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的“组织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贵族子弟到了“弱冠”之年或是更少的年龄，就能获得官衔步入仕途，而起家又往往是秘书、著作。《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作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用人选官，总是近亲繁殖的好。按照王羲之的出身与门第，他应该是很早就可以出来做官的。他的兄弟辈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劭都刚过了“弱冠”之年，即获官位并先后做了侍郎、太守、将军等等。王家子弟以外，到处为王羲之延誉的周 二十岁刚过，袭了父亲武城侯之爵，拜为秘书郎。相比之下，早过弱冠之年的王羲之却依然一介布衣。王羲之说他自己，“吾素自无廊庙志”，并且一直推辞着伯父王导对他的举荐。
曹魏时代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最初的设计当然是为了选贤举能，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权力掌握在察举之人的中正手中，同时又由于中正出身于豪门权族，不能做到“贤有识鉴”，实施时间一久，流弊也就暴露出来了，逐渐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反使真正的人才被埋没。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论九品之弊》，痛陈中正操人主之威福，品评人物并无客观标准，乃至对一个人的评价，十日之内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不正常现象。出身望门的、有背景的、沾亲带故的，即使是庸才，照样得到选拔与任用，而真正有才华却出身寒门的，即使是被推荐了，也只能在低微的官阶上徘徊，得不到进一步的升迁，更多的人因为无人举荐，被排挤于仕途的大门之外。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但是，这是由历史、制度、时间形成的，说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想要从制度上加以根本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弄得不好，连政局都难以稳定了，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所以，这项不合理的制度，仍为权门所维护，也被顺衍着执行下去。
史载，出身第一流高门的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七品）”（《晋书?王述传》）。当时，东晋刚刚建国，需要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充实各部门的官僚
阶层管理事务。作为开国元勋的王导，沿袭旧制，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一揽子向司马睿推荐了一百余人，担任政府的各种职务，时人称之为“百六椽”。其中包括刁协、王承、卞壶、庾亮等这些出身高门且有才能的人，后来他们也都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王羲之“起家秘书郎”，他虽然很晚才出仕，而出仕后即拜秘书郎，固然因为王羲之具有不俗的才华，但他享受了世族大家的特权却是不能否认的。
王羲之才华出众，“爽爽有一种风气”，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杰出的人才。
那时，他熟读诗书，写得一手好诗文；他又健于谈论，与人谈玄，满腹经纶，以“辩瞻”而名闻遐迩；他品评时事、臧否人物，常常不给人家留面子，又有了“骨鲠”的美誉；善饮酒，更是不用说的了，“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是他明白地写在《兰亭集序》中的句子。史书上说他“少有美誉”，也是没有可以异议的。十三岁那一年，他去拜访老前辈、有“三日仆射”之名的周 ，被周□“察而异之”，从此成为忘年交。有一次，周□在家里请客，却把刚刚炙熟的牛心割下来让他先品尝，而世人“时重牛心炙”，这样高的礼遇可不是闹着玩的。少年王羲之由此而知名。至于他一直热爱着的书法，早成气候。当年，他给庾亮写信，一手漂亮的章草，使庾翼叹为观止，因而写信与羲之说：“我过去收藏有张伯英的章草十帖，南渡过江时走得狼狈，也不知道丢失在什么地方了，于是经常叹息这样精妙的墨迹从此永远见不到了。偶然之间看到足下答复家兄的尺牍，如神之明，精彩之极，使我顿时感觉好像看到了先时的旧物一样。” 而庾翼是当时的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眼界是很高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样一个评价，已经不低了。早年，王羲之虽有书名，却不如郗?，也不及庾翼。庾翼甚至对他有“家鸡野鹜”之诮，现在却认为伯英再生”了。
