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玉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于陕北，当过农民、乡村民办教师。陕西延安市人，现为国家公务员。先后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约70余万字，已出版文学专著《山路弯弯》、《心路历程》、、《征途漫漫》、《山高水长》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山深处的涧峪岔中学
1973年冬，15岁的我以推荐加考试的形式顺利地升入了“三岔”地区的最高学府――涧峪岔高中。
上高中，在当时文化教育异常落后的山里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许多孩子，由于家庭生活所迫，顶多读到初中，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毕不了业，就永远地告别了他们亲爱的学校，回家务农了。至于初中毕业能考上高中的更是寥寥无几。
很快，我升入高中的消息在高新庄村一带传开了。人们传递着，议论着，都为我的进步而高兴。尤其是我那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可怜的父母双亲，更是喜出望外。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一贯调皮捣蛋、不争气的儿子竟然也能考上高中？
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不断地催促母亲为我拆洗被褥，换洗衣服，并早早准备好了学习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急切地盼望着开学那一天的到来。
报名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记得，那天是父亲赶着毛驴，驮着我的铺盖和一个月的口粮，踏着崎岖的山路，送我上学的。家里距学校足有四十华里，一路上，一贯不善言辞的父亲，竟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他的过去，同时也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并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发奋学习，早日成才，为父母争气，为祖宗争光。
涧峪岔中学设立在距公社驻地一华里的庙湾坪。当我来到学校，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突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整个学校座北向南，呈簸箕状，占地近30亩，60多孔窑洞分三排梯次排列，八、九间砖木结构的宽敞教室分布左右，操扬宽阔平整，树木苍翠挺拔，一条大道从校门口由西向东经过，一直通向子长县城。望着这所仰慕已久的学校，我顿时心潮澎湃，肃然起敬，仿佛觉得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神圣的殿堂。
记得当时学校共有20多名教师，500多名学生，高中有两个班，除了我们高七五级68名同学外，还有高七四级的72名同学。初中有4个班，大约有300多名学生。第一排窑洞住的是教职工，第二排窑洞住的是高七四、高七五级的同学和部分初中住校生，第三排住的是女同学和部分教师。我被安排在第二排最东头的28号窑洞。
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当时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如火如荼”，学习“白卷先生”张铁生、造反小将黄帅的活动“蓬勃开展”，但是学校对教育教学仍然抓得很紧。早晨六点起床，上完早操就上课。每天除了吃饭外，其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出身寒门，加上当时陕北极度贫困，生活更是非常艰苦。学校每天两顿饭，早饭往往是一勺玉米糊糊，一个“老黄”；晚饭是一碗洋芋煮白菜，上面漂几点油星，外加一个“老黄”或“老白”，只能吃个半饱。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到开饭就饿得发慌，根本没有心思听老师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一窝蜂似地冲向食堂，抢着买饭，就连教师灶煮面后剩下的面汤也被一抢而光。为了充饥，同学们往往利用礼拜六回家，带些洋芋、“黑面”和一些蔬菜，在晚自习后偷偷地轮流“开小灶”。至于穿的就更为朴素。一身粗布衣服一年四季穿在身上，冬天装上棉花当棉衣，夏天抽去棉絮作单衣，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晚上十多个同学挤在一盘炕上，条件好的还铺着羊毛毡，条件差的只好溜光席。个别“一头沉”家庭的子弟，穿着的确良衣服，骑着自行车，常常使我们羡慕不已。
同学间的友谊是纯真的。大家都土生土长在农村，思想单纯，朴实厚道。在艰苦的生活中，彼此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有同学病了，大家问长问短，又是打饭，又是买药；有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同学们便从自己节省下的钱粮中尽量给予资助，帮助其度过难关。特别是女同学更是细心周到。男同学的衣服破了或是纽扣掉了，她们便帮助缝补。偶尔同学之间也发生一些小小的纠纷和矛盾，争得面红耳赤，但过不了几天便和好如初。那种同学间的深情厚谊至今让人回味悠长。
