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作？有时我问我自己，却发现这不是一个答案能解决的。 似乎，那动机萌发得很晚，起初又十分地卑微。 我并没有从小就想过要当一个作家，要去写作。父母经常教导我们，好好读书，升学，当一名医生，或者是其他科学工作者。这期望是出自父母那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经验。父母都是搞文学艺术的，经历过诸多的风险。这些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知道自然科学是一门崇高的职业，这观念影响了我直到现在的30年。因此，我发奋读书，对各门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成绩，自认为升学不成问题。学校里开展思想教育运动，要我们说出自己的理想。我毫不犹豫地说：“当一个农民。”其时正当学邢燕子，农村既艰苦又充满希望，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呼应着我那一点小小的罗曼蒂克。大约也是因为我心中从不曾真实地认为，我会去当农民。农村对于我，像一个遥远的梦。所以我这么毫不犹豫地说出了。
不料，在我诸多的梦都破灭的时候，这个空泛而虚缈的当农民的梦却陡然地实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糊里糊涂地从小学毕业，又糊里糊涂地从中学毕业，插队落户去了，在安徽淮北当了一名农民。
我数学的程度只达到四则运算。物理、化学、外语、生物等等，一无所知。和那当科学家的目标，遥遥无望地相隔着，其间没有桥也没有路。在所有的知识当中，超越了我所受的五年教育的，惟有文学了。那是得益于家中的书和读书的习惯。家里有许多的书，家里的人都是与书为伴的。当我很小的时候，已经习惯用书催眠。书对于我奇怪地亲近着，它对于我从一开始就是不难理解的。看多了，有时也学着写，写在日记里。于是日记也伴随着读书，成了另一种习惯。
在农村那些艰苦而又寂寞的日子里，书和日记又加倍地与我亲近着，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农村遥遥地相隔着的时候，它是多么神妙。而当一旦走入了它，我立即就明白了，我是不能甘心做一名农民的，首先是因为，我养不活自己。我想找一条出路。手中的武器惟有这一门半生不熟的文字了。我写了一些小说，明知没地方发，可还是写了。记得有一篇是写一名知青在农村成长的故事，违背自己真实的心情颂扬了一番，颇觉得写小说是一门枯燥的功课。这便是我当一个作家的想法最初的萌芽。而萌发之后又很快熄灭了。因为大学开始招生，是由基层推荐入学。我等着被推荐，而终没推荐。在这长达一年的等待中，我开始自学数学。学到高次方程时，那上大学的愿望终于不能实现了。我便想着别的出路。
后来，我以从小消遣时学习的手风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最初的二三年里，我是十分平静地生活着，自以为得到了归宿，可以休息。
文工团的生活十分悠闲，心里便也留出了许多空处。用什么填满它，自己也不知道。渐渐的，又觉出了苦闷。在这些空闲的日子里，看书和日记更加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书是越发难找，日记也越发没什么可写。那时我不知道周围的一切足有价值上日记的，我只注意自己的生活，而把生活的范围划得很小。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就越发显出了枯燥无味，我愈发地苦闷，而又愈发地要看书，要写日记。在这循环不断加深的寂寞和苦闷里，我又感到要找一条出路的迫切。
这么多年下来手中仍未多出一般武艺，还只有那略为成熟一点的文字，于是又想着写东西。写了一篇散文，写的是一个牺牲小集体为大集体的的农村知识青年。不料一发即中，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一本知识青年散文集。这集子由于印刷缓慢，从1975年拖到1977年才印刷成书。而这两年中，我们经历了大的变化，书中许多观点已不合时宜，于是便捣为纸浆，每位作者送了一本纪念。而不管如何，我自以为是有了作文章的天才，忙着写起来。虽未写出什么东西，倒是充实了不少，多余的精力和心情有了去处。
说来说去，我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我以为是找着了，便这么找着了，便这么源源不断地写了下去。其实，我的日记是不再写了，我将小说当日记写了起来，写出许多心中的哀与乐。我这才从写作中得着了乐趣，写作对于我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功课，我才真正地爱上了写作。我用我整个真实的心情去写，写作成了我的习惯，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的彷徨不定终于得到了解脱。
当我写出我的哀乐时，便有人向我呼应，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哀乐。我感到了人心的相通，并且自以为对人们有点责任。因此便想着要把小说作的更好一些，内容更博大一些，担负的人生更广阔一些。有时侯，我第一次开始检讨我的自我，我感到了我的自我的狭小与封闭。我试图着拆除圈住我的自我的围篱。透过我的自我的那么一点小小的悲欢哀乐，极力与世界万物沟通、牵连。使它能够包容、折射更多更大的历史、社会和更多人生的映象。在我努力着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失去了许多哀怨，而更加明澈，我觉出了生活的无穷乐趣。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写？”我便回答：“为了生活的更好。”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生活？”我便回答：“为了写的更好。”这颇象一条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可是，历史是由地球无穷的周转而延长，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存在于无穷的循环之中。
我力图写着广博的人生，于是便遇着了许多的幸与不幸，面对这么多的幸与不幸，我感到了我自己的那一点悲欢的渺小，甚至觉出了我的自我的渺小。我再一次检讨着我的自我，从我自身的悲哀中找出自己应负的责任，我写着这世界的幸与不幸中，人自己应负的责任。每当我对自己的文章有所不满，想着要写得更好的时候，紧接下来的行动必定是回到自我里来做一番省察，检讨，扩充，提高，然后再忘我地埋头于我的文章，周而复始。当我越来越成为一个名作家，越来越被人知道，赞扬或者是批评，我便越来越深地和无可奈何地感到，我应该对更多的人生负有责任。我想着：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自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
从此我便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的小说是和着我的人生贴近着，互相参加着。我的人生参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进我的人生。于是，我便再也回答不出，我终究是为什么写作了。
选载自《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