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胜文 1962年3月生于河西走廊。先学写小说散文，后专写新闻通讯，曾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新华社陕西分社供职多年。高级记者,中国时事报道研究会副会长。现任西安晚报执行总编辑。
火车快跑
“鸣”字是我最早认识的字，这和最初认课本上的“日月水火,人口手刀”不同。因为在我学龄前，就在铁路上看到“鸣”字，每隔一段一个，威严醒目地站在那里，仿佛等着我们像看火车一样去看它们。
铁路从我们村穿过，名曰“兰新铁路”。其实，“兰新公路”也从我们村和铁路并行着横穿而过。幼年时，我的印象里却只有火车。那家伙，来时冒着黑烟，喘着白气，“哐哐当当”，大地都在震颤。不像汽车，轻飘飘的，到你身边，忽地一下，刮风似地就过去了。
第一次近距离看火车，是在舅舅的背上，那可能是我刚会记事的时候。越过舅舅的肩膀，我看到铁道边每隔一段，就栽有一个刷了白漆的水泥桩，顶端是同样漆白的圆形或棱形的铁板，上面是一个黑色的“鸣”字，有的“鸣”字外边还加了圈，打了个斜杠。舅舅没念过几天书，把“鸣”当相声词“呜”，说意思让火车快跑。并学着火车来的样子，嘴里“呜――”着，背我跑起来。
火车这时候真的来了。远远地一声“呜”，远远地看见黑黢黢的，像一堵墙推过来了。我看到路基上的石子在抖动。我有些害怕，想让舅舅走下路基，离火车远一些。舅舅说，放心，我背着你呢！
这时候，火车就像个怪兽，震耳欲聋地吼叫着到了身边。我看到火车头那个窗口边，一个人坐着，看着前面，另一个人使劲往冒火的炉子里铲煤。“哐哐当当”的巨大声响，像是车头顶上发出的，又像来自那几个红色的大车轮，因为那声音和大轮子上推前拉后运动的“手臂”很合拍。等车头过去，后面的车厢或油罐，声响就没那么大了。完全一样大小的车轮，在铁轨上滑过，有节奏地发出“咔哒”声，还时不时擦出一星半点火花。
舅舅家住在距离铁路约100米的地方。晚上，火车来时，舅家桌上的茶碗等一应家什，就像舞会开始了一样，要跳上一阵。舅家的人，能从声音和东西跳动的幅度，判断出是货车还是客车，并且能说出大约有几节车厢。我曾悄悄跑到外面，数着过往的车皮印证过，结果每次都没有错。
舅家旁边有个小站，叫七里堡。每天早晚，有两趟客车在这里停靠。有时晚上，我就缠着舅舅带我去看那只停两分钟的客车。那时，我们那个地方还不通电。我家和舅家都靠煤油灯照明。因此，火车里明亮的电灯，让我既感到新鲜又觉得温暖。
站台下面，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两幢红色房子，在我的眼里，就像童话中的宫殿。红房子是用清一色红砖砌的墙，“人”字形屋顶上铺着红瓦，所有的窗子都镶了玻璃，同我们那一带人家居住的泥土打墙、泥巴抹顶、窗户上糊层旧报纸的半边，简直判若天壤。十几个照看车站和巡道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住在里面。
在站台上，能看到院子里的一切。一个早晨，我第一次从那里看到红房子里的人，蹲在自家门前刷牙时，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干啥。旁边走过一个捡粪的老头，像是给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晚上吃啥了，大清早洗一嘴的白！”
我刚上初中就在我们那些农村学生中，第一个刷牙，可能与那天看到的小站上的人刷牙有关。但那天我不是去看他们刷牙的，我想等着手提红灯的工人走出来，看一看那个和我们家的马灯极像的东西，怎么会变出红绿黄三种光来。舅舅知道了我的心思后说，哪天我给你借一个来，你看个够。后来，我们大队要演《红灯记》，我的堂姑在戏里扮演李铁梅。舅舅就从小站上借了一盏红灯。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稍大一点能认得路了，妈妈就经常打发我去舅家，有时候是玩，更多的时候是借粮食。我们家人口多，父母虽然没明没黑给生产队干活，可年终决算时还是欠生产队的钱，头年分的粮食就经常吃不到来年新麦下来。舅家靠那个小站，能偷偷卖点煮鸡蛋或煮玉米、土豆什么的，日子要比我们家好。
