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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轨迹考察:轨迹系列地位

时间:2019-01-2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要:二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情况,是一个需要推进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经历了将中国抗战与维护美国东亚权益相联系,继而延伸到将其与在太平洋地区应对日本南进军事威胁相联系,最终定位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不能没有中国抗战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的提升反映了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战略地位的肯定,是其主流性的看法。
  关键词:战时美国;中国抗战地位;认知轨迹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抗战地位的研究集中于中国抗日战场本身,美国学界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评述也多从中国抗战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因此,理清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主流性认识,有利于中国抗战地位研究的深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经历了从观望到战略地位确认的过程:首先是将中国抗战与维护美国自身东亚利益联系起来;其次是逐步将中国抗战纳入到亚太应对日本侵略的战略之中;最后是认定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
  一、将中国抗战与维护美国东亚利益相联系
  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美国采取观望态度。随着中国抗战的坚持以及两大持久抗日战场格局的建立,美国开始转换观念,将中国抗战与维护自身利益联系起来,其东亚战略也随之发生转变。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的说法是:“……日中武装冲突将对世界和平及进步构成重大打击。”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在7月16日的声明中,赫尔再次强调:“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葡萄牙报刊文章严厉批评说:“(赫尔)声明反映了那种用含糊公式以求得解决严重国际问题的习惯。”对于中国多次要求美英等西方国家援引《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予以谴责的问题,美国都采取了回避态度。8月23日,日本大规模进攻上海。8月27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致电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对中日战事应该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介入……保持中立……维护美日双方的传统友谊。”针对日本封锁中国上海到汕头海岸线的行动,赫尔在声明中称,日本与中国对于封锁给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失将负同等责任。9月2日,赫尔复电格鲁称:“在目前紧张局势中,美国政府努力遵循一条完全客观的路线……国务卿欣慰地得知日本感到美国的方针旨在公正和无偏见……美国的基本目标应包括:(1)避免卷入;(2)保护美国(在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其它权利。”9月1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属于美国政府的商船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不许运送任何种类的军火、军用品和军事装备去中国或日本……其它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如企图运送上述物资去中国和日本,一切责任和危险均由自己承担。”对于美国的所谓“中立”态度,日本求之不得。9月22日,格鲁电文报告,日本陆军深切感谢美国在“中国事件”中严格遵守中立。
  鉴于美国表面“中立”实际袒护日本侵略的态度和政策,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出批评:“美国之小心翼翼,不欲卷入战争漩涡……但就吾国而言,和平已遭侵略者之魔手所破坏,而美已感受侵略者之影响……妥协与规避,决不能维持和平。”同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为中华民族自由而战,为反抗人类共同威胁而战。我们不仅保卫我们自己,而且捍卫条约,特别是《九国公约》的神圣原则。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应该受到日本与其它签字国尊重。我们不会向日本野蛮军队投降,将继续抗战直至日本政府放弃它的侵略政策。”7月25日,蒋介石向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表示,中国政府不会接受日本解决冲突的条件,希望美英密切关注日本在中国的动向,中日战争的转化有赖于美英采取比目前更为积极的合作行动。中日战争将影响到美英在中国的利益,美英作为《九国公约》的签字国承担着道义义务。美英是两个能使日本停止战争计划的国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11月22日,在回答赫尔关于中国迁都及未来前景问题的询问时,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表示中国的计划是战斗到最后,唯一的困难就是缺乏军火及其它战争物资,但不知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能提供怎样合作。同日,胡适在给汉密尔顿的电文中,谈到罗斯福曾在10月12日询问中国战斗能否度过冬季,胡适作了肯定的回答。蒋介石也明确表示,中国军队必须战斗到最后,不会对敌人让步。就是首都城市陷落,中国必须继续战斗,不仅在今年冬季,而且在未来会长期战斗。希望胡适将中国这一决心转告给美国。12月31日,胡适向美方转交蒋介石给罗斯福的信,希望美国援助中国并告知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是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美国政府上层也有敏锐认识到日本侵略的严重后果,认为应将中国抗战与美国利益维护相联系的人士。