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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厚度】生活厚度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陈新民 1954年生,甘肃临洮人。大学学油画专业,插过队,在乡、县、市、中央机关和学校、企业工作过。当过高校教师、学报主编,县委书记,现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喜欢文学艺术,业余坚持创作,发表过一些文学、美术作品。
  
  “鲜衣凶服”扮谁人
  
  为了便于说事,本文要借用《史记》里的两个词语,“少年”和“子弟”。两个词现代社会也常用,但含义与古时不同。
  在汉代,“少年”特指那些斗鸡屠狗、蹴鞠酗酒、结伙抱团、逞强滋事、“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晋?张华)的不良分子。“子弟”则是指服从社会管理、遵守道德礼仪的安分后生。两个词的语义都有一定的弹性,两种身份之间也会相互转换。这是后话。
  ――轻薄子、飘子、浪子、哗徒、帮闲、棒客、青皮、混混、失足青年,等等,是不同时代对“少年”之流的不同称谓。这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社会势力,又是对中国服饰文化产生过不可替代作用的别动力量。
  中国古代讲究“垂衣裳而治天下”(《易经?系辞》),服饰问题从来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被赋予严内外、明等级、辨尊卑的特殊意义,对不同社会成员的穿戴,朝廷或用法律做出限制,或用礼仪进行规范。如唐代法律明令“庶人以白”,规定贫民只能穿本色麻布衣服。相当长的时间里,贫民着白衣沿为定式,而“少年”的“鲜衣凶服”也是一种定式,一种源远流长的另类定势。
  所谓鲜衣,就是用料考究、款式独特、色彩夸张的服装(有时也包括外来服装);“凶服”则是指丧服孝服、囚衣、军装、皂班服(警服)等。“少年”以“鲜衣凶服”招摇于市,既体现了对朝廷衣冠制度和主流社会审美价值的蔑视,又表达了对暴力的崇拜。而在官方眼里“被服极纤丽”,“娇或好浮华”(晋?张华)的表象,与“斗鸡走狗夜不归,一掷赌却如花妾”(唐?僧贯休)的内在品质是一致的。西汉成帝时,著名酷吏尹赏穷治长安恶少,曾把打击对象的标识定位于“鲜衣凶服”。如此看来,以衣帽取人之事古已有之。
  “鲜衣凶服”并不是“少年”专利。但是,服饰流行的新潮却往往发端于“鲜衣凶服”。非主流、反传统、追求凶悍美艳的着装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暴力美学的表现),是“少年”服饰的共性特征。服饰变化经常遵循这样一种轨迹:“少年”以其轻佻狂放的装束,率先打破传统服饰僵化的格局;经过先是艺人、后是“子弟”(包括书生)的相继效仿;主流社会逐渐接受另类服装,最终导致新潮流行,这个周而复始的历史过程耐人寻味。
  《大唐新语》里有段话:“贼出百端,诈伪非一……汉着胡帽”,说的是长安“少年”如何穿着胡服胡帽作案的情形,显然,这种打扮在当时是不良的标示。但是,经过“女为胡服学胡妆,伎进胡音学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唐?元稹)的服饰演变过程,中唐时期,胡服在中原的流行已成大趋势。沈括曾写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
   唐代诗歌对服饰的许多精彩描写,大都在表现乐舞的篇章里,说明胡服的流行,与胡璇舞、拓枝舞和龟兹音乐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不同时代的艺人历来是服饰变革的先驱。艺术表演对服饰美感的放大、艺人靓扮自炫的时装秀、人们对之的欣赏追随,都为时尚的生成发展创造了条件,使“鲜衣”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知识分子也是新潮服饰的推进者。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既有维护纲常礼教的一面,又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一面。明代李乐在《见闻杂记》里写道:“昨日到城?,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可见有些时候知识分子也不把“先王之法、圣贤之教”当回事,敢置“变俗乱民”罪责于不顾,去追随“服妖”(男扮女装的人)。知识分子是斯文的象征,所作所为影响力要比“少年”和艺人大得多,有他们的引领示范,“鲜衣”流行更具可能性和可行性。
   历史经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隔一千多年,军装在中国的两次大流行印证了这一点。
   盛唐“少年”以身穿军装为时髦,渐渐“士庶竞相效”。到中唐时,各色人等穿着黑色军服者越来越多,乃至:“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尽执兵乎?”(唐?陈鸿《东城父老传》)
