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酷暑 北京 1976年9月，我等探望柳青，10月，“四人帮”被抓，诗人毛琦写诗一首： 呕心沥血备甘苦，技荆斩棘倍辛勤。
自信单元六十载，躬身落户十四春。
岂料封姨虐文坛，劫后仅余抱病身。
韦由九月吐衷肠，惊雷十月扫妖氛。
伏枥老骥志不衰，沉疴未痊即耕耘。
粉碎“四人帮”，全国一片生机，柳青未等沉疴痊愈，即展纸耕作，同意将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作为向党中央献上的一份心意。我们正担心死神会不会放过他，不料消息传来：柳青来北京了。
一个下午，我和周明看他。
自行车风驰电掣，飞一样地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叫门没有人应，我们破门而入。一阵鼾声时起时伏，格外香甜。进屋一看，我们会心地笑了。柳青蜷缩在凉席上，睡得很熟，浓黑的胡须随着有力的鼾声一起一落。全身是关中农民的装束，褂子对襟，裤腿高挽，脸色稍黑但不发青，肚皮上捂着一把大蒲扇。我们连喊几声，没有把他叫醒。已经到了下午4点钟，该是午睡起床的时候了，我们使劲地摇醒他。他坐了起来，还以为我们刚到呢!
我俩说：“从打招呼和气色看上去，你比去年秋天见你时强多了。”他意味深长地说：“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给我们沏茶，还让我们放开抽烟，说他也抽。他抽的是南方一种叫“洋金花”的治哮喘的特制纸烟，不是普通的香烟，普通香烟哮喘病人是难以忍受的。从吸烟也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大有转机。
我们把新出版的几期《人民文学》交给他，问他后来补寄的刊物收到没有。他说没有。“挂过号的啊?”他叹气：“挂过号的也是一样。”
他询问文艺界和刊物编辑部的情况，兴致勃勃地听，一边听，一边微笑，有时笑得像孩子一般天真纯朴，手里仍然攥着当年那个哮喘喷雾器。我们问他：“这个东西你还是丢不开吧?”他指了指桌子底下说：“又增加了一位。”那是一个橡皮做的氧气袋，我有意环顾了一下他的屋子：一张木床，一张三屉桌，桌上是一些药瓶和生活必用品，桌下是氧气袋，窗台上是姚雪垠著《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样。一间很小的卧室反而显得空荡。柳青除了维持呼吸、争得时间以外，别无他求。
他感叹自己没有一副硬朗的身子骨，担心《创业史》写不完。我们说：“去年见你病成那样，真担心四部写不完呢!按你现在的身体和心情，有希望把它写完。你写第一部花了四五年时间，第二部也差不多四五年，总共不到十年。那时你还是一边生活、一边写作，也是有病呀!1972年周总理就希望你把身体养好，把《创业史》写完。总理多忙呀，还记着你柳青，为了总理，你应该有这个信心。”周总理的话显然触动了柳青，他凝神结想，然后深情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怕把第二部改完也好!”
他告诉我们，《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第一部的改本年内也可以出来，说：“第二部上卷很薄，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个心意!”
这次见面，发现他精神多了，而且想知道文艺界更多的事，又回到这个“界”里来。他打听文艺界的人和事，特意询问草明住在哪里。周明说：“呀，草明?就在附近，你散步即到。”他说：“我常散步，这里出去不就是体育场、体育馆吗!”
他送我们出门，我说：“去年到韦曲，你也是在这样的房楼送我。”他说：“两座楼的样子很像，是的，快过去一年了!”
1977年11月 西安
同年冬季，11月份，我去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500多位会议的出席者来西安报到以后，打听柳青的消息，询问这位61岁的老师能不能到会同大家见见面、说说话。然而，他病重住院。
我旁听文学组的会，会上对柳青的住房、医疗、写作状况十分担忧。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作，好赖却连个助手也没有，搞科研还配备助手呢!女儿的困留问题无法解决，难道还得走后门吗?他“苟延残喘”，朝不保夕，能活几年?还不趁早想想办法?会上不少人强烈呼吁：应该刻不容缓地抢救老作家!我听后大为惊愕。
11月9日上午举行大会，王汶石、魏钢焰、杜鹏程都发言了，不见柳青到来，心里直着急，便离开会场出去打听。工作人员说，接他的车子早已出发，因为还得带上他的一套医疗器械，时候差不多了，可能马上会到。我干脆站在剧院大门口等候。车子终于回来，但柳青没有来。医生不答应接他出去，那怕一两个小时也不成。医生气冲冲地说：“人病成啥样子了，出了事谁负责?”我的心马上沉了下来。
会议结束后，14日上午，朦朦的细雨中，我到陆军医院看望似乎久别的柳青。他躺在一间斗室，鼻子插着氧气管，旁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他的喷雾器，手里握着哮喘喷雾器。这三种器械像卫士似的支撑着一个顽强的生命。人又瘦了下去，眼睛还是那么明亮；说话嗓子有些沙哑，陕北口音显得更加浓重。他说：“在北京时，你还说精神了……看，又躺下了。”我不让他多说话，只听我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都知道，会议材料送来了。”我说：“大家对你非常关心，可惜没有和你见面。”他说：“见不成了，写了篇书面发言，刚才定稿，改了无数遍。”这就是题为《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的那篇文章，登载在1977年第12期《延河》上。这是柳青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就说“四人帮”统治中国文艺界是一场大灾难。他从生活、群众路线、美学、党性各路包剿合围，聚歼“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
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收到北京家里来信，说最近邓小平委托中宣部负责人看望了作家姚雪垠。”然后说：“你的条件也会改善，这已经不单单是你个人的问题了。”他没有吭声，沉默一会儿后，重重地吐出一句话：“小平同志不容易!”