魏晋时代多名士，所谓名士，其实也不需要多少真才实学。《世说新语》上说：“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先有“七贤”，后有“八达”，东晋的名士“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是把谈玄放达视为名士风流的一个标志的。不能趋时尚者，难入名士行列，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对于王羲之这样一位出身高门又怀抱着满身才能的人，是理应得到朝廷任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一直推辞着王导对他的举荐？为什么又说自己“素自无廊庙之志”？有人说是因为与他父亲王旷的“不明下文”有关，而根据我的分析，则主要是他的清高自许，以及由此延伸的特立独行。制度不会改变，规矩又明摆着，早做官、晚做官、什么时候出来做官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自己把握，还用得着别人来管吗？就像谢安一样，高卧不起，让人家摸不着他的真实想法。这就难免要引起别人的种种议论，所以王羲之经常得用“素自无廊庙之志”这句话来搪塞、作借口――有时还是自视清高的借口。可以与谢安尝自言的“无处世意”划等号。那也是时代的一个风气。当时的名士高自标置，以隐逸为清高。即使做了官的，“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被认作理想的一种人格。
俗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王羲之对待自己的婚姻，也好像无所用心不太在乎。那时，郗鉴做着太尉的高官，驻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欲为自己的小女郗璇在琅琊王氏一门中找个佳婿，特地派遣门客送信给丞相王导。王导告诉郗鉴的门客说：“你到东厢房里任意选取吧。”选婿就像到商场选商品，极简单。话说那个门客走遍了东厢房，回去给郗鉴禀报说：“王家那些男青年都值得赞许，听说我为大人挑女婿来了，一个个都表现得很庄重，很拘束；只有一位躺在床上裸露着肚皮，若无其事的样子。”郗鉴听了，马上说：“正此好！”一打听，坦腹东床的年青人是王羲之，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了他。这样一个故事，固然见出郗鉴不同一般的眼光，同样也折射着王羲之的率真自然甚至清高自许的人生风度。没有想到的却是：王、郗联姻以后，声气相求，互相支持，成为以后东晋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以后，当过一年多的临川太守，又于咸和九年（324）被庾亮荐为
参军、长史，跟随着他在荆州前线参与幕府活动长达六年之久。庾亮端委庙堂，又是有名的清谈家，平日语多诙谐。一次，他到寺院，见金刚怒目，菩?低眉，一声不响，庄严得很。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又看见一尊卧佛，禁不住要说笑话了。他说，“这位肯定是忙于引渡众生而疲劳了，睡得真香呢！”说得大家都开心地捧腹大笑。他又去看望周□，庾亮胖，周□瘦，周□先问：“你什么时候因为愉快而忽然心宽体胖了？”庾亮却不忙着回答，反问：“你又什么时候因为忧愁而忽然消瘦了？”互相打趣，机敏得可以。东晋时代的幕府生活是比较轻松的。加上幕府中又有殷浩、孙绰、王胡之等一批人，忙完了军事、民事，他们就天上地下地神聊。有时，殷浩说不上道理，左冲右突，仍然是滔滔不绝，不想放弃自己的表现机会与话语霸权。
有一个气佳景清的秋夜，一弯新月挂在天边。这是秦时的明月，汉时的明月，也是东晋人的明月，“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王羲之他们结伴登上武昌的南楼，吟咏啸傲，谈论名理，正在兴头上。槛外长江，在如水的月光下静静地流动。波浪起伏，龟山、蛇山就像飘浮江上的两个巨大的圆球。如果收拢眼光，可以看到南楼四周的山光水光，十里荷花。还有，夜风飘送的钻进鼻子里的芬郁的香气。忽然，楼梯上传来沉重的木屐声，大家知道“胖子”庾亮来了都想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诸位，不要走开，我这个老头子谈论的兴致真还不浅呢。”说完，拉了一把高椅坐上，便和众人一起吟咏谈笑。以后，王羲之回到建康，也曾与王导一起登楼赏月，王导问王羲之说：“元规（庾亮）那时的风范，现在恐怕免不了要差一点。”羲之答道：“只是人们对山水景物的迷恋还依然如故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谓由来已久。可是以虚静之心，将山水游赏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两相皆得，逍遥于天地之间，并用文字纪录下来，成为山水记，却自晋人始。
晋人欣赏山水，又由实入虚，进入玄思的境界。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世说新语》）。孙绰面对高岭长湖，闲步林野，“席芳草，镜清流，览花木，观鱼鸟，具物同荣”，想到的却是“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全晋文》、《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晋人欣得山水之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已于千古了。
可是，面对国家的残破与百姓的危难，王羲之却常常以诸葛亮的“以天下为心”勉励自己，却把清谈和游赏山水的喜好都丢在了一边，大事小事、惟勤惟慎。于是很得庾亮的器重与赏识。庾亮与王导素来不和，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庾亮欲以据荆州上游军事重镇之地位，联络郗鉴（时据下游京口）起兵讨伐王导。王导风闻其事，曾有信给王羲之，让他回到建康来任职，以脱离庾亮的节制。论公务关系，庾亮是羲之的顶头上司；论亲属关系，王导是羲之的从伯父，又位于朝廷中枢。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圈子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何去何从的确是颇费踌躇的。最后，王羲之拒绝了王导的建议而留在荆州。后来庾亮讨伐王导之议，由于郗鉴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一场内乱终告云消烟散。在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上，王羲之以顾全大局而获庾亮“清贵有鉴裁”的好评。庾亮病重期间，还主动上表推荐王羲之担任江州刺史、宁远将军。时在咸康六年（340），王羲之三十八岁。
