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1939年6月16日生于河北隆尧，1962年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任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6年起任河北省作协主席，河北大学教授，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已出版诗歌散文四十余部，散文《母亲的河》、《理发的悲喜剧》、《石头的生命》、《陶醉壶口》入选语文课本。
三十年前的今天，1979年元旦过后，我接到赴京参加全国诗歌座谈会的通知。不感到兴奋，而是异常生疏。自1965年底的青年作家代表会后，一跤跌进文化大革命的深渊苦海，沦为一个没娘的孩子。突然听到亲人的呼唤，下意识地产生一种疑惑：这是叫谁?是唤我么?
持会议通知到西苑饭店报到，同室而住的是大诗人冯至和公木，简直像做梦一样。暖气很热，席梦思很软，对我这农村穷孩子都是平生第一次，火烧火燎睡不着，一直瞪眼到天亮。次日早饭见到：了好多前辈，没有人嘘寒问暖，而是庆幸逃过一劫，还能活着相见，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诗人兴会更无前”，是文革之后，解放之后，空前绝后的盛会。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参加会议，臧克家说是“六世同堂共谈诗”，二十年代的冰心，三十年代的艾青、田间、冯至，四十年代的贺敬之、李季、阮章竞，五十年代的李瑛、公刘、雁翼，按臧老的说法刘章和我是六十年代的，比我更年轻一代的李松涛、丁庆友。最受敬重的是饱经22年苦难，刚刚平反复出的邵燕祥、白桦、胡昭、玉杲、周良沛等。最受欢迎的是《天安门持抄》的作者“童怀周”(集体笔名)的代表李先辉。会议室明亮耀眼，因为聚集了那么多明星，人人头上都有光环。至今我还珍藏着一个小绿皮笔记本，上面有每个诗人的亲笔签名，算来已经多半不在人世了。
会议从14日开到16日，张光年主持，胡乔木、周扬在开幕式上发言，19日刚刚上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论述文艺政策的经验教训，号召大家解放思想，迎接文学艺术的春天。
会后组成一个豪华的诗人访问团，团长艾青，副团长雁翼，访问团成员有30多人，时间从2月到4月，访问行程是中国海洋运输业，广州、上海、青岛，航线、轮船、码头，旖旎的风光，神秘的海轮。说补偿也好，说出气也罢，反正是让大家充分享受到了自由和快乐。文艺的春天来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们成群结队，不同的羽毛，不同的歌喉，叽叽喳喳，兴高采烈，一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连我这榆木疙瘩也吹进了海风，在上海拜访了王若望，考察了“伤痕文学”，以至于一个多月后回到机关，已经不适应石家庄的大陆性气候了。
当时号称“左家庄”的河北省会，乍暖还寒，不少人心上的残冰未化。5月11日，我供职的《河北文艺》编辑部开座谈会，发言多是老调子。会议后半截，从《中国作家》实习回来的李克灵介绍了北京文艺界思想活跃的情况，我说了沿海访问观感，与守家在地的同志谈资不同，感觉三四月是个不寻常的春天，文艺界思想异常活跃，观点颇有差异，对领袖和历史的看法，有的要打破禁区，有的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歧主要在歌颂和暴露上。思想解放者扬眉吐气，保守僵化者被称作“歌德派”。我当时记得还补充了一句，社会地位不同，美学观点也会不同。歌德和席勒是好朋友，前者是魏玛公国的首相，所以《浮士德》积极向上；席勒穷困潦倒寄人篱下，《墨西拿的新娘》就写成悲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剑把“歌德”二字记在心上，当晚就赶出一篇文章。
阮章竞调走后，田间接任省革委文艺组长。以往他家住北京，当甩手掌柜的。偏偏这一阵在机关，在其位谋其政，会上说：“对一些问题看准了，应该表态的就表态。”《河北文艺》发第6期稿子，副主编刘哲写了《歌颂与暴露》，田间兼主编，嫌一篇短文不够分量，让评论编辑李剑再组织。刚好李剑新写了两篇文艺短论，要寄给《人民日报》，放在收发室还没送出。二审选了《“歌德”与“缺德”》(以下简称《歌》文)，经田间审定，两篇文章一并发出，开了个栏目叫《新长征号角》，诗的语言。文章对一批暴露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提出严厉指责，以为“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并进而指责那些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作品，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是“善于在阴暗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是“自诩高雅，不近工农，在悠悠的柳绿下苦思‘惊人语’。”李剑的文章杀气腾腾，指责有些人解放得过了头，越了轨，甚至怀疑其政治动机。而且文风不正，冷嘲热讽，恶语伤人。显然是看错了形势，颠倒了主流与支流，不利于思想解放。
综合型文学期刊，小说是主体，评论是大脑，诗歌是鼻子眼睛。《河北文学》一向以评论见长，不仅副主编刘哲是评论家，金梅、吴泰昌两位资深编辑在位时，编发过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所以《歌》文一经发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石家庄有人惊讶，“这是反右的信号”，“倒春寒来了”。河北梆子剧院一位编剧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认为“这一定有来头”；马路新闻说是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授意的，田间授意的；北京小道消息说是林默涵授意田间写的，是刘白羽写作班子所为。有人四处打听：“白桦抓起来没有?冯牧撤职了吗?艾青是否被逐出北京?以讹传讹，人心惶惶，有人担心李剑的状告赢了，政策要收了，多少人会被重新打入地狱。李剑犯了众怒，群起而攻之。7月16日阎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一文，《文艺报》第7期、文化部《文艺思想动态》公布了李剑文章的内容。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若望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观点是对的，文风不好，说李剑“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7月22日《文汇报》报道了上海文艺座谈会，也是无限上纲：“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政治上在文艺上发泄它的不满，用的是泼妇骂街的语言，恰恰表现出作者的阴暗心理。”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岳的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说：“人们有理由怀疑，也有理由发问，这种虚假的描述是为谁开脱罪责?”“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同时全国有24个省市报纸表了态，紧锣密鼓，要掀起一场对李剑和《歌》文的大批判。
