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喜欢上了乘公共汽车。我说的不是那种双层的旅游公共汽车，这种车总是半空着，小心翼翼地在城里兜着圈子，就像是已经被淘汰了的一群头脑发昏的搬运工；我说的也不是长途公共汽车，它们像叹气似地在下午三点开进了纽约长途汽车总站，永远都是如此，旅途还没有开始，乘客们看上去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说的也不是那种黄黑色的公共汽车，这种车在早晨八点由市中心开往住宅区，是专门接送孩子们的。我说的是普通的市区公共汽车，它们球茎状的脸上的表情是含混的，是没有目的的，蓝色车身的M2路、M3路、M4路、M5路行驶在大街上、十字路口上，发出嘎嚓的声响，它们整天整夜都在喘息和抽泣。
我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奇特的，我根本就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不，至少有一次，那惟一一次的乘车经历给我带来了精神创巨痛深伤。那一天我去曼哈顿，那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令人焦躁的夏天(虽然，回想起来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那个夏天，吉米?卡特下令把全市的空调关小――我在大都会博物馆外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我看见车上写着车费是五十美分，带着一个加拿大参观者不可抑制的快乐，我自豪地取出了一张一美元――一张美国美元――我把它叠得整整齐齐，塞进了车票箱里，这是两份车费，我抬脸看去，希望司机对我报之以微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表情，他的脸上是不信任和嫌恶，我想，还交织着某种对于罪恶的畏怯，这与他的市民身份是不大相称的。
从那天起，我就想我再也不会坐公共汽车了。不过，我想我一定坐过公共汽车，运费的逻辑表明我一定坐过――那一定是穿越市区的M86路，或是在某处的某个住宅区――但是，即便我这样做了，我也不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即使我坐了公共汽车，我想我也记不得了。公共汽车的愚昧是一种标准的纽约病，在这里在生活中在一切事物之中，公共汽车是最不起眼的，公共汽车拉动心脏的可能性最小，也就是说公共汽车成为我们生活象征的可能性最小。出租车拥有经受了考验的知识，地铁拥有自己的传奇，豪华轿车拥有某位象征“华尔街”的迈克尔?道格拉斯――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是否有令人难忘的公共汽车场景描写，是否有关于纽约公共汽车的令人难忘的电影镜头，我还没有发现。(如果你在电影场景中寻找纽约公共汽车，最终你找到的不过是关于公共汽车爱好者的场景，在西尔维斯?史泰龙主演的电影《生死极速》中有关于纽约新公共汽车的连续镜头，其实这辆公共汽车被装扮成了芝加哥公共汽车，外景是在多伦多拍摄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得公共汽车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反象征：伦敦的公共汽车像电子管一样具有丰富的诗意――那里有电影《欢乐满人间》中的玛丽?波普平斯，那里有沃尔夫笔下的戴维洛夫人。在巴黎，帕斯卡乘公共汽车，萨伊乘地铁，二者平分秋色。但是，可以作为纽约公共汽车象征的可信赖的人物则是不存在的。拉尔夫?克拉姆登是可以作为纽约公共汽车特殊象征的惟一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象征，这是因为公共汽车本身是令人好笑、沮丧和失望的，可以说这是对纽约公共汽车的最好描述。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坐公共汽车，我会告诉你，公共汽车是为老人准备的――对于那些实际上根本就不住在纽约的人来说，坐公共汽车只是短短的一步，只要你在公共汽车上待得足够久，它就会把你带出市区。乘公共汽车就像是去无线电城。我的岳母来纽约的时候就坐公共汽车，我想公共汽车就是为像她这样的人准备的：文雅的上了年纪的女人，不介意每天早晨在路上花费45分钟去看孙儿。