最难忘怀的是那些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他们心系教育，以书为伴，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美丽人生奉献给了涧峪岔中学，奉献给了山区教育，奉献给了同学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神态至今仍历历在目。校长袁国祥，身材高大魁梧，脸膛黝黑，两眼炯炯有神，经常穿一身中山装，戴一顶蓝帽子，一幅严肃神态。他工作十分认真，管理要求极严，不但学生怕他，就连教师们也非常敬重他。何希哲老师，陕西关中富平人，个子不高，30多岁就满头华发。他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贫困落后的子长县任教。先在县中学工作，七十年代初，涧峪岔设立中学后，他又被派到距县城九十华里的该校任教。当时他是我们高七五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写得一手好字，语文功底深厚，知识渊博，是全县语文教学的权威，在当时的全延安地区也赫赫有名。他讲课神情并茂，语言铿锵有力，给我们讲的《故乡》、《纪念刘和珍君》等课文，至今仍难以忘怀。魏振金老师，高挑个儿，留着小平头，是我们高七四、高七五级的数学老师，是子长县数学界的权威。他上课很少拿讲义，只带两根粉笔，对课堂纪律要求极严，讲起课来头头是道，从不马虎。每次考试监考时，他总是戴一幅墨镜，并极其严肃地说：“不许交头接耳！我戴着墨镜，我的目光朝哪里看，你们是看不清的，但你们谁交头接耳，偷看别人的，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林冰老师，三十出头，风华正茂，鼻梁上架一幅深度近视镜，衣装整洁，风度翩翩，是高七四、高七五级的理化老师。他毕业于兰州大学，是全校的高才生，不但精通理化、数学，文学水平也很高。杨步升老师，是高七四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学识渊博，语文课讲得非常好。他虽然没有给我们高七五级带过课，但我们非常敬重他……正是这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好老师，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才使我们走出了学校，走出了大山，走向了社会。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一晃二十六、七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但在涧峪岔读高中的这段生活却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不能忘却。
在当民教的日子里
1976年秋，大队突然决定要办一所七年制的“戴帽”中学。由于原来小学三名教师人手不够，需要增加四名教师。所以，高中毕业回队劳动了半年的我，也被大队支部确定为其中的一员。说实话，我当时是不大愿意当民教的。因为事前我被吸收为新党员，公社党委已经把我列为大队支部书记的后选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再则，18岁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大有带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变家乡面貌的雄心壮志。但是我的这一理想却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她老人家并不是不支持我当大队支部书记、为家乡人民造福的，而是担心年幼的我，初涉社会，缺乏经验，还难以担负起领导五、六百口人的重任；如果当了民教，还可以利用教书的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说不定将来还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听从了母亲的教导，毅然走上了民办教师的岗位。
学校设在大队所在地的高新庄村。教师除了曾给我当过小学老师的田秀云、白进银外，还有初中毕业、教龄稍长的左鸿东，再就是这次新增加的同村的涧峪岔中学毕业的高七四级的高峰、白云尚，高七六级的高巨元和高七五级的我，校长是左鸿东。
学校共有六孔砖窑。由于新增加了班级、学生和教师，校舍显得非常紧张，三、四位老师挤一间办公室。至于教室就更为拥挤，100多名学生基本上采用的是复式教学。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工作紧张，但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生活非常充实，心情十分愉快。
根据我的学业专长，校长让我担任了六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另外还让我兼代四年级和二年级的算术课程。由于我一惯嗜好文学，高中学习期间语文课学得还算可以，再加之刚参加工作劲头十足，所以六年级的语文课教得比较出色，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和学校的好评。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四年级和二年级的算术课教得就不十分理想。尤其是当时比较年轻，经验欠缺，加之性格倔强，脾气又较为暴躁，曾打骂过一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并和两位学生的家长发生过冲突。
