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我到人文社的时候，他是社里尚健在的资格最老的一位前辈，人称“楼老”。 1918年他就从家乡浙江余姚，到上海他父亲做副经理的征祥钱庄学生意，在这个现代大都会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1922年他开始写小说，向周瘦鹃编的《先施乐园报》、《新世界》，以及《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投稿。1923年，他认识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他的第一首诗便发表在创造社的杂志《创造日》上。五卅运动前后，他又结识了郁达夫。
1927年初，他参加过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一年2月，北伐军打到他的家乡后，他被派遣回乡，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部长，实际上秘密担任中共余姚地下党负责人，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盐民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进行“清党”，他在故乡待不下去了，只好返回上海。不久，即加入了极力地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太阳社”，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最早一批盟员，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他和鲁迅关系密切，鲁迅在书信里多次称他为“适兄”。1932年夏秋之间，鲁迅曾两次会见著名红军将领陈赓，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第二次，便是他陪同陈赓前往鲁迅寓所的。1933年8月，他担任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不久即被捕。鲁迅想方设法进行营救，通过英国马莱爵士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他，还为此找过蔡元培、柳亚子。1937年7月，出狱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和冯雪峰一起去拜谒鲁迅墓。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1934年鲁迅和茅盾曾受美国人伊罗生的委托，编选过一部名为《草鞋脚》的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其中选收了楼适夷（当时的笔名是“楼建南”）描写盐民苦难的小说《盐场》。1984年底到人文社后，就极想拜见这位左联时期的老作家，但他早已离休，只担任“顾问”职务。
1986年3月中旬，全国第一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在国谊宾馆举行。那是北京乍暖还寒的季节，早晚依然颇有凉意。没想到已逾八十高龄的楼适夷，也赶来参加开幕式，还讲了话。
他是个小个子，满脸皱纹；表情生动而古怪，一种似笑非笑样子，开口说话时更明显了；话语里夹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喘得特别厉害，间或咳嗽着，喉咙里还发出“嘶――嘶――”的鸣叫。我当时颇有一点担心，真怕他接不上气。
然而，他就这么喘着、咳着，居然平安无事地把话讲完了。
他具体讲了什么，如今是全不记得了，但给我的印象是，他表达了对冯雪峰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深挚情感。果然，在1994年出版的《适夷散文选》中，他写的怀念友人的文章，如老舍、应修人、殷夫、郁达夫、潘汉年、萧三、胡风、傅雷、聂绀弩等等，一般都是一人一篇，唯独冯雪峰一个人，他写了三篇，有《诗人冯雪峰》、《雪峰啊雪峰》和《怀雪峰》，足见他对冯雪峰感情之深。
1928年下半年，楼适夷进了上海艺术大学。后来艺大的学生参加了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法国巡捕房把艺大包围起来，抓走了几十个人。他虽因碰巧没在校内而未被捕，但不能再回学校了，于是组织上安排他1929年9月到日本去。1931年4月他回到上海，被分配做了左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在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领导下工作。1933年6月，冯雪峰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他则去当了宣传部干事。
在白色恐怖中，他和冯雪峰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携手，同甘共苦，倾力工作。他们一起东奔西走，一起挨饿，还曾同在赫德路一个小巷的陋室里，夜里盖着一条被子，熬过了一个寒冬，早晨围着一个小火炉子，烧水洗脸。他俩一起跑印刷所，改校样，陪着工人聊天；一起悄悄地把刚印好的左联的秘密文学刊物，运到自己住的亭子间，把印张折叠起来，然后再一处一处地散发出去。
冯雪峰脾气躁，爱骂人，他就挨过雪峰的骂。有一回，冯雪峰读了他写的一篇参加论争的文章，气愤地把稿子一扔，说：“这样的文章，一点条理也没有，论据不结实，怎么能拿去发表哪？”
冯雪峰还时常责备他：“你去日本学习了三年，简直什么也没有学到嘛！”
自然，他也最了解完全不替自己作丝毫打算的雪峰。有一段时间，冯雪峰和妻子、女儿住在一间地下室，屋里黑得白天都要点着电灯。而冯雪峰却整天在外边跑，很少有时间回家，经常连坐车的钱也没有。