詹森曾警告说:日本一旦在太平洋上的亚洲一侧占据统治地位,它就会使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去生产商品,再用廉价的日本船只运输,“在美国市场向我们发起挑战”。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认为日本进攻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的挑战”;应该“全力支援中国”,“经济制裁日本”。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向美国国务院明确提出:“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统一行动阵线。”1937年7月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长霍恩贝克在备忘录中较为全面的回顾了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中国华北的渗透,结论是日本是进攻方,而中国是防守方。9月6日,美国驻香港领事多诺万转述詹森的观点说,“世界迟早会意识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并开始采取良好的行动。不能否认中国在自己的领土领水保卫自己的权利。日本的行为无疑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其对华战争是为了实现它替代西方在中国影响的野心。”11月13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报告中国表示对日本在华侵略会坚决抵抗,也希望布鲁塞尔会议能对日进行经济制裁。11月10日,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美国代表戴维斯提出建议,美国应表态不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12月2日,他在电文中转述中国与会代表顾维钧的看法,中国游击战争可以抵御住日本的侵略占领,希望美国对日禁运石油并参与调停中日冲突。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唤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美国国内成立了大量的援华团体,要求援助中国并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据芝加哥大学国际法学者怀特等人1941年5月19日的统计,1937年1月到1938年3月美国报刊有关中日战争的社论大概有5000篇,其中无一篇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也无一篇谴责中国的抵抗。无论美国新闻界还是公众舆论,都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美国这些对中国抗战有客观认识的观点,是推动美国转换政策的国内基础。
  1938年中国抗战呈现持久坚持的态势,因此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认识有了新的表现,并在政策层面开始将中国抗战与美国利益维护联系起来。1月初,罗斯福和赫尔对王正廷明确表示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7月5日,美国远东司在一份《中日冲突》备忘录中一个部分的题目是《军事物资进入中国》,其中提到自中日冲突以来美国通 过香港输往中国大陆的军事物资75%已经到达,备忘录还列举了其它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事物资清单。备忘录认为,可以相信正在输入中国的物资与中国储存的物资足够维持中国军队在漫长防线上进行防御作战。中国继续大规模作战需要继续从国外购买武器,需要保持香港的通道直到其它路线建立起来。10月10日,继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司长的汉密尔顿也谈到美国海外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问题,其中,远东利益受到日本严重侵害是最为迫切的问题。改任美国远东司顾问的霍恩贝克在11月14日也谈到:“日本人正在进行着一项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计划。除非日本的进军被中国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制止,否则,美国和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美国必须为制止这一发展而采取行动。”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中国《文汇报》社论认为,英美对华贷款,“足以表明英、美已确切认识中国抗战力量之伟大”。1939年1月至4月,中国政府还多次向美方告知日本侵占中国海南岛所表现出来的南进动向,要求中美英法加强军事合作,并在4月14日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出详细的合作原则与事项。9月1日,詹森致电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会被摧毁,但是不会因为投降而被摧毁。蒋介石认为美国未能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违背《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与国际正义的行为是一个失败。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但结果则是关乎美国的深远利益。可以说,日本南进动向问题是触动美国转换政策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也是美国将中国抗战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思考的进一步拓展。继桐油贷款后,美国持续地采用了对华贷款方式间接支持中国抗战,以维护其东亚权益。美国对华贷款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1940年3月24日,格鲁电呈美国国务卿赫尔,报告日本外相对美国给中国贷款的反应:日本外相在下院预算委员会说:“说到重庆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美国承认重庆政权,间接地在各种贸易领域给该政权提供支持,已经给其2500万美元的借贷,现在又有2000万美元可能列入贷款款项。美国正在提供一些类型的物资给蒋政权,而这些物资并不供给日本。换句话说,间接援助蒋政权的后果是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