我不坐公共汽车是因为我喜欢上了地铁。同鲜活的、邪恶的、耸人听闻的地铁相比，公共汽车看起来就像是乏味的中产阶级的日常必需品――这就如同雪莉?布思之于地铁的塔卢拉赫?班克海德(1903―1968年，荚国女演员，以其睿智而富有魅力的表演闻名，作品有戏剧《小狐狸》、电影《救生艇》――译者注)。在我开始坐地铁的时候，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地铁是宏大的，是奇异的，这超出了现在的新人所能够想像的。首先要说的是，乱涂乱写，车厢里非常肮脏――所有这些都是“标语”――车厢外却非常漂亮。当越野小汽车呼啸着驶进地铁车站的时候，它们就像弗兰克?斯特拉雕刻的鸟一样闪着微光，令人为之兴奋不已。空调也只是偶尔开一下，有时候为了驱散四周不新鲜的发臭的空气，窗户打开了，让人感觉有点冷。当空调开始运转的时候，情况就变糟了。你就好像是刚从蒸汽浴中出来，一下子走到了冰箱的跟前，这种变化就如同一次大陆变迁，你排出的汗液好像是在衬衫里面冻结了，这种现象在以前只有南极的探险家才能体验到。
野蛮的暴徒和愚蠢的杀手一起乘上了地铁，他们彼此警惕地打量着。当然，关于地铁也存在着一些庄严而崇高的事情。虽然偶尔的时候地铁是令人感到害怕的，但是它也是具有系统性的，是令人放心的：它不会不运转；它曾经停止了运转；它依然在运转――它遭到了破坏，它变得冷酷无情，它变成了一块油画布，变成了一个小便池，但它会忠实可靠地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它是蜷伏在你的脚下的一匹隆隆作响的喷着鼻息的不眠的动物，它不是得到满足和赞美的上帝，而是一匹被主人驾驭着的牲畜。假如正如人们所说的，地铁车站看起来就像是但丁，这是一种不凡，因为地铁是在地下，它是一种惩罚，这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建筑秩序，这种秩序摆脱了人类之手的干预，它在按照自己的冷酷的循环运行。从这种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宗教：恐怖和交通联结在了一起，恐惧驱使你走向更高的平面。(如果你有钱的话，出租车是一种选择，但出租车也是令人担忧的――一位沉默或是坚定的司机，他穿着T恤衫，坐在珠垫上，他是苛刻的，要经过五十个街区你才能到达目的地，到达你要去的那个街角――这里没有丝毫的庄严与崇高。)
在国外待了五年以后，我在2000年回了家，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会回到地铁上，回到出租车里，结果我被地铁和出租车的变化吓了一跳。现在，地铁上可以随意乱涂乱画了，闪着暗淡的微光的金属小汽车(虽然这就如同监狱，是一种有意为之，是对恶意破坏的一种对抗)，通告记录，在每一个车站不时可以看见车站经理人的照片。显然，地铁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好像是被降级了，它变得冷酷而功利，让人想起未来的“机器战警”：装甲车里自动发出来的声音，其实那是一种倒退。混乱从出租车里消失了，混乱只存在于出租车的外围。我在巴黎待了五年，在巴黎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叫来出租车，人们在车站上有秩序地排队，一切是那么有条不紊，是那么公正合理。现在看到大街上的混乱，我的眼泪差一点就要掉下来了――你等了十五分钟，出租车来了，这时，某人翩跹地走到了马路中间，走到了你的面前。(当然，有一套处理此类事情的固有的公正体系――一条马路以外是合法的，在同样的另一个街角则是不合法的――但是我再也记不得规则，我没有耐心去执行这些规则。)