“给我一块钱！”冯雪峰见到他时常常这样说。他便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来，分一些给冯雪峰。“想写点稿子，一点时间也没有！”冯雪峰边接过钱，边说着，随后急匆匆地走了。也许妻子在等着他的钱买米吧？
在患难与共、舍生忘死的地下工作中，他和冯雪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1年冯雪峰担任了人文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之后，第二年就把他调进来做了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全社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落实了冯雪峰制定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方针，使初创时期的人文社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开局。
他从“气派大，方式活”的日本出版业得到启发，也受到商务印书馆大规模、按计划、有系统地编辑出版“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的影响，主张作为国家专业文学出版社，人文社出书不能零打碎敲、杂乱无章，而应当成批成套地推出大型系列丛书套书。对图书的装帧设计、印制质量，他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书籍不是看过就扔的报纸，“不但要美观，更重要的是坚固”。
冯雪峰的看法与他不尽相同。冯雪峰对出书讲规模、讲气派不以为然，认为出版物的关键是内容质量。还主张搞丛书应慎重，质量水平尤其不能有参差。一次，他随手拿起一本新印出的图书，对楼适夷说：“这有什么不好？你这个人呀，就是专讲形式嘛！”而他又说服不了冯雪峰，有些想法也只好作罢。
楼适夷不但熟悉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涉猎很广。日本文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翻译过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志贺直哉的小说、壶井繁治的诗，还从日文转译过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高尔基的《在人间》等作品。他与外国文学翻译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
著名翻译家傅雷有一个名字叫“怒安”，语出“圣人一怒安天下”。他不敷衍，不苟且，不妥协，动不动就发怒，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裾而去。他的译文如果你动了，他就会和你大吵，甚至会写“万言书”来和你辩论，而且装帧设计包括版式、字体、用纸等他都要过问，毫不让步。
人文社出版他的译著，责任编辑以及美编、版式设计、责任印制等等，说起傅雷来都感到头疼，觉得他很难打交道。由于“孤岛”时期楼适夷和傅雷结下了深情厚谊，每当编辑及其他人和傅雷出现分歧，形成磨擦，闹得不太愉快的时候，都是由他出面调解、斡旋，最后化解了矛盾的。
1957年春，楼适夷到南方去旅行度假。到了上海，傅雷又为他准备好房间，非叫他住在家里不可。抗日战争的最艰苦岁月，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楼适夷，好多次遇到危险，傅雷都毫不犹豫地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家里避难。这一次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傅雷还是热情地款待他。
他们在一起有谈不完的话，傅雷向他表达了对党的工作上的缺欠和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的不满。楼适夷提议一起到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去玩玩。傅雷说手头的翻译工作放不下来，让他先回家乡，游过四明山和天台山，回到杭州，他们再一起去畅游富春江。
楼适夷在天台山顶的华顶寺，刚刚看过云海日出，就听到了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富春江算是游不成了，他只好匆匆赶回上海。傅雷还是非请他住在家里不可，让他安静地待在他家的阁楼上写旅途见闻，自己则整天去开会“鸣放”，抽不出时间来陪他，只有晚上向他说说开会的情况。
楼适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回京后不久，就传来了傅雷受到批判的消息。据说，“罪证”是傅雷在会议上、报刊上对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上海方面还特地给他来信，要他揭发傅雷的“罪行”。虽然他觉得这是组织任务，对党、对同志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写不出什么“事实”。然而，1958年春初他去上海开会，却不敢上傅雷家了。
可偏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负责人把他找去，让他去帮助傅雷，说他们千方百计想挽救傅雷，不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但他必须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于是，楼适夷衔命登门劝说傅雷，而傅雷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结果，傅雷还是戴上了帽子，但他绝不承认这顶帽子，后来又拒绝出席宣布摘帽的会。
不久，厄运又降临到了他的老友冯雪峰的头上。