   “文化大革命”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下,无数“子弟”变成聚啸“少年”,一时间,“文攻武卫”风紧云急,打、砸、抢、抄狂飙突起。与此同时,军装也开始了空前的大流行,草绿军帽、赭黄军衣、藏蓝长裤和白球鞋成为经年不衰的时装。这绿、黄、蓝、白的组合,在“蓝蚁之国”(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服饰的形容)背景下,无疑是悦目的亮点。但是,若把这种打扮和所谓红色恐怖联系起来回忆,只能是“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了。
   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其中也包括本文特指的“少年”吧。比如,西汉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英雄方阵里,相当数量的(有说是十万)就来自长安的恶少年;又如,上个世纪在西方曾经是社会问题的“嬉皮士”、“朋克”中,后来产生了不少的各界精英……从“鲜衣凶服”到正装楚楚,从边缘到主流,不少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能把“少年”变成“子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反之则是退步,比如“文化大革命”。
   军装本来是青春和革命的象征,特殊年代的大流行却使人们的爱慕变了味道。随着红卫兵运动星流云散,许多“少年”又回归“子弟”。但是,新上来的“少年”还是军衣为主的行头,许多“子弟”穿着也与此差不多。那年月,要帅、要“酷”、要体现“不爱红妆爱武装”,不穿这还能穿什么呢?军装流行破除了服饰单调,又造成新一轮的单调。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穿军装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像是重现一千多年前“岂天下之人尽执兵乎”的画面。
   到“文革”后期,也许是出于对持续动乱的逆反心理,也许出于审美疲劳,人们不再青睐军服。窄腿裤、尖头皮鞋与宽边墨镜悄悄地在“少年”中出现了,“鲜衣”替代“酷装”之势初见端倪,服装世界开始显现点点异彩。有趣的是,当局就把这些当作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加以清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子弟”却开始模仿“少年”的穿着打扮。
   存在决定意识。蔽体御寒的需求满足以后,人们选择服饰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美的表现。审美通感总是超越时空的。无论多么超前的服饰现象里,总能找到一些历史的影子。当代“炫装”,可能是古时“鲜衣”的修正版;今人对“酷装”的欣赏里,或许积淀了古人复杂的“凶服”情结;服饰演变的流向,总是若明若暗地牵动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相似的现象,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前面说过,唐宋时期,男穿女服者被叱为“服妖”,而在今天,鲜衣艳装耳环摇曳的“花男”却是被追捧的对象;汉代的“凶服”是打击不良的标识,现代“酷装”却是张扬个性的表现。人们审美情趣嬗变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以,评价并不能遏制流行,评价会影响流行的发展变化,评价的差异也将继续下去。
  服饰有时也是渲泄情感的道具。无论“少年”还是“子弟”。许多人都会经历过那么一段(比如在青春期)心理的“不应期”,于此,把内在的不适困惑外化为某些出格的行为并不鲜见,穿着奇装异服也许就是一种选择。所以,年轻人着装上追求帅、酷、炫可以理解;乞丐装、露脐衫、大兵服,还有彩发鼻环、雕青纹身等等在寻常百姓中流行也不足为怪。其实,当今社会“鲜衣服凶”者,更多的是“子弟”而不是“少年”。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个人的选择正得到更多尊重,个性的张扬越来越被理解。单就服饰而言,对浮华怪诞的风气,可以反感,可以谴责,但对某种穿着打扮,只要不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就没必要也不可能去封杀。宽容个人生活方式包括着装喜好,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自然的生动性、社会的丰富性,因存在着差异和多样化而充分展现。今天,姹紫嫣红、式样繁复、个性鲜明的服饰世界,折射着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和谐,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时代风貌。从“蓝蚁之国”走出来的人们对此感受犹为深切。
  作为社会生活的不和谐因素,“少年”现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对这类人的教育改造惩治也是长期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服饰标示今天已消隐若无,“鲜衣凶服”一词也早已沉寂于古典文献之中。在把借用“少年”和“子弟”两个名词还给《史记》之前,还想顺便说一句,看看眼前的人们,还能从服装打扮上判断谁是“少年”谁是“子弟”吗?
