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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先生二三事]茅盾为人二三事阅读答案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先生,于1981年3月以85岁高龄辞世,如今已过去28年。然而先生杰出的著作传世,精神永在,风范永存。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但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 年以来,因工作关系,我常常去拜访先生,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得以复刊。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爱不释手,他兴奋地说:“哈,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他说,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呢。
  这时,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出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他题写封面字。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听到这意外的信息,我喜出望外,便冒昧询问先生:“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一句话”,即后来一直被文艺界广泛刊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读着这封信,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认真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每次去,我总是见先生在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要我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了杠杠的,有的他还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可见他仔细看了,并且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 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1977年10月, 《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谈些什么问题,与会作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况,等等。之后,他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54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小说家而外,有诗人、有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逢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应邀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好,但步履艰难多了。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话,动情地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中国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不无激动地回忆说:
  “第一次文化大会,是1949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工作的发展,以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比方《文艺报》,也应该恢复……”
  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感觉到它有多大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啊!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此后,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 1978年5月27日-6月5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1979年9月11日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那时,茅盾先生主要的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迫切、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后来失去组织关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因而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捐出25万元稿费,建议设立长篇小说奖,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二是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自豪地宣称: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1981年3月31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决定。当然也有些遗憾,因为决定在他身后。其实这也是先生的本意。
  原来是3月14日,茅盾在医院的病床上,大约是有不测感觉,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么两封信,他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儿子韦韬便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儿子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先生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韦韬于是用手扶持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老人才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的信上颤抖地签上沈雁冰三个字;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上签上了茅盾两字,但是他嘱咐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
  为什么先生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去年夏天,先生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新提出申请入党,当时,他却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他介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入党,产生信仰危机。茅盾先生听后为之一惊,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信念,直到生命危急时刻,他在遗书中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从心底呼唤出生命最强音: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我的心向着你们!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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