  美国对中国抗战认识的变化也反映在反对日本扶植建立“汪伪”政权问题上。1939年11月13日,赫尔致电格鲁,表达美方对日本准备建立汪精卫伪政权的态度时说:“……这一政权的存在将依赖于日本的军事支持,这一政权将缺乏中国公众任何自发和真心的广泛支持;这一政权主要被设计为服务于日本的特殊目的,恰如近些年来在日本主持下于满洲、内蒙、北平和南京建立的政权,其结果将是剥夺美国政府和人民、其它第三国政府和人民在华长期建造、合法而公正拥有平等机会的权利和待遇。我们不能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是证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所信奉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相一致的路线。”1940年3月30日,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从1931年发生于中国各地的情况看来,在南京建立一个新政权,是一个国家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邻国的计划中的又一步骤,这一步骤将这一邻国的广大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从正常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割裂开来……美国政府再次声明在国际法和现有条约和协定之下充分保留权利。12年前美国政府和其它国家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美国政府有足够理由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忠于和支持这一首都现在位于重庆的政府。美国政府继续承认这个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综上所述,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展和坚持,推动了美国开始将中国抗战与维护自身在亚太的权益联系起来进行考量。其中,对中国坚持抗战现实的观察与客观认识是主要原因。由此,美国政策中也最初注入了援华制日的成分。
  二、视中国抗战为美英应对日本南进的战略因素
  1940年夏,德国在欧洲西线闪击战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南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美国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也扩展到其在应对日本南进中的战略作用。1941年春,美英军政首脑共同制定的覆盖欧亚非的战时大战略在东亚方面的迅即目标就是如何应对日本南进,并且美国在政策推行中也不断加强了援华制日的力度。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从世界全局的层面评述中国抗战:“此时,这些联合起来反对全体自由人民的国家的军队正被隔阻于我国疆域之外。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英国人……隔阻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亚洲,日本人则被牵制在中国人所从事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中。”1941年3月15日,罗斯福再次指出:“中国也同样表现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国家的非凡意志力……美国已经说过,中国将得到我们的帮助。”4月25日,罗斯福派往中国的特使居里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分析认为,中国是保卫新加坡的最好防线。4月29日,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自华盛顿致电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报告中谈到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总统对世界局势,绝不抱悲观,指座前世界大地图,谓祺等云:巴尔干之失败甚或土尔其不支,均不必太重视,最大关键,仍在大西洋海上交通之维持,与中国抗战力量之维持,滇缅交通极为重要。总统对我政府抗战之精神,与蒋公领导之毅力,均表示敬佩。……彼观察中国今日抗战力量,实较去年今日更强。”5月6日,罗斯福政府正式将援华物资纳入租借法案的范围之内。
  在军事规划方面,1941年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订立ABC-I战略计划,确定了“先德后日”战略原则。在这一战略框架下,4月,英荷澳新美在新加坡举行军事会议专门讨论对付日本南进太平洋问题。会议拟就的“ADB”报告在“积极步骤”款项中明确提到支持中国正规军与游击队抗战问题,这是英美军方上层在战略计划中首次比较详尽地列入中国条款。5月,为了利用中国配合美英太平洋守势,美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援华飞机短期计划”,并认为:“利用中国能力是重要的,这可支持美英对日施加经济压力的计划,切断日本在中国内地与沿海的交通线,还可威胁日本在中国沿海至东南亚的船运。”委员会建议:1.在美国和英国需要的条件下,通过给中国提供歼击机、轰炸机……等援助,使之在数量上足以对付日本陆海军在中国和中国近邻的水域作战。2.美国提供飞机教练员到中国训练驾驶员和地勤人员。派遣军事使团到中国,帮助中国使用美国提供的物资。8月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外派出的首个军事使团就是到中国。9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参谋长会议认为:“当认识到新加坡基地的重要之时,远东地区的战略也应通盘考虑。新加坡的坚守,似乎并非是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不陷于日本之手的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中国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的进攻作战可给予日本进攻马来防线以重要影响。鉴于这个理由,联合部考虑,英国军事当局在分配军事物资之时……应深入考虑分配适量的物资给荷兰和中国军队使用。”11月7日,罗斯福回电丘吉尔谈到,美国加强对华租借援助和加强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再加上美国继续增强在菲律宾的防务,英国在新加坡地区的“并行努力”,将可能使日本三思而后行。美国看重中国抗战在于其“有助于制止日本在南面攻击法国、荷兰、英国的 领地。”这表明了美国此时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战略期待。
  与美国利用中国制约日本南进有直接关联的问题,还有美国在与日本谈判中最后选择了放弃对日妥协。
