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人的“小麻雀” 我曾读到过一则故事，是说一个老和尚在去化缘的路上，看到空中有只鹞鹰正翻着跟头追捕一只小麻雀。眼看麻雀就要落入鹰爪，不想一阵风刮过来，把老和尚的袍袖刮了起来，小麻雀情急之中一头钻进了袍袖，鹞鹰见状，只好飞走了。哪知老和尚见鹞鹰一走，却赶紧攥紧了袖口，并且小心地掏出麻雀，口中还得意地念念有词：“哈哈，真是我佛慈悲，老衲好长时间都没有尝到荤腥了，这是多么香的一块肉啊……阿弥陀佛!”正念叨着，老和尚脚下一个趔趄，手一松，小麻雀乘机一抖翅飞走了。老和尚无奈，只好眼睁睁看着麻雀飞远，然后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又放了一回生!”
这是个十分生动的故事，出处我却记不得了。
最近，不经意间忽而又回忆起了这则故事，如果把它当作一则“定理”或者“运算公式”，说不定许多事情都可以带入其中，并会收到奇效。
比如某贪，曾以“廉洁”的政声年年被评为先进，被树为典型，并且很快迁升要职，但落马也快，栽在了金钱面前。事后有人调查他的履历得知，说此贪在当先进当典型期间，所走过的地方(单位、部门)都是穷衙门，他的问题都是出在升任要职之后……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出事是在任要职之后，但我认为，此公在穷衙门当先进典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个贪官的雏形了。只是那个时候，并无“小麻雀”飞来罢了。
以上说的还只是一个在“小麻雀”面前现原形的例子，“小麻雀”一来，“素和尚”马上变成“荤和尚”，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真是比比皆是。
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早就料到自己得不到或者暂时得不到那个诱人的“小麻雀”，于是佛号高颂，好像自己从来就是一个喜欢放生的“素和尚”。这种人善于伪装，在他抓住那只“小麻雀”之前，人们是很难识别他的。不过，“荤和尚”毕竟不是“素和尚”，只要“小麻雀”一到手，他也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他们在不得意时“蓄志”，在“发迹”时翻脸。或许，也可能会有人出来解释，说如果不是这只该死的“小麻雀”飞来飞去地诱人，又何至于让人言不由衷地念佛?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小麻雀”到底是不是“我佛慈悲”赐予的一块香香的肉，特意提供给您的或为您一心向善而由您放生的一个“可证之果”?这当然还是取决于“责任人”的表现的。
一只小螳螂给我的启示
我是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十八年前我在邯郸街头买了一盆“瓜子槿”――花名是卖花的人告诉我的，但我始终觉得她还应该有个别的名字，因为我查遍《辞海》和有关养花种草的教科书也没查出“瓜子槿”属于何科何属。不过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并不在乎她叫什么。尽管“瓜子槿”这个名字叫得有些可疑，但她长势强健，喜欢大水大肥，也耐旱耐瘠，叶基之中长着坚硬的针刺，而且树小态老，形姿宛若远眺山中云树，极富诗情画意。初夏，在新枝腋问盛开漏斗状小白花，虽然花不甚香，但在花落后，还能结果存实，入冬后，果实由绿转红，灿缀于碧翠的叶片之中，经冬不凋，真是堪可玩味。
这盆花1988年随着我搬家到沧州，1995年又随我搬家回邯郸，几经辗转，成为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员。期间，我几乎每年都有它的枝条扦插繁衍，当作礼物馈赠了亲友。也可以说，它现在已是儿孙成群了。
但是，不如意的事也有，它喜肥喜水，夏天就免不了招些飞虫。不耐烦的时候，我就把它搬到窗外去放风。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一天我竟在它的枝叶上发现了一只小螳螂!小螳螂通体碧如翠玉，三角形的头高昂着，尾巴高高地向上卷着翘着，尽管它还没有生出翅膀，但无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个战无不胜而又志高气昂的将军――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怎么知道我这里有一盆“瓜子槿”？
我一有闲暇就去观察它，它的生活习性?它在吃些什么，它会怎样地长大，其实，我很容易地就发现了，它只吃花盆中的小飞虫。