我还告诉他，前天会上，有位同志激动地说，写农业方面的伟大作品是《创业史》和《金光大道》。给《创业史》冠以“伟大作品”的评价，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至于《金光大道》，浩然自己说他的创作“忠于生活”、“忠于艺术良心”、“原汁原味”，但是，乏诗，所幸的是它和八个样板戏一荣俱荣。我又讲了讲北京文坛对《创业史》的好评和某些看法。他起身下床，挪到小圆桌旁的旧藤椅上，开始了他以下颇有见地的谈话：
“任何作品，假若是优秀的，那么，他必定是为群众所公认、在群众中享有最高威望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少数，你的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用不着评论家担心，群众一下就能够确定，群众最快。主要是广大群众。评论家不相信群众的评论，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他加重语气地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运动，也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倘若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了。”
“写作品，不要梦想轻而易举能够成功，要经过读者反复地看、反复地争。一个作品出来，必须创造机会，进行原则性的争论，让人家提出最严格的要求，容许人家最充分地分析书的 缺点，也容许有人辩解。辩解的人不算绝对地肯定，分析缺点的人不算抹煞成就。然后，看群众的反映，广大群众评判作品，既快又准，一定要交给群众。我认为，这是我们文学登峰造极的唯一途径，但也是非常崎岖的艰苦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你生前不这么作，死后还得怎么作。应该争取经过争论，这是我一条最重要的意见。”
我劝他靠在藤椅上歇一歇，不要累着，他说：“我今天觉得很好。”然后向嘴里喷足药雾，闭了闭眼睛，片刻之后，神情肃然地说：“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部力量都在作品里头，作品以外，任何评论家都给你加不上去。高明的评论家，能够发现作品优秀的地方与薄弱的地方，他的分析比较细致一点，提到一定的高度上，让作者与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不过，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长远的影响在作品里面。不要像有些人对‘样板戏’那样，忽儿往上加优点，忽儿往上加缺点。”
又说：“你们搞文艺批评，不要列一系列书名，给作品排队。说哪本书，就是哪本书，具体分析具体内容，一本一本来。不要拉在一起，开书单，好像代表官方，这样不符合文学的特点。也不要‘重评’，绝对不是‘重评’的问题。“重评”给人的印象，是重新评定，重新肯定，别的作品都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都评错了?”
接着，他又激动起来，骂江青，说江青根本不懂艺术，“她搞艺术完全是为了推行其阴谋政治。”
他过度兴奋了，得赶快打住。一位女军医进来查病房，我退了出来，伫立在门外。
医生出来，我询问病情。看来，医生一些乐观的话，是为安慰亲友们说的。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求告医生说：“他是一副硬骨头，了不起的作家……大家把他托付给你们了!”
天阴得很重，病房的过道光线昏暗，我的心蒙上了一层阴影。雨下大了。
1978年5月 北京
1978年5月的一天，中青社王维玲、南新宙先后打电话让我到朝阳医院去，说柳青找我，让带上几期《人民文学》。
他盘坐在病床上，说：“过一天是一天，又拖了整整半年。你是去年11月看我的?”我说：“是的。这半年你不简单，《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陆续发表了。”“逼一逼好，逼着你不改不成。”
我说：“读者会问：《创业史》第二部里有什么新东西?第二部上卷出书后，好像没有发表评论。”他说：“第二部上卷里有什么新东西也说不来。不要写文章。写文章不到时候。听说你写了一篇?”我说：“我是想从解剖麻雀中学习文学，培养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我选中了《创业史》。写评论文章就是写学习心得。你有什么意见?”他静了静，说：“一个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我的书不能说全好。要分析形象，要就作者的意图和形象达到的程度进行评论，不要评价太高。”他举了例子说：“有些作品的争论，是思想的争论，不是文学的争论；有些作品作为传统教育可以，作为文学水平则不高。还有一些作品，经不起问上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觉悟、他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他把生命拿出来，但他的英勇、他的牺牲精神从哪里来的?从教育来的?生活中来的?先天血统来的?光说不行，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说到这里，他忽然问道：“有一本叫《战争风云》的书吧?”我说：“有，是一位美国记者写的长篇小说，受到过尼克松的推崇。”他让我介绍书中的人物、结构和写法上的一些特点，要我给他借一部来。从他要刊物、要借书等情况看，估计有望实现他自己年内改完《创业史》第二部的计划。
我们很自然地谈到《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构思情况。他沉浸在另一世界的遐想中，走进1954年合作化时期的蛤蟆滩。“下卷有几章要写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顿时，他面部表情活跃起来：“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省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代表会，全县已经发展了10个农业合作社。会议期间，村子发生变故，一解决就结束。事故――乱了――吵架――解决一完了。”
当我们议论起两个农村妇女改霞和素芳时，他说：“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说郭振山破坏人家的婚姻。素芳大哭，是哭旧制度。这个人后来代替欢喜妈当了队长。有个同志自命不凡，要砍掉改霞，我说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政治不是两条线，任何时候都是三条线，一个世界，还有不结盟国家嘛!一定的时候，第三条线上的人是多数。”
接着，我们又议论了一番《创业史》新版的插图，他兴致勃勃地打开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英文版《创业史》，说关于书名的翻译，闹了个大笑话，还经过一番小小的争论呢!