  从1941年4月,美国为了使日本脱离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而不策应欧洲战争、放弃南进维持太平洋现状,开始与日本进行非正式谈判。在谈判中,美国一开始就对日本建议中中国条款有较多的容让,赫尔在5月16日声明中认为,诸如睦邻友好;共同防共;无经济垄断和限制其它国家利益的经济合作,经过一些更改是可以接受的。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后,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将对日经济制裁推向了最高峰。但同时,罗斯福也仍然希望维持与日本的谈判,表示“会谈的现实目标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延长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也希望将美日战争拖到最后一刻。11月3日,陆军部计划署重申“在远东的原则目标是将日本置于战争之外。”11月5日,马歇尔和斯塔克再次向罗斯福申明,德国比日本更危险,必须首先打败。如可能的话,美国应该避免与日本的战争。如果与日本开战,就应该是防御性的战斗,直到大西洋方面的安全得到保证。在军方的强烈影响下,11月22日,美国国务院拟就《美日临时协议建议草案》在中日间进行,准备对日妥协,暂缓日本南进进程。
  《美日临时协定建议草案》的最终取舍是考察美国在中日间进行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标杆。在美日谈判的过程中,中共与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反对美日谈判妥协。11月22日,美国向英国、中国、荷兰大使通报草案内容,迅即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而中国抗战有可能因此受到重大打击是中方所持的主要观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当即指出,允许日本屯兵印度支那北部与放松对日本经济制裁都将给中国抗战造成严重影响。11月24日,蒋介石电示胡适转告赫尔,“此次美日谈判,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24日,胡适在与赫尔会谈中,再次明确反对超过25000人以上的日军部队留驻印度支那。25日,居里致电赫尔,转告蒋介石的观点:强烈反对美日妥协,并将这种妥协比作当年英国关闭滇缅路,而“关闭滇缅路永久地毁坏了英国在中国的声望。”同日,宋子文也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转交了蒋介石的电文,认为“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与资产冻结,这将给中国军队在道义上带来严重的打击。过去的两个月日本一直宣传将与美国在11月达成协议。如果有任何放松禁运和冻结的措施,中国人民将认为中国已经被美国牺牲。”蒋介石最后指出,“中国抗战的崩溃将是世界空前的灾难,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将如何记录这一事件。”蒋介石在电文中要求美国宣布:如果在日本撤退军队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就不会考虑放松对日本禁运与资金冻结的问题。同日,胡适大使将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的电文面交赫尔,电文中表示,蒋介石认为美国将中国问题撇在一边与日本寻求协议,仍然是倾向于绥靖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郭泰祺代表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增加中国抗战困难,或者加强日本侵略中国力量的措施⑤。在强烈的反对声中,11月26日,赫尔致电罗斯福,鉴于中国的反对,英国、荷兰与澳大利亚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和实际的反对,也鉴于美国民众普遍的越来越多的反对,……我希望并建议此时召见日本大使向其提交为普遍和平协议目的的谅解基本建议,同时搁置《临时协定草案》。
  美国政府内对美日谈判妥协也有较多不同意见,持反对态度的人士所据的重要理由,就是中国抗战战略作用不能减弱。霍恩贝克在多份备忘录中都认为美日谈判会有诸多的不利因素,并明确地提出了“绥靖”一词。5月23日,他认为,日本进行谈判的实质是为了进一步侵略。24日,他又提出,不能接受日本关于满洲国独立的条件,否则就是绥靖。7月2日,美国远东事务司官员威利斯?佩克表示应该加紧援助中国制约日本,认为德国攻击苏联初期的成功会导致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与南进,因此,援助中国为当务之急,援助规模应达到最高水平。7月22日,霍恩贝克发表同样的看法,即中国有效地制约了日本的南进,应该通过援助中国来发展这种有利形势。9月5日,霍恩贝克反对罗斯福与近卫举行会谈,认为此举将导致美国与中俄英荷之间可怕的隔阂。他表示,这一会谈将类似于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国问题是目前问题的核心,不能对中国的观点视而不见。日本正处在中国抗战的深渊之中,对外部资源依赖严重,罗斯福与近卫会谈只会减轻日本的负担。11月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说,如果中国“抵抗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世界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人腾出手来向北或向南进攻。”11月16日,罗斯福在与史汀生谈话中提出与日本通过订立临时协定以“休战六个月”,遭到史汀生的明确反对,认为这一做法不仅会捆住美国的手脚,对中国也是一个打击,中国会因为这种协议而感到被抛弃了。一些美国官员也不赞成美国的对日妥协,呼吁不要牺牲中国。11月26日,宋子文在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谈话时,摩根索认为:“……日美妥协,不易实现,对于日本,只有以武力制裁。”27日,摩根索约胡适密谈,表示“中国应取坚决之态度,”美国政府内阁除赫尔外都是同情摩根索的。可以说,这些美国人士的认识比较准确地点出了美日谈判不可绕开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抗战是应对日本南进的关键战略因素之一。
  从总体上讲,随着日本南进加剧和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美国在东亚对中国抗战的战略认识得到了重要的提升。因此,美国加强援华制日、对日妥协的最终放弃都与不能忽略中国抗战问题相联系,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美国此时已经无法撇开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中国抗战关乎亚洲太平洋地区整体安全。
  三、对中国战场在世界格局中战略地位的认定