江州（今江西九江），地处长江沿岸，东晋时或治柴桑（今九江市西南），或治半洲城（今九江市西），或治湓口城（今九江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福建两省，湖北陆水以东，长江以南及湖南舂陵水中上游以东地区。
江州是东晋的一个粮仓，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曾几何时，庾亮与王导之间为争夺江州的控制权成为政局的一个焦点。咸康六年（340）之初，庾亮病故，随后，郗鉴、王导亦先后死去，东晋的“三巨头”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时任江州刺史的王允之亦亡于该年十月，王羲之出任江州刺史又是各方面能够接受的人物。江州，既有“一山飞峙大江边”（毛泽东诗）的庐山，山上有裹在烟雨中的寺院楼台，辖区还有道教胜地龙虎山、三清山……自然、人文，皆为可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一颗敏感的诗心是可以识尽世间好山水的。然而，等待着王羲之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的烂摊子。翻开发黄的史书，触目即有“白骨涂地”、“无复耕者”、“死者大半”这样一些惊心动魄的词组。由于灾情严重，民不聊生，“仓库无旬日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王羲之决心实行禁酒，这虽然是江州的破天荒第一次，但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写信告诉朋友说：“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历史上曹操虽然禁过酒，但只是为了办事。事情办好了，他也照样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兴酒量还不小呢！杜康以外，当时的名酒也多，比如千里酒、蒲桃酒、桑落酒、缥醪酒、河东酒，不胜枚举。还有“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下》）。所以恃才负气的孔融就要挖苦他，说是“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他经常和曹氏抬杠，很不讨曹操的喜欢，后来曹操借故把他给杀了。然而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实质性的问题是孔融不改旧习，以文坛领袖自居，闹得“宾客日盈其门”，让人不放心了。
两晋南北朝时无论贫富贵贱，饮酒已成风气，“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刘伶《酒德颂》）。名士与酒更是难解难分。刘伶病酒，阮籍醉酒，王忱无酒、“便觉形神不相称”，阮修肩扛杖头钱，一个一个酒家喝过去，潇洒而不拘……壶中日月，杯里悲欢，妙处真是难与君说。如果真要弄个究竟，请你亲自去问刘伶、阮籍，或问王忱、阮修。一个人有悔恨要缓解，有回忆要追念，有痛苦要平复，有空中楼阁要建造，他都要乞灵于酒。这酒，难道是能禁的吗？面对社会一片反对声，王羲之不为所动，“守之尚坚”。正是凭着他的卓越才能和一丝不苟的处事，江州重新获得了生机。
度过了饥荒，百姓开始过上安定生活，王羲之这才深深松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性喜山水的天性，告诉他应该上庐山看看了。是呵！庐山，司马迁登过的庐山，所谓“神仙之庐”的庐山，就在他的治下，一年多来他只在山脚下凝望过它，那裹在云里雾里的样子，让他无法猜测它真实的形象。它在大江边上拔地而起，气势应该比蒙山更加壮观吧？山一高，云就缠绵，在山上看云卷云舒，感觉又会是怎样呢？那一天，他也像司马迁一样从南坡登山，然后爬上碧霄峰，再折到含鄱口。南眺北望，长江如一根飘带，五老峰矮了下去，锦绣谷在云浪的拍击下，横看成岭侧成峰……步移形换，变幻无穷。他想：如果能够经常到山上走走，尘俗皆忘，也就把烦恼丢进了山中，人生应该是另一种景象了。于是，他想到建别墅，以后朋友来了，家人来了，也就可以在山上住下来。他在金轮峰下、玉帘泉边，挑选了地址。这应该是有生以来他的第一处别业，边上有他练字洗笔的墨池。据说，王羲之下卸下江州刺史之职以后，赋闲六七年，躲在庐山潜心于书艺。楷、行、草诸体并进，博精群法。他每日写字毕，洗笔洗砚的墨池，至今故迹犹在。后来，他离开了江州，又把这处别业赠送给了西域僧人达摩多罗，也就是庐山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庙，叫归宗寺。七百余年以后，“三苏”之一的苏辙走进了归宗寺，睹物思人，很是感慨，留下七律一首，诗曰：
来听归宗早晚钟，疲劳懒上紫霄峰。
墨池漫垒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
佛宇争雄一山甲，僧橱坐待十方供。
欲游山北东西寺，岩谷相连更几重。
由于王羲之在江州的治绩和民望，于是，要提拔和重用王羲之的话题被一再提起。“朝廷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王羲之“皆不就”；“?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晋书?王羲之传》）这就让人不明白了：既然早已入了官场，现在又有了升迁的机会，却又“不就”、“不拜”，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早就屁颠屁颠地走马上任了。最后，弄得主动推荐他的人都不高兴了，朝廷上也有了这样那样的一些议论。原本就妒忌他的人趁机散布种种流言，说他自私，置个人利害于国家之上；说他野心很大，还嫌官小呢……这些奸小的伎俩，士君子的常经，鬼域虫或的手段，是要用他们自己卑鄙的心地来造成一个他们的王羲之，“实在应该不信它”。可是，文友，扬州刺史殷浩着急了，连忙写信给王羲之。信是这样说的：