刚开始，我很庆幸我的花盆里有了这支生力军。有了这只像尽义务似的小飞虫的天敌，似乎使我重又悟到“相生相克”这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哲理。但是很快我又有了另外的发现――随着这只小螳螂的长大，花盆中的小飞虫并没有像我期待的一样减少，甚至还在增多。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突然换了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小螳螂是个懂得经营自己的家伙，那么，站在小螳螂的立场上，它肯定是认为在它的这个领地(国度、势力范围、领地、食地甚至单位)应该是小飞虫越多越好的!小飞虫越多，越说明食物充足生活安康(甚至可以使生活阔绰糜烂腐败一把的)。但如果小飞虫少了或者灭绝了，小螳螂岂不是要挨饿受穷?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小螳螂的身份真的越来越可疑了：它很可能更加爱护的是这些赖以生存的小飞虫，而绝不会是我的这盆“瓜子槿”啊。
终于有一天，我还是主动地把这位可爱的小螳螂请走了。这样，我尽可以放心地撤上了杀虫药，把可恶的小飞虫杀了个一干二净。从此，我的“瓜子槿”长势更好了。
――沿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想，还有一个让我无比恐怖的黑洞，在人的社会中一些现象似乎是与此类似的：如人类和粮食的关系――人类总是在向往丰收向往富有，向往总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裳，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有过不完的时光，这当然是合乎人情的一个正面例证，与小螳螂所面对的事实也是一致的，这是容易得到人们理解的。但现实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些现象，如一些不道德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如官场中的贪污者与贿赂者的关系；甚至如一些禁而不止、打而不绝的事件……当然，这都是我闲来无事的时候，一边欣赏着“瓜子槿”，一边努力摆脱的下意识想法了。
爱诗并尴尬着
对于诗――在这里我指的是“现代诗”，也就是说在中国才出现了不足一百年的“长短句”这种体式的文学作品，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基本上不读了。我说基本上不读，不是一点不读，有时只是为了了解一下诗歌的发展动态而读。因为我曾经写过诗，而且，现在还在写一点。最近我还整理出自己20世纪90年代前后创作的200余首诗作，准备再出一本诗集，因为这毕竟代表着我一个时期的文学追求。但是，我又有些惶惑和不安，因为我发现自己竟有些不怎么愿意承认自己是诗人的意思了。最起码我对“诗人”这个称呼起了戒心的，反正现在别人一喊我“诗人”，我会感到脸红发烧的。倒不是因为别的，我是觉得这些年诗歌走的太“远”了，有点走丢了的意思了。更重要的一点，我是觉得现在的“诗歌”好像越来越没有人味了。是诗离开了人群，离开了烟火，甚至说是以扭曲的形象去刻意表现了“另类人生”，所以才又反过来遭到人们的冷遇。这怨不了别人，完全是弄诗的人自己造成的，其中，说不定大家都有一份责任的。
当然，我的这些“感觉”和“认识”让我十分痛苦。因为我曾经爱过诗，而且，是太爱了。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些“痛苦”正是由于我曾经太爱的缘故造成的。由此，我就常常从自身开始检查“诗”和“人”的关系。在这里“检查”两个字可能还轻了些，不如用“检讨”两个字更合适一些。
检讨的结身，大概有八：一是“现代自由诗”能跻身文学艺术之殿堂，所给予的位置太高，以至于太招人眼目。太惹眼了就容易招骗子，也容易让一些心有旁骛的人欺世盗名。前些年，诗坛上乌烟瘴气就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诗骗子”搅和的；二是“现代诗”操作起来过分容易，以致成了文学起步的摇篮。几乎所有的文学作者都有过写诗的经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写诗从业者太多，太多就容易泛滥；三是写诗的人往往有些小才，这就容易使人心浮气躁，面目张狂，不太注重自身修为，常有一种“泼掉一盆水，就以为更换了一个太阳”式的虚妄；四是一部分诗作者分不清张扬个性和人格建构有哪些区别，常常是人格建构不到位，而个性张扬又越了位，误把自负当自信，以至于到死也闹不懂自己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类人除了患有“妄尊自大”症之外，往往还会有“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夸夸其谈”、“华而不实”一类的并发症；五是有些人不写诗时还好好的，一写诗特别是发过几首诗之后就把自己弄得很不正常，人疯疯癫癫，七荤八素，生活上也是一团糟，直接或间接地就成了整个社会的诟病；六是写诗的人大多经济上拮据，但又自命清高，又不能坚持到底，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刚刚吃了人家的酒肉，回头就骂人家傻×。