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历史上的史实。它不是软面团，随人捏成什么模样。历史以史料为出发点和基础，史识服从于史料，史料的新发现往往会产生新的史识，有时会改变原来的史识。史德主要考察学者对史料的诚信度。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是史德的表现。
关于新诗的诞生日期，是个既简单又相当复杂的问题。它诞生的背景是：近千年世界文化革新的潮流；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小说、散文前行的经验；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桥梁；清末“诗界革命”的余温……。有了这些条件，只要在文坛有影响的人物振臂一呼，且顽强坚持，就有成功的可能；缺一则可能事与愿违。例如无留学生赴美，则少了美国1912－1922年新诗运动的影响，可能胡适就没有创建新诗时孤军奋斗犹能坚持的精神。
迄今为止，我还不知“新诗”这个词的由来。从中国来说，晋朝陶渊明《移居》中就有“新诗”一词，到唐代，就大量使用了，仅杜甫就用了十五次，几乎全是指新写的诗。因此，我猜测胡适用“新诗”有两种可能，一是与旧诗相对应，以标示新诗与旧诗的不同；二是从1912年兴起的美国新诗(意象派诗)运动和该国许多新诗人自称所写的是“新诗”受到启发，借用其名。有一点可以肯定，1919年在发表《谈新诗》以前包括胡适在内都把当时的新诗，叫作“白话诗”，或称“白话韵文”、“新体诗”、“国语的韵文”、“国语诗”，几乎都不叫“新诗”，从1919年10月10日胡适在《星期评论》发表《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后，才普遍采用“新诗”这个名词。
中国新诗是以译诗开路。这与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有关①。这并非一件不光彩的事，美国一些诗人受中国古诗影响而创造了意象派新诗，中国又受美国意象派诗影响而创造了中国的新诗。用商品交易的语言说，也是出口转内销。从文化交流说，是正常现象不算丑事。胡适在1914年用白话文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安尼?林萨德(AmLindsay)夫人诗《老洛伯》。它虽系翻译，但从用白话译诗和诗的形体格律而言，是中国的第一首新诗。全诗三十八行，这里录第一节：
羊儿在栏，羊儿在家，
静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的身边睡了，
我的心头冤苦，都进作泪如雨下。从词语到声调到押韵以及形体、标点符号，全与旧体诗异趣，有明显的白话新诗的品格。
同年7月7日，胡适作诗《自杀篇――为叔永题鹊钨风雨集》，在后记中说：“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成法所拘，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这尚不能步入创作新诗境界，但必须先具有这种不依傍、不摹仿的观念，才有可能创作新诗。
胡适并非盲人骑瞎马，他的文学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是文学进化论。在《尝试集?自序》中，他说，在1915至1916年：
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
他在另一篇论文②里阐明了文学进化观念的几层意义：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第二层意义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极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有时遇到阻力，就停住不进步了，有时因种种束缚，不能自由发展，所以其进化史，就是摆脱束缚争自由的历史。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它原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无用了，人们因守旧的惰性而保存它。第四层意义是：“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它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到影响，或是有意的吸收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这，确实是胡适留学美国(1910)后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创作新诗的基础。
在这个坚实的地基上，胡适从中外文学两个方面发掘资源，以发展新诗。
此外，乐观主义态度和坚持实地实验的精神、途径、方法，也是胡适创作新诗并使之取得胜利原因之一。
在新诗的孕育期，胡适的朋友中，梅光迪一直总是带着敌意反对文学革命和白话诗，后来进而反对胡适的一切所作所为，任叔永、朱经农、杨杏佛、柳亚子则虽反对白话诗，但态度仍是友善的。对胡适创作新诗而言，不管梅光迪还是任、朱、杨、柳，都从正面和反面起了激励作用。
我认为，新诗诞生的纪念碑，应树在1916年秋至1918年1月之间。1916年9月15日《胡适留学日记》说：
余初作白话诗时，故人中如经农、叔永、觐庄皆极力反对。两月以来，余颇不事笔战，但作白话诗而已。意欲俟“实地试验”之结果，定吾所主张之是非。今虽无大效可言，然《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四首，皆能使经农、叔永、杏佛称许，则反对之力渐消矣。经农前日来书，不但不反对白话，且竟作白话之诗，欲再挂“白话”招牌。吾之欢喜，何待言也。朱经农的态度和观点的改变表明，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在1916年秋，得到了少量读者的认同。也由于此前胡适的特殊历史情况，他个人在试作新诗中的遭际，基本上代表了新诗孕育的历程。
我认为，在1916年秋以前，胡适诗作明显倾向白话新诗，始于1915年4月的《老树行》，共四节，每节三行，每行七言，前二节写树的外形，三、四节写道：
春回百禽还来归，
枝头好鸟天籁奇，
谓卿高唱我和之。
狂风好鸟年年事，
既鸟语所不能媚，
亦不因风易高致。
三句一节，颇新颖。七言四三配或二二三节奏多，似“既鸟语所不能媚”这种语言结构形式少有。赞老树“不能媚”，也不“因风易高致”的骨气，正如作者所云：“这首诗在《去国集》里，要算一首好诗”。但这首诗只是倾向于白话新诗，还不算真正的白话新诗，词语多旧诗文中用过，革新不够；形体上未脱七言诗模式；整个诗新旧参半。
1916年4月12日，胡适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叫《誓诗》可以看作是诗歌革命宣言，下半阕云：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从此，胡适下定决心，实地试验用白话写新诗。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恰巧这时，胡适和任叔永、梅光迪就古诗中的语言问题发生了争论，胡作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回答：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
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什么? 尽管这诗诗意不足，致力于说理，但确是用白话写的新诗，不是填词，每行诗字句长短不一，没有用典故，没有文言夹杂。这是胡适“有意试作白话诗”的开始。
文学是靠作品生存的。没有优秀的作品，所谓某某文学都是空话。胡适在1916年8月4日致任叔永函说：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1916年8月23日，胡适创作了《窗上所见口占》，标题不脱旧体诗词意味，形体是五言，但语言是纯正的白话。后改题为《蝴蝶》，作者大概已意识到原标题的陈旧和不妥。
