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幸存者”】 最后一个幸存者

　　朋友凯文是我几年前在纽约世贸中心工作时的同事，“9?11”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他的音讯，以前的同事也对他少有耳闻。直到有一天我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他的照片，头戴安全头盔的他一脸严肃的表情。
　　报纸上说，他在大楼刚刚倒塌之后就一头扎进了废墟中，一连半年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住在废墟附近抢救人员的临时帐篷中，成为了一名志愿义工。那段时间里，他几乎睡不上几个小时的觉，除了短暂的吃饭间歇，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在那钢筋混凝土的碎砾残垣中挖刨不停。他不知磨破了多少副手套，右脚的拇指被砸伤化了脓，他也没去看过医生。
　　我所知道的凯文是个少言寡语、安静温和的人，做起事来却是一丝不苟。报纸上还介绍说，他在救援工作中总是抢最危险最重的活儿，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都闷头不吭一声，“像一个孤独的艺术家，完成着一件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作品”；将近退休年龄的他，坚决服从指挥部的调遣，无论是被派到哪里，都任劳任怨；他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媒体采访团，带着来自世界各地大小媒体的记者们，将废墟的每一个角落都记录在历史的档案中。
　　他说：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展示给全世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来年“独立节”那天，在他家里举办的聚会上，凯文翻开自己的相册，向朋友们讲述发生在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那些故事我大多前所未闻，远远生动过报纸上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无论是对生的渴望，还是对死的哀愤，都将听众们的心被那悲剧中散发出的冥冥人性无情击中。
　　其中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传奇而流传下去，至少它将永远地留在我对那个事件的回忆中。像所有的传奇一样，这个故事里讲述的是一个幸存者。不过，还是先让我做个铺垫吧。
　　凯文的父母几个月前先后去世，他们两人都是美国传媒界的重量级人物。母亲曾经做过模特儿、演员、电影制片、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讣告照片中，她的身边站着科学巨子爱因斯坦。
　　凯文的父亲泰克斯在二战中是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在欧洲和中国大陆上空都执行过任务。退役后，他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欧亚战场上穿梭。他说他曾只身说服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总统，并成为他的助选团负责人。此后，他似乎跟政治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帮助过尼克松抵挡丑闻事件，支持过并将里根推上总统的宝座。他曾经开创了电台的政治脱口秀，还与妻子共同创办并主持了美国电视中最早的政治论坛节目。
　　泰克斯在美军扔下原子弹后第一个带着记者队伍进入了广岛，在卡斯特罗取得政权前五天赶到哈瓦那报导古巴革命，“9?11”发生后，他不顾九十岁的高龄，进人灾区去拍照，第二天便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说是疲劳过度。
　　泰克斯家的窗户正对着世贸中心的遗址，他说他要从那里亲眼看到人类精神的再生。然而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儿子凯文正在那片废墟上，找寻着那再生的希望之魂。
　　凯文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看看吧，这就是那位最后的幸存者。”
　　那是一张并不十分清晰的照片，上面是一只难看的松鼠。它的毛皮被烧焦得黑一块秃一块，正在从一枝树杈跃向另一枝的半空中。
　　凯文接着讲道：“它逃过了一劫。石板压住了它的腿，我们一伙儿救援人员花了好几天才从缝隙中把它救出来，为了让它能坚持活下去，大家轮流往那个仅有的小缝中扔花生。这张照片是把它放生那天我拍的。”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只松鼠的故事，凯文挥手叫来和他一起做过义工的戴维，戴维讲述起他和其他三位工人是如何发现这只松鼠的过程。那已经是受袭几个星期之后的事情，救援指挥部已经做出了新闻发布，发现活着的幸存者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救援工作只能是从废墟中偶尔找到一些残肢断臂，用来鉴定死者的身份，尽管那些肢体都已经开始腐烂。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大家都无比兴奋，”戴维讲述到，“我是最先看见它的，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决心要将它活着救出来。可这家伙挺狡猾，总是躲闪着我们，大家开始担心怕它会被饿死，我就跑到商店里买了一包花生和核桃仁，它肯定是饿坏了，吃了一包又一包。我们最后请来了动物园的专家，费了很大气力才从狭缝中一点点地把它拖出来。我不敢想象要是把它像垃圾一样铲走倒掉。无论如何，一个生命总归是生命，你看，我们至少还是找到了最后一个幸存者。”
　　以后，我在每一次电话中都要向凯文寻问松鼠的消息，他经常会到废墟附近他们释放了它的那个公园里去看看。
　　“你还能认出它来吗?”我会问。
　　“嗯，当然。它还是有着那种惊慌的神态，”凯文会笑着说，“背后的毛皮已经长出许多了，可还是可以看出参差不平。不过，看来它在那里还是交了几个朋友，我看到它在和其它几个松鼠玩耍。”
　　戴维也经常带着八岁的女儿去公园看望那只松鼠，他说它是他们家的英雄。女儿在学校的作文课上写了松鼠的故事，老师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也许将来可以出一本童话书，可是她却不想再写下去，因为她实在接受不了松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有一段时间，我会经常到世贸中心的遗址去看看，望眼那一堆堆的碎石断柱，回想着过去工作过的环境，想着那里曾经擦肩而过的人们。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被埋葬在那里的动物们，现在，我却不得不想着。
　　我的一位朋友要拍一部纪念中美建交二十五周年的纪录片，让我帮他联系几个曾经和中国打过交道的美国人士。我想到了泰克斯，那时他住在医院里，刚刚做完治疗癌症的第四个手术。我写了封电子信给他，告诉他我是凯文的朋友，告诉他我为有凯文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信上顺便提到了那个松鼠的故事。
　　泰克斯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和朋友去他家里拜访。四个手术之后的一位91岁的老人，嘴里咕嚷着的话已经含糊不清。我知道恐怕我们的采访要告吹，但还是努力从他微弱的声音中辨识着他的意思。
　　我只听清楚并记住了那一句话：“你应该写写那个故事，它比什么都重要。”
　　我知道他不是在说他架着飞机飞越中国上空的故事，不是在指关于艾森豪威尔，不是广岛，也不是古巴，不是所有那些。他指的是那个松鼠的故事，“它比什么都重要。”
　　“我会的，”我看着泰克斯张大的眼睛和微微颤动的手指，说：“会有一天的，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