我沿铁道去舅家的路上，大多都饿着肚子，可却总是快乐地在铁轨下躺着的枕木上跳着前行。有时我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处有无火车开来。有时则将一根铁钉或一截铁丝，放在轨道接头处，让滚滚而过的车轮辗成一把小刀。两条平行的在阳光下放射着耀目光芒的铁轨，从我身后的地平线上蜿蜒而来，又从我的脚下向前方极目处的天地间延伸而去，我总觉得前后两头都很神秘。有一天，我意外地到了这两头，可更远处的神秘，又潜伏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天，村里几个小伙子要去七里堡的前一站――黄羊镇，我死磨硬缠跟着他们到了那个火车站。其实，黄羊镇也是个小站，仅有四股道，一个不大的站台和一个简陋的候车室。可当时在我眼里，那已经相当有规模了。一整天，我们都泡在车站上，学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些英雄，从停着的或刚开动的车上，钻上跳下。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不管，任由我们胡来。到了傍晚，那趟每天从舅舅家边上通过的客车驶进站时，听说车上有铁路局的电影队，要到七里堡那边的头坝河车站放电影。于是，我们偷偷摸摸上了那趟火车。火车到七里堡站时，天已全黑，我伸长脖子望着车外，希望能看到舅舅，看到他发现我在火车上时脸上的那种惊喜。可结果除了黑夜里一星半点的灯光，我什么也没看到。
一路上，我的眼睛也无暇太多顾及窗外。车厢里明亮电灯光下的一切，对我这个第一次还是逃票上车的小乘客来说，都是那么的新奇。
从黄羊镇到头坝河，火车大约跑了半小时。记得那晚的电影是《铁道卫士》，银幕就挂在站台上的两根电线杆上。只要有火车进站，灯光照在银幕上，就看不到内容了。火车过去了，大家要求放电影的再把刚才没看到的重放一遍。这样下来，电影散场时已到半夜。
第二天，我们把所见所闻加上绘声绘色的修饰语调，说给村里人听时，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脸上看出他们喜欢听这些，他们需要这些来自村庄之外的东西让自己沉寂苦闷的生活，有一点亮色，有一点味道。那一天，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听着我们的讲述，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不经他同意就擅自一整天离家不归而责骂我。他狠劲地吸着旱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父亲那天想的是唱戏。这年的腊月，父亲带头，村上和邻村的一些人排演《红灯记》，我的堂姑扮演李铁梅。受父亲的派遣，我又沿着铁路到舅家借红灯。舅舅跟七里堡车站的人混得都很熟，很快就将红灯借来了。当我清楚红灯的彩光变幻是不同色彩的玻璃片所致时，我对事物的好奇心理，从那时起被强化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知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上了我扮演铁梅的堂姑，后来赤脚医生果然就成了我的姑夫。我缠着小叔带我到了省城当军官的三叔那里，知道外面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妈妈后来说，我的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野了。学校一放假，我就想尽各种办法坐火车去一趟省城。大多数时候，名义上是给转业到兰州工作的三叔送老家的面粉，实际上是想获取我们生活的那个乡村不能给我的东西。有一年寒假，我又扛了一袋面粉去七里堡坐火车。记得那天很冷，火车来时天已尽黑，因为车上没人下来，列车员就没开门。眼看火车要开了，我心一横，把面袋子放在登车的踏板上，双手抓住车门外把手就扒了上去。火车开了，且越开越快。我当时想，只要不松手，到下一站黄羊镇就没问题了，却没想手若冻缰或是没抓牢的后果。也是我造化大，不等有什么后果，有人从车窗看到了我，叫来列车员打开车门，骂骂咧咧把我拉进了车厢。
火车载着我到省城，让我经见了不少世面，也知道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认识并爱上了我现在的妻子。火车载着我参军到部队，让我在这所大学校里，由一名农村入伍的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个优秀军队新闻干部……