1957年8月14日下午，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他进行了令众人深感意外和震惊的“揭发”。夏衍除了列举冯雪峰其他“罪状”之外，还义正词严地指责冯雪峰1936年由陕北赴上海途中，本有去寻找一支与中央失掉联系的游击队的任务，而他拒不执行，致使那支队伍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到上海后，又曾企图把夏衍扭送租界巡捕房治罪。
这个发言，立即产生了爆炸性效果。会场一片哗然。人们始则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继而深信不疑。揭发者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
此时，在地下工作中曾与冯雪峰一起出生入死、亲如手足的楼适夷，信以为真地站了起来，指责雪峰用假象欺骗自己，气愤地诉说自己受了雪峰的骗，接着，又鼻涕一把泪两行地号啕大哭了一通。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愤怒地发言斥责冯雪峰。会场气氛更加紧张，引得很多人纷纷起来，七嘴八舌地怒斥冯雪峰。
楼适夷的痛哭，大大出乎冯雪峰的意料。对于这位与自己已有二三十年交情的老友的戏剧性表现，他既震惊、惶惑，又痛苦、不满。后来，他痛心地对许觉民说：“倘没有适夷这一哭，气氛不会那么紧张，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哭，是人的下意识本能。对于理智尚不成熟的儿童来说，泪水尤其会成为一种宣泄痛苦、表达委屈、纾解情绪、吁求保护的经常性方式。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楼适夷之大哭、之痛哭，是发抒被朋友欺骗的愤怒和伤心，是出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的恐惧，还是在极为紧张异常的政治运动气氛中的一种失态呢？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
这次批判会之后，冯雪峰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了东单草场胡同一个大杂院的两间小平房里。楼适夷成了他的原寓所苏州胡同21号的新主人，冯雪峰住过的这个小四合院转而分配给了他。
天长日久，楼适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内疚，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不起老战友、老领导、老朋友冯雪峰。
“文革”终于开场了。他先是坐了三年“牛棚”，又去了“干校”四载，最后因为他1934年被捕入狱三年多而被定为“叛徒”，之后“挂”起来五年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足足靠边十二年”。
这十二年，对楼适夷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创痛和凄苦；但是，假如没有这十二年，他能得到灵魂的拯救与精神的?醒吗？
在他政治上不被信任的漫长岁月里，当想起比他挨整时间更早、更长，所受的苦难更惨酷的雪峰的时候，想起雪峰受难时自己曾经落井下石，他该更痛悔、更自责，心里该更另有一番苦涩的滋味吧？
后来，他写缅怀亡友的文章，写到冯雪峰，写到傅雷，不能不想到自己当年的“积极响应”，“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不能不想到自己1957年发表的诗《斥右派二首》和文章《冯雪峰是怎样成为反党分子的》，而深感“愧对亡友”吧？
写《记胡风》一文，到了看清样时，他才又加了一句：“胡风落井，众人投石，其中有一块是我的，心里隐隐作痛，实无面目重见老友。”又说：“对冯，对傅，可愧者多，如有时机，定当自补。”如果没有“靠边十二年”，他能说出这些痛愧的话吗？
1976年1月30日上午，冯雪峰含冤辞世。楼适夷因所谓“叛徒”问题仍被“挂”着，冯雪峰住院开刀，他不得去探病；冯雪峰溘然而死，他不得去送终；甚至那个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他也没资格去参加。
冯雪峰火化那一天，他买了一束洁白的塑料花，早早赶到协和医院，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了很久。看到遗体从太平间抬出来，放到了冰凉的水泥地上，才悄悄走上前去，捧着白花，默默地放在亡友的胸前……
一次，一个朋友和他谈起了冯雪峰怎么当上了“右派”的事。谈着谈着，他忽然靠在椅背上，眼睛里涌出了浑浊的泪水，挥起拳头，用力地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泣不成声地说：“唉，雪峰呵，雪峰！在左联作家中，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维护鲁迅的，他参加过长征，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一边写作，一边组织对敌斗争，连家都顾不上啊！甚至毛主席的两个孩子，都是他派人找到，又送到苏联去的。他怎么会反党呢！他怎么会反鲁迅呢！别人不清楚，许广平应该最了解的，连她都在骂雪峰啊……”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接着来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事件，于是又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上面揪出了“大右倾”，下面就各处抓“小右倾”。楼适夷到文件室去看文件的时候，脱口说了一句：“批彭老总，我可有些想不通。”这话很快就被汇报给了运动的领导者。作协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批判会，楼适夷和小说家赵树理，诗人郭小川、萧三，被当做重点批判对象。之后，又大会小会，批判检讨个没完没了。