  美国对中国抗战战略地位认识的进一步提升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并成为美国参战后恪守的一个基本信条。由于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重大失利,更加凸显了中国战场关乎东西方战场全局的世界性战略地位,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就是“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及其相同意思的提法。
  中国抗战对美英挽救太平洋危局,继而实施“先打败德国”的计划具有全方位战略意义。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对中国大使胡适明确表示:“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1941年底的美英阿卡迪亚军事会议中的“保卫东方战场的关键利益”的计划中载明:“必须维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安全,支持中国的战争。”在美英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了胜利,是对各反法西斯盟国的巨大鼓舞,1942年1月,英美媒体和官方都盛赞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2月16日,霍恩贝克在给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中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已经成功地进行了4年半的防御作战,在中国抗战开始与进行阶段,所有大国包括日本的大多数军事 专家看法都是,中国坚持不了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在那段时间,蒋介石请求诸大国给中国装备。但是无论英国与荷兰直到它们自己卷入远东战争时都没有给予任何装备。除了苏联与美国,中国从外界得不到什么。但是苏联与美国到今天也没有给予相对大量的物资给中国。中国一直缺乏飞机大炮,这是强有力进攻作战所必需的。所以,“中国政府对在华日军没有任何行动”完全是瞎话。最近中国在长沙的胜利足以回应那些外国军事家的批评。
  鉴于中国的杰出表现,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认为,在大战略之下,“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迅即目标就是“装备训练在中国的军队”。他在1942年1月9日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备忘录中谈到的,给中国5000万美元贷款:“将中国拴在我们的战争中。”霍恩贝克也认为,“是我们将中国系在我们战争(仍然也是她的战争)之中的时候了,越紧越好。”2月,美英荷澳构筑的ABDA防线已经基本垮掉,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首脑确定了太平洋新的防御战线的底线:澳大利亚主要部分,新西兰全部,中国的巨大团块。2月11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就谈到,“我正密切注视着中国”。2月18日罗斯福给丘吉尔的回电中提出,“我们应全力保住我们(英美)在太平洋的两翼,即右翼的基础澳大利亚、新西兰;左翼的基础缅甸、印度、中国。”2月22日,罗斯福对丘吉尔重申“两翼”说。美国在太平洋初期受挫后也没有丧失稳住远东太平洋防线的信心,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将中国战场计算在内。如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如果我们被逐出菲律宾和新加坡,我们仍可退守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并且与中国合作……就能给予日本极大地反攻打击”。美英在进行北非登陆之前,罗斯福对太平洋战场最大的忧虑就是日本是否有能力扩大进攻。5月,罗斯福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他谈“自己的猜测”:日本是否将继续对印度和锡兰作战,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麦克阿瑟作了否定回答,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麦克阿瑟还认为:“日本在现实不会对印度大举进攻。这一地区无疑是在日本军事野心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战略上讲……现在进军印度不是时候……要在印度战役之中致胜,从军事上讲要求投入兵力是很大的。而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不能从事这场战争。”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显然是建立在中国战场限制了日本大部陆军兵源的基础之上的。6月,美国全力准备将军队投入到中东。重占缅甸缓解中国外援困境的作战一再被拖延的命运从这一时期就决定了。但是,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基本认识不变。如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所说:“中国抵抗的失败可能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战败。”
  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认定在其后美国及英国的战略计划中没有改变。1943年8月24日,魁北克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报告“反日战争”第21条A项表述说:立即扩大盟国在中国的空军力量与用于防卫的地面部队,并以开辟空中航路加以支持。第40条A项载明: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C项:维持在中国的美中空军的增强。12月3日开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1944年打败日本的特别作战”第7条指出: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努力目标是在中国和从中国进行密集的地面与空中作战,加强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和陆军部队。罗斯福在德黑兰高峰会中对美参谋长们谈了他关于太平洋反攻的看法:“美国承担太平洋的主要责任。美国军队从南、东太平洋岛屿向日本挺进。在日本西面,必须积极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也在“六分仪”会议上确定了对日反攻的主要努力应在太平洋的战略。由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轴心进击。为了太平洋反攻,尽力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1945年2月9日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在雅尔塔会议上给罗斯福、丘吉尔的报告第三部分“支持全面战略概念的基本实施行动”第6条“g”款中载明:“采取必须和实际的措施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使之成为有效的盟友和对日作战的基地”。
