些主政者的倚重,多次被委任应对突发事件或紧张局面。庆历元年那次调任并代钤辖,即是解决麟、府二州困境。到第二年中形势缓和后,适逢辽陈兵要挟,又被立即调往河北前线。同年十一月,当宋军大将葛怀敏惨败定川砦(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一带)后,一时西北震恐,宋仁宗想派范仲淹镇守渭州和泾原路,以应对局面。范仲淹自感力不从心,遂推荐张亢出任。于是,张亢临危受命,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此职实为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也是张亢毕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可以说走到其从武生涯的顶峰。
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代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到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公使钱是朝廷发给地方官的一笔经费,用以应酬宴请、馈赠及交通等等支出,实际上使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员们支配。庆历二年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渭州知州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为了弥补公使钱的不足,只得派手下牙吏从事贩运盈利活动,增加经费收入,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张亢轻财好施,凡宴请犒赏,常过于他人,“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告发他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营私谋利,进一步夸大成贪污罪。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州(今陕西彬县)监狱。
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深知前线情形和张亢为人,便主动为其担保,指出只要没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为罪过,并称自己与另一位统帅韩琦在前线同样用公使钱接济过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一并治罪。在范仲淹的一再辩护下,张亢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职务先降为并代州副都部署。数月后,再贬为更低级的钤辖,官衔则由引进使降为四方馆使,时间大约在庆历四年(1044)初。公使钱事件对张亢造成很大的打击和影响,从此仕途坎坷,也成为朝中有争议的人物。
张亢遭到的第二次打击与犒赏军人有关。庆历七年(1047)九月,重回重镇渭州任职的张亢在犒赏部下时,对苛刻的计算办法加以调整,有意优待军人,陕西转运使(主管民政财经的长官)便控告他擅自改变规定。正是冤家路窄,张亢以前曾指责过无能的夏竦,此时任最高军政官――枢密使,当然不愿放过他,便公报私仇,兴师问罪。不幸的是,昔日与张亢结怨的明镐,此时正任中央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镐的手里。于是,张亢被连贬数级,更从渭州重镇调到内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县)。时隔一月,御史宋禧大概受到当权者指使,又老话重提,继续弹劾张亢公使钱旧案,使他又遭到贬责,官衔降为空头的右领军卫大将军,出知寿州(今安徽寿县)。经过这样的贬黜,张亢实际上被赶出军门,失去了带兵之权,远离为之奋斗的前线,成为内地普通地方官。
好在还有讲公道的人。来年七月,新任的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说,经过调查发现以往张亢公使钱旧案纯属冤案,并无谋私取利之实,他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诏将其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的身份转为文职性的将作监,将作监是当日朝廷一个闲散部门,挂名长官并不就任,所以张亢被差遣到邻近地方仍任知州。这次恢复文官头衔,在时人眼里显然带有安慰性质。
此后的十三年,张亢又几度变换文武身份,但依旧徘徊于地方衙门。他又因荐举官员失当受罚,被调任别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张亢的一位老同学大约有功名出身,却多年无法出头,他出于同情遂举荐其为知县。结果这位旧相识做官出事,张亢便受到牵连。然而,生性仗义的张亢并未介意,那位旧相识以后又来求他接济,张亢不计前嫌,馈赠许多金帛。
经过多年困顿,张亢才逐渐恢复引进使、果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的原有武职官衔,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区的副指挥官。任命刚下达,似乎又有人同情,接着再从引进使迁为客省使,这当然还是属于加衔。不幸的是,张亢却患上足疾,无法重返军旅,只得改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怀州(今河南沁阳)继续做地方官。
怀州近邻黄河,河患频繁,因早年有成功治河的经历,张亢便很关注此事。一天,他与邻州官员约定来到交界之处,会商治河事务,直到次日才返回。这本属官员勤政的表现,不料却被上司告发,不知以什么罪名竟将他处分,这位昔日指挥过成千上万军马的将帅,被降为州下管理地方武装的钤辖小官。显然,张亢已成为有“污点”的人,随便什么借口都可以成为被贬的理由。
宋仁宗嘉?五年(1060)三月,已到暮年的张亢被升迁到河阳(位于今河南孟县以南)部署的军职位置,这比钤辖要高一些,但不及他以往担任过的官职重要。早已心灰意冷的张亢以身体多病请辞。朝廷监察机关的首脑、御史中丞韩绛认为他在怀州等地有过不法行为,也反对加以任用。张亢遂请求恢复文臣身份,上面批复改为秘书监,倒是满足了他的请求,却是个无差遣的虚职。一个多月后,也许又有同情者替他说话,朝廷重新恢复张亢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原官,委派其出任徐州(今江苏徐州)部署。第二年大约九月间,六十三岁的张亢死于徐州部署衙门。