检讨自然要老实交待，他就“交心”说：“市场上没有糖，没有油，难道都是农民吃多了？”这样一来，更符合“右倾机会主义”的条件了。于是，继续批下去、检讨下去。幸亏“反右倾运动”匆匆收场，挨批者一一做了“甄别”，开会宣布“无罪”，郑重地赔礼道歉，说是“当时就不应该批”云云。他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1958年下半年，原来作为人文社副牌的作家出版社，划归作家协会领导，他被调去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已经发了内部通报，谁知没过多久，忽又来了通知，说是上次“通报”错了，改为“严文井任社长，楼适夷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来有一回，他俩在一起吃饭，严文井有了酒意，对他说：“我这个社长，当得莫名其妙，忽然通知我当的。”
到作家出版社后，发生了一件他没有想到的“荒唐事”。他和责任编辑给欧阳山写的长篇小说《三家巷》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引起了作者的不满，据说，这部作品是早就被领导做报告表扬了一番的。这可就闯了祸，招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连汽车司机和其他公务人员都坐满了会场。弄得他为此丢了副总编辑的职务。
1960年，作家出版社又并入人文社，楼适夷也跟着回到人文社。虽然仍是副社长，但已降为第三副社长；虽说是兼任刚刚成立的编译所的所长，但实际上只管编译所。编译所的成员由社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组成，分为中外文两个组，分别承担中国作家文集的编订、注释、校勘、选录，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也就是自己当著译者。
编译所大多是“有问题”的人。被打成“右派”的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出了狱的“胡风分子”牛汉、绿原，“右派分子”舒芜，都安排在这里。不久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了职的第二任社长王任叔，也到了编译所。作协的“右派”萧乾，解除了“劳教”，也进来了。鼎盛时，全所多达四十余人。
在“革命群众”看来，编译所成了一个“牛鬼蛇神窝子”，楼适夷这个所长也就成了“牛鬼蛇神总头目”。对他们这些人，“革命群众”自然是另眼相看的。
尽管如此，楼适夷却兴致颇高。他实行“无为而治”，“淡化政治，突出学术文艺”，基本上不干预每个人的具体业务。他还提议创办了一个刊登所内同事的文史随笔小品的内部油印刊物，名曰《新角》。表面上似乎指编译所所在的出版社东南角落的位置，实际上隐含着“新的号角”之意。
舒芜回忆说：“忽然有一次，由出版社请编译所全体人员到鸿宾楼吃饭；还有一次，所里组织大家集体游颐和园，晚上在五芳斋吃饭；我下放山东，全所在曲园酒家为我饯行。这些‘文酒之会’，‘反右’‘反右倾’以来严酷的空气下，都已经久违，现在忽然恢复，似乎是种信号，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点恢复专家待遇的样子。特别是‘分子’们，本来都是‘阶下囚’的政治身份，这一下似乎又成了‘座上客’了。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是敏感的。楼适夷在这中间肯定起了大作用。”
“文革”前夕，编译所的几个同事站在楼道里，一起议论正在作为“反面教材”上演的《早春二月》等几部影片。曾因说话获罪的楼适夷，似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突然冒出了一句：“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后来，他又私下里对蒋路说：“这一次，所谓三十年代人物要给一网打尽了。”
“文革”一开始，他成了就“走资派”，和编译所的“牛鬼蛇神”一起，进了文化部的大集训班，到社会主义学院去“集训”。不久，又回到社里，关入“牛棚”。一次开会，要每个人谈“学习体会”，互相批评。舒芜按照当时的调子，谈了一通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认识。楼适夷在提意见时，或许以为他谈得还有些“条理”吧，赞赏地说“体会得不错”，还建议舒芜将来“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
没想到在那样的时刻，他竟然说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话来。舒芜正在不安，“同棚”的一位女士，本是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文革”中却被当做“文艺黑线打手”揪出来了，她尖锐地发言道：“楼适夷还要舒芜写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还要由舒芜来写，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顿时，全场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众人相顾悚然。
“牛鬼蛇神窝子”编译所的办公室，被用来做了关这些“牛鬼蛇神”的“牛棚”。“牛鬼蛇神总头目”楼适夷的办公室，也被“革命群众组织”征用了。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锁被撬开了，没想到里边竟然塞满了“小报告”。一个“右派”翻译家在这些每周一次写给所长的“思想汇报”中，大量地“揭发”、“检举”编译所同事的“反动言行”。
于是乎举座皆惊，当即召开批判会，勒令楼适夷和那个打“小报告”者交待他们是如何“迫害革命群众”的。
那个打“小报告”的翻译家嗫嚅着说，自己之所以写这些东西，纯粹是出于“技痒”这个职业病，因为自己是“耍笔杆”出身。而楼适夷则一口咬定，这些“小报告”他压根一份也没看过。