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
人的使用是与政治的盛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国家的兴盛，不是朝廷适应你的想法，而是你应该服从于朝廷的安排。用现在的话说，是你服从组织还是组织服从你？好好想想吧！既有批评，又有开导，话说得是很中肯的。而在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又是权力这只魔手的一个操纵。他，不过是桓温与殷浩矛盾焦点上的一枚棋子。在殷浩，是欲以王羲之为其羽翼；在桓温，又觉得王羲之没有野心，于他无碍。王羲之在给殷浩的回信中说，他并不是不肯为国效力，只是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在地方工作，如果需要，即使是“关陇、巴蜀皆所不辞。”要知道，那时五胡乱华，关陇地区是后赵石虎逐鹿中原的根据地，当年“石虎之乱”，穷兵黩武，强征民丁近百万人投入战争的火海，南征北伐，永无休止。而巴蜀地区则为成汉李势拥兵盘踞，皆属虎狼之地。刀砍猛虎，箭射天狼，“宣国家威德”。他甚至准备着初冬时节
就走马关陇、或是巴蜀。王羲之愿意提着脑袋效力的地方，你们愿意去吗？就像精卫填海，就像女娲补天。没有一个人的灵魂比王羲之的更纯洁、更博大、更无私。我和贝多芬一样，愿意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王羲之在表明心迹以后，迫于压力，从江州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将军。活着，身不由已，就像被什么东西选择的结果一样。那一年，是永和四年（348），王羲之四十六岁。
建业（今江苏南京），旧称秣陵，后来又称金陵。因晋愍帝讳业，所以又称建康，是东晋的京师（因晋景帝讳师，又称京师为京都）。“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按照东晋的建制，它却是扬州统辖的十一郡之一。东晋之所以能在南方偏安百年，政治上的原因是战乱频仍，“城头变幻大王旗”，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无力南侵；经济上的原因，却是东晋统治了长江流域的荆、扬两州之地。荆扬二州地广野丰，物产富饶，户口半天下，“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另外，还有一个因素，而且是“决定的因素”：东晋起用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先有王导，后有谢安。不然，东晋国祚百余年换了十一茬皇帝，平均每十年换一茬，都短命。《容斋随笔》里说：“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内忧外患，也许早就亡国了。这段偏安的历史在七百年以后的南宋重演，可是因为“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以致李清照无限感慨，跟着宋高宗赵构颠沛流离没命似地逃难。“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后面是紧追不舍的金兵”，由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惊风骇浪，一路奔波，没有安定的日子。情不自禁地，她又想起了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土。”
民谚：“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建康又是王羲之的家居之地，那时，他一家几十口人都住在乌衣巷中。从前线回到京师，政治上担任了要职。我们知道，护军将军手中掌握着除督护京师以外的地方诸军，出征时还可置参军。上下通达，权力还不大吗？生活上又较为安定，还能尽享天伦之乐。那时，他已经有了七子一女。特别是女儿，远山眉黛，美得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他爱逾掌上明珠。女儿结婚那天，亲属、朋友欢聚一堂，好友孙绰乘着酒意，操着一口南腔北调，还当着众人高声吟诵了一首他新近创作的《情人碧玉歌》，诗曰：
碧玉破瓜时，
郎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难，
回身就郎抱。
诵毕，赢得满堂喝彩。魏晋时代是个礼教破坏的时代，所以婚丧嫁娶也多不守旧礼法。早婚、侈婚、同姓通婚不胜列举。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持开放的观念。潘岳是个美男子，知名度很高，回头率也很高，年轻时曾在洛阳道上乘车挟弹，妇女们遇见他，手拉着手把他围在中间不让他走，还抛果子给他，于是，潘岳常常不劳而获满载而归，即是一例。还有一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与姑母家中的一个鲜卑族婢女，“因为有一条比他们两人在众人面前亲切相处更纤细的线”，曾经使他们之间有了胴体之爱。因为姑母移居外地，带走了这个婢女。正在守母孝的阮咸听到消息，急了，孝道不顾了，礼教这块“遮盖布”也撕下了。赶忙借了一头驴子，连孝服都来不及换，亲自去追赶，好像抱着个太阳把她抱在驴上一起回了家。现在，孙绰在婚宴上朗诵情诗，无非也是与王羲之的女儿、女婿打个趣儿开个玩笑的意思。常言道，知足常乐，王羲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有什么需要企求的呢？