在那段时间，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到夏、秋农忙季节，我们常常组织带领学生去各个生产队帮助收夏、收秋，过的是集体生活，吃的是派饭。那种既劳累又愉快的生活，至今仍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教学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当时最令我头痛的是派系斗争比较严重。尽管我尽量克制自己，保持中立状态，但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最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当中，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曾和几位老师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1977年冬，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有幸被延安农校录取，结束了我一年半的民教生涯。就在这当儿，高新庄村的“戴帽”中学也被公社撤销了。随即白进银和高巨元被公社教办精减掉了，而左鸿东、田秀云、高峰、白云尚继续留任。第二年，白云尚也考上了延安农校，又成了我的校友，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一直至今。几年之后，白进银的爱人突然得了一种急病，匆匆离开了人世，而他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谋生。几年前，听说他又找了一个老伴，生活过得并不幸福。高峰后来虽然被转为公办教师，但不幸的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不久也撒手离开了人世。高峰去世一年多后，他的弟弟也得了可怕的白血病，虽然花掉了家中的全部积蓄，欠下一身债务，但最终仍没有保住生命，丢下两位年迈的老人，孤苦伶仃，十分凄惨。高巨元被精减后，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常常遭到家人和众人的谴责，二十七、八了仍找不下媳妇，最后只好和邻村的一个寡妇结了婚，生活过得坎坎坷坷。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说高巨元在榆林靖边县打工时，因看马戏团演出，不幸触电身亡，要我通过靖边县政府领导的关系，帮助处理好后事。这一系列的变故，使我的心情变得异常压抑和沉重。我忽然觉得世事茫茫，人生短促，一种怜悯和怅惘之情不禁涌上了心头。那几天里，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对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恩恩怨怨委实有些后悔了。我想我现在虽然整日忙忙碌碌，偶尔也被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解决不完的问题所纠葛，所困惑，但比起他们来，要幸运的多，幸福的多。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回报我曾教过书的学校帮助他们和家乡的父老。
2001年初夏，我筹集了一些资金，利用“五一”公休时间，专程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我曾上过小学、当过民教的高新庄学校，帮助学校修缮了校舍，赠送了一些教学设备和文体器材，还为100多名学生和三名教师每人做了一套校服；同时给全村所有的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的群众救济了钱物，并特意给高峰的父母捐助了5000元钱，帮助他家偿还了债务。至于高巨元的后事，在我的几经周旋下，最终也得到了圆满的处理，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当民教在我40多年的生涯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段经历，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常常在内心深处掂量着这段经历的份量。
走向砖窑湾
恢复高考第一年的1977年冬，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一块高中毕业回乡在本村民办初中任教的四名同事一起到县城参加了高考。刚刚过完年的正月初四晚上，公社广播里突然通知了涧峪岔公社参加高考人员录取名单，而且其中也有我的名字。这一消息立刻在整个山村引起了强烈震动，很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在本村五名考生中只有我一人会脱颖而出，金榜题名。因为在高考前，其他四名同事进行了认真的复习，做了精心的准备，可以说信心十足，而且平时学得要比我好一些，乡亲们抱得希望也很大；而对高考稀里糊涂的我，事前压根儿就没有认真复习，更没有抱任何幻想，怎么能够考上呢？但是经过多方面的证实，我真的考中了，而且确是全公社200多名考生中被录取的十三、四名的其中之一。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彻夜未眠，激动和幸福之情难以言表。
