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东星资源网 > 高考资料 > 招生计划 > 正文

季羡林老先生 [季羡林先生与我们父女两代]

时间:2019-02-15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今年是季老去世三周年,仁者已萎,生者恒忆。   忘不了3年前的7月11日那天早晨,我刚到办公室,不一会儿,女儿给我来电话。电话那头,雅儿的声音凄婉而悠长:“爸爸,今天季老爷爷去世了,90……8岁。”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那个桃花盛开的季节,一批惊蛰后开始苏醒的牛鬼蛇神们抖掉了灰尘,擦干了眼泪,抚平了伤痛,又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文化、思想、哲学上的出路。
  时间停留在1984年的坐标点上,季老联合梁老(漱溟)、冯老(友兰)、张老(岱年)、周老(一良)、汤老(一介),还有年轻一辈学人――鲁军、李中华、王守常……登高一呼,率先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史家已成共识――书院对于推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化热具有发轫之功。季老初担任图书管委会主任,至1988年梁老去世后,接任梁老的工作,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一个人,一个乡下人,一个乡野小子,在乡间的小路上踽踽独行。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季老生于1911年――中国的辛亥年,我们相差,半个世纪有余。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走近了季老。那是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论文辅导班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百余人怀着虔诚的心踏进燕园。那年10月,书院副院长李中华老师刚从新加坡访学归来,风尘仆仆,放下行囊,就担起了主管“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教学的工作。一天晚上,中华老师请来了季老、张老、汤老。讲台上临时放了一张教桌,张老居中,季老、汤老居侧,季老着一件蓝色旧中山装,一脸慈祥,中华老师垂手恭立。中华老师在作了开场白之后,就由张老先讲话,次由季老讲话。从书橱中抽出尘封的笔记本,时间为1988年11月21日晚。时隔21年,那晚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当晚的论文辅导讲座中,季老讲话的主旨如次:(一)对创新的要求。季老认为,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在这次辅导班上,他谈到了单篇论文与成本专著的不同。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创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言,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其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创意。(二)对危机问题。季老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提出了告诫。他说,年轻人的危机是盲从,老年人的危机是保守。对涌入的西方理论,首先要了解,但不要盲从。(三)对“新名词”现象。他说现在的新名词太多,恐怕有人自己还不了解,就在乱用,这不利于语言的发展,或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四)对学术道德问题。他提醒,一是不要无为而发,自己没弄懂就动笔;二是不要剽窃别人的东西。他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结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最后,季老还谈到了老年人对文化的孤独感。
  这是我对20年前的追忆了。
  
  二
  
  中国文化书院是个浩瀚的汪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聚拢在季老等前辈的周围,以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成员为主体,凝聚了海内外国学、汉学一大批大师级学人。我不是研究季老的核心专业的人,但是,依个人的兴致,几乎季老的绝大多数记事怀人哲思妙悟的散文我都涵泳、把玩过。他的《赋得永久的悔》、《二月兰》、《清塘荷韵》(季羡林著:《世态炎凉》,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诸篇,已是公认的散文中的极品,乐黛云老师将其风格概括为“三真之境”(乐黛云著:《四院 沙滩 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我非常认同乐黛云老师所概括季老的“三真之境”,将季老的各类散文集放在床头,其实,就是将大师搂在了怀里,将名著放在了枕下,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的体温。在季老性格中,刚毅与宽容并陈,赤子之心与分明的爱憎同杂。但是,作为文化人,他的刚毅,他的傲世独立的精神还是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他写的《怀念胡适先生》等3篇文章,不同流俗,手正乾坤,还胡适为胡适,给真理一个说法。我最初听到胡适的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读高中时,教政治课的李林阁老师偶尔出口讽刺形而上学理论时,顺踢一脚――“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是胡适。后来读《青春之歌》,知道余永泽的形象是胡适的徒子徒孙。
  季老以一个学人的良知,以在国内少有的与胡适有亲历亲往的资历,告诉了世人和后人一个真实的胡适――我们民族的良知,世界上的稀缺财富,让后人不再受骗。
  
  三
  
  季老是书院的领军人物、灵魂人物和开新人物之一。作为弟子辈,我只能以真实的点滴回忆追忆往事。
  1986年10月,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战略问题”讲座,时年75岁的季老作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洋洋23500余言。同年,92岁高龄的梁老还走上讲台,作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报告;90岁高龄的冯老作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的报告。为此,我策划了一次“纪念书院成立25周年主题征文”的活动,计划编辑《中国文化书院的境界》和《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史》纪念集、论文集。随后,我将这一想法汇报了汤院长、乐老师。很快,汤院长给我复函:
  