  
  静静的黑海子
  
  戈壁中,这种湿地草原不多。草原里散落着大大小小许多明水泉,一条小河蜿蜒其间,悄悄地带走了流溢的泉水。河岸的芦苇、毛柳、沙枣、胡杨郁郁葱葱,一直延伸到黑海子大坝。坝下幽暗的树影与墨绿的水色交错融合孕育着沉静,远处河鸥、苇莺、麻鸭、天鹅不时在水面掀起一道道涟漪,给沉静的海子增添了几分生动……海子灌区是我插队的地方。
  四年前同来的知青大多招工招生走人了,剩下的我们些个被社员说成“知青渣渣”。我郁闷的是怎么早点离开这里。
  机会终于来了。地区恢复了师范学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县上给我们公社分了两个名额,按那几年招工招生有“一半对一半”的惯例,一个从知青中选,一个给当地农民。“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教师地位搞得很低,所以师范招生并不吃香;就像社员们说的,牛人划不来摘的酸果子,瓤娃儿才能够得着。我有幸被确定为推荐对象,同时被推荐的是一个胖大身材,疏眉细眼的小伙子,社员们叫他胖娃。他家住在公社跟前黑海子边上,坐在门口时时能闻到随风漂来的水腥气。填表后,我几次去公社打探消息都要到他家歇歇脚,去就少不了茶饭招待,他家老爷子对儿子未来的同学十分热情。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朋友。
  麦黄时节,录取通知来了。转完户口和粮食关系那天,我住在胖娃家。当晚,我俩为跳出农门得意,老爷子为儿子的前程兴奋,三个人躺在堂屋的大炕上,东拉西扯一直喧到鸡叫。
  胖娃对我说:“我在推荐表上填的是初中毕业,其实只上过几年小学。你说,日后功课跟不上咋办?”
   “跟什么跟?报纸上说啦,工农兵学员到学校是上、管、改,还说绝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你就放心等通知。”我撂了两句大话过去。
  “你不要笑牙嗑齿,自家是啥斤称自家不会掂量?学校要把我打发回来,不就成了一头抹担两头打烂,城进不了,队里也不好混啦。”
  我笑他:“你家祖宗三代贫农,自己又是基干民兵,这标准那标准,根红苗壮就是工农兵学员最高的标准。你呀,端着金碗还怕没有饭?”
  “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凭你几句牙碴话,我敢把十个脚趾头沙沙地摆开(意思是心放宽)吗?”
  老爷子数落儿子道:“鸭子过去鹅过去,孙娃子过去爷过去!世上哪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你真是正愁的不愁,愁的内官子(太监)没球。”
  胖娃乐了,一不留神说出了心底的秘密:“将后,我要找个女同学当媳妇。咱先人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命,就指望我能月月麦儿黄(吃皇粮),往城里引(发展)一支后代呢。”说话时,他笑意盈盈齿光闪亮,表情很是生动。老爷子听得频频点头,看来这话在爷俩已不是秘密。
  老爷子大字不识一个,却比儿子能说会道,故事讲得尤其精彩。吹灯后,他说:“你们就要出门去念书,出门怕啥?远路怕水,近路怕鬼。”他一连讲十几个鬼故事。什么鬼打墙、鬼挑灯、鬼背人,什么没有下巴的吊死鬼、藏在深水里拉人的落水鬼,等等。阴鹫险恶的主角,离奇古怪的情节,历历在目的场景,……在老爷子的故事里,庄前院后的丛林、河湾、海子竟是鬼魅藏身的阴森世界!我辗转反侧毛骨悚然。
  “老辈人说得好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话时,老爷子精身子起来,抽了袋水烟,大声野气吐口痰,接着又讲了几个书生游学的故事。无非是主人公赴京赶考途中怎么误入黑店,怎么抱病古刹,在千难万难之时,怎么得到红颜知己倾心搭救,终于金榜题名当上高官,从此福禄不绝……这些远不如前面的故事有趣,但美满的结局也许寄托着老爷子对儿子的期望。
  原来说好要一道进城去报户口。早晨,胖娃的小眼睛目光游移,语气涩涩地说:“嗳,听羊倌说洪水大得不得了,不行就等一两天再去吧。你想,都到这一阵子了,出个啥事划不着呢。”我笑道:“老爷子不是说远路才怕水吗,这牙长的一节节路咱又知根知底,放心吧,没事!”见我无心再留,他帮我给自行车打好气,把我送到大路边。我骑出一截路再回头时,逆光里,胖娃看上去像个剪影,大脑袋很显眼。
  河水果然很大,流量超过平常的几十倍。浑浊的泥汤浩浩荡荡掀翻了便桥,冲向离河床很远的崖坡,坡土在水冲下响声隆隆地塌陷着……我把自行车捆在一辆大轱辘牛车上,硬是抱着车辕条从齐腰深的激流里闯了过去。
  进城几天没有得到胖娃的音信,直到碰巧在街上遇见公社文书,我问情况时,文书闷声闷气地说:“出事了,胖娃已经不在了!”