火车把我带离了故土，火车又把我和故土紧紧相连。每年春节，我都携妻带子乘火车回到我家乡的小村里，和父母、兄弟姐妹及村人度过这个充满我们河西风俗特色的年节。那短短的五六天里，村里不少人天天聚集我家，把酒问盏，说城事，话桑麻，他们知道了我生活的城市的一些新鲜事，我也知道了他们各自家中的情况。记得有天晚上，酒终人散，我那个演过铁梅的堂姑，犹犹豫豫地悄悄问了我两个问题：城里男人经常打老婆吗？像她这般年龄的人还兴离婚么？当时，我很诧异堂姑问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堂姑夫也不再是当初的赤脚医生，而成了一家医院的院长，且医术在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在我的家乡农村，像这样的家庭可是很受人羡慕的。
那天，堂姑听了我的回答，嘴里念叨着“你们城里人活得才像个人”走后，母亲告诉我堂姑和姑夫长期不和，经常打架。我们那一带农村，俩口子吵嘴打架不断却过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对堂姑问那些问题，我也就没去多想。可半年后，父母来西安我的家里小住，却带来了堂姑卧轨自尽的消息。堂姑是又一次和堂姑夫打架后跑向铁路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堂姑生活在一个幸福家庭里，没有人相信她会寻短见，也就没有人去把她挡住。
至今提及此事，我还在想，如果那天我好好和堂姑聊一聊，帮她化解心中郁积的苦闷，甚至帮她出点今后生活的主意，说不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可……可后来，她的妯娌也就是堂姑夫的弟媳妇，也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在堂姑走了的地方，扑向飞驰而来的火车……
这两年，高速公路通到了我的家乡，我回乡已很少乘火车。舅舅说，经过他家旁边的铁道已改为复线，且为提速后行车安全，两边都拉了铁丝网，防止人畜上路基。七里堡小站也不再停车。满头华发的舅舅为此很失望：不能再向那趟停靠的列车兜售他的土特产了。但我听了，心里却很高兴：村里再有堂姑妯娌一样的人，靠近飞驰的火车怕是不大可能了。
“立功”的记忆碎片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应征入了伍。离家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的一枚军功章。父亲当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过三八线，多次立功受奖。听奶奶说，父亲退伍时带回来好多奖章，其他的都被我小时候当玩具玩丢了。那一枚，奶奶订在了我帽子上，所以保留了下来。父亲帮我打好行李，让我看了那枚军功章，只说了一句话：到部队就要争取立功受奖！
到了部队，和我一样的新兵，人人做梦都想立功，可立功谈何容易呀。射击训练时，连首长说，将来实弹考核，谁要发发命中十环，就能立功。听了这话，大家都不要命了。练习据枪，为了练出传说中的硬功夫，我们都在胳膊肘下垫块砖头，至今我的肘部还有当年留下的印记。但最终，全连30多个新兵，只有我的一位矮个子老乡荣立三等功。
后来，我们又把立功的希望，寄托在突发性事件和见义勇为上。然而，部队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且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一月都出不了营区大门一回，哪能有那样的机会呀。不过，有一天晚上，我们连的新兵“小四川”（他一口四川话，我们在背后就这样叫他）立功了。
那天晚上，据说有人翻墙进来偷连队文化室的电视机，被坐班（在连队门前不带枪，也不像站岗那样正规站着，可坐着凳子看门，我们称坐班）的新兵“小四川”发现了。没有得手的小偷，转身就跑。跑出部队围墙，见“小四川”连喊带叫紧追不舍，就当胸给了“小四川”几拳。副连长那晚起来查哨，听到喊声，带几个人也追出去了，发现“小四川”昏倒在地上。
