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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楼板的承载重量 [清晰诗节承载的重量]

时间:2019-02-1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一      作为一名生命中充满坎坷的诗人,米沃什曾满怀悲愤地声称:“流浪就是地狱。”这个幽暗的“地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过的,它的巨大吞噬力量足以将一个诗人的创作生命摧毁。面对这种情形,那些少数有足够耐心和力量跨过这一雷区的诗人,在艰难的生存景况的逼迫下,会本能地产生抗辩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激情”。这种激情对于诗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诗歌在黑暗的压力下抵达生存和人性的深度,也很容易使诗歌变得过于悲愤而成为一种粗暴的宣泄。
  米沃什对此早有洞识,诗人明白生存的重压并不一定导向诗歌的飨宴,所以在面对现实的暴力和历史的悲剧时,尽管承受着超乎寻常的痛苦,却没有流于简单的宣泄,而是用一种超乎寻常的控制力把它转变成诗歌的秩序,避免了成为一位简单的政治诗人的可能。他的诗歌就这样对称或者对应于那个错乱的时代,显示出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尤其是定居美国伯克利后,诗人度过了生命中最为稳定的一段时光。此时,回忆的伤痛穿过沧桑岁月纠缠在内心,而因为时间的阻隔使得诗人获得了一个新的诗歌高度。《要求秩序》(张曙光译)就是创作于这段时期的作品,当时诗人已经五十八岁。从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如何把现实的混乱转化为诗歌的秩序。
  这一转化过程是异常痛苦的,如同接受心理治疗一样,诗人要一遍遍返回被伤痛包裹的历史细节。记忆的开始是美好的,如同诗人在《维尔诺街道》所写的那样:“那纯洁无助的城市,为什么总在我面前呈现?/像被人淡忘的部落里的一串结婚项链。”年轻的米沃什在家乡编织着自己的梦想,并不想成为诗人或者教授,而是想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但是战争很快打碎了米沃什的梦想,他的命运迅速转入残酷的轨道。他的家乡被包括德国、前苏联在内的多种利益集团出卖,街道上不断变换着占领者的旗帜,历史的浩劫把他推向一个个人无法控制的巨大的灾难的旋涡。发表于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米沃什曾经回忆了自己的一位数学家朋友写的一首诗。诗里写一个人竭力想爬出一口黑洞洞的井,但是始终无法办到,因为这个人就是挖井人的儿子。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对于米沃什来说,具有某种寓言的意味。他的家乡的灾难历史对于他就是一口黑洞洞的深井。
  
  二
  
  “你可以发出尖叫?因为人类的疯狂”,灾难对个人的影响是如此持久,以至三十年后诗人一想到战争的残酷还是感到几乎窒息的压抑。恐怕只有亲身经历世界大战的人才能更为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彻骨的绝望。对于这场令人心惊胆战的噩梦,晚年的米沃什回忆说:“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惊人的生命故事之一。”那么,在生命被践踏,人的尊严降到冰点的时候,一个人该如何去面对呢?诗歌一开始诗人就把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了读者面前。作为对这一生命紧张的一种回答,诗人似乎不经意间给出了一个答案:“你可以发出尖叫。”实际上,这似乎是多少年来弱者最后的武器。这种尖叫、呐喊一直回荡在艺术的王国里,构成了一个绝望情境中无奈反抗的家族谱系。我们既可以想到画家爱德华?蒙克的画面上让人撕心裂肺的呐喊,也可以想到君特?格拉斯笔下长不大的奥斯卡愤怒的呐喊,甚至可以想到鲁迅先生反抗绝望的深沉的呐喊。尽管具体情境各异,艺术家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呐喊,但是我们总能在那些优秀的艺术家身上发现面对绝境的这一共同姿势。这种尖叫的声音既是对绝境的描摹,也是一种艺术家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救。
  但在对往事的清理中,米沃什深深感到对于负载民族记忆的诗歌而言,仅仅“尖叫”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简单化的诗歌方式也是自己所无法接受的:“可所有人的你,不该这样。”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诗人的位置,或者说诗人的姿态问题。在我看来,诗人的位置或者说姿态具有很强的功能性,而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命题。面对血淋淋的人类屠杀暴行,抗议的姿态当然是必须的。实际上战争期间的米沃什曾积极投身到诗歌抵抗运动之中,写下大量具有个人自传细节的诗歌,运用克制含蓄的诗歌形式,表达出战争的恐怖和民众的苦难,成为可怕历史的见证者。在一首反复被征引的1945年写于华沙的《献辞》中,诗人写道:“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是什么??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一支醉汉的歌,他的喉咙将在瞬间被割断,?二年级女生的读物。”那么什么是“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呢?诗人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将写作这种个人的体验呈现了出来:“我需要好诗却不了解它,?我最近发现了它有益的目的,?在这里,只是在这里,我找到了拯救。”米沃什正是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找到了拯救的路径,那就是作为见证者,必须记录下心灵的轨迹。在这样的写作中,诗人“没有词语的巫术”,而是“以沉默对你说话,像一朵云或一棵树。”此时国破家亡的时代重负,超出了诗人的笔所能承受的重量,“我的笔比一只蜂鸟的羽毛更轻”(《在华沙》),他怎么可能再发出“尖叫”呢?
  多年后再去回忆那段历史,并非一种个人记忆的简单重现,而是增加了必要的文化内涵。历经多元交叉的文化景观后,米沃什更增强了对自己家乡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一方面使米沃什深深感到作为“另一个欧洲”,自己国家的历史在欧洲记忆中的边缘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诗人的文化责任感,重新思索那些落在自己国家头上的苦难所代表的意义:“在‘这一个欧洲’及美洲所拥有的记忆一代少似一代的时候,它们必须负起记忆的责任。”所以,此时的诗歌不仅和诗人的个人际遇有关,而且和“所有人”有关。这个既是“所有人”的一员,但是又不同于“所有人”的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而且要对隐埋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负起责任。他的背后是整个波兰,或者说“另一个欧洲”的屈辱的历史。所以诗人感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表达集体的绝望或者希望,就会感到羞辱。剩下的只有基本的感觉: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背负如此重负,任何简单的处理都是无效的,甚至个人历史细节都显得不够,诗人应该以巨大的耐心把现实的混乱变成诗歌的秩序。三
  尽管和奥登一样,米沃什很少公开谈论诗艺,几乎从来不对某一首诗歌发表评论,但是他对诗歌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米沃什生活于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诗歌流派大行其道的时代,但他和各种形式的实验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判断。米沃什从来没有对现代主义做本质化理解,他非常清楚形式的实验对个人经验不同的诗人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因为真正的形式创新一定是和自己要表达的生命体验对称的。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形式和他的生命节奏是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对个体生命经验和人类生存意义的反思必然会和哲学思考发生关联,但米沃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考的深入,而一直关注着对诗歌自身的反思。米沃什对诗歌哲学化的危险是警醒的,他明白诗歌和哲学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所以拒绝在诗歌中摆出哲学家似的思想高深的面孔,而是始终离不开铭记着自己刻骨经验的生命记忆,离不开诗与自己国家文化的对话关系。正是这一姿态,给了美国诗坛一剂强心针,同时努力将一个时代生存的混乱转化为自己诗歌的秩序。
  米沃什的诗歌是拒绝任何模仿的。正是灾难性的生活和为历史做见证的幸存者的责任感,将诗人引到简明朴素这一风格宝藏。他的诗往往看似在描述那些非常简单的事物,实则在精心构筑的语言秩序中凸显出一种朴拙的穿透力,正如诗人所言:“一个清晰的诗节承载的重量?胜过精致散文的整套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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