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以理学开国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就信用浙东儒生；明成祖朱棣更是锐意提倡程（颐）朱（熹）理学，使之成为官方学术和王朝的统治思想。从明孝宗朱? 朝弘治元年（1488）起，王阳明则远承宋儒陆九渊的心学，汲取佛学的禅宗思辩方法，提出“心即理”，并立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极力倡导“致良知”学说（王阳明《答欧阳崇一》）。一时门生遍及东南西北，学派林立，有浙中学派、江右学派、南中学派、泰中学派等。他们虽各立门户，各有所执，但均道宗阳明学，加之明统治者的护佑和提倡，从而使王阳明心学（广义的理学）学统地位维系百年之久。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1573）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决了朱（熹）学和王（阳明）学的统治和束缚，学术思想界以王廷相、李贽等为代表，掀起了呼唤“人欲”、质疑“天理”的反理学思潮。面对国势沦丧，学人士子追溯根源所在，皆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空疏误国、灭人害性所致。这种究诘和反思，使学术思想界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明朝开国以来，以张载为奠基人的关中学派，虽然未获被皇家钦定于一尊的殊荣，但大多借助明季初叶倡导思想文化建设的东风，借归宗程（颐）朱（熹）之学的名义，而骨子里仍以张子（载）经世致用的实学为宗，以注重名分和气节见著于当世，涌现出了吕?、冯从吾等一大批关学的代表人物。
吕?――真醇道学
吕?（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人。他一生历经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个朝代。早年有志圣贤之学，“不妄语，不苟交”（《关学编（附续编）》卷四，《泾野吕先生》）。不论寒冬酷暑，刻苦攻读不辍。十四岁童试补廪生；二十三岁时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会试落第补入太学，为太学生。而后与同侪马理、崔中凫等数人讲学于京师宝邛寺，弘扬圣贤之学，不留恋科举，注重自身进德修业，凡为师从学皆约之以礼，曾名噪京城，影响风气于一时。三十岁时即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登科及第，取得进士第一名，中了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明清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一般即授此官职）。而后又先后为翰林院经筵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的官员）、考官（负责对官吏考核）、史官（负责编撰修史）等职。他为讲官，阐述义理，经史互参，不遗余力；考核官吏，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一身正气；身为史官，修史撰文，秉笔直书，不媚俗阿世，旁征博引，一丝不苟，有太史公之风范。因而吕?在朝野尤其是在官吏和学人士子中可谓有口皆碑。
如所周知，明代中叶以后，皇室昏愦，吏制败绩，宦官干政，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危机四伏。像吕?这样一位立身刚正，思有为于当朝当世的名士清流，不言而喻，其人生所呈现的更多的是悲剧。所以在吕?步入仕途之后，每每是坎坷蹭蹬，屡遭磨难。初入仕途，吕?首先碰到的就是“炙手可热势绝伦”的宦官刘瑾。此人是陕西兴平人，先为教坊（宫中戏班）总管，受武宗宠幸，任司礼监（专掌国家机密，批阅章奏的太监），实际上成了皇帝代笔人和代言人。是他借助其党羽丘黎、谷大用、马永成、张永、高凤等号称宫中“八虎”的势力，把握特务机关即明代历史上有名的东厂、西厂，挟天子以令诸侯，执掌生杀予夺大权，在朝野推行非常规的特务恐怖控制。据《明史?刘瑾传》记载：“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权倾一时，朝野惟刘瑾之命是从，看刘瑾眼色行事。宦官弄权如此，堪称空前绝后。吕?倘若能摧眉折腰，拉乡党，套近乎，不说一步登天，也可荣华富贵。然而吕?非但处污泥而不染，自恃名士清流的节操，反而对刘瑾的拉拢诱惑，拒之门外。当吕?高中状元金榜题名之时，刘瑾以乡党的名义派人道贺，并送来重礼。本想附庸风雅，孰料吕?却不识相，断然拒收贺礼，使刘瑾呛了一鼻子灰，从此结下积怨。时值蒙古滋扰边关，吕?得悉后，按捺不住忧国忧民之情，上书明武宗皇帝，乞请入宫“御经筵（指导讲经说史），亲政事（亲自决断政务要事）”，反对宦官专权，引起刘瑾等的不满。于是刘瑾借机编织罪名，以吕?越职言事，大逆不道论究，派锦衣卫暗中盯梢，企图借机杀害吕?。吕?察觉，一怒之下称疾辞官归故里。