1969年9月，楼适夷也被赶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年近古稀的他也得下水田劳动，每天在劳动大军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跟着上工的大队人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和另外几个年龄大的老者常常落在后边。有时他一个人，披一件淡红色的透明雨衣，拎着个小马扎，蹒跚在狭窄而泥泞的小路上，甚至还跟着高唱干校校歌：“我们走在五七道路上，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虽经反复内查外调，并无一点证据，但干校的军代表仍要把他定为“叛徒”，非逼他承认不可。还对他说，如果承认了，就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他回家探亲看病。疾病缠身的楼适夷，不堪折磨，被迫在为他准备好的定他为“叛徒”的结论上签了字。
后来，严文井、韦君宜等“走资派”先后恢复了“革命干部”的身份，运动初期揪出来的其他“革命对象”也都被“解放”了，只剩下包括楼适夷在内的五个人，给甄别出来，什么政治活动都不准参加。
“干校”解散之前，驻地的村民纷纷来向即将回京的五七战士们推销土特产品。一天，楼适夷发现了据说有神奇药效的一枚大灵芝，但可惜刚刚被另外一个人买下了。他便要求那个人让给他，可对方不肯，于是两个人争执起来，直争得脸红脖子粗。在场的第三者见两个人又气又急，互不相让，只好出面进行了一番斡旋。
最终得到了灵芝的楼适夷，如获至宝，立即转怒为喜，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1973年从“干校”回京之后，他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78年，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获得平反，恢复了党籍。
楼适夷的干部级别是副部级，可以有专车，但他不要；可以配秘书，他也不要。就连比别人高一些的工资，他拿着都不安心。总是说：“我没干什么事，还享受这么高的‘俸禄’，太不应该了！”
有一年，陈早春陪他从杭州乘火车回北京。开始，陈“谨守晚辈的身份，不敢轻易言笑，奉命惟谨”。可是一路上，楼适夷主动与他聊家常，还掏钱为他置饭，言谈举止没有一点“长”的派头，更没有“长”字号人物不可或缺的“哼嗯嗬呀”之类的腔调。“沿途说说笑笑，冷不防还哼起歌来。他的嗓子并不高明，唱到得意处还要听我的评价。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笑笑，过会儿，又在无腔无调地唱。”
1980年，夏衍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仍然不顾历史事实，继续对已经作古的冯雪峰进行责难。楼适夷立即拍案而起，写了一篇文章《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谈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澄清事实，驳斥夏衍，为冯雪峰辩诬。发表之后，很多人对他撰文主持公道，都甚感敬佩，纷纷引以为据，进行“拨乱反正”。
1981年5月7日上午，周扬主持召开老作家座谈会。在会上，楼适夷当面批评了周扬和夏衍的宗派主义。周扬表示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八十年代初，牛汉有感于不遛鸟“它就忘记了飞翔和歌唱”，写了一首诗《遛鸟》。楼适夷读后，感触很深，见到牛汉，开玩笑地说：“你又闯祸了，怎么写这种诗，这不是讽刺社会主义制度吗？”
聂绀弩说楼适夷“尽管有时简单”，“但表里如一”。姜椿芳说他“有时行事像个小孩”，为了争一把椅子，他曾与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大吵了一场，过几天又和好如初。王元化说他是“性情中人”，有一颗“赤子般真率的心”。梅志说他是“单纯”的“好人”。绿原认为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纯真可爱的老儿童”。许觉民觉得他“虽不免有时激动难抑，情感多于理智，但不失其真”。舒芜称他为“老天真”。
楼适夷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自得其乐――话老年三事》，内容包括“话记忆”等三个部分。第三部分“话改造”提到肖伯纳说过的一句话：“有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让别人跑马，人云亦云，省力甚多。”接着他又写道：“脑子这个器官，是专司发号施令的，要管住自己的脑子，谈何容易。”
曾经天真、轻信，甚至盲从过的楼适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中一定百感交集吧？他终于明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是何等的重要！
1989年7月24日，楼适夷哮喘病发作住进协和医院。26日在病榻上，他致函西子湖畔的一位老友，其中有云：
中国人民的命运，不幸被鲁迅先生一语道尽，至今未变易，吾辈小子还有什么可说。不过生而为人，不忘为人之道，不拜偶像，不念符咒，权力不等于真理，历史必有判断，为可信耳。
文章写到该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初见楼老时他那张布满皱纹、犹如核桃皮似的脸，竟在眼前鲜活地晃动起来。于是，又联想起他的一桩趣事来――
在“干校”时，他每天早晨醒来的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床前桌上的大漱口缸，咕咚咕咚地喝几口泡了一天或者是两天的凉浓茶。
一次，茶水喝下去以后，他觉得味道有些不太对劲儿。仔细一看，大惊失色：茶缸里泡的茶叶底下，竟然有一只死老鼠！
此后的几天，众人皆替他担心，而他却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