  原来,那天我走后,一伙上地的社员见胖娃在路边无所事事,咋唬开了,嗷呀!野麻雀变百灵,洋芋蛋滚进城啦,怎么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走,和弟兄们割两趟麦去。
  晌午,火辣辣的太阳把小伙子姑娘们赶到海子边,几个人嘻嘻哈哈登上一艘渔船,向海子深处划去。那是用两根横木杠连成一体的双身木船,两艘船并起后,船体宽吃水面积大,应该比单体船安全。谁知行出苇荡不远,两根横木杠突然相继断开,船翻了,人都掉到水里。几经折腾,其他人都获救了,唯独不见胖娃的踪影……
  听完文书的叙说,我心慌腿颤蹲在马边许久撑不起来。人的生命怎么会如此单薄,分手不过几个小时,敦敦实实的胖娃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命运刚刚开始改变的时候!真是世事无常旦夕祸福。
  他害怕洪水连城都不敢进,为什么又要到海子去戏水?船上的横木杠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偏偏那天那时那一刻断?落水的人都能获救,为什么只有他被淹殁?一连串的偶然变数导致的必然结局,大概就是所谓命运。
  胖娃避开了洪水却没有躲过海子,可见水的凶险不在距离远近,也不在势头大小,在于深度;沉静有时比激荡更可怕,波不兴浪不翻的水,谁知有多深。
   多年后,我又去过次黑海子。眼前是苇丛摇曳,水鸟翻飞,小船无声地滑动,一切好像在重现当年前的情景。只是岸上的树已长得更高更大更密,树影笼罩下的水冷清、幽暗、神秘,显得格外深,深得使人不安。
  为什么人们总把某些社会现象形容为水深,是不是与临近水时,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有关?
  
  画里画外说肇平
  
  胥肇平刚进校时才16岁,长脖颈,娃娃脸,小巧鼻子,短眉细眼,眉眼之间颇疏远,有点像是浮世绘中的人物。晚自习同学们互作模特画素描,一般不画他,说他“没结构”不入画,也有人说他有异相,将来好生了得。
  1978年,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从两千多考生中录取了20个学员。同学中迄今仍坚持画油画者寥寥,肇平是其中之一。放弃专业对多数同学来说是件遗憾的事,特别是带着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和体验再回首时,这番感怀很有些沉甸甸的意味。作为陇中画院的专业画家,肇平不会有这种遗憾,他有的是探索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比起这些来,他早先经历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大学毕业后,我在酒泉行署搞行政工作,他被分配到岷县师范教美术。虽然他不善言辞(有时甚至轻度的口吃)未必适合当老师,但工作毕竟还能和绘画搭界。我回信向他表示祝贺,并用宋人严蕊的词话说明自己的心情:“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岷县师范不久撤销了,他又被调到城关中学去教种草种树,不难想象他上课时的情景,面红耳赤,期期艾艾……
  以后十几年,我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中,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了。
  1995年,我到漳县县委工作。其时,肇平正在岷县茶埠乡中学任教,漳、岷两县山水相连,我们可以经常见面。时隔多年再看他的画,感受颇多。
  肇平在校学习期间语言滞涩行为散漫,神情经常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郁,和其他同学的个性张扬形成鲜明对照,这使得他不善应酬,甚至怕与人交往。我们俩是上下铺,对他的了解要更多一些。学习西方美术史,老师要求读些参考书籍,大多数同学翻翻《古希腊神话故事》和《古罗马神话故事》完事,他却认认真真地把《圣经》通读了两遍;到临夏写生,他又捧起《古兰经》看得津津有味。在岷县几十年,他花了很多功夫研究马家窑、马场、齐家文化,如果说他是彩陶专家,了解这个行道的人恐怕不会有疑义。
  我和肇平都喜欢肖像画,毕业创作他画的是一个藏族小姑娘,我画了一幅教育家辛安亭的肖像,两幅作品成了毕业展的亮点。当时,我们还说起过,俩人的作品什么时候再能同时展出呢?从那幅画上,可以看出他在肖像画上的实力和潜力,我想他会沿着这个路数走下去,相信他会走向成功。
  再见面时,他画的风景却着实令我感动,轻柔的薄雾、粗糙的顽石、光影斑驳的大宅门、张力十足的老树残枝在他笔下极富质感;尤其是他对洮河岸边丛林小径的精心描绘,既有充满诗意的由衷赞美,又隐含着唯恐失去的忧患。我想起毕业不久他在来信里写的:“来看看吧,看看我的枫丹白露。”洮河风光给他了绘画表现的深度空间,使艺术家的本质的对象化得以生动展现。
