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什科夫中学，我们的小礼拜堂就设在健身房。平时学生们在健身房进行体育锻炼，到了星期日，两张教室长凳便推到了裁判员的小梯子面前，壁龛的白铁皮百叶窗拉开，壁龛里放着个朴素的小祭坛。每时期日我们必须到这里来做礼拜。长凳上坐着值班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日子，例如学年开始――Veni sancte Spiritus①或者学年结束――Te Deum②――或者皇帝的诞辰，全体教师便一律出席，而且还穿上官方规定的制服：头戴缀有鸵鸟羽毛和金饰的制帽，腰里挎着一把金柄军刀。有时他们这身披挂看着颇为滑稽，尤其当一位教师身体太瘦或者太胖的时候。
不过，我想说的不是制服。
当小钟敲响弥撒将要开始时，全体学生必须跪下。可是只有我往往不是跪而是蹲着，虽然这样做是禁止的，而且腿也更疼，起立很困难。原因是我的鞋底经常有个洞，我感到羞耻。简直愚蠢可笑。然而跪在我身后的那一位也并不比我聪明多少。若是他发现我穷到这个地步，他不仅会把鼻子翘得老高，而且还会当作笑柄向全班同学散布。而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幸运儿！
我这特有的愚蠢在别的时候也以别的形式充分表现。
每当下大雪，我们日什科夫郊区便会一改敝旧面貌，变成上下五层的洁白仙境。我没有数错吧？是否还要多几层？五条横街转眼间白茫茫一片，美不胜收。是的，是五条，如果不把山脚下横卧在山谷里的那条也计算在内的话。当时我们家就住在那条街上。
惟有那边下面，在卡尔林的头道街同胡斯大街衔接的地方、拐角处的赫拉博夫卡才是黑色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管它叫黑赫拉博夫卡。那是火车站的一个堆栈，不断有人来这儿卸煤和装煤。在这又黑又丑、白雪永远无法填没的洞穴，有时也出售煤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里的日子很不好过，供应紧张。买面包、面粉以及所有食品都要排队。白天黑夜都排队。这种痛苦的等待我们一家人轮换着去。晚上和夜里归妈妈和爸爸，我和妹妹轮白班，当然是在我们不上课的时候。
赫拉博夫卡卖煤的时候，去排队买煤的照例是妈妈，寒冬酷暑都是她。当然特别是在寒冬，雪里雨里要站几个小时。爸爸上班去了，妹妹还幼小。妈妈常央求我帮她推那辆沉重、粗笨的小车。那是用摇篮改装的，后来散了架。我总有许多托词，要做作业呀，要去练唱或体育锻炼呀，总之竭力逃避同妈妈一起去推那难看的小车。我已是中学生了，脖子上系了蝴蝶结或者领带，我觉得羞耻。
不妨问问那些十四五岁的蠢小子，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什么。我那时害怕人家瞧见了笑话我。
这些愚蠢的、冷酷无情的托词还不是惟一使我至今感到内疚和脸上发烧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正急急忙忙朝布拉格的什么地方走去，不料却远远地一眼瞧见了妈妈，她伛偻着身子，背了一口袋沉重的煤块从赫拉博夫卡走过来。有片刻工夫我不知所措地愣住了，但随后便一扭身闪进了离我最近的一栋房子，躲在甬道里直到妈妈走了过去。这是懦夫行径，而且很残忍。可是少年人往往就是这样。
有时我又到了这些地方。赫拉博夫卡依旧还在。它的对面，那座我常去用目光向温柔的汉娜•波尔黛诺娃倾诉爱慕之情的电影院，如今则已是一个车间。当我望一眼赫拉博夫卡时，它朝我吐出了乌黑的舌头。
杨乐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