但是，他始终难以安心，而且让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一再苦苦相求朝廷外放宣城任职。所谓“不乐在京师”，也许是因为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眼前这官不是他愿意做而是为人逼迫着的，这对于一个极其自尊，追求个性自由的他来说，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与他“以天下为心”，想在地方上干一番事业的怀抱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他对“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京师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尔虞我诈政治权术的深层次想法。
不说永昌元年（322）王敦反叛，宫廷里的刀光剑影，给他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未能愈合。谁又能够想到，仅仅过了五年，只有五年，又有咸和二年（327）的苏峻之乱。那时，晋成帝只有七、八岁。拥兵自重的历阳太守苏峻高举讨伐庾亮（庾以外戚辅政，顾命大臣王导等都靠边站了）的旗帜，联络祖约，率精兵二万余人，横渡长江，兵锋直指建康。温峤、郗鉴、桓彝等皆欲兴师勤王，可是庾亮却一概不许，甚至下制曰：“妄起兵者诛。”建康城破之日，苏峻叛军的一把大火，将建康城“劈哩啪啦”地烧了一天一夜，“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说来说去，又是为了一个“权”字。一个是要夺其兵权，一个是要反对专权。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要人头落地。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最后以陶侃、温峤、郗鉴三路联军，击败苏峻而结束了这一场持续将近两年的动乱。
建康真正是一个是非之地。
苦恼、苦闷、痛苦的日子，所幸王羲之还有一个艺术的通道。他孤独的心灵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现实没有欢乐的时候他就自己来创造。每天，他研一缸新墨，撩起长袖，在铺展开来的白纸上挥毫不止的时候，官场里的一切污浊、虚伪、坠落都似乎离他远而又远；一枝笔在他手中，若俯若仰，若来若往，若翱若行、若竦若倾，上天可以揽月，下洋可以捉鳖，在山峨峨、在水汤汤，气概像浮云一样的高逸，内心像秋霜一般的皎洁。在这个世界上，人必有所寄托才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人寄之以弈，有人寄之以酒，有人寄之以色，有人寄之以文和诗……王羲之则寄之于书法。而书法之于王羲之，是他释放苦恼与苦闷的“放生池”，是调整喜怒哀乐的“平衡器”，是登高望远的“入云梯”。
由于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王羲之有了到处走走的便利。每到一地，他总要访碑问碣。那一天，他站立在蔡邕的《石经》碑前，默默地站立着端详了许久许久，当日喧闹的场面似乎又回到眼前，可是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默默地离开。那是一位书法大师对另一位大师表达的尊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眼界和胸襟也就更加开阔了。后来，他说到自己的旁采博涉：“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据说蔡邕当年写《石经》车骑塞巷，观者如堵墙），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 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乃于众碑学习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言时人之未言――真是发人深省――这孤寂心灵里的独思。宋人朱长文认为，东晋时“许、洛未平，逸少
必不可往。”我赞成这个分析。但是，对王羲之的《题卫夫人后》一文又怎么看呢？唐孙过庭的看法是“疑是右军所制，虽未详真伪，尚可启发童蒙”。也许，王羲之真的写过此文，但不是现在这个模样。或者是在传抄、增减中变成了这模样的。如果王羲之没有办法去过北方，这些石碑又在北方，他又怎么能见到呢？只有一个解析：“疑当时已有拓碑术”（范文澜语）。欧阳询曾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那种不能摆脱前辈大师的影响的艺术家是没有前途的，用外国画家马蒂斯的话说则无异于“自掘坟墓”。能摆脱就是能变。变者，天也。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法只不过其中的“小者”。能变，即找到了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顺应了规律。但是，这变，又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是博览后的约取。就像蚕食千叶，吐丝结茧，然后破茧化蝶。这就是王羲之这段独思之语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