我告诉他，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马上要恢复，全国文联即将召开全委扩大会，《文艺报》决定复刊，我已经归队，离开《人民文学》。他连连点头，问了筹备文联的人选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问答之间，他完全是一副主人公的姿态。我为他重新回到这个“界”而高兴，为他充沛的情绪而感动。他大女儿刘可风说：“爸爸近日来精神很好，饭也吃得香，有时看不住，一个人偷偷下床跑了。”柳青也笑了。我看见柳青一边笑，一边大口大口吃着碗里的酱肉，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一会儿，姚雪垠和江晓天来。鹤发童颜的姚雪垠，现身说法，证明生命在于运动，62岁不算老，劝柳青增强信心，安心养病，把四大部作品完成。柳青放下酱肉碗，说：“胃口还行，比你是不行了!”但语调并不灰心。
为了让他休息，大家告退。我们在楼道不约而同地说出各人的估计：改完《创业史》第二部，恐怕问题不大了。
全国文联会散以后，我又参加电影界创作会，正要给柳青送《战争风云》时，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月不到，6月14日，传来柳青先一天逝世的消息。
向遗体告别。人已经缩成一把骨头。
柳青遗留给人们的，不但是《创业史》，还有他自己的形象。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
1983年 长安县皇甫村
6月9日上午，我们一行到柳青墓上献花圈，依稀塞外访古，虽不是“白骨露于野”，却不胜“独留青冢向黄昏”，未尝不教人怆然而涕流。沿神禾塬南下，柳青的故居，屋舍墙院荡然无存，宅基也已塌陷，我站在西南角一丛荒草之上想像《创业史》怎样在脚下这一小块土地上出世，想像文革期间满身疮痍的柳青站在这里慨然长叹，久久久久地。呜呼，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创业史》留在国家图书馆的架子上，但是此地什么也没有，荒芜、空寂，空寂、荒芜，半生顿踣、死后寂寞，噫吁兮，这废墟上的冷寂!
5年过去了，这个人的形象还是那样动人。他的一生教人敬慕又让人困惑，他的死，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十分难过。 5年过去了，更感到他的魅力。
6年前，冬，西安陆军医院，他边咳边喘地对我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要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倘若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人点头。”
柳青一生热爱农民，最后变成农民。他取得农民的资格以后，便以中国农民代表的身份表现中国革命。他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美不胜收的生活细节建造而成一座庞大的宫殿，一砖一瓦都是清晰的。作为中国农民的翻身运动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时，各阶层农民的面貌和心理的目击者、表现者，柳青感动了中国。
一个年青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春雨又下起来了，淅淅沥沥地……
只要不把《创业史》仅仅看作“社会主义高潮”语境下的文学、一部社会史，而是把它看作受苦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的鼓动下的理想国、心灵史；如果将个性特色、思想特征和审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的话，那么，梁生宝、梁三老汉不会过时，《创业史》不会速朽。
这位堪称伟大的作家，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他曾经穿的是西服、干部服，如今穿上对门襟的老农衣；爱吃羊肉泡，也借进城之便过过西餐瘾。他通英语，学俄语，做翻译，读原版。他从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那里偷火炼自己的诗。他对农民的爱以及对于陕西农民的孝、厚、勤、犟、朴的刻骨的称颂，他在艺术构思、叙事策略、心理描写诸方面打破老一套的技法，以至将三秦的地域文化、关中方言口语提升到审美的层面，新颖而有意蕴，在完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方面，《创业史》有功。
作为陕西人，我们怎样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呢?
柳青不是苦行僧，但他生活得太苦。他远城镇、近穷壤，摩顶放踵以“悟道”。他引用过佛经上的话：“不受磨，不成佛。”怕苦，学不了柳青。
塑造艺术典型是作家最苦的事。艺术典型是人际关系、社会矛盾的感性显现、个性显现，细节支撑一切。回避生活矛盾(以至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无以成典型；失却心灵世界的冲突(甚至异常激烈的内心冲突)无以成典型。《创业史》写的就是草棚院的“对立统一”、党内人物的对立统一，各色人等五光十色的心理活动。他思想上执着的激进失败了，厚重的艺术刻画胜利了，微妙的心理描写成功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柳青又拯救了柳青；消解了柳青又成全了柳青。他来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诚，既刻意地迁就(自己设置的)“典型环境”，又神使鬼差地同(自己设置的)“典型环境”相龃龉，形成中外经典作家通常出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他所忠诚的“党内斗争”，恰好与蹂躏他的“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出一辙。
柳青去世5年了，他的遭遇太惨，贡献却大。他穿布衣，吃粗粮，哮喘着，把精品捧给人民。“三年困难时期”，他把《创业史》的稿酬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建医院，自己却拉扯一大家子艰苦度日，继续吃他的草。他铁骨铮铮的艺术生涯，绘声绘色的现实主义才情，岂以一眚掩大德，他的创作经验耐人寻味。
告别柳青的墓地，我和皇甫村土生土长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女子一块儿等车。我问：“知道柳青不?”说“知道”。“读过《创业史》吗?”她们摇了摇头，有些不好意思。
眼前有景写不得，老贺有诗寄深情，10多年后，读到贺敬之的《皇甫村怀柳青》：
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
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一个干瘪的陕北老汉常常浮现在我在脑海。临终时体重不到50公斤，只有一对眼睛荡漾着生意。
柳青的悲剧
关于《创业史》，我写了一系列文章，集结成书――《与小说艺术》，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外写了《新版的修改情况》。我对《创业史》的评论和分析，虽然着眼于“小说艺术”，但是政治思想上仍未摆脱政治标准优先、政治热情可贵的老套路，以为农民政治运动的文学化是柳青高度革命责任感的表现，对柳青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巨大反差却没有抓住，以致把柳青迷信化了的毛泽东思想当作柳青深化文艺创作的路线保证，从而对《创业史》真正的艺术价值体会不深。
在《新版的修改情况》一文中，我竟然肯定柳青大删大砍爱情描写中关于人性的渲染，似乎这就是艺术领域内彻底的“兴无灭资”。像以下这些描写：“爱情，改霞现在才体会到，对于待嫁的姑娘，简直是燃烧在心中的一堆红火。”“她将身子紧挨着他茁壮的身子，肘子擦着肘子。”“生宝想：一搂抱，一亲吻……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都被他一笔抹去了。