公共汽车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差不多每一天我都要乘直达公共汽车前往东部的一条大街，接着几个小时以后，我又怀着失望再次乘上了直达公共汽车返回与另一条大街毗连的住宅区。一连几个小时，我就像那些普通的公共汽车乘客一样站着或是坐着。我发现在许多方面公共汽车是仁慈的。首先，公共汽车上的就座是合作性的，而非对抗性的。人和人靠得很近，你所看到的是人的肩膀，你很少去直视那些乘客，而在地铁上你不得不与那些乘客面对面。公共汽车的就座是有规矩的，这远比地铁来得更分明。你必须把座位让给有残疾的人，你应该把座位让给有残疾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自重的人――如果是颠簸的座位，在废气孔上方的座位，你就没有必要让给别人了，如果你愿意坐在那里的话。(公共汽车上有指定的留给残疾人的座位，这是一种法律上和礼仪上的规范。当一个坐轮椅的人出现在公共汽车站上的时候，公共汽车应当停下来，让这个人上车。)在纽约几乎每一辆公共汽车的后门附近都有一个留给残疾人的单独座位，这就有点像是教室里的傻瓜座椅。你可以坐在那里，但是其实你并不想坐在那里。公共汽车的制度规定，在夜里很晚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停车的地点。你可以要求司机在你所要去的地方停下来，如果可行的话，他会这样做的。
公共汽车也是有秩序的，众所周知，秩序来源于业已衰落了的父权家族，暴躁易怒的首领掌控着重大的秩序。司机不但控制着他的世界，而且他还享受着像专横的权威一样行使权力的快乐，他就像是一位法国官僚。公共汽车乘客知道，如果你的捷运卡里的钱不够了，少了五十美分，司机会厌恶地看着你，告诉你去跟乘客伙伴换点零钱(令人惊讶的是，对地铁乘客来说，他们会很愉快地去掏钱包)，如果这一招不奏效的话，他就会不耐烦地挥挥手，要你后退。虽然你被作弄了，但是最后你还是上了车。公共汽车的门关上了，通常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人向公共汽车奔了过来，他们晚了一秒，他们用拳头敲打着车门，向司机恳求着让他们上车，但是司机不理睬他们。司机对后门的控制也是专横的。在公共汽车车站的周围有一个红灯区，只有司机知道，他察觉到这个红灯区出现了，消退了，于是他就打开了车门，合上了车门。
只有在公共汽车上你才能旁听别人的谈话。比如，一天早晨――一个美丽的早晨，天空由蓝色变成了活泼的橙色，我在看《时代》杂志上的体育报道，上面净是一些坏消息――一个男人在我身后谈论起了自打他小时候起就很流行的德雷克快餐。
“那些是什么东西?有林―丁斯(可能是一种食品――译者注)和德雷克蛋糕。”
“你说的是特温基斯(可能是某种用两片面包夹着的食物――译者注)。”和他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用一种肯定的口吻说。我看不到这两个人的脸，但是我听得出他们的谈话像是一场和平争论，这是那些刚刚从中年迈人老年的人惯有的语气。
“不，我说的不是特温基斯，”他气愤地说，“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是别的东西。”
长时间的沉默，有点让人无法忍受。“美国海陆战队队员，”一个人说，“美国海陆战队队员。”
“是的，谢谢，美国海陆战队队员。怎么，这些日子你还没有看见美国海陆战队队员吗?”
这就是典型的公共汽车上的谈话。(在出租车里，你独自一人为自己的事情发愁。百万富翁坐在自己的豪华轿车里可以同司机谈话，但是我想，要回答主人的问话，司机一定是局促不安的。在地铁里，在这个第一流的地方，没有人会去听别人的谈话；如果听到有人用一种特意强调的口气在说“美国海陆战队队员”，那一定会引起恐慌，引起众人的逃离。)一天早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乘车，车子开到了第五大街，他们看见了崭新的、滑稽可笑的、孪生的、被人叫错了名字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中心――一座误会的大楼，毫无疑问某一天它会闻名，会进人人们的视野。(两座塔竖立了起来，尽管很普通，但它们已经成为了人们为之骄傲的对象：某个东西竖立起来了。)“那是特朗普设计的，”男人吃吃地笑着，“他总是把东西分成两半。你是否留意过，他是如何把东西分成两半的?”