  王超逸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我和乐黛云都很高兴。我们也常收到其他原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员来信,知道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成绩,甚欣慰。
  因我已年过八十,身体也不太好,已不直接管理文化书院事,只挂名为“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之名义。现我已把你的来信转交给现任书院秘书长苑天舒,并让他与你联系。
  你们为祝贺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准备出版《中国文化书院的境界》一书,对此我和乐黛云十分感谢,任这本书的顾问,我们欣然接受。
  我和乐黛云仍在北大工作,你有空欢迎来家走走。
   顺祝
  夏安
  汤一介
  2009年7月5日
  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学报》第二期上,季老为我们“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学员殷切题词:“愿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这当然是寄托了老一代学人对后学的期望,寄托了老一代学人对将中国文化在广大世界流布的愿望。1985年,冯友兰先生借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之际,阐述宋明书院的方法,说明书院的方法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见《三松堂集》一书,冯友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989年7月15日,在我们即将毕业时的《学员名录》上,季老又在扉页上题词,“志在千里――愿与同志们共勉之。”勉励我们志存高远。
  
  四
  
  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而入,提出“放开眼光、主动拿来”的“拿来主义”,作为本民族创新与发展的借鉴,并为摒弃本民族的劣质文化和改造国民性提供全新的视阈。
  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不对等,极不对称,极不平衡。季老首倡的“送去主义”表达了一位东方学人对祖国文化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情。复兴中华民族,将中国文化流布全世界,促进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打通中西关节,这有赖于诸多条件。但,万流归宗,核心是依托于综合国力的强盛。
  也许冥冥之中有上帝的安排。
  直到2008年8月8日,我们才圆了百年奥运的梦想,全世界的目光才真正回望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民族。奥运的成功,让吾族人伸直了腰,舒了一口郁积百年的长气,而奥运的文化形象大使又恰恰是季老。在季老之前,也不乏会通中西的人物,与季老同时,周一良先生也伸出了三个手指,而历史和世界就恰恰选中了季老。正值奥运落幕仅一周年之后,季老也驾鹤西去,这是否有某种机缘在里面?王阳明先生驾鹤西去时曾留言:“吾心光明,亦复何言?”张载先生曾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梁漱溟先生驾鹤时自言自语:“我要休息。”季老暮年在301医院是时常想到临终身后和对死亡的哲学文化上的思索的,他的《病榻杂记》里的林林总总的哲思妙言,真实记录了季老一颗永恒的赤子之心。
  从文化书院毕业后,虽有沉甸甸的收获,但当我捧到毕业证书时,旋即又怅然若失――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方向在哪里?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现实环境中可能提供的起码的条件,最终选择了企业文化领域的研究方向。相对于划时代前辈们的宏大叙事和思维原创,企业文化是亚文化、经营管理文化和应用理论。当时我的一位学兄抱着朱光潜、克罗齐、鲍桑葵的美学苦研,因我的研究白眼向我,惋惜我的选择。白眼就白眼吧。世间有人在客厅应酬,也总要有人做灶下婢,那么,历史就让我曹做灶下婢、拓荒者、铺路石吧。我在边缘外沉潜再沉潜,一沉十年。大陆经济、文化的气候由冷转温。前人论学问的真谛,曾说:“穷,而后工”、“功夫在诗外”、“文章憎命达”。诚哉斯言!愚钝如我辈者,一旦用上了水滴石穿的功夫,山林终被开启。
  在我20余年的致学道路上,所以能厚积薄发,源泉不竭,正是抓住了企业文化这一边缘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特点,打了一口深井,开掘到了经济生活、管理生活、科技生活及其学科的“本”。那么,“本”是什么呢?――“人文科学”。我以文化书院的跨学科背景,以季老等诸前辈的格局、气象为底气,以沉入生活底层的扎实宽厚的作风,终于在我的学科领域做出了一点成绩。如果说我与同辈学人有点不同的话,自豪地说,也许我的根更深,滋养更弘富,眼界更高、更远、更宽广了一点。2009年5月,我与李庆善先生合著的《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完善这个民族的学科体系开了局。20年磨一剑,这也权作是告慰季老,也是向老师们汇报的一份薄薄的成绩单吧。
  五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相信进化论,认为未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但是,待到进了“汤家门”,接触了代代大家学人,始知云天之高,悬崖之深,犹如花果山上的美猴王,历500年修行,才通人性、人伦、人情,旋即懊悔――我为什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
  季老自己也多次说过,他的天赋并不高,但是,民国时期、二战时期学人的修性、修为能成就一代大家,而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未来们”、“青年们”,反难望“现在们”、“老年们”学问、思想之项背。
  记得在2004年春天,值北大哲学门90周年华诞,由王宗昱先生编的《苦乐年华》纪念集,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春天,我们又相聚在未名湖。或许你蓦然发现燕园变了,不见了你曾钟爱的丁香、西府海棠,少了那漫山遍野的二月兰……北大的春天也是稚嫩的。这里也有癫狂柳絮、轻薄桃花。我们也曾摧折了智慧,湮没了仁心。北大的土地厚德载物,为我们承受了耻辱。”(见《苦乐年华》一书,王宗昱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哲学门的反思与季老回忆的主旨相呼应,比《精神魅力》的反思要深刻得多。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民国时期在文人圈中颇为流行的一句讽刺语。当前,在“国学热”、“国学应用热”中,我又听到了“我的老师季羡林”一类的昏话,话出一位后生之口,令闻者引颈,只是僵梗在那里。“我的老师季羡林”,那么,你又怎么样?这位仁兄与我同龄,自称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已混到了处级,我未做究竟。一年夏天,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未聊几句,就不无自得的炫耀,说他前几天到北戴河疗养去了。我只作秋风过耳,未作回应。这位仁兄很失落,既没听到我的一惊一诧,又未听到我的奉承。我想如此的浅薄,也配“我的老师季羡林”?若让季老听到了,也许举起他的手杖――“满口昏话,北戴河也是你呆的地方?”
  其实,我在勾画这位仁兄的时候,我的心亦在沸油锅中烹炸。
  