富农姚士杰在磨房诱污素芳，素芳反而在“不卑视她”中感到“亲热”、有“乐趣”，以至于后来“逆来顺受”，诸如此类的、富有人性色彩的心理活动和具体描写，概被删去，似乎这样作意味着新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的决裂，我却肯定说：如此删削“更干净了”，“读者可以想像出来的情景，没有必要明写，特别是有自然主义嫌疑的部分。”
至于在郭振山和改霞的对话等部分中，有意加进点名批判刘少奇的话，以为这是“重要的修改”，当然是柳青“领袖崇拜情结”下的回潮和配合，对此，我倒是明确表态：深感不解。
柳青在世时始终强调：“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又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难道一个人不懂得生活，就懂得政治了吗?总得先懂得生活，然后才能懂得政治。脱离生活，那政治是空的”。(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柳青一生紧跟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即便文革几乎毁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在柳青眼里，罪在林、江，而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正确和伟大依然正确和伟大。柳青虽然长期深入农民、发掘农民身上最为可贵的传统精神以及他们的恋土之情，但是，他服膺的“无产阶级政治”没有经受住农民实际生活的考验，反而成为农民历史性灾难的主要根源；柳青深入到农民的灵魂，却未能摸准农民的脉搏；柳青的悲剧是生活造就了他现实主义的艺术画面，“政治”却要把他引入歧途。
柳青的悲剧也是我研究柳青的悲剧。
柳青伤痕累累，“革命现实主义”伤痕累累。
柳青是一个典型，代表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时期，既代表了17年的中国文学，也代表了40年代中经文革特殊时期到新时期开端前的中国文学。柳青《创业史》的出现和修订，标志着现实主义被异化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的成就和终结。
廖沫沙长歌当哭
廖沫沙质朴尚义，热情旷达，特别爱笑，老 人笑起来很天真，很可爱。
廖沫沙结束十多年的监禁生活，回北京不久，刘茵去朝阳医院拜望了他。当刘茵告诉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结集出版《“三家村”札记》时，他突然进出笑声，继而大笑，异常激动：“哎呀，你不怕成为我们‘三家村’的走卒吗?”
刘茵答：“你们‘三家村’四海扬名，连小孩都知道，只此三家，别无分店，想参加而不得呢!”接着，对廖沫沙说：“你要听一首儿歌吗?我女儿跳猴皮筋时唱的，一跳一蹦地，痛快淋漓地，唱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
听完儿歌，廖沫沙乐得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哈哈哈――这――这得感谢江青，她竟使我这个小人物举世闻名、童叟皆知了!哈哈哈――”又一阵爽朗的笑声。
她被这笑声震撼了。
8年监禁，3年流放，饱受折磨，没有沮丧，没有消沉，通脱大气如廖沫沙者，国中能有几人?
廖沫沙1930年入党，入党后3次被捕入狱，几十年中不间断地从事党的宣传领导工作，文革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原统战部长，文革开始，拿北京市委开刀，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广播和报纸上的批判文章黑浪般地向他涌来，他知道大难临头，但不惊慌，突发狂怒，直奔北京市委，质问有关人士：“《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一文所加的编者按语符合事实吗?”随后，即被关押，遭批斗，死去活来。
廖沫沙约我来家闲聊，家住前三门大街，我和刘茵趋前造访。
廖沫沙见面就和我交换起学习心得来。他说他熟读马列，酷爱哲学，出狱后埋头重温马列，收获大得不得了。他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很值得研究。说着，便从他身后的玻璃书橱取出《自然辩证法》一书，让我们看他画满圈圈点点的地方。他说，《自然辩证法》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着眼于科学，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总结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从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总结出辩证法的哲学方法，使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反过来又加深对于社会哲学的研究，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它是普遍的规律，对各个门类的科学都有指导作用，从而，为人们探讨学科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方法。
他又加重语气说，《自然辩证法》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估价，高得很啦，认为他们是用科学推动社会的动力，但是，请问：你能在恩格斯的这些言论中找出哪怕一点点要对文化、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意思吗?
他竟然这么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当然伟大，但未能把自然科学的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矛盾”固然普遍存在，而“实践”经验才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他悔不当年，没有发现《自然辩证法》这一极端重要的伟大著述，不然，他会更加清醒地对待文革。
他此番谈话，有深意存焉，但我当时未能深刻理解。今天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不能说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关系。
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廖沫沙怒不可遏。
1967年夏秋之交，廖沫沙和吴晗同台受批斗，“同村之情”加上“同台之谊”，廖沫沙倍感滑稽，窃笑又自嘲。中午，俩人反锁在一间屋里，他见吴晗垂头丧气的样子，反倒乐了起来，偷偷跟吴晗打招呼道：“老吴，咱俩成名角了!”吴晗将头抬了起来：“什么名角?”“演戏呀!我们是梅兰芳、程砚秋，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可就唱不成喽!”吴晗的眉头舒展了，书生般憨憨地问道：“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唱的是《五斗米折腰》呀!”可不是吗?昔日的官员、专家、学者，今日的黑帮、反动权威、走资派，一同被扭着胳膊、同坐喷气式，此乃谓“折腰”，但他俩谁都明白此刻“折腰”非为“五斗米”!批斗结束，返回的路上，廖沫沙想起刚才苦中作乐的一幕，自觉有趣，暗自凑成一绝，诗曰：
书生自喜投罗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太有个性、太有趣了!