“我曾经留意过。那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分成两半。”
“啊，他又这样做了，两座塔。”
那个女人像圣人似地点了点 头。后来，我才发现那两座塔并不是特朗普设计的，而且，无论如何，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特朗普从来就没有把任何东西分成两半，但这并不有损于他的声誉。如果你在地铁里，你就看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坐在豪华轿车里，那么你就可以成为特朗普，光荣地进行建造，以子虚乌有的成双成对的形式。
当我开始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向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有点怯懦，有点歉意，就像是一个人说起了他装了一口新牙齿，或是说起了低脂肪酸奶酪的好处――就像是一个人说起了某些尽管丝毫都不有损于体面，但却让人觉得有点尴尬的事情。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和我谈话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女人)，他们对公共汽车的看法同我都是一致的。“公共汽车让你感觉处于控制之中，或者说某人处于控制之中。”一个女人这样对我说。另一位朋友则坦率地说，“你能够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公共汽车让人感到安全。当然，公共汽车是没有理由让人感到安全的。(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朋友带着一种小心戒备上了公共汽车，这是可以让人理解的。)然而，我们已经决心在这座城市里建立起一种虚构的有关恐惧与安全的地理体系，我们会从中感到安全――从下一次的袭击中，从不愉快的然而总是要发生的事情中，从我们都在等待着的可怕的事情中。
在我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想了许多，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安是与兴奋相伴的，恐惧是与肯定的错觉相伴的。人们倾向于描写那些不安与恐惧的日子，好像他们与别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是连续的，一种感情与另一种感情混合了，但是那些感受到了不安和恐惧的人――与那些没有感受到不安和恐惧，至少是在去年没有住在纽约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如同公共汽车之于地铁。不安是一种普遍的纽约情感。它是一种能量的形式，它就像是围墙上的常春藤纠缠于周围的一切可以攀缘的东西，正如《纽约邮报》的读者所指出的，不管目标是民族主义，还是纽约人，或是坐在破旧的汽车里四处流浪的做苦力的人。在泡沫的最高点，不安包围了我门，不安在持续，它没有后退，它控制了一切。
恐惧，不论是否是自身招致而来的，都是另一桩与不安很不相同的事情。那些生活在高度的恐惧之中的人们――病人、士兵――他们建构起了对家庭的虚幻之爱，以此来克服恐惧。他们企图建立起一种虚幻的安全，虚幻的家园。在滑铁卢战役中，土兵们喜欢出现在他们周围的农场小标志；在索姆河战役中，在防空壕里，每一条老鼠走过的路都被赋予了名称，每一只老鼠都有一个宠物的名字。最后一次让纽约人真正感到恐惧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不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期的犯罪大潮，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反应：建立起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用心才能够体会到的，一个被不安全所包围的安全的飞地，一张安全房的地图。人们都知道，在当时这张地图并不能够保护你避开你所恐惧的事情，而现在乘公共汽车也不能够让你避开你所恐惧的事情，同时也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于地图的需求。人们说，许多人是出于恐惧才进行性交的――这叫做恐惧性性交――但是许多入是出于性需求才性交的，通常可以用“堕落”来形容他们。在八十年代安全性交出现了，在九十年代出现了性泛滥，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的话，这将会导致性走向毁灭。
恐惧为我们带来的不是性，也不是由焦虑不安而引起的行为，它带来的是宁静。这就是说，现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过得更好了，也就是说他们更友善合作了，我想这就是事实。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完美，这也是其中的真实原因。这种完美的动机不是公正和改良，而仅仅是一种过时的恐惧。在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但是在散兵坑里也没有关于宗教的辩论。我们所感受到的恐惧不是直接的，和那些士兵们所感受到的恐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反应是一致的。建构虚幻的家庭之爱，这是现今大多数纽约人的生活支柱。公共汽车，是一场永远都在进行中的朋友之间的晚宴，是一本一美元五十美分的家庭小说，是车轮上的星形辐条，是我们所梦想的事物的变幻的影子，这就如同我们希望宽带能够洗刷掉三年前的罪恶，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房。公共汽车第一次有了相应的象征物。
一天早晨在公共汽车上，一件最糟糕的，也是在通常的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家伙举着东西，举了足足有三分钟――根本就没有时间了，真的，除非是在电视上的来世里，或是在地铁里，或是就像平常那样在这个城市里。正如公共汽车乘客所知道的，公共汽车上配备有停靠的设备，它可以放下灵巧的升降机，让坐轮椅的乘客上车。这是一种市民公德，同时还包括一系列过程，司机要关上前门，打开后门的升降机，把轮椅提升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指定的座位折叠起来，给坐轮椅的人(通常差不多都是男人)让出空间。这里需要一点技巧，需要手动――关门，开升降机――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城市雇员被降低到，或者说被提升到了仆人的地位。
“车上有一个又瘸又跛的人。”一个女人说。
“瘸子和跛子有什么不同吗?”
“瘸子就是瘸子，跛子就是跛子。”
“你的意思是说瘸子不会走路。”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瘸子。他们是瘸子因为他们不是跛子。”
这种谈话――散漫，不得要领，用词敏感――这在公共汽车上是随时可见的，但是在别处就并非如此了。我一直想要找出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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