永和二年（346），桓温继庾翼（病死）以后出任安西将军，领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晋书?卷七十五》《刘?传》）。是大有作为的地方。桓温这个人，未满周岁时即被名臣温峤所赏识，以为“此儿有奇骨”，然后试着让桓温啼哭，及闻其声，清清朗朗，响遏行云，禁不住称赞这是一个英雄人物。等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庾翼又向晋成帝推荐桓温，说是“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 因为得了有影响人物的赏识和推荐，加上他自身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个人物。雄才与野心一样巨大，心计与大略一体并存。
在荆州任上时，桓温一心收揽民心，施行德政，想让长江、汉水流域的人得到好处，而以滥用淫威和刑罚让人们害怕感到可耻。即使是施用杖刑，那棍子也只从大红官服上轻轻掠过。《世说新语》上说是“上梢云根，下拂地足”。意思是有人讥讽棍棒根本没有触及人体。你道桓温怎么回答？他说得很直率：“我还担心着过重哩！”这样一个人，决非等闲之辈，也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永和二年（346）十一月，他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不等回音，便率兵万余，?江而上。一路三战三捷，声威赫赫，最后灭掉成汉，伐蜀取得成功，益发骄横跋扈了，“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朝廷为了节制桓温，重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引起桓温的大为不满。桓温与殷浩两人一文一武，年轻时节是一对好朋友。殷浩直抒胸臆写了自己感到满意的诗，都寄给桓温看，桓温曾经说：“你以后千万不要触犯我，不然，我就把你的诗公布于众。”好像他捏着殷浩的什么把柄似的。这分明是一句玩笑的话，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真诚无间。可是，两个朋友之间也常常有争强好胜之心。有一次，“恒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赏鉴》）两个个性鲜明又互不服气的人物，现在却坐不到一起了。你拉一帮，我结一伙，明争暗斗，矛盾显得难以调和。人间的至情、友谊、信赖全部都在政治中淹没了。从乃祖那里遗传了“迂阔”之气的王羲之还主动写信给殷浩，以为“国家之安在内外和”，希望他能以历史上的廉颇与蔺相如为榜样：“下官乃劝令画廉蔺於屏风。”（《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二）捐弃前嫌，精诚合作，以国事为重。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曾为七国之雄，对其边上的赵国早已虎视眈眈，可是赵国曾经抑制强大的齐国四十余年，而秦国不能实现想要吞并它的欲望，原因何在？关键是因为廉颇与蔺相如一文一武“将相和”。和的前提是谦，谦虚、谦退、谦让。廉颇勇冠三军，战功卓著，其地位曾在蔺相如之下，廉老将军也是不服气的，可是因为蔺相如的事事谦让和顾全大局，矛盾得到了解决，还有了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事后，蔺相如的一番话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和蔺相如虽然都是千年以上的死人了，但懔懔如有生气，依然值得今人仿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于此，不难一窥王羲之之心。此心，既是他尝自言的“以天下为心”之心，也是后人名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
这时期王羲之的内心和思想是很矛盾、痛苦的。一方面他感到曲高和寡，桓温与殷浩都不是以大局为重的人物，朝政已经不可为，日夜想着从这恶浊的权力争斗中抽身出来；另一方面又为了事业心的驱使，还想功成人间，多少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所以接连不断地上疏请求，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获得了外放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职务。我猜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十分高兴的，感觉着像打碎了桎梏获得了解放一样的欢欣。他是能诗的，也应该有诗啊！那一年他的旧病复发，为答许询，病中尚能赋出这样的诗：“取观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诗才不俗呵！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当文友、诗友、书友们举起酒杯为他饯行的时候，就像曹植送别曹彪一样，“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使人想起兄弟、朋友之间的许多情分来。……可惜，王羲之没有留下文章和诗作。可能这样一个原因：“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鲁迅语）。
也许，写诗作文是需要一种心境的。王国维说：“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现在，王羲之暂时还不想写诗。因为会稽在远方召唤，等待着他的到来。“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是东晋三吴的腹心、战略后方，是“江左嘉遁并多居之”的好地方，也是东晋初年有人主张可以迁都经略天下的一个选择。现在，他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去远方，所以一天也不想耽搁，兴冲冲急忙忙就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