许多人高估了李剑，以为他是一种思潮的代言人。其实，李剑并非一名成熟的理论家。刚刚29岁，16岁就碰上文化大革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是动乱中渡过的。在解放军那个大学校，他从战士到新闻干事，学练的是小评论、大批判。这篇“惹事”的文章，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抓新闻”的结果。另一方面偶然中又有必然，不是一时失手。在《歌》文之前，他就曾经整理了几个“右派分 子”复出后的言论，寄给《诗刊》编辑部，要求公开批判。
如果把这场争论简化为李剑和王若望的斗争，理显然在王一边。但是王若望有失长者风度，得理而不让人，失去冷静，愤怒而无法驾驭自己，强悍而疏于自卫，争一口气而不在乎真理了。事情做过了头，也便给对手制造了机会。毕竟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人们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舆论不再一窝蜂一边倒，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从6月初《歌》文发表到8月底，编辑部收到这方面来信来稿227件，批李的119件，同情李的108件。王若望文章发表后，不同意见日益上升，进入8月发生逆转，批王若望的几乎占了六成。其中也有著名作家诗人，如陈良运的《关于歌颂领袖问题》，刊物发了。苗得雨的《评》，发了又撤了。洛阳一家工厂派人来石家庄打听，批评编辑部“对‘歪风邪气’反击不力”。安阳一位工人专程赶来安慰李剑，看他是否还在工作，受没受处分。说明这一场争论的确触动了社会敏感神经，正像廖井丹的比喻：麻秸杆打狼，两头怕。
进入8月，报刊声讨《歌》文的火气减弱，降低了调门，甚至称李剑为“同志”了。让人琢磨可能上面有人“劝架”，要把这场激烈的纷争纳入正确文艺批评的轨道。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课题啊，“双百方针”说着容易做着难。不仅中国，外国也如此，契诃夫指责武断的批评：“作家是马，评论家是马蝇，叮住不放。”新中国以来的文艺批评，常常是政治的棍棒，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一场场狂风暴雨，摧残花木。十年文革文艺专制主义到了极限，“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片甲不留。好容易盼到今天，这种沉疴痼疾终于有人着手诊治了，这人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
1979年9月4日，中宣部在北京钓鱼台召开解决《“歌德”与“缺德”》问题座谈会，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开宗明义说：“这个会是耀邦同志提议召开的，交换意见，提高认识。”北京文化界的领导林默涵、朱穆之、陈荒煤、冯牧、李季参加，河北方面有齐斌、田间、梁斌、刘春风、李盘文、张庆田、刘哲、张仲朋、张峻、尧山壁和李剑。刘哲代表《河北文艺》编辑部汇报了《“歌德”与“缺德”》问题来龙去脉，一向眯着眼睛如大肚弥勒佛的梁斌抓住机会，控诉河北省委个别领导，批《红旗谱》时，《河北日报》用了整整50版，应该平反时却按兵不动，《河北文艺》发布平反作品名单，其中有《红旗谱》，宣传部领导不同意，付印时被抠下来，刊物开了天窗。梁斌“告御状”，吓得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齐斌当众呜呜哭起来。经过两天深入座谈，认识趋向统一，李剑作了初步自我批评，田间也作了一些检讨。
9月6日上午，胡耀邦来到会场，比年初诗歌座谈会更加精神焕发，镇定又慈祥。可能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让大家精神放松，他看了与会名单，置那么多大家于不顾，与我这小人物搭起话来。也许我这个名字生僻易记，1965年青年作家代表会也做过大会发言，是当时青年作家深入生活的典型，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与唐尧有关系的地方，中国有三处，山西临汾，河北隆尧、唐县，你这个尧山壁是哪个尧山?胡耀邦酷爱学习，博古通今，又平易近人。记得一次听他讲话，开场白就说：“老汉今年六十三，牙齿掉了两颗。”
进入正题，胡耀邦的讲话和往常一样，只有提纲，没有讲稿，谈笑风生，出口成章：
是否这是全国性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文坛上不大不小的第一次风波?“伤痕”讨论过，“阿诗玛”范围更小，全国性讨论这是第一次。李剑同志你出名了!全国16个省市参加了讨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战线第一次比较大的风波。我用了“风波”这个词，这个比较恰当，一场风波。按道理讲，早一点来谈谈好。迟了也不要紧，太早了也看不出风波来。不大不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有点皱纹。
我们采取这种办法，讨论的方式。平心静气的讨论方式。不采取另一种办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这是第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采取同志式的、讨论的方法。这区别于粉碎“四人帮”前的“四人帮”那套方法。总结了一二十年的经验，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打棍子方法；也有区别于“文革”前某些方法，完全平心静气的方法，同志式的方法，讨论式的方法。我希望把这种方法推广，采取这种方法。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采取这种方法，平心静气地讨论的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非常健康的轨道上面来。这也是毛主席历来教导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方法，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这是惟一正确的方法。今后，人民内部矛盾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还会有思想上、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开展矛盾斗争，要有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讨论的方法，争论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方法。