在铁冷的监狱里，廖沫沙依然流露出真性情，一身正气，宁折不弯。1967年的一天，来人问他一位外调同志的情况，在“一言可以丧命”的恐怖环境中，廖沫沙竟然较起真来，义正词严地说：“我不熟悉XXX这个人，如果让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你们这样逼供，什么材料也得不到。我已经罪恶滔天了，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我是等人判我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1972年，廖沫沙被流放到江西，一位“中央来的同志”找他谈话，在那样的环境气氛里见到能够倾吐心声的人，他意外地兴奋，于是将自己的困惑和盘托出，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是入党几十年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楚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是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斥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是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革命。”听到这儿，陪坐一旁的看守双目圆瞪，大动肝火：“简直反动透顶!你不是反革命怎么跑到这儿来啦?”廖沫沙被激怒了，毫不退让，拍桌怒斥道：“你既然给我定了性，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也不用谈，枪毙我好啦!一个人不是只能死一回吗?”阶下囚竟然铁骨铮铮，狱卒们气急败坏，“上面来的人”瞠目结舌。
丙寅仲春，廖沫沙赠刘茵一挂条幅，一吐当年的心曲，像是“打油”，但却是真正的诗――直追鲁迅的新打油。上写：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倾国动干戈；
三家竖子成何物，高唱南无阿弥陀。
公审“四人帮”，大快人心，次日，廖沫沙向我们备述一切。
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审判。公诉入指出，江青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诬陷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廖沫沙出庭作证。他非常愤怒，说：江青诬陷我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几十年中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1933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多次到我住的房间闲谈。1955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制造冤案诬陷我，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庭审中，廖沫沙控诉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 晗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罪行，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达10289人之多。江青，国人皆日可杀!
审判员问：“江青，廖沫沙的揭发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不但不认罪，反而辱骂证人，审判长多次制止，江青不听，唾味飞溅，继续扰乱法庭。廖沫沙怒火中烧，猛击桌案，大喝一声：“住口!”声震大庭，“证人”席上的名牌被震落在地。他大声如吼：“江青，你们这伙人作恶多端，人民对你们恨之入骨，你们罪责难逃!我要求特别法庭对犯有累累罪行的江青坚决依法进行严厉的惩办，决不宽恕!”审判长一声令下，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解下灰溜溜地退出法庭。
……
介绍完血泪交织的一幕，廖沫沙又像往常一样忘情地笑了，依然笑得天真。
廖沫沙被监禁8年，独居幽室，面徒四壁，连舌头都变得僵硬了，成了会说话的哑巴，如今慷慨陈词，岂不快哉!
笑的背后，是狷介之士的轻蔑和悟道者的清醒。
最后一次同廖沫沙分手，他赠给儿子一幅字，同时打开一个纸烟盒。
题儿子：“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书赠阎力小同志廖沫沙年月日”
烟盒可能是他从监狱带出来的，上面是字迹模糊的一首诗：《读某期刊有感》，可谓谏诗，最后两句是：
若道文章皆祸水兴亡何须动吴钩
胃出血，昏死过去
1975年夏，结束长达6年的干校生活，我告别收容我的另一个文化部五七干校――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和朝夕相处的《团泊洼的秋天》的作者郭小川，借调回京，参加以袁水拍为主编的“复刊”《人民文学》的工作，半年多后，胃大出血，昏死过去，住院抢救治疗。
隆福医院的病房里，成了自由论坛，凡是能说话的重病号没有一个不骂江青，没有一个不怀念周恩来、同情邓小平的。离医院不远处的天安门如火如荼，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护士长管辖的病房里，只要她代表院党委组织读报讨论，我就想起契诃夫笔下的《第六病房》。后来，我们嘀咕了一阵，开始造反，抵制读报受训，拒绝写稿表态。“我们是病号!”形容枯槁者的呻吟之声压倒了与大喇叭里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同出一辄的鸹噪鸠鸣。破罐子破摔，你能把一伙苟延残喘的危重病人怎么着!
刘茵和女儿探视，必从天安门抄诗送来，必告当天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最新消息，病床上很不平静。
输血，抢救，化验，骨髓穿刺，终于排除白血病，但究竟算什么病?住院五六十天，查无实据。
正值批邓高潮之际，《人民日报》发文报道，题目是《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基调还是批邓。
唐山地震，我带病同周明即刻赶赴唐山、丰润一带进行现场采访。吉普车进入远郊区，腐尸的恶臭味直扑鼻翼，我们戴上特别加厚的医用口罩，并且不惜喷洒酒精，然而，无法抵挡那混合而成的另一种刺鼻的怪味――难耐的腐尸味!遍地是塑料布包装的尸体，从大卡车上用铁勾子一捆一捆钩下来，掉到来不及刨深的土坑里，上面复盖一层薄薄的浮土。空旷的田野上，满视野的塑料袋在阳光照射下放出闪闪的银光，阴气疹人。卡车过后，就是狗的世界，狗的盛宴。到处是吃人的狗，这时的狗变得与狼无异，观者顿觉无名之恐怖。
唐山的地面已经塌陷，火车站的铁道扭成麻花，至于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摧毁，唐山基本上夷为平地，废墟之上血肉模糊!
进入市区，整个唐山瘫倒在这里，一片瓦砾，各种姿态的尸体充斥眼睑，摇摇欲坠的阳台上，倒挂着残缺不全的男男女女。
这里已经留下华国锋主席临场指挥的身影。
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换取深深埋于废墟下断气的残躯。我们在帐篷遇见《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唐山人没了亲人没了家，唐山人没有亲人、没有家，唐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解放军个个是亲人。在丧失天地良心的文革中、地震灾害的毁灭下，出现了充分人道的唐山大家族，也是中国痛史上的一大人文景观。触景生情，我变成一个健康人，一个精壮的小伙子。
最可怕的事果然来了
1979年6月的一天，我被诊断为“胃平滑肌肉瘤”。“肉癌”不是“肌瘤”。胃平滑肌肉瘤不叫胃癌，但和胃癌一样，同属恶性肿瘤，也可以说我是得癌了，果然得癌了，我最怕的事到底来了!