过了几天，团部给“小四川”立三等功的命令下来了。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宣读“小四川”的立功事迹。当读到他从昏迷中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连队财产没受损失吧？”时，我的脸可能刷地就红了。因为，那晚就在发生小偷事件之后，轮到我去弹药仓库站岗。仓库附近没有人住，岗楼又在围墙拐角处。一想到有人会翻墙而入，我的心里就害怕起来。我把上班岗交下来的那些没有弹头的子弹压进枪膛（那之前，它们从没离开过弹夹），在明亮的但我感觉非常冰冷的月光下，瞪大眼睛，盯着墙头，大气都不敢出。直到另一个接岗的到来，我才长长舒了口气。不过，“小四川”的军功，在那一年过完春节又被撤了。据说，那晚根本就没小偷翻墙进来。那一切，都是他立功心切编造的。春节老乡聚餐，他喝了点白酒，一兴奋却吐露了真相。
之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军宣传处，始终没捞着立功。有一年，我报考军校，在收到入学通知书时，却听说我们军要抽调一些人，配属另一个军到云南前线作战，给我们处分了一个名额。读书肯定立不了功，上前线，立功的把握可说是百分之九十九。同宿舍的放映员小周，听到消息后找主任、处长，坚决要求上战场，还一再“警告”我不准和他争。记得一天晚上，他从外面买来一只烧鸡，半斤“二锅头”，我俩外加他的队长，三人把肉吃掉酒喝干后，他郑重其事地说，要写血书请求参战。那时，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写血书的事。没想到这种事突然就出现在身边了。他的队长非常赞尝他的想法，我却不知该说什么。小周见我不吭声，以为我在肚里打小九九，有点急了：这个名额我是争定了，我们几个中你有文化，你只说写什么话吧。
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如何说的了，只记得小周的血书还真起了作用。我上学走时，他上前线的请求被批准了。一起去云南老山的队伍里，还有我当新兵时那个因枪法好立了功的矮个子老乡。
我毕业后又回到军宣传处时，军里上前线的人都回来了。小周果然立了二等功，还被选送到某军校深造。我的矮个子老乡据说也够了立功的条件，评功的时候，部队把发扬风格让功宣传得很到位，我那老乡就把本属他的二等功让给了别人。结果，复员时，立过二等功以上的人都安排了工作，他不够安排的条件，就回老家当了农民。
我到军区报社、新华社军分社工作时，心想这辈子已不大可能再立功了。谁知，有一年，政治部认为我在军队重大典型宣传中成绩突出，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那是我入伍十多年第一次立功，也许是这一生惟一的一次立功。因此，我转业到地方工作时，还保存着那枚军功章，并常拿它教育步我后尘也在部队做宣传工作的弟弟。不过，最近我才知道，弟弟的三等功奖章已达六七枚之多了，之前我却浑然不知，还在用我那惟一的一枚教育他……
做个真正懂得自由的人
我曾不止一次这样想：有机会一定要让自己真正自由那么几天，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清淡寡欲，随心所欲。就像是小时候在乡下，躺在田埂或麦场上，脑子里只有蓝天衬托下的白云幻化，眼睛里只有天幕上偶尔滑过的一只威猛的鹰，或者一群可笑的麻雀，没有杂念，没有忧烦……
今年春节，机会来了。往年都要回老家陪父母过年。今年女儿要高考，老人说，你们两口子就陪孩子复习吧，别跑来跑去费时间了。于是，我计划过年这七天里，谢绝应酬，谢绝和朋友来往，甚至不写博客，除了吃饭睡觉，照顾老婆孩子，其余的，我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自由”一回。
似乎已有好多年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好像一直都处在忙忙碌碌之中。工作时段就不说了，忙那是应该的。节假日里，只有一个星期天时，忙着洗衣服、打扫卫生、买东西等。有了双休日后，除了上述俗务，又忙着打球、钓鱼，心里老想着怎么玩得有点意思。有了传呼机、手机，连睡觉都不那么踏实了。现在，不管外出还是在家里，每天晚上都不敢关手机，生怕什么时候领导给你指示、下属向你请示……
好，这个春节，报纸休刊六天，不回老家，可以什么心都不操，不让人打扰，不打扰别人，不管别人的兴，不扫自己的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躺在床上，安静到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血液流淌；进入梦乡，慵懒地一直睡到不唤自醒；其他时候，故意不读书，不看新闻，尽量使头脑一片空白，体味一下七天时间里处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为了使自己这个宏伟计划落到实处，我还郑重其事让妻子和女儿当“监督”。