这算不算一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李剑同志这篇文章是确实有缺点的，确实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大家有意见。文艺界同志对这篇文章有意见，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错误、毛病在哪里呢?就是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相违背。毛主席主张“双百”方针，特别是同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反复申明要在文艺、一切战线上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拨乱反正，澄清、保护、爱护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还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同中央当前这个方针不合拍，不协调。美国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什么《音调不定的号角》，调子不合时宜啊!那么李剑是个青年，写了这篇东西，当然也不应过多地追究。青年人犯错误，所以采取帮助的态度。青年犯错误是允许的，我像你那年岁――29岁前，犯错误比你多。不要紧张，要采取教育办法，诱导办法。帮助办法，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那是极少数)，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采取这种办法，对青年尤其要这样。这是我党历年来的好传统i这种传统多年来被破坏了。我们有些老同志不熟悉了，我们有些中年、青年同志不懂得了，记得不那么牢靠了，淡薄了。批评李剑同志的文章有气愤是对的。但有的气太大了些。王同志(王若望)也是文坛较老的同志了，他出来批评是对的，但文章也有些缺点。这两相比较，不能各打四十大板，要打板子，首先要打李剑同志的板子。从老一辈同志讲，反批评文章(文坛老“近卫军”)循循善诱不够，有缺点。这么提出问题是应该的。事物要比较清楚，不能各打四十大板，“棋逢对手”，一般平，不是的。循循善诱，充分说理，对老“近卫军”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来。这一条我们要讲清楚。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李剑同志有错误的文章为什么在今年春天会出现呢?而且首先在河北出现?要搞点历史唯物主义。今年春天，恰恰是三中全会过了不久。拔乱反正，三中全会定的调子跨得是比较大的，是跨了一大步，澄清了历史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步子跨得较大。拨乱反正的“拔”，幅度、转弯扭的幅度比较大，一部发动机，在 转弯时容易出问题，有的甩下去，有的转向。步子跨得大，有的同志思想跟不上，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年以前，为什么三中全会敲警钟，解放思想，不要僵化?脑子一僵化。新东西就装不进去了。现在有许多新东西层出不穷，我们的理论宣传文章前段还都提醒注意这事，新事物层出不穷，老框框、老东西要不断地“拨”。列宁说气候变了，衬衫穿久了，要换换。毛主席也讲过这样的话，要随气候变化换衣服。这方面河北省前段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省委领导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全国有些环节、有些地区、一些方面。思想工作抓得不紧，拨乱反正，思想上抓得不紧。“拔西瓜”的事出在河北，而且出在正定，当作农业生产的好典型。可见对正定的工作要一分为二，当然生产还是搞得不错，不要一棍子打死。但“割尾巴”，把西瓜秧锄掉，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地地道道，一看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继续。中央文件讲得清楚，正定的某些同志就是不注意这个问题。风向变了，气候变了，形势变了，怎能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剑的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环境下发生的，个人的责任不要过多追究。列宁教导分析犯错误的环境。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不是不追究个人责任，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过去10年，有多少干部犯错误呀!老干部、青年干部……
第四点。接受教训，就不要过多纠缠，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河北的文艺事业搞好。扎扎实实打开文艺的局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心是把河北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三年来，我们的文艺开始活跃，但还不活跃。有的地方很活跃，但总的还不是活跃。有了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还不繁荣。……“景象在望”，当前文学艺术的景象在手，在握，这就是文学的目标，违反这个目标的都不对。要满足人民、“四化”的需要。你们回去，不要展开争论、算账，这账算清楚了，不要再算了。主要是放在今后工作上，千方百计把河北的文艺繁荣活跃起来……
随着胡耀邦讲话的结束，一场轰动一时惊动全国的文坛风波悄然平息了。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个科学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时代，不仅为稍后的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而且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文坛基本上风平浪静，保持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个人更是受益匪浅。回去不久，被推上河北省作协主要领导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时刻把胡耀邦的这篇讲话装在心里，“千方百计把河北的文艺繁荣活跃起来”，在全国作协系统率先办作家班、文学院、作家企业家联谊会，推出“三驾马车”。接手时，河北的文学创作是全国的“洼地”，洼地上的战役打了十年，到1995―1996年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获奖数目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今天回忆这场风波，也算坏事变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