第二天，也是正月初五，下着大雪，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吃过早饭，我毅然踏着厚厚的积雪，迎着凛冽的寒风，兴致勃勃地赶往公社领取录取通知书。当我徒步三、四十华里到达公社从文书手中接过通知书后，突然被惊呆了，当初那种兴奋喜悦之情一下子便荡然无存。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竟然被录取到安塞县砖窑湾的延安农校！但录取通知书上分明写着：“祁玉江同学，你被录取到延安农校牧医专业班学习，请于２月２６日前报到。”我至今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回家的，老师的祝福，同学和乡亲们的祝贺我全然不知。说实话，兽医这业务我是知道的！记得每逢春秋季节，公社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便背着药箱，走村窜户，给家畜打针灌药，防疫灭病，有时还劁猪骟牛。象我这种心无杀生之念、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怎么能适合从事这种营生呢？我决定放弃上这个学校。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显得异常平静。她从多个方面对我进行了开导，要我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坚定信心，学一门好手艺，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的；即便是当兽医，也算跳出了“农门”，有了“公饭”吃。经过三天三夜的认真思考，我终于听从了母亲的教导。
1978年2月25日，20岁的我第一次离开苦难的家乡，踏上漫漫征程，去新学校报到。记得当时是我的姐夫背着我的铺盖和从别人家借来的一只破木箱子送我上学的。那时候交通极不方便，县城到涧峪岔根本不发班车，平时去县城只能靠步行，时运好的碰上送货的大卡车还能捎一程。我和姐夫走到公社足足等了两个小时连车的影子都没见上，只好踏着崎岖的山路，翻山越岭，徒步七十华里，直到夜幕降临才赶到县城。第二天一大早便匆匆跑到汽车站排队买票，排了大半天队，好不容易挤到售票窗口，结果票卖完了。只好四处打问熟人，乘了一辆向延安送货的“解放牌”卡车赶到延安东关汽车站。当日下午又转乘农校在延安接新生的专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赶天黑前到达了砖窑湾农校。
砖窑湾是安塞县西川的一个镇，距延安90华里。这里山大沟深，植被稀疏，人烟稀少，地病多发，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较差。农校设在距镇政府所在地一华里的半山腰处，背倚西北，面向东南；七、八十孔砖窑分三排呈东西走向摆列，第一排连同上面的薄壳平房是教职工的办公室，二、三排做学生的宿舍；山上还有排列无序、大小不等的二、三十孔土窑洞，是教职工家属居住的地方，也有的被做为年轻教职工的单身宿舍；三排砖窑东头有一排十多孔的石窑洞，是学校的首脑机关所在地；靠下边马路较为宽阔的地带，前后排列着十来间砖木结构的教室。据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文革时期延安“五七”干校的所在地，是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学习、劳动、改造的地方，文革后期，“五七”干校撤销后，便成为恢复后的延安农校所在地。
新的学习生活很快开始了。我们这一届新招的学生共60名，分农作和牧医两个专业、两个班，学制为三年。学生来自全地区13个县市，操着不同的口音，南腔北调，生活习性也不尽相同，但没过几天，彼此便相互熟悉了，很快就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老师是从全省甚至全国四面八方调来的，校长陈寅生、卞志俊，副校长刘克恭，政治部主任南万学，教导主任陈建夫，办公室主任王家齐、郭占雄，团委书记王祖有、魏海旺，语文老师高树林，政治老师李丰荫、同喜安，数学老师高复继，物理老师牛延萍，化学老师孙晓光，家畜解剖及生理课老师席银良，兽医课老师刘占孝、冀顺生，班主任兼畜牧理论课老师牛怀春，家畜传染病课老师常有东，校医尚生高等一批敬重的老师们，艰苦办学，治学严谨，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刚到农校的那段日子，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每当课余时间或星期天、节假日，我常常独自一人爬上学校背后高高的山岗，情不自禁地向东北方向我苦难的家乡遥望，寄托我的思乡之情，有时竟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太阳下山了，远处灰蒙蒙的一片，四周极为静寂，一个思乡的游子仍然伫立在空旷的山野里、高高的山岗上，显得多么的凄凉！那时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书信是最主要的联络方式。每天早晨，我都要跑到学校信箱前，不停地翻看信件，多么地希望家乡能够有书信寄来啊！当翻到自己的书信后，真是高兴万分，久久舍不得拆开，一个人偷偷跑回宿舍慢慢地拆开，细细地阅读；一旦没有自己的信件，便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委曲，失望地离开了信箱，久久抬不起头来。
学校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上午上课，下午自学，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第一学年，除了学习家畜解剖及生理学等一些入门专业课程外，还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基础课。由于上高中时基础较为扎实，农校上的这些基础课，尤其是语文、数学、物理等课程我学得还挺不错，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还荣幸地被数学老师高复继指定为数学科代表。至于语文老师高树林对我更是十分器重，记得语文课上我常常是被提问的对象，作文也有时被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讲。《家畜解剖及生理学》，《中兽医学》，《家畜病理学》，《家畜内科病及诊断学》，《家畜饲养学》，《养牛》，《养马》，《养猪》学等10余门专业课程虽然对我来说比较枯燥乏味，但考虑到自己今后要靠这一专业吃饭和有所作为，所以上课也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实习时虚心地向老师和同学请教。课余时间往往走出校门，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到校园对面的山沟里或学校脑畔山上采取背诵和一问一答的形式复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不断进步，走在了其他同学的前列，连续两年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