从张亢坎坷的经历来看,屡次被贬的理由大多牵强附会,关键的两次贬黜又属报复所致,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张亢死后,新任御史中丞王畴向皇帝反映张亢昔日功绩,请求加以褒奖,宋廷乃追赠其观察使的武职加衔。按照宋制规定,观察使在防御使之上,这便算是抚慰了。张亢有五子,但皆不显于当世。
四
说起来,宋朝存在过一些儒将,然而像张亢这样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军伍,并带兵出没战场者,却并不多见。可比肩者不过有:上官正、景泰、刘平、郭谘等数人,但无疑以张亢事迹最为突出,堪称儒将代表。就张亢从军及仕宦经历来看,却令人感到一个尴尬的现象,即存在宋朝对文臣从军角色的期待,与漠视其前途和归宿之间的矛盾,纵是具有良将之才,也盖莫例外。
这就要追溯到宋朝开国以来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将称雄,兵变不已,宋太祖登基后,遂厉行收兵权。自宋太宗进一步钳制武将以来,猜忌、防范将帅掌权,已成执政集团的共识。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这话当然不无偏激之处,文臣也非都贪生怕死。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朝,特别是第四代的宋仁宗朝,还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指挥武将。这就对文官士大夫们赋予更大的责任,也形成了对文臣投身军职的某种期许,肩负儒家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的文士统军,应当更符合宋朝的长远利益。宋仁宗朝与西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由于武臣的精神和素质状态普遍欠佳,将帅乏人,这种要求就更显得紧迫。于是,宋廷鼓励文臣转换武官,可是因为长期文尊武卑氛围的影响,收效不显,主动响应者寥寥。
张亢满怀“功名自在马上取”的志向投军,不曾想却置身于矛盾复杂的环境之中。先是,从军久了其身份便与武夫无异,遭到文臣轻视,似乎已是非我族类。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为讥讽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说明:军卒出身的杨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观察使了,仍横暴无赖,动辄挥棒打人,绰号“杨骨槌”。一天,杨景宗对张亢兄长张奎说:你老弟客省使官人十分可爱,只是性子粗疏。张奎听罢怏怏不悦,回家后就指责乃弟: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干了何等事,竟让杨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接着,作为前线将帅竟不能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处处受到各种条规的牵制约束,不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无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还能随意打击报复。看起来,朝廷虽有用儒将统军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举措,以至于一些官员拘泥常规条令,致使借重儒将的深意流于形式。
无独有偶,到了第五代的宋英宗朝,又发生了类似之事。与张亢出身差不多的泾原路副都总管(因避英宗名讳,都部署改名都总管)刘几,在某次军事行动中,遭到渭州代理知州陈述古的无理打击。事后双方都向上面告状,有人遂告发刘几滥用公使钱。朝廷又是下诏审问刘几,并令他到长安接受处罚。御史中丞贾黯颇为清醒,联想到以往张亢的不幸,于是对这一处置做法提出异议:国家任用将帅,当责以御边成效,不应以细小过失随意苛责,当年对待张亢等人已何其失策,如今还要重蹈如此覆辙吗?宋英宗算是采纳贾黯的意见,赦免了刘几,但仍将其调离本地。由此可见,张亢的遭遇还在延续,固然有范仲淹、贾黯等人能体会任用儒将的用意,并理解儒将在前线的处境,然而其呼声毕竟还是太弱,无法改变大多数文官由歧视武臣到漠视儒将的现实。
宋廷终于陷入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将,放手其指挥用兵,而对于文臣出身的儒将,竟同样无法信赖,最终也不能给予晋身坦途。张亢固然归宿可悲,其实前后又有谁人因此显达?这就不能引起后世的怀疑:宋朝是否真心重用儒将,又是否真正需要儒将?简单的回答自然是困难的。宋朝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与当政者的初衷背离,其实关键依然在于内敛型执政集团对兵权的过分控制,当然也与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识中的墨守成规意识有关。岁月流转,南宋时边防更为残破,名士叶适痛心疾首,对开国以来的路线批判道:本朝过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祸教训,所以定制规矩,“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术文教,以至于“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这就部分道出以张亢为代表的儒将,其无奈角色与归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觉使人想到宋代诗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念腰中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之句。
公元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里,临终前的张亢是否后悔过选择从军之路,又是否反思过自己儒将角色的意义,还是否流露过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实是,张亢不是怀着无比的军功殊荣入土为安,而是带着许多的指责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