文革时期挨斗，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已经上了中央的名单，说苏修打来如何如何，甚至威胁说枪毙我。逼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当然，非常狼狈。
但是，怕癌。一、文革折磨，心力交瘁，难免得癌；二、“不治之症”，不可抗拒，冤哉枉矣。岂料，怕它，它偏来，倒霉逐了!
酸－辣－苦－甜－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斗批－走－生－老－病……全让我给赶上了，阅尽人间春色。
我躺在协和医院地下室的病房里，病友们谈论最多的是生，而非死，像没事的人一样。夜晚，不眠而思，思前想后，一幕幕地过电影。我是不是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就这样带着一笔糊涂账走到人生的尽头?下月，就是我47岁生日。
我到医院前楼单人病房看望我所在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百废俱兴，中国文学事业正需要他登高一呼时，却患了直肠癌，不过手术很成功。光年现身说法，诸多安慰。
我保留了3/5的胃。
探视时间，朋友和同行们接踵而至，刘锡诚一出病房眼圈就红了。他们和我交谈时不是乐呵呵的么?是来和遗体告别吗?
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情所打动。
当我动完手术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时，收到新出版的《人民文学》、《湘江文艺》等刊物，读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康濯的《分秒值千金》以及陈忠实的《桃园三老汉》和《信任》。兴奋之情难以自己，遂于落日的余晖中斜卧枕边记下粗粗几笔，作为“校后又及”补入《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一文的清样。也是这个时候，我的《“现在还是放得不够”》(因为有人指责“伤痕文学”散播绝望感伤情绪，说现在“放”过头了)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出院后，发表了我与孙犁、韩映山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通信。
手术出院，精神不错。不注意休养，不注意锻炼，不注意营养，做病愈健康状，岂知恶瘤术后的存活期未可预卜，大意不得。中篇小说兴起，文代会召开，工作忙碌，文坛热闹，“肉瘤”不“肉瘤”的事，也就不及细究，渐渐淡漠了。
胃平滑肌肉瘤，这可怕的恶魔，是光焰无际的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终生难忘的纪念。
我非常害怕，以后不再怕了。不怕，死神反倒不来纠缠。
西湖遇仙
又一年，《两湖》杂志的同行高松年来信，一再约我去一趟杭州，说《西湖》编辑部的音乐编辑老区有特异功能，会治疑难病症，诗人公刘接受过他的治疗，效果甚佳，云云。老领导张光年闻讯后，关心我的身体，传话让我不妨到南方走走。
按照松年的安排，一个大早，我们赶到龙井。龙井是老区每天饮茶、带徒弟的地方。松年说：“老区喜欢写小说，他知道你。此人怪脾气， 不爱听客气话，不接受礼品。你不要说你专程前来，装作喜相逢的样子，其它话由我来说。记住!”
啊，这就是孕育龙井茶的地方!
我随松年拾级而上。
众星捧月，虔诚，飘逸，神奇。
我们的到来对他毫无影响，任何反应也没有。他特地要来一杯上好龙井，让人递在我的手里。
众徒们围成个大半圆，我坐在圆心，我的全身上下前后左右投射来乱箭似的目光，像针扎一般。他们有的双眼紧闭，有的干脆背对着我，有的脑袋深深地低下，只听老区轻轻地发问：“心脏怎样?”众徒们齐答：“正常。”“胃呢?”“正常。”“十二指肠球部?”“正常。”“好了，就这样!”众息声。老区呷一口茶，松年俯耳过去，接着，送客。我连声道谢，他仍无反应。
“这就放心了。”松年说。归途，这位评论家才告诉了我事情的底细。
“一天，我刚打开你寄来的信，老区正好从旁经过，马上指着你的信说：‘这个人胃里长东西了!’他从人的字迹能看出人的病情。‘胃里长东西’就是得胃癌了。我怕刺激你，没有直说，只是催你早日南下。”
“我胃里确实长了恶性肿瘤。”
“据说是良性的。”
“不，恶性的。你直言以告，我有精神准备。”
“现在没事了。刚才老区说，你胃里的东西没有了，情况正常，手术成功。他说，从你字迹诊断，胃里的确有东西，今日一看，没有了。他说，你今天来使他弄明白，留在字迹里的是旧信号；新信号的反应有个过程。”我大为震惊，问：“那就是说刀到病除?”“是的。”“需要吃什么药?”“什么药也不用吃。他只让你注意两点：一、休息太差；二、吃蔬果太少。”又补充说：“前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他拍了专题片，名声越来越大。他学音乐指挥，造诣很深，脾气古怪，刚直不阿，1957年挨整后，单身一人，突然半身不遂，练气功治病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有特异功能。”
住在西子湖畔，竟无赏心乐事之欲，却想得很多。冷风袭来，感冒受凉。黄昏时分，漫步街头。
远远看见老区对面走来，他也发现了我，不等我开口，他就止步，伸胳膊、摇手，像碰见瘟疫一样，急急地说：“你感冒了，你感冒了，对面有个中药铺，快买几包板蓝根吃吃。”说完，扭头就走，唯恐躲避不及。
我对老区其人，信任大于疑虑，因为他说我说准了，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诊断，不能不佩服他特异的感觉和待人之真诚，我感谢他。这个正派的文化人，倔脾气，好心肠，业务上也强，至今为人所景仰并津津乐道。
回到《文艺报》
1978年5月15日，文联各筹备组开会，会议决定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5月27日召开。不料大会召开的前夕，急电应召来京的徐迟，为病中郭沫若主席起草的书面讲话被于立群和王廷芳全盘推翻。明天开会，情况紧急，筹备组领导林默涵、张光年、冯牧立即决定谢永旺、刘锡诚(后来加进我)连夜起草郭老的讲话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三人分工合作，整整一个通宵写出《衷心的祝贺》一稿，第二天，送郭老病房，郭老听完后点了头，但夫人提出要作些修改：再短些；表达郭老病中百感交集之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再加强。27日上午，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举行，郭沫若主席的书面报告《衷心的祝愿》一经演员于蓝凄惋而激奋的音调朗诵，全场一片叹怨、唏嘘之声。文艺家们庆幸劫后余生的重逢。