旋即刘瑾案发，以多行不义而被处以绞刑（分裂肢体后悬首示众）。不少人特别是陕西籍的官吏多被列入“瑾党”，受株连之罪被罢黜。惟吕?以其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免遭此劫，同时受到了当朝著名大臣王廷相（明代著名思想家）等人的进言举荐，皇恩浩荡，吕?官复原职，入朝为官。再次被起用后，吕?仍不改初衷，以江山社稷的安危为要务，积极上疏献策劝学，并得到明武宗的褒扬和采纳。正德九年（1514），乾清宫遭大火焚毁，吕?于个人安危而不顾，借机言事。他针对明武宗荒疏朝政的不作为，冒死犯颜直谏“六事”：即要求明武宗“逐日临朝”，“还处宫寝”，“亲躬大祀（国家祭祀的礼仪）”，“日朝两宫”，“遣去义子番僧边军”，“撤回镇守中宫”等。这六事平心而论，是对一国之君的基本要求，但又都是涉及皇帝天尊的敏感问题。那些苟且偷安的达官显宦不要说上书陈言，就是连想都不敢去想的。据《史记》记载，明代的皇帝大都沉湎于酒色，荒于朝政，久不临朝者居多，因而大权旁落，导致宦官弄权，政治黑暗，就是一些正直的官吏，也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往往是欲言又止。所以吕?的奏章呈上去便被压了下来，这中间说不上是对吕?的爱护，想来更多的是吕?秉笔直书，义正严辞，内务大臣恐惧惹得龙颜雷霆震怒，不敢直奏罢了。吕?虽说未因敢言直谏落得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的悲剧结局，可言路堵塞，报国无门，却令他颇为失望。当年秋冬之际，吕?再次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拂袖回归陕西故里。
中国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常常寄希望于一代明君的出现，但一将易得，明君难求。一旦君王昏庸，这些人又往往陷入理想幻灭的政治困惑之中。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即位，虽未改朝，却已换代。吕?在都御史盛应期，御史朱节、熊相、曹桂等人的力荐下，再次应诏入京，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史官往往如履薄冰，弄不好就会因言获罪，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这次吕?要干的差事又是凶多吉少。加之，他又是一个治国致事心切，敢言直谏的禀性，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嘉靖三年（1524），在议大礼时，吕?以“十三事自陈”（署名上书言事）。事虽涉礼，表意直言不讳，孰料又一次忤逆上皇旨意，再经权臣张聪、桂萼辈的阿谀附和，推波助澜，结果尺水翻成一丈波。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世宗皇帝龙颜大怒。吕?被以越职言事论罪，下入大牢。然而，吕?虽少不了精神皮肉之苦，可在朝野却以“真铁汉”出名。他的那种如屈原般“虽九死犹未悔”的铮铮铁骨，于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安危系于一身的精神受到天下的称颂，声震遐迩，甚至朝鲜国的使臣来，也恳请乞赐吕?的著作，要效法他关于礼仪伦范的精辟之论和范式。
随后不久，一方面是诸多同僚的上疏解救；另一方面当朝也许慑于吕?作为名士清流的影响，他被从轻发落，贬为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判官。吕?不顾带罪之身，瞻仰尧舜故址，思法尧舜之治，憎恶世风日下，并以身作则，移风易俗。
适逢解州知州去世缺职，他摄政州事，推行善政，弊绝风清，政绩斐然，百姓拥戴，御史卢焕等人多次以“王佐之才”保荐。三年后，吕?升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负责考察考核吏部下属官吏，决定赏罚的官员）。他深入实际，检点诸官吏绩效，分忠奸，辨贤愚，爱憎分明，秉公行事，大获众望。而后又以“性行淳笃，学问渊粹”（《明史?吕?传》），迁任南京尚宝司卿，旋又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三品至五品的虚衔官员）、北京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学府政务的官员）、南京礼部侍郎（六部之一的礼部副职官员）、代替礼部尚书（六部之一的礼部政务大臣）等职。
吕?一生为官三十余年，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虽三起三落，不以为意。晚年以“自言眉淡，不久近君”为由，辞官还乡。还乡后他不顾衰朽惜残年，坚持讲学于“北泉精舍”（书院），继续著书立说。由于吕?亦官亦学亦著述，终生不辍，所以在诸关学先贤中，以著述甚丰而为人们所称道。其学养、人品、胆识更使当时的士子学人、达官显宦望其项背。所以说他是一位人格魅力四射、政声和名望影响深远的关学代表人物。吕?的著作有《四书因问》、《易说翼》、《书说要》、《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内外篇》、《史约》、《小学释》、《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宋四子抄释》、《解州志》、《南省奏稿》、《高陵志》、《泾野诗文集》等十多部力作。嘉靖二十一年（1542），吕?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据《明史?吕?传》载，先生谢世时，“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世宗皇帝闻知，也停朝一日，以示哀悼，并赐谥文简。
马理――主敬穷理