这样的嘴脸就有些不甚分明，自觉不自觉就把自己弄成了个“二丑”角色；七是明知“写诗不为稻粱谋”，却又对身外之物梦寐以求，可又身无长物，百无一能，时间一长，心理上就形成了“酸葡萄”痼疾，从而对金钱对人事失去了客观公正的认识和把握，只剩下一脸的酸涩和一腔的怨怼；八是一些人属于生活和精神上都无所依傍，只有滞留于“语言游戏”中聊以自慰。这类人也许很勤奋，但又因根子上缺乏悟性和激情，往往其越努力离开诗就越远，他们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诗人，但和诗人确属同族同宗，甚至表情皱纹等“生理特征”都酷似，如果这些人终生遇不到严格鉴别，到最后“开一代诗风”“成一代诗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类人虽善于作伪，但又肯于附庸，于诗坛并不具有主动的破坏性，所以常能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同情，因之他们对诗歌的隐性影响也许比我们的想象的结果更糟。除此八款，也许还有多多，在此就不多说了罢。
在我的亲历中，有几桩例子是让我特别不能忘记的。一则是90年代初，我在某学院进修时所目睹的事：一来自西北的某“诗人”不知怎么与一大人物合了一个影，然后放成24寸巨照堂而皇之地供奉于寝室，以为显耀。这还不算，该“诗人”拿了这张照片当资本，又换了更多的资本――与××合了影，然后又与×××合了影，当然这些人都是一水的名人，而且是一个比一个有名。包括臧克家、艾青等著名诗人都被蒙蔽给他题了辞。他先是把自己吹嘘成“中国当代的泰戈尔”、“杰出的天才”、“卓越的文豪”，而后又请人把自己打扮成“当代屈原”、“东方的浮士德”，恍然间仿佛真的就成了“天才”、“巨星”、“大师”、“诗仙、诗圣”与“神话”。他出了诗集，诗集中就插了厚厚的彩页，一满都是大人物的题辞和与大人物的合影，而他的诗却是臭不可闻，“我写诗很简单，就是以女人为圆心，以力比多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就是他诗歌创作的全部“主张”和圭旨。当他死沉死沉的三卷本“诗集”分发到我手上时，我就像脏了手一样立马给他扔到了地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正是一个在诗坛上到处诈骗，并被人追者揭露的大骗子。我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及时地往地上再“呸”上一口，因为至今想来，我还觉得恶心。
如果说上面我举说的例子是曾经让我痛心的人和事，可我也不缺少让我哭笑不得的事例。如某年夏季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大汗淋漓地吞吃面条，有一汉子愣愣地闯进来，非让我听他读他新近创作的《满江红》。读完《满江红》，又读他的《沁园春》，读完《沁园春》，他又从他带来的人造革包里麻利地拿出一大摞手稿……他读的声情并茂，泪水涟涟，而我却剩下半碗面条，再也吃不进去了，因为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人我并不认识，他说他刚从黄山上下来，是参加了《诗刊》社主办的诗会回来的。他见我挺认真地“欣赏”了，就要求我给他的诗做个鉴定，说我给他鉴定好了，报社就答应给他发表。这算什么逻辑?我当然不能给他做这个鉴定，可又没法儿给他做解释。于是这人看出我的“破绽”，最后竟理直气壮地指责我说我拿架子。他说：“你在文联，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我们这些诗人就是想让你给做个鉴定，好在报纸上发表一下，这个忙你都不愿意帮!”结果他怨气冲冲，我张口结舌。不用说这当然让我哭笑不得。后来我碰到报社的人说起此事，他们竟笑作一团，原来是他们被这人纠缠不过，是用这个办法把他打发到我这儿来的。这还能让我再说什么呢?
可是，让我因此去抱怨“诗”?可这与诗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会因此而成为一名诗的“捍卫”者去和那些人“战斗”?这又绝非我个人的爱好，单以我个人的能力，我确实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战斗者”。
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我为了爱诗，也就只好这么尴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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