从此宣告全国文联和各协会重新恢复。
大会决定，《文艺报》1978年7月复刊。
“新时期文艺”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会的决议中。
中国文艺史进入“新时期”。
《文艺报》复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满身疮痍的《文艺报》，站起身来，抖擞精神，代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艺家们向着真正的“文艺黑线”进行控诉并发起攻击。一面是同仇敌忾，一面是同病相怜；一面是推倒文化专制，一面是张扬文艺复兴；一面背负传统的包袱重整归部，一面打开因袭的闸门扩充新军；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52号一座于会泳部长当年坐镇的小院里，聚集着义愤填膺的编辑和记者，冯牧和孔罗荪器重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文艺报编辑部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收发报机，《文艺报》又成为文坛的晴雨表。
编辑部人员不多但工作效率极高。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知疲倦地议论，不遗余力地编写，连饭都要打回来吃以便接上刚才的话茬，那份上劲、那份融洽，在《文艺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清算，《文艺八条》的大翻案，“天安门诗抄”的大松绑，“黑线人物”的大翻身，三中全会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大爆炸，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大清理，群情激昂，口诛笔伐，《文艺报》气壮山河。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参谋部，又是对外开放的文艺沙龙，不少中青年批评家来这儿做客神聊，聊着聊着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了。我们的主编冯牧，同时领导的另一个骁勇善战的部门――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就在马路的对过，江晓天、顾骧、刘梦溪、郑伯农、李兴叶等一帮笔杆子，像一家人似的，经常走动，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激昂慷慨，捶胸顿足。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我们策划否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我们讨论作家“干预生活”问题：“歌德”还是“缺德”，我们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迎接“伤痕文学”的潮头“来了，来了!”我们专访“右派文学”作家，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气壮地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势如地火奔突，如狂飚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我们举办了好几期“读书班”，联系和扶持一批文学评论新作者如黄毓璜、童庆炳、刘思谦、吴宗蕙、萧云儒、谢望新、李星等，把那些文革前写评论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写(是不是“今后洗手不干”)的中年评论家如单复、王愚、潘旭澜、宋遂良等邀请来京参加“读书班”，授命撰写重头文章，这批中青年评论力量在新时期为创作披荆斩棘，蔚成大国。我和谢望新不约而同地把“读书班”誉其名同“《文艺报》的黄埔军校”，直至今日，大家谈论起来仍然激动不已，“你是‘黄埔’三期的吧?”“永远忘不了那个‘黄埔”’。
那时的编辑部好像密州出猎的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那时的编辑部诸同仁荣辱与共，谁也少不了谁，人人平等，个个都是上足了发条的陀螺。
唐达成、谢永旺、刘锡诚和我，有“《文艺报》四汉子”之称。1978年，恢复《文艺报》时我们整天工作在一起。光阴荏苒，转瞬已是廿年。我和谢永旺1956年来《文艺报》时，唐因、唐达成就是编辑部的正副主任了，风狂雨骤，劫后余生，二十年后重返《文艺报》，唐达成已到知命之年。编辑部诸君个顶个，一个也不能少，其所以单把我们称作“四条汉子”，原因只有一 个：“个头”!不是“武大郎开店”而是武二郎开店。我虽赢弱，属高挑儿身材，也就勉强搭了进去。这四个人的身高都在一米七六上下，因而得此诨名。编辑部除我等外，还有个头高的，为什么单单是这“四条”呢?一天，风乍起，凉气袭人，上班进屋，我们四人一水儿黄卡机布的风衣，像是彼此商量好了似的，从此以后，“四条汉子”的命名始告成立。
1996年7月28日，我、刘锡诚和刚从作协党组书记的位上退下来的唐达成，随太行自然保护区考察组一行，驱车来到群峦积翠的苍岩山。上山容易下山难，365级石磴道可不是好对付的，石湿苔滑，须格外小心。三人行，时而手抓铁链，时而挽臂相扶，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独立行动，不相信自己老到了连下个台阶还要人护着的可怕程度，但是，就在这个当口，脚步不稳，三人几乎同时打了个趔趄，赶紧互相搭把手，差点没有摔倒，摔倒可不得了，起码来个粉碎性骨折。约10年前，公共车启动，轻轻一滑，我摔了个大马趴，髌骨摔成了七块，住院数80天，至今落下病根。达成说他已经70多了，头顶落霜，“老了不是?”我看他风采依然，红光满面，锐气不减当年，文辞、诗兴、书法俱佳，腿脚也还灵便。至于锡诚，更不在话下，60岁的小弟弟，壮小伙子一般，行如风、坐如钟，连轴转不带累字，使用286的小电脑硬是拿下一厚本《中国原始艺术》。我的身体不如他们二位，但轻瘦，行路易，而且喜欢走路……想着想着又一滑。“小心!好汉不提当年勇嘛!”“好汉?”我们想起“《文艺报》‘四条汉子”’，一晃将近20年!正说着，三人又相互扶了一把，达成感慨不已：“相扶走啊!”我说：“当年四条汉，转瞬相扶走。”锡诚叹了声，说：“阎纲打油，好，继续下去。”达成接着凑成四句，脱口而出：“当年四条汉，有志气如牛；转眼相扶走，莫怀千岁忧。”哈哈哈，三人大笑，不胜今昔。
下山后的第二天上午，达成书法留题，借他行云流水的笔势，记我等似水易逝之流年。飞龙走蛇，一挥而就，只见那上面写着：
当年四条汉 有志气如牛
