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两条繁华的大街交汇，横的是城南路，纵的是城东路。十字路口四角，三幢高大的楼房峙立着：“红泥”大酒店、“香格里拉”娱乐城、在建的“烟草”大厦，建筑物高耸、气派。假如将小城比作一幢建筑物，十字路口就是建筑物的窗口。
“烟草”大厦对面还是一块空地，夜晚被连片的大排挡占据着：吆喝、划拳、不着北的吹牛，击破了黑夜安静。白天，这里聚集着小贩的摊点：补鞋的、配锁的、卖老鼠药的、卖猪崽的，卖烧饼的、耍杂的，拥挤不堪，叫卖、诱骗、呵斥、咒骂，构成了主题。城市在这里慷慨地敞开了她的隐秘和暗角。一对剿丝厂下岗的夫妇，每天很早就摆开早点摊子，很少有顾客，我买过一回面包，发硬，咬得腮帮酸痛。8点刚到，他们就匆匆收摊，要赶在城管上班前撤离。有几天没见着他们，听说摊子叫城管给没收了。瘸脚鞋匠。很早就来抢摊位，支起遮阳伞，摆开他的铺子。瘸脚手艺好，要价公平，每次补好鞋，擦干净，整齐地摆好，几十年来在小城有些人缘。另一把遮阳伞下蜗着配钥匙的哑巴，哑巴有个患心脏病的女儿，为给女儿治病，欠下了一屁股债，房子卖了，老婆跑了。不止一次有人劝他不要花这冤枉钱，哑巴笑笑。两把褪色的遮阳伞，仿佛荒地上生长着扎限的蘑菇。我每次经过哑巴的摊位，总是见他埋头干活，金属挫声像虚弱的叹息。另一角是李师傅的简易棚，权且挡挡风雨，他摆个旧书摊，顺便也给人测八字、算卦。我常去淘书，和他有些熟。李师傅也捎带一些旧货，搀杂点假古董。问他哪是真的，他总是狡诘地笑。我带杭州来的藏友上他摊上看货，他一眼瞧中藏友脖子上的挂件，说这可是良渚玉啊，五千年了，温润，剔透，包浆醇厚。藏友大骇，竖着拇指说高人高人!空地有时候也会驻扎马戏团或者草台戏班子，吵吵闹闹，后来两班人抢地盘，动了刀子，叫政府给封了。
“红泥”大酒店，是小城气派的象征。酒店外挤满了车辆，一个个光鲜的女人从车上钻出，长发、短发、烫发，长裙、短裙、迷你裙，吊带的、露脐衫的，丰腴的、妖艳的、清纯的、骨感的，美女聚集，将小城魅力悉数抖露。一群衣裳褴褛的乞丐堆在酒店门口，向食客乞讨。假如美女是小城的亮点，那么乞丐就是小城的阴暗面，我喜欢这样对比，这是对立性的统一。哥们潘的老婆是“红泥”的经理，高挑，丰韵，性感，像影星钟丽缇。她只陪领导喝酒，似醉非醉。她俘虏了一些人，也被另一些人俘虏。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她傍上了有头有脸的主。潘整天打赌，输了钱就向老婆伸手，两人相安无事。
夜晚是一个城市的生命点。城市的浮光掠影仿佛刀子，剖开城市的每个角落，比如“香格里拉”的隐秘，比如“香格里拉”小姐的身体。她们个个粉香迷离，灯光喷射在她们脸上，像将熟的苹果，白里透红，很诱人。小姐散落在众多的KTV包厢中，在男人的腿上、怀中、腋下，她们的媚态在男人猥亵中盛开。“香格里拉”是一座迷宫，小姐迷失了灵魂，男人迷失了身体。建筑物壮观的外形将某些物质包裹着，包括他们的欢欣、愉悦、龌龊、失落、痛苦。“香格里拉”门外，守着一个烟摊。摆摊的是陶瓷厂下岗女工，前几年死了丈夫，满脸密集刀线皱纹，仿佛岁月的根部。儿子刚刚考上了浙大，面对上万元的学费手足无措。屋漏偏逢连夜雨，她的烟摊前天被抢，警察来过，不知道能不能破案。团县委发动一些单位和个人给她进行了捐款，我捐了一百元，聊表心意。
清晨，我总会被楼下收破烂的喇叭声叫醒了，这些人操外地口音。也有的名为收破烂，实则干些偷鸡摸狗之事，顺手牵走自行车，或者白天踩点，夜里偷盗。他们不知疲倦地整天走街串巷。刺耳的喇叭声不停地咬噬着我的神经。一个邋遢老女人，每天很早就占据了楼下的垃圾箱，在垃圾堆里刨、翻、挖、夹，身后鼓鼓囊囊白色的蛇皮袋，同她的黑暗身影形成了强烈的色差。老女人每天来，我看不清她的神色，也许是复杂的、自卑的。她翻拣出可乐瓶、易拉罐、废铁、碎纸，也翻出一堆堆的恶臭。说城市是美女，他们是美女脸上的疤结；说城市是盛装，他们就是盛装上的补丁，每个城市都有。
居所后面是片老街区，密布着小旅馆、浴室、台球店、小吃店、发廊。现代建筑高大的阴影覆盖在它们身上，老街区更像一幅灰色调的油画，阴晦，铅暗，浸透着一股庸懒的情绪。城市的发展如同张开的血盆大嘴，将老街区一口一口地吞噬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视线所及的残存地也将一扫而光。我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也就是城市的内壳，却和城市没有亲近感。因为小城乱影纷呈，遮掩了许多事物的真相，我经常遭受欺骗和盅惑，轻易地被假象蒙蔽。假如将小城比成和我同居的美女，我深爱她，却每天生活在她的谎言表象中，一旦发觉，汗毛凛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