  六
  
  我建议小女读季老的《留德十年》和冯老的《三松堂自述》,她很快就翻完了两部大书。一次,晚饭间,说起了笑话,她竟引述季老《留德十年》中的故事,谈到“二战”时期,季老滞留异国他乡,生活困难,食不果腹。由于消化不良,年轻的季羡林白天经常放屁。小女说起了这件轶事,让一家人不禁哑然失笑。小女是90后的一代,这代娃娃的心态是成天嚼着郭敬明的书当口香糖而成长的,可能她与好多同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还多少承续一点国学的余脉。进入高中以来,我曾领她登门造访名师,予以点化。就这样,国学的香火在民间流传。
  故此,在原我状态下,女儿受郭敬明们时尚的感染,成为郭敬明们的粉丝。在自我之中,她又不小心掉入了老爸为其设计的国学的流韵之中。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对下一代的和平演变吧!
  在季老去世后的第3天,我先后接到了李中华老师和汤一价院长给我的通知,让我参加7月14日下午书院主办的“季羡林先生追思会”。
  会上,18岁的小女亦陪我参加。之前,雅儿告诉了她的同学,同学都羡慕她。小女还认真地问我可着什么装?穿什么鞋子?是否行叩首大礼?那天早上,我们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在纪念册上第二个庄重地签上了我的名字。小女亦虔诚地签了她的火柴棒式的名字――王儒雅。一笔一画,十分认真恭敬。追思会后回到家,雅儿让我看一个秘密。她的笔记本电脑中有当天全程的摄像。我吃惊了!从我踏入北大治贝子园的第一脚起,到数位师长和我在北大人文教室季老的遗像前追忆,几乎每个凄婉、哀伤、肃穆的瞬间都被她拍下了,同时还做了全程录音。雅儿真是个有心人,在她上小学五年级时曾作文谈理想,立志未来做个女外交家,此次到美立志在现代传媒专业上有所造诣。其入乎其里,出乎事外的火热与冷静,其文献意识、史家情愫,都蕴藏着珍贵的人文关怀和成功创造的潜质。
  “爸爸,季老爷爷还能转世吗?”
  “不会的,老爷爷走了,永远地走了。”
  “那么,后人还能有他那么大的学问吗?”
  “不知道,也许有吧?在你们这一代,在美国,在台湾。”
  不久,她乘机从首都机场第3航站楼,与其他4位同学远走高飞了,装着对季老爷爷的怀念和懵懂,装着90后们的梦想……
  责任编辑:蒋建伟

标签:父女 两代 生与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