而今相扶持 莫怀千岁忧
一九九六年盛夏与阎纲锡诚同志同游苍岩山景区山陡路滑相互扶持而行因忆及当年同在文艺报工作与永旺四人同被称为四条汉子而今白发苍苍然扶持而行因与阎纲凑打油诗四句聊志纪念以寄感慨
――唐达成书并志
1999年，达成肺癌殁，病中曾题写联句：“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身后有书画集《达成书画》问世。
跟《文艺报》一起蜕出灾难
《文艺报》，人称“文艺《红旗》”，文艺界的晴雨表，是非之地，毛泽东历次的文化整饬多从《文艺报》寻找突破口，《文艺报》伤害的人不在少数。
1956年深秋，我来编辑部报到，跟随资深编辑访问一些满肚子窝气的作家。丁玲躺在颐和园云松巢的躺椅上，听说《文艺报》来人，扭过头去，不屑一顾。艾青出言不逊，说《文艺报》是公共厕所，谁愿意拉屎谁随便拉。又听说《诗刊》派人去看冯雪峰，请教怎样才能把《诗刊》办好，雪峰回答说，要么办成19世纪的《诗刊》，要么办成21世纪的《诗刊》。1956年底作家协会的一次肃反审干总结会上，刘白羽的总结报告刚一结束，陈企霞就要求发言，说：那不过是一座宫殿烧毁之后所收获的一堆木炭罢了!反右来了，天翻地覆，文联大楼的401会议室成为批斗的会场兼法庭，《文艺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占全体人员的比例之大令人咋舌。萧乾、钟惦?、唐因、唐达成纷纷落马，沦为贱民。此后，我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经历了好多大事件、大斗争、大运动，惊心动魄。我亲眼看见作协党组怎么砸开陈企霞这只硬核桃，亲见丁玲被开除党籍时怎样流下沮丧的泪水，许广平声色俱厉地指骂冯雪峰“鲁迅死了你还咬鲁迅一口”!音犹在耳。周扬在首都剧场做《文艺战绩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我在前排做纪录，胆战心惊。文革来了，横扫“当权派”一大堆，《文艺报》连锅端，发配干校劳动改造，“五一六”案冤枉“造反派”一大片，“好人”所剩无几，“左派”告急。
《文艺报》的工作人员精忠敬业，一心一意想把新文学推向前进，做梦也想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可是，17年间，从《武训传》到反胡风，到批判《红楼梦》、“反右”的《再批判》，到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到1964年“假整风”批裴多斐俱乐部，一直到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文艺报》吓破了胆，朝不保夕，赶紧把《题材问题》专论以来发出的防“左”信号收回，赶快掉转枪口描准修正主义。
为了服从上峰、紧跟形势，17年来，《文艺报》到处放枪，枪口对外，又对内，伤了文坛的元气，同时充当自己的掘墓人，花落知多少!直到“还嫌‘左’得不够”的横扫、“文革”的互相残杀，《文艺报》灭了不少有良知、有才华的作家，写下文坛大段大段的哀史血泪史，《文艺报》自己把自己也给毁了。我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名小编，情愿充当这个阵地的驯服工具，既约请许志乔张扬《红旗谱》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又组织马文兵大批巴人的修正主义人情、人性论，并且代表《文艺报》出席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何林的批判会……每每念及，心情沉重。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报》全体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揪斗“5.16反革命分子”整得人焦头烂额，命悬一线。连队(作协编制为干校五连)刚开罢批判《黄河大合唱》的投降主义路线后，我就和张光年咬耳朵：“老张，看来，《文艺报》的主编没一个有好下场。”他笑了，说：“《文艺报》的副主编何尝不是!”
《文艺报》与共和国同龄，50年来是与非，包袱相当沉重。
我的编辑生涯大部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我一生的重要阶段也是在《文艺报》度过的，我与《文艺报》同命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非常关心后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报》，衷心希望《文艺报》越办越好。《文艺报》办好了，历史对《文艺报》的公正结论自然就在其中了。
《文艺报》是我的摇篮。1956年一踏进《文艺报》，我就习写评论文章，越写越多。
粉碎四人帮，思想解放，呻吟的文学在惊叫和控诉，在鲁迅冥冥中的教诲下，我抱病写了不少疾恶如仇的文艺评论和直抒胸臆的随笔杂文，态度鲜明地提出破除个人文艺迷信，解放文艺生产力，恢复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指出：“惟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除却二百不能救文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典型是文艺的旗帜”，并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个阶段概括新时期的文学发展的现实，“讲真话”、“干预生活”，呼唤作家的尊严和言论自由。总之，不论是编辑评论还是撰写评论，自我的目的都十分明确。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等评论文章，是我当时意识觉醒的激情写照。
1979年由刘锡诚、郑兴万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申请书上这样表露：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周恩来是党的化身。
从踏进《文艺报》起到文革前的10年间，我写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经历我生平第一次写作旺期。第二个写作旺期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延续到八九风波的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第三个写作旺期，是90年代至今，兴趣转移到随笔和散文，针贬世风，追思往事，回看骨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