我从小喜好文学。记得小的时候，母亲经常打发我到四十华里外的横山石湾镇赶集。那时，山村农家往往没有宽裕的零用钱，所谓赶集就是从家里背些粮食到镇上卖掉，再用卖粮的钱买一些布匹、食盐、煤油等生活用品回来，维持简单的农家生活。我常常利用赶集的机会，跑到只有一孔窑洞大小，当时在我看来就是最神圣的文学殿堂的石湾镇新华书店，先是如饥似渴地将一些书籍浏览一遍，然后精打细算，用剩余的钱买几本最喜欢的书，利用回家的路上和放羊的空闲时间细细品味。有时怕父母发现，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偷地阅读。《十万个为什么》、《白毛女》、《草原英雄小姐妹》、《高玉宝》、《血泪仇》、《替哥哥当矿工》等一些优秀故事书籍，常常使我仿佛身临其境，泪流满面。以后上了初中、高中，喜欢读书的嗜好一直没有间断。进入农校后，我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中外名著，练习写作，写读书笔记，有时甚至狂妄地向报刊杂志投稿。冬日里，上完晚自习，同学们都回宿舍休息了，我蜷缩着身子，独自一人在寒冷的教室里挑灯夜读；夏日里，课余时间，同学们都出去游玩，我在闷热的宿舍里，汗流浃背，奋笔疾书；晚上有时怕影响同学们的休息，我常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练习写作。在农校求学的三年里，我写了读书笔记、纪实性杂文和文艺作品10余本、几十万字，而且有一篇《为乡亲们代一笔》的稿件终于被当时的《延安报》采用刊登。这些，都为我以后的进步和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学校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当时在班里年龄最小，人也勤快，工作比较热心，同学便推荐我当了班上的生活干事，经常帮助同学们购买分发饭票，组织同学打扫卫生，平整操场，帮助附近村民收割庄稼，甚至背砖拉砖搞勤工俭学。星期六晚上，学校通常要放映电影，有时我便负责把门和维持现场秩序。学校的伙食实行供给制，每月30斤粮，138元生活费，每天三顿饭，基本能吃饱。但有时为了调剂伙食，同学们便三三俩俩，到镇上进食堂。偶尔还利用星期天，几个要好的同学翻山越岭，步行三、四十华里，到亲戚或熟人家改善伙食，采食桃杏梨果。我们这一级同学大部分是高七四、高七五级的学生，上农校之前都已经有了两、三年的社会经历，多数担任的是民办教师，也有的是“路教”干部、插队知青或农村支书，男同学当中百分之七、八十的都嗜好抽烟。当时由于缺少零花钱，买不起好烟，只能买一毛左右的“晨鹤”、“羊群”之类的低档烟过瘾。偶尔也买两、三毛钱的“黄金叶”、“大雁塔”等中档次香烟，但平时舍不得抽，只是等到考试结束或节假日才抽。后来，不知谁在延安花了几毛钱买了一袋烟丝，自己卷得抽，既便宜，又耐抽。于是，大家便都托熟人从延安卷烟厂买烟丝。下课铃一响，同学们便一窝蜂似地跑回宿舍，卷根烟卷，津津有味地抽起来。有的同学抽完了自己的烟丝，便抢着或偷的抽别人的烟丝，为此，没有少挨别人的谴责。那种可怜相和狼狈相至今让人啼笑皆非。
在农校三年求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三次外出实习。第一次是第一学年的后半年到志丹县实习。当时正值深秋季节，30多名师生挤一辆卡车向北进发，到志丹县周河公社东武沟、西武沟村搞陕北细毛羊普查和鉴定。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极为认真，整整持续了一个礼拜。第二次是第二学年的后半年到洛川县实习兽医业务。七、八个人为一组，我们这一组由我负责，被派往城关公社兽医站实习。我们和站上的工作人员一样，按时上下班，白天和兽医老裴、老屈一块给牲畜看病，有时还要到二十多华里外的洛河边出诊，到附近的村子劁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实习报告。这次实习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给家畜打针和一些简单的劁骟技术。第三次是在毕业前夕去武功杨凌几所大、中专农业院校实习，共十多天时间。由于车况不好，路况较差，加上司机张师路线不熟，整整走了两天。最可笑的是，第一天早上６点多从砖窑湾出发，到达洛川后已经灯火通明了。第二天天不明就动身，本应早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但车行到咸阳原上迷了路，转了两个多小时才转到正道上，到达杨凌时已经夜幕降临。实习结束后，大家纷纷要求去西安玩。记得我们当时住在西安钟楼附近骡马市的小巷里，十几个同学挤一间通铺。人虽然住下了，但车却停不下，只好停放在街道旁。司机张师好象有意和我们作对，要求晚上必须派人照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只好拿了大衣，晚上睡在车里照车。关于这次实习，我曾写了一本笔记，每当余暇之际翻看的时候，不禁浮想连翩，感慨万分。
1980年12月12日，我毕业后被荣幸地分配到当时延安地区畜牧事业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地区畜牧局工作，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干部，开始了新的工作、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