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五环路旁，坐落着一幢大型的盒状建筑。建筑物旁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新型汽车，而在这栋建筑没有窗户的巨大内部空间里，数千名中国中产阶层顾客正在行使一项最热衷的权利――购物。这儿是石景山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也是现在中国130个城市中352家沃尔玛超市之一。
虽然沃尔玛在中国的年营业额为75亿美元，仅占其全球年收入的2%，但过去10年沃尔玛在中国的营业额却在大幅攀升。与之相比，在美国的营业额却逐年减少。中国的零售业市场每年增长速度为18%，居世界首位，沃尔玛的管理高层自然嗅到了这里市场不断膨胀的醉人气息。同样重要的是，目前有大约2万个中国厂家或合作商在为沃尔玛提供货物，占其全球每年4200亿美元销售总额的70%。2002年，中国对沃尔玛的销售链变得如此重要，这家零售巨头将全球采购总部从香港迁到了深圳。
从深圳到满洲里，从华北平原到四川盆地，笔者踏遍了整个中国，探访沃尔玛在中国的分店、工厂、合作农场以及行政办公室。沃尔玛和中国之间建立的轴心联盟规模宏大、史无前例。这两个巨型实体，一个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商业组织，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设法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在重要方面互通有无。中国正为沃尔玛输入商业增长的新鲜血液，而沃尔玛也为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了便利。合在一起，它们在消费者行为调节、市场经营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尝试。这一合作会如何影响两者的发展还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情已经十分明确：沃尔玛和中国在接下来的10年如何开展合作将对地球环境的命运带来关键影响。
沃尔玛与中国的共同之处
在过去的150年中，怀有“改变中国”之抱负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军事组织和教育家雄心壮志地来到这个国度，却大都无功而返。就像具有记忆功能的金属镍钛合金一样，低温时改变形状，一旦加热又恢复原状，中国也长期抵制着外界改变它的企图。人们不免心生疑问，为何沃尔玛这家深深打着美国烙印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遭遇会如此不同。
沃尔玛起源于美国南部小镇，信奉保守、反联邦的基督教原教旨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是一个坚定的资本主义分子和虔诚的基督徒，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如此看来，沃尔玛和中国联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沃尔玛1996年首次抵达中国时，对于公司管理者们来说，中国是一个未知的国度。然而，这两个庞大实体之间有着很多第一眼难以发现的共同点――一种令人称奇的目标和政策的联合，甚至组织结构和理念也有着重合之处。
首先，它们都有着一个伟大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笑容满面的图像悬挂在每一个沃尔玛超市最显眼的地方，而毛泽东的肖像也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并且庇佑着中国日益强大的百元人民币。此外，正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形成了一整套涵括各个方面的行为标准和意识形态，沃尔玛也有一套自己的准则和规矩，在中国被称为“沃尔玛文化”。用一位员工的话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工作管理规定，还是一种‘生存方式’”。双方的领导人都需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在一个控制严格、监管密切的组织机构之中，如何鼓励具有独立性的创造精神？
在这方面，如果中国想继续发展其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领导阶层可以师法沃尔玛的经验和体制。沃尔玛是人类历史上管理最复杂、规模最庞大的经济实体：在28个国家拥有9700个分店，供货来源更是一个由60个国家的10万个生产商组成的网络。沃尔玛的员工总数为210万，每周向2亿顾客提供服务。公司的年收入总额足以和主权国家媲美，还可以排在前25名之内。在很多方面，这个公司确实与一个主权国家相似。负责海外营销的沃尔玛高层管理人员仿佛外交官一样，与不同政府和商业组织签订贸易合同，而“沃尔玛基金”在全球各地的机构则几乎如外国援助计划一般。分布于全球的沃尔玛超市，也好比是美国在世界各国的代表，与领事馆和大使馆无异。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
在沃尔玛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2005年10月24日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天”。在这一天，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李?斯科特发表了题为“21世纪领导能力”的演说，并通过视频播放给全球沃尔玛所有的超市和供货商。斯科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损失威胁到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环境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很快，沃尔玛开始自检自查公司的每一个角落，以求找到效率低下或浪费之处。他们将洗涤用品一类的商品压缩放进体积小、更易包装和运输的集装箱中；减少了包装过程中纸板和塑料制品的使用；直接从农户那里进货，以保证有机食品生产线更加便宜、新鲜和可靠……