可是，大年三十下午放假开始，我的计划就一步步被颠覆。准确地说，是自己在自己面前节节败退。
年三十回家的路上，手机短信就接连不断“嘀”个不停。总不能不回复吧？回复也不能敷衍了事吧？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多少得牺牲点儿脑细胞的事情，在吃年夜饭、看央视春节晚会间，交叉进行着，一直持续到猪年到来之后才近尾声。
其实，年夜饭还没端上桌的时候，窗外的炮仗礼花就开始让人心绪不宁了。有人说像巴格达的战火点燃之初，我倒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春晚节目本来就次，加上没有一刻停歇的炮声，搅和得根本就让人了无兴趣，感觉不出多少意思。我丢下电视，说要去上网。两个“监督”死活不让，爱人说，再有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的女儿都能暂时抛下书本，你就不能“闲”上一会。
忙了一年了，谁还在乎“闲”这一会。我耐下心来，坐在电视机前。心里却想，在我们老家，这个时候就是儿孙们给老一辈叩头添寿而老辈人给儿孙们“压岁钱”的时候。再有几个月，女儿就年满18岁了，成人了，应该在这一刻给她写封“压岁信”，把我们人生经历中得到的启示和发现的捷径告诉她，让她少走弯路――
比如说面对失恋，如果被某个男孩抛弃了，首先应该冷静地想想，要正确面对现实。在忧伤的日子里，不要暴燥，写一些抒情小诗发泄一下心中的烦恼，然后再振作起来……
比如说如何使自己有文化，通常应该到各地去旅游，并博览群书、欣赏音乐、学唱歌曲、参加音乐会、观看戏剧、到歌剧院或艺术博物馆去。但谁有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去做这些事情呢？那么，多读些评论，了解一些时事，结识一些见多识广的人就足够了。记得曾有人说过，文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百分之七十是一种摆设，百分之二十五是真正的兴趣，百分之五是知识……
再比如说如何成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该怎样去得到它。如果对任何事情都不特别感兴趣，请教一下自己的老师，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你有所帮助。还有雇主想要聪明但不骄傲、自信却不自负的雇员。在工作中喜欢你的人越多，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也将越多。正如你乡下的爷爷曾说的那样，如果你有一百个熟人，你将有一百种方法去剥一只野兔。要主动去了解别人，不要有事才求人……
再再比如说对待金钱、对待婚姻家庭……
思想在自己的的大脑里，别人看不见，可以自由。为了“自由”的行动，这时候的行动却受到两个铁面无私的“监督”的限制。农历狗年和猪年交替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家里，老老实实坐在电视前，扎扎实实品尝了一回“作茧自缚”的滋味！
大年初一，再次被炮声惊醒时，已上午十点。我睁开眼睛，心里默算，从凌晨二点躺床上起，已睡了八小时了，该起床了。可我偏不起，我要体验“什么都不想”的感觉。
望着洁白的屋顶，我的脑子里没有出现一片空白，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却无空不入地钻了进来。对昨晚的春晚，今天肯定有不少人“开骂”了。无节制地放炮放花，想必也有很多说道。想到这些，我一骨碌翻身起床，趁着两个“监督”一个在做菜一个在做作业，悄悄打开电脑。哈哈，果然有人“说说春晚”、“再说说春晚”，果然有人说“城里人放鞭炮咋没规矩”、“我们小区是这样放炮的”。赶紧跟贴，赶紧给相识的人留言拜年。正在忘乎所以间，其中一个“监督”却揪住了我的耳朵：“可是你让我们监督你除吃饭睡觉什么都不要做的。”