应该指出，在1917年之前，中国无人发表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新诗的作品。《青年杂志》一卷二号(1915年10月15日出版)发表的陈独秀译的印度达噶尔《赞歌》，和美国国歌《亚美利加》，用的是古骚体韵文。一卷三号(1915年11月15日出版)发表谢无量的排律《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是旧体诗。一卷四号(1915年12月15日出版)“诗栏”发表方澍《潮州杂咏》和谢无量《春日哿怀马一浮》仍是旧体诗。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还在谢无量诗后发表了称许谢诗的文字，胡适为此在1916年8月21日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批评。
1917年2月，“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新青年》二卷六号(1917年2月1日出版)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第一次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号。但如以新诗要求，形体上都是五言或七言到底。最奇怪的是《孔丘》，硬弄成七言诗：
“知其不可而为之，”
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
一部《论语》都可废。离真正的新诗，仅一步之遥。1917年3月6日作《艳歌三章》(后改题为《景不徙篇》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一号)也仍是整齐的五言。但11月9日作《人力车夫》和大概写于同年秋冬的《鸽子》、《一念》(均发表于1918年出版之《新青年》四卷一号)，则走完了最后一步。《人力车夫》有对话，有抒情，活泼自如：
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
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
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
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
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
虽然这期《新青年》只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但因其中大多具有较完备的新诗品格，影响甚大。此后《新青年》的四卷五卷各期，除两个专号和专号性的另二期外，均辟“诗”或“诗歌”专栏发表新诗。该刊此后也不再发表旧体诗词。尽管这时的新诗仍不免幼稚，诗情诗意深度浓度并不尽人意，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队伍也日渐扩大，在《新青年》四、五卷发表新诗者13人，1919年和以前涌现的新诗作者至少有近七十(据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共71人，疑其中三人系笔名，重复。)胡适再也不是“单枪匹马”前行。
“愚?”(康白情)在《新诗年选》评胡适作品时说：一、“胡适的诗以说理胜，宜成一派的鼻祖”；二、“形式自成一格”，自然、自由；三、首揭文学革命义旗，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已定的了。”
在中国悠久的诗史上，不朽作品的多数是由于它艺术整体的高致；也有少数作品，艺术未必是上品，但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作为历史长链中的一环，起了开辟新路和开创新局面的作用，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胡适的《尝试集》，属于这种类型。这一诗集写于1910年至1921年底，历经十二载。这十二年，正是中国新诗的孕育期和新生期，变化巨大。而胡适这时的作品，具有新诗孕育、初生的标志性，是其他任何人的诗作所不可取代的。
在《尝试集》里，真正的白话新诗，是1917年7月作者归国后所作，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从形体到内容，都有新诗的特色。尽管此后胡适还写了有旧体诗味的白话新诗，但他总的创作倾向还是沿着新开辟的路径前行。
《尝试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有的是抒写感时愤世情怀，有的是赞扬烈士、领袖、英雄的动人之曲，有的宣扬时代主潮，有的吟咏自然，有的玩味个人情绪，也有应酬之作。他的诗，重视意境的完整，大多用故事构建意境；大多以理为骨干、支撑。《尝试集》在形式上有的虽未脱旧体诗词窠臼，有的又存在“作诗如作文”的毛病，但在词语、形体、格律上致力于创新。
中国谁最早发表新诗?这已无争议，因为发表新诗的《新青年》等史籍俱在。关于谁最早写新诗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胡适发表新诗，是1918年1月和沈尹默、刘半农一起发表了九首。郭沫若在1936年以前发表的文字，都说自己最早写新诗是1918年。例如《女神》中的《死的诱惑》在收入1928年6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的《沫若诗集》时，加上了《附白》说：“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1918年初夏作的。”他在1932年出版的《创造十年》仍然承认1918开始写诗：“……我便把一九一八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作的诗投寄了去，这次的投机算投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山来。”胡适1933年12月3日脱稿的《逼上梁山》(《四十自述》的一章)说，1916年7月他就开始用白话写“打油诗”；还谈到梅光迪、任叔永等确知。1936年9月4日郭沫若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就说：因为和安娜恋爱，“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辛夷集》的序也是民五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她的一篇散文诗，后来把它改成了那样的序的形式。还有《牧羊哀话》里面的几首牧羊歌，时期也相差不远，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③。我不知是相信此前十几年的郭氏，还是相信1936年9月以后的郭氏?此外，这些诗当时是用英文写的还是用中文写的?英文有没有文言、白话之别?这些事，除了郭的妻子安娜外，无人可旁证。因此我万难以郭氏的前后自相矛盾的一种说法为准。何况，文学史主要考察已在社会上产生作用的文学历史现象。我们只能以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准，发生了社会作用，才有社会价值(含欣赏价值)。才能构成当时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因此，我断定，胡适是最早写新涛并发表新诗的人。
①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
②《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出版。
③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11卷140、14l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