鉴于有2万家中国工厂在为沃尔玛提供货物，斯科特和他的团队心知肚明，如果不和中国供应商开展合作，沃尔玛将很难实现“绿化”。2008年10月22日，沃尔玛上千家中国供应商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集聚一堂，开始了“沃尔玛中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流行乐中，斯科特走上演讲台。“当沃尔玛首次来到中国”，他说，“政府希冀我们能成为一家模范零售商，我们尽心尽力工作以不负所望。”斯科特言辞诚恳，没有什么戏剧般的修辞停顿或极具表现力的手势。“随着中国政府扩大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沃尔玛公司也将致力于成为一个在中国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在21世纪，满足社会和环境需求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我坚信，如果一家公司在工作时间和员工年龄上不守信义，在河流中排放垃圾和污染物，逃税避税、不履行合同协议，那么这家公司也最终会在产品质量上大打折扣。”
在听众认真咀嚼这一切的时候，斯科特发出警告说：“如果哪家工厂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沃尔玛将停止购买其产品。”我询问坐在我旁边一个来自四川的工厂经理对此有何感想，他发愁地皱了皱眉头。
中国消费者的信赖
因为沃尔玛是一家知名的跨国公司，一举一动都关乎其全球信誉，中国消费者自然认为沃尔玛势必更加值得信赖。美国人和欧洲人则截然相反，他们更愿意在小型的有机生产商那里寻找安全感，而不是在大型企业里。
在北京市郊的石景山沃尔玛超市，货架上摆放着三种新鲜产品，分别是有机的、绿色的和无公害的。一位副经理告诉笔者，有机商品、肉类、蛋类和食油的销量每年几乎增长20%。我在有机商品区采访了一些顾客，询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多花钱来购买这些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食品。一位男士说，他之所以购买有机食物，是因为“市场上有如此多的假冒伪劣产品，我为我的健康感到忧虑”。一位年轻女士表示：“如果我的工资足够高，我会只吃有机食品。”另一位带着女儿逛超市的女士说：“一些超市把变质的西红柿放到好的中间滥竽充数，然后用保鲜膜包装起来。但我相信沃尔玛只会出售最好的商品。”
沃尔玛的绿色和有机产品都清晰地标注着原产地的省份和地区。这种商品大多来自沃尔玛在2007年发起的“定点农场计划”。这是一种新型农业合作社生产网络，由当地的农民自发组成，向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公司出售产品。
“通过从这些合作社直接购买产品，沃尔玛剪断了商品供应链上的诸多中间环节”，企业事务执行副总裁莱斯利?达科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为他们提供各项额外服务，使他们具有更强的市场准入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能购买到更加新鲜的产品，降低产品的损坏数量，减少浪费，有助于降低销售价格。”
典型的中国生产商
在辽宁省，我们驶过数百亩连绵不断的田地，每一块土地都被精心设计成葡萄园、苹果园、梨园、桃园和樱桃园，在这里刘梅和她的妹妹成立了中国最成功的水果批发企业之一。刘梅穿着入时，一身打扮很难让人想象她从西瓜小贩到农业企业家的发家史。她向我们讲述，沃尔玛公司的顾问们如何参观了她的大连兴业源农产品有限公司，并向她解释通过直接销售给超市，公司如何变得更加高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我们从沃尔玛学会了很多关于产品质量、定价以及管理的知识。”刘梅说，“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理解，但他们非常有耐心地向我们解释消费者需求。沃尔玛在维持标准方面十分严格。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生产绿色产品转向生产有机产品。”
我们来到她公司在当地开设的包装厂，这是一栋U型楼房，曾是一座学校，坐落在一片果园之中。在这儿，水果被收集、分类，存放在液氮冷藏室内，然后被运往遍布中国100多个城市的1000多个仓库中去。
“过去几年，食品安全问题让很多中国人开始留意食物的来源。”刘梅说，“不少公司将利益放在质量之前，所以很多消费者开始信任如沃尔玛一类的品牌企业。而沃尔玛正是有机产品的领军者，切实关注质量检查和标准问题。”她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已经从沃尔玛那里学会如何成为一家具有社会良知的企业。”而后，就像一位从梵蒂冈朝圣归来的天主教徒一般，刘梅自豪地告诉我她曾亲自去过沃尔玛总部本顿维尔。
对于沃尔玛来说，和中国失控的工业污染作斗争十分艰难。中国生产商中不乏道德低劣之徒，而这些人也能在沃尔玛的产品链中找到。在做这项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询问沃尔玛高层管理人员，到底曾有多少家中国工厂像斯科特在北京宣布的那样被“红牌”警告或取消合作资格，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对方只表示“亚洲地区被取消合作资格的工厂确实大多数都在中国境内”。
沃尔玛效应的得失
沃尔玛似乎已经和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政府也在竭力制裁数万家污染环境的工厂和数十万家问题同样严重的食品生产商。与沃尔玛的合作，让中国政府不费分文，便能为本国生产商提供公共教育和组织管理。
沃尔玛的经营理念最终对中国带来的变化，会比历史上数代西方传教士、教育家以及改革家的努力更为成效卓著。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亟需这些大型国际商业集团来满足，而中国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在几十年的反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后，中国现在全面接受了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追随沃尔玛式的发展道路走向繁荣。事实上，通过刺激和鼓励消费，中国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即便这种最具有革新精神的绿色战略会对沃尔玛带来环境保护，但商业与消费的无限发展，到头来对全人类来说，可能还是有害而无益。
[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