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溪田，今陕西三原县人。明孝宗弘治年间举人，明武宗正德年间考中进士。而后步入仕途，曾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即吏部所属司以下官吏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吏部员外郎（吏部司正副职外的要员）、考功中郎（分管考功事务的高级部员）、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通政司正职，掌管内外章奏、封驳和臣民密封申诉之件）、南京光禄卿（掌管酒礼膳馐之事的官员）等职。嘉靖三十五年（1556），关中发生大地震，同年马理谢世，享年八十二岁。
马理一生历经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宪宗、孝宗朝是他于家乡求学阶段；武宗、世宗朝是他出仕和讲学阶段。马理青少年时期天资聪颖，堪称神童，因出类拔萃而名扬乡、县，拔贡举试。二十多岁即入京赴试，并考中进士。金榜题名后即返乡于三原弘道书院讲学。他学富五车，遍览儒学典籍，在人文修养和行为规范方面崇尚圣人先贤，追慕古时礼仪，注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要求自己甚严。马理常常以孔子如意门生曾子、颜回为楷模，以“三省”（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四勿”（即颜回按照孔子教诲，努力约束眼睛、耳朵、嘴巴、身体的四个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为行动准则。他认为：“见行可之士，唯孔子可以当之。”（《名儒学案?三原学案》）推崇关学宗师张载，主敬穷理，举止儒雅，深受当时名士康僖公的赏识。弘治末年（1504）前后，杨一清（号邃庵），作为陕西巡抚，监学关中时见到各擅所长的学人马理、康海（字德涵）、吕?（字仲木），与他们谈论治国得失、理学取舍、礼仪伦范，对三人的道德文章，风流才思，颇为叹服，并不无感慨地称道：“康德涵的文彩，马（理）吕（?）的博学，真乃旷世少有！”而是时的马理，还不曾离开过家乡，更谈不上出关越江，竟然名噪京师，足见他是自学成才，居家悟道的。这也是陕西诸多理学家共同的特点。杨巡抚（邃庵）的赞许为马理入京师一展才华，铺就了道路。使得马理尚未登科入第，便作为一个名学者讲学于京师。从而使他于京师讲学中结识了如陈云逵、崔仲凫、何瑭（号粹夫）、罗钦顺（号整庵），包括同乡吕?在内的不少著名学者。他们理学观点相近，均推崇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批判朱熹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同时又赞同朱熹的“理一分殊”，认为“阴、阳有别”；反对禅学“顿悟”的治学方法，主张坚持《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养途径，认为缺一不可。通过入京讲学，与诸多理学名流的学术思想交流，使马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学识，完善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从而名声鹊起，远近的学人士子纷纷慕名投奔其门下求学。当时有个名叫唐渔石的督学，对马理学兼关学、洛学精粹，非常敬慕，认为他是真正的大儒，专门筹资为其建造了在建筑学意义上可成为范本的嵯峨园林，并亲自撰写题记。马理才高德望，名声斐然，影响所及不止于当朝。在他任吏部稽勋司主事时，有朝鲜国的使者来京，上奏书这样说道：“状元吕?、主事马理为中国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颁赐其文，使本国为式”（《关学编》（附续编）卷四，《泾野吕先生》），不仅将他与时已大名鼎鼎的大儒吕?相提并论，赞誉奇才难得，还请当朝赐赠马理的文章，可见其驰名中外，影响之大。马理对古代礼仪钻研颇深，研究透彻，尤其对涉及外交、皇家礼范，以及婚、丧、嫁、娶等世俗礼节的造诣更为精到，后世评他在这方面是把宋代的张载、司马光、朱熹等有关礼仪学说与有明以来的礼制思想熔为一炉，达到了趋于完善的程度。所以朝鲜使臣索要马理的文章，作为本国的参考，主要是指马理关于封建礼仪的典章制式和世俗操作方面的著作。从今天朝、韩、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世俗礼仪方面透露出的似曾相识的共通规范看，这与被公认的中国为“礼仪之邦”的礼文化的输出不无关系。
马理官做的虽然不大，但多为京官，且为皇帝近臣，但他并未像那个臭名昭著的陕西乡党刘瑾（1451―1510，明宦官，陕西兴平人）那样，挟势自重，薄恩寡德，擅作威福，而是一个盛德儒雅，清浊分明，守正不阿，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达者。尽管马理在明武宗、世宗朝，曾因直言劝谏，触怒皇帝，多次遭受廷杖惩处的皮肉之苦，然仍不改初衷，充分展示出一代大儒的风范。晚年，马理面对世风日下，朝廷腐败，宦官临朝的现实，以年迈辞官，归隐形险景幽的陕西商山书院，讲学著书，吟诗作赋，培育新人。他远离尘俗，身着便装，童颜鹤发，俨然商山四皓再生。八十二岁时，无疾而终。马理学宗程（颢、颐）、朱（熹），礼教师法张载并兼取众家之长，著述颇丰。其遗著有《周礼注解》、《四书注疏》、《周易礼赞》、《尚书疏义》、《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