  在战时和战后国际政治的规划和安排中,中国抗战对整个战争的全方位影响作用也是美国对盟国最有说服力的理由。1943年10月苏美英外长会议期间,针对苏英对中国四大国地位的反对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10月21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以及在会议间歇期间谈了美国对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理由,归纳起来是:第一、四强宣言“将中国包括在内是最重要的。因为宣言完全遵照和延续联合国家宣言的原则路线,即联合所有国家从事反法西斯战争。如果我们现在抛弃联合国家事业的这一精神、特征和签字,就会造成观点的分裂从而导致混乱。因为在战争中无论是与我们全面与部分合作的每一个国家,都同样赞赏上述普遍原则。”第二、考虑参战国的心理状态是重要的。“如果一个正在和已经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大国被排除在(四强宣言)之外,将对联合国家的团结产生最为有害的心理影响。”第三、“在战争的运行中,中国已经作为四强之一。如果在四强协议问题上被苏英美排除,将会在太平洋地区引起最为可怕的政治军事反响,极有可能导致我(美)国政府在维持太平洋政治与军事形势方面进行全面地重新评估。英国也将受到同样的影响,将关注点转到太平洋方面。”赫尔的这一谈话非常明确地点出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全局战略中的地位。
  美国军方一些人士在战争期间确实对中国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表示不满,但是这并没有使美国从战略层面放弃对中国战场基本战略地位的肯定。除上述美国及英国在历次军事战略计划中将中国抗战列入战略条款外,也有诸多美国上层人士从战略层面评价中国战场的说法。1942年5月9日,针对对中国抗战的批评,赫尔在给马歇尔的电文中,再次重温罗斯福4月28日的谈话:“我们记得中国人民是在这场战争中第一个站起来与侵略者战斗的,在未来,一个不可征服的中国将在维持不仅东亚而且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6月17日,汉密尔顿长篇备忘录专门就“中国战争潜力”问题做了全面的估价:中国有组织的抵抗的崩溃意味着日本战争潜力的增加,在安全、经济、心理、地缘上都将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美国在南美与近东的优势地位也将严重受损。他列举了中国抗战的9项贡献,认为殖民宗主国不可能像美国这样认识中国的能力与潜力。结论是,美国必须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最为现实的就是寻找代替缅甸路援助中国的办法。他指出,鉴于中国全面抗战的潜力与现实对于盟国目前严峻形势的重要性,美国必须保证能从物资上与心理上“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并为之做出长期特别努力,作为美国的长期政策。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应“援华无用”的意见时指出,中国(抗战)如果崩溃不是说明援华没有用处,而是因为没有援华会导致崩溃,加紧援华才是避免中国抵抗崩溃的最佳途径。中国抵抗的失败是盟国努力的巨大损失,应该建立足够的空中物资援华线路。
  对于中国自身无完备工业基础,外援又因为各种原因受阻的困难,美国也有一些客观分析。比如,针对拖延全缅作战给援华造成的影响,罗斯福在1943年10月15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就说:“……最坏的事情是我们在每一特定时刻都在违背我们的诺言。我们甚至没有兑现一个诺言。”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上将针对英国拒绝履行在是年10月在缅甸孟加拉湾两栖作战问题时就谈到:“我们正在制造一个极大的危险,中国将被逐出战争。假如中国撤出战斗,将恶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本来困难的作战局面,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1944年初美国约瑟夫?贝勒上校也谈到:……中国过去和现在反日战争中的贡献是被承认的……无论如何,我们采取的最现实的路线就是防止它(中国战场)的崩溃,加强在中国的空军力量,支持太平洋战争”。霍尔将军的说法是:“……如果美国希望将中国作为空军基地,保证日本师团在中国受阻,就必须继续支持中国”。美国对中国敌后战场也有诸多考察和认识。1943年1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斯就敦促美国军政首脑注意中共军队的价值。6月24日,戴维斯进一步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起与中共的联系共同打击日本。11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开罗峰会的报告[附录“C”]“附录”对中国敌后战场的其表述为:“在最近的数月内,这些游击部队从事了大多数的对日作战,分担了正规师抑制大部分日军在华占领军的责任。如果给予足够的空军支持力量,中国就可能能够从事主要战略地区的对日反攻作战,也可能实施比较有限目标的进攻。”上述这些评述尽管还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抗战的现实,但却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中国战场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的理解。
  综上所述,美国战时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其基本轨迹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而不断深化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能离开中国这一战略认定是其认识的最高端,而中国自身的战时努力和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战略贡献则是美国由战略认知到认同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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