无可奈何，下网关机。这一天，在无所事事中过去了。但我清晰地知道，游手好闲绝不是悠闲。“什么都不做”却又心如止水般宁静，那才是我想要的悠闲。我需要的那种“自由空间”，不只是空闲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一种特别的心境。尽管它确实牵涉到自由支配时间的概念，但与无所事事或游手好闲无关。我开始明白，感受它远比说明它更难。
接下来的几天，两个“监督”对我也失去了信心。我也渐渐明白，自由自在不仅意味着有充沛的时间，而且要有充沛的愉快度时的精力。同时，要真正领略那种滋味，必须从事发自内心的自然冲动而非出自勉强的活动。
我又开始约朋友打球，开着车出去晒太阳，喝着茶上网聊天。正月初五这一天，我居然还在一本过期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很能说明些问题，我在这里大概转述如下――
美国《纽约人》杂志在网上做了一个试卷，题目是“谁是白宫最自由的人？”他们提供了三个答案让世界各地的网民点击：1、克林顿（总统）；2、费南丁（白宫78岁的园艺师）；3、盖克（克林顿家的荷兰狗）。结果，老园丁名列第一；盖克第二；克林顿第三。
这一结果在杂志上公布后，有人致信说：“盖克应该获得第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美国的狗再自由的吗？”可《时尚》杂志上的报道让写信人知道了盖克并不自由，因为它在公众场合一出现，马上有宠物记者追着给它拍照，使它的尾巴很少能像其他的狗那样翘在应有的高度。
还有人认为《纽约人》在开玩笑。堂堂大国之主，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难道还是在警察局过夜的人？
后来，《纽约人》为了给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明确的交待，通过白宫办公厅主任让总统先生做了这样的答复：费南丁先生从不要人提前三个月为他安排好工作日程，他独自一人干活，没有翻译，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备忘录，只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该干什么就自己去做，他确实是白宫最自由的人。
读完此文，你们说，能做出这样答复的人，是不是也是一个真正懂得自由的人？
北方的春风
风是从坡上刮来的。那一刻，头发乱了，衣服的下摆，突然被扬了起来。河岸边的柳树，摇摆着。细细的柳枝，在空旷中划出一道道弧来。一种黛青、一种鹅黄、一种嫩绿，不知不觉映入眼帘。
捧起那些枝条，叶眼里，已有米粒样的芽儿在萌生。顺着河岸望去，一种浅淡的，新鲜的绿气，不经意间在空气中舞动。再看，处在风口上的枝条，竟比避风处的绿意要盎然的多，生动的多。
又一场风刮过，叶芽儿开始变成叶片儿。先是一个一个的雀舌，后就成了指甲盖、铜钱，又变幻成满树的绿蝴蝶，在风中东倾西斜，上下翻飞。
这时候，河面的冰，已不见了。河里流淌的，是一树一树的绿蝴蝶。
大人们对这一切，或许已熟视无睹，或许压根就没在意。河开了，雁来了，到处解冻了，他们过了一个好酒好肉的好年，赶起牲口就下地了。只有娃娃们，背着书包，在上学路上，摇头晃脑吟诵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娃娃们挨个吟诵。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最后，在王之焕“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中收了声，那是已进校门了。
风有些失落，又有些恼怒。卷起大路上的?土，卷起犁沟里的虚土，卷起人和牲口绊起的尘土，扬向四面八方。
天空刹时就变白，变灰。地里的人，鼻腔痒痒要打喷嚏，刚一张嘴，土就刮进了张开的嘴里。一边呸呸地吐，一边就骂风。
风听见了骂声，刮得更起劲了。电线上的鸟儿，在“呜呜”的声响里，像个蹩脚的杂技演员，晃了几晃想找平衡。不料平衡没找见，身子却忽地被风吹出几丈远，胸脯上的毛，就乱成了一团花。
谁家的猫，这时候从房檐上溜下来，紧贴着墙脚从鸡中间窜过，眨眼就无了影踪。家里的老奶奶，紧赶着收起晾晒在院子里的衣物。雨点子，就跌下来，打在塑料大棚上，发出“笃笃”的声响。
不行春风，难得春雨。下得大了，地里的人全回来了。女人们洗了手，又到灶间忙开了。男人们，脱鞋上炕，拿出正月里喝剩的酒，吆五喝六地喝起来，全然不顾屋外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