  有天,我俩走进他信中曾描写到过、画中反复表现过的那片丛林。他带我走过一个个曾经作画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和心境,俩人坐在丛林里,对着落日余晖下的洮河,把两瓶泸州老窖拼了个底朝天。酒至微熏,肇平泪光盈盈话语滔滔,说起科罗的天真与执着,希施金的凝重与浑厚;说起魏晋文人的把酒长啸,洮岷花儿的情色交融大胆比兴……酒后,他信马由缰无话不谈,一反平素的含蓄低调,显得机敏而奔放。
  更多的时候,肇平把理性内涵和审美激情表现在作品之中。这个特点来他近年的一些肖像画里更为突出,如《经辩结束》、《惊蛰》、《牧羊女》等等。其中《哑女》最使人过目不忘:石山草场和几只觅食的绵羊构成远景和中景,近景占去画面一半篇幅:一个头发密实圆脸黝黑的女童。胸前的荷包,身上的花棉袄,显示着她的花样年华;从肩后穿插过的巨石轮廓,使你不能不联想到这个残疾孩子一生必须背负的沉重压力;整个画面色彩柔和轻盈,笔触松动灵敏,很少用高光亮色,少量的暗部处理得相当透明;但看了并不能使人轻松,特别是女孩比划哑语渴望交流的两只手,还有微微皱起的眉头下那双眼睛所传达的忧郁使人久久难以心平。对一个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孩子的深切同情,赋予了作品人性、人情、人道的感染力,艺术表现因此有了深度。
  到陇中画院工作,是肇平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说有专家领导,有一些很有实力的画家不时切磋,能够“不旁骛、不它顾”地一心学习画画,不正是上学时梦寐以求的好光景吗?
  到画院后几年里,他创作了几幅有影响的肖像画,画主有宋平、郑国?、王鉴之等。画好有知名度和丰富的背景故事的公众人物是个难题,难就难在怎么神形兼备,使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形象结合起来,形成审美效应。这几幅肖像画很写实也很精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上,肇平又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步是很难的。
  画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国?时,肇平较好地把握了一些基本的美感元素:金字塔型的沉稳构图、闲适优雅的坐姿、飘逸的白发、润泽的皮肤、精致合体的西装、浅灰亮的色调变化、微妙的素描层次递进,有机地形成协调的呼应关系,从而凸现出老科学家厚重、从容、谦和的大家风度。透过画面,可以感到知识的高贵和科学的力量。
  王鉴之肖像是立姿设计,画主一只手臂轻轻举着,好像放不下又不想拿起的样子,打破了原本还算稳定的构图。画面以深沉色调为主,从素描关系上看,采用的是暗的暗到底,亮的亮出来的手法:黑色的呢绒制服,铅灰色的背景,把欣赏者的视线引向面部。面部光线集中、结构准确、色彩丰富、笔触细腻,表现了正值盛年的主人公俊朗豁达、聪慧自信的气质。只是他眉宇间那一丝隐忧和无所适从的手臂,以及紧箍着的风纪扣,又使我们不得不回忆起他的不幸遭遇。十年动乱中,这位对中国石油科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地质学家被迫害致死。面对这幅遗像,生发的不仅仅是追思啊!
  现实生活中,被忽视、被毁灭、被否定和拒绝的美,都应该是艺术家的宝藏;罗丹说过,对艺术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发现美。从洮河边明媚的丛林景色,到风雨欲来时的科学家的复杂神情,肇平的画笔随发现的目光而动,绘出了一片属于他同时也属于读者的审美新天地。在肖像画里,肇平的技巧更熟练了,造型也更准确了,但是却少了些早年的自由和洒脱,不知是不是和所画对象有关系,我想这是不是他再进一步的难点?
  用艺术的力量吸引人、感动人,丰富人、提升人,从审美的角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艺术家永远的追求。追求的过程有苦也有甜,为了审美地把握生活,艺术地表现生活,其实那些苦也是一种深刻的快乐。所以,有人问黄永玉先生,你辛勤作画这多年,觉不觉得苦?先生反问,难道还有比画画更好玩的事吗?
  大家的诙谐之言,举重若轻道理自在。对肇平同学来说,怎敢以一个玩字轻许,要说也只能是,愿你为绘画艺术痛苦并且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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