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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红船精神心得体会500字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历史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历史学者。    2001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时候,有一件很小的事,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思考。就是印度的朋友们招待我们看印度的历史题材电影《阿育王》,我们对它表示了极高的赞赏。第二天和印度的作家和学者同行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态度。他说这是给你们外国人看的,这不是我们真正的阿育王,这是迎合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的一种表现模式而进行的。懂不懂这一段历史成为我们欣赏的一种分界线。
  我由此就想到一个作家的责任,就是说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把你最应该表现的你们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用正确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那么要让自己的历史文学的作品能够真正地反映自己的民族历史的精神与特质的话,这就要求一个历史小说家首先是历史学者。那么历史学者,在三点上来给他定位,第一史实,第二史鉴,第三史胆。
  历史知识这是最起码的,叫史实。所以一个作家选取某一段历史来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的时候,他一定要认真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包括它的人物,它的文化,它的风土人情,它的典章制度,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进行认真地研究。这个过程比写作的过程要难得多。所以我在研究张居正的历史的时候,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笔记,走了很多地方。
  我讲一个例子,万历一条鞭法丈量田亩,当时丈量田亩的原始文件的格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查阅大量的资料,在西安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一份。那么我就为了这一份,我赶到西安去专门拍摄研究这一份田契。
  在我的《张居正》的第二卷里一开头写到北京的白云观,我把白云观的历史资料全部都看了。然后我早上坐火车到北京,一下火车站,第一件事情就直奔白云观,我按图索骥,拿着明代的、元代的白云观的图来看今天的白云观,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错了,我看了很多,然后我一一地校正,一一地做笔记,晚上又坐火车回去。我开头因为白云观这一章,我开了七八次头,都没有开好。为什么呢?我是凭史料。我到了现场,这一次回去以后,开头非常顺。所以我的《张居正》第二卷的第一节写的白云观就是比较活灵活现的明代白云观的情况。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要很仔细地去考证它。这种考证的工作,一般的作家他可能不屑于去做它。那么在还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就显得底气不足。如果说典章制度、建制这样的一些考证工作,还容易一点,最难的是对时代心理、文化特质的把握,这个非常困难。
  我在书里面写到了一个人物叫玉娘。这个小姑娘当时17岁,是一位江湖大侠把她精心培养,送给张居正的前任首辅高拱。今天大家可能就会说这是多么的腐败,这是多么的玩弄女性,这不是高尚的情操。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恰恰是今天的,而不是明代的。明代最好的朋友给你送这种姑娘去,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高拱那一年60岁,河南新郑人,他娶过两个老婆,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他只有两个姑娘。在明代忠孝思想非常浓的情况之下,孝是最大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承继你这个家族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来,他的朋友们就要去给他置小妾。明代的文化和今天的文化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历史上攻击人家的腐败,我观察,在明代,不用男女作风问题作为攻击别人的一种对象和借口、理由,这就是叫文化的真实。
  典章制度的真实、风土人情的真实还比较容易做到,文化上的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研究我们所谓精神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就属于非物质的这一部分,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史实。
  第二个问题史鉴,就是以史为鉴。我认为所有的历史小说家,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去写的,他一定是有自己创作动机的,他要对当下的生活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历史小说家的情怀就在于他深切地关注当下,通过历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现,给今天的人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的空间。那么对历史某一段特别事件的这种批判、分析,对某一个人物的赞扬或者批评,一定是带有浓厚的作者个人的思想。
  大家都知道,吴晗先生写的《海瑞罢官》,这个曾经引发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对海瑞的定位是吴晗先生的主观意识:清官好,清官就是不腐败。在我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海瑞这个人物,结果我得出来的结论和吴晗先生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海瑞是一个清官,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海瑞不是一个好官。张居正上台的头三个月,他曾经借皇帝的手发了一道诏令,就是命令全国副省级以上的,就是我说的三品官员以上的高级官员向朝廷推荐一至三名可以用的人才。那么当所有推荐的人才的表在吏部汇总的时候,得票最多的是海瑞。这个时候海瑞已经是第二次被罢官了。第一次是嘉靖皇帝罢他的官,第二次是隆庆皇帝罢了他的官。现在是到了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上任,又有这么多人推他。吏部尚书杨博跑来找张居正商量,说海瑞这个事情怎么办?
  张居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属于史鉴的内容。张居正说,我不打算用他。他说清廉,清正,是好官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张居正的观点是,好官必须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朝廷放心。他说海瑞在他执掌一方大权的时候,财税急剧降低。他是真正的理想型的劫富济贫,他不是从生产力上发展。这样一来,他在管理苏州的时候,富人都纷纷把户口转到隔壁的松江,怕他,为什么呢?他太理想主义。他说我现在如果重用他,势必要让他当封疆大吏,这样这一方百姓幸福指数恐怕就会降低,而国家的财税恐怕就会有流失。如果安排他一个闲职,别人又会骂我张居正不重用清官,如此之下,我倒是觉得干脆让他完成他的清名。
  就这样一来,我在我的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做出了我自己的评判与分析。我得到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对海瑞当时这段历史的研究。看与海瑞、张居正同时的一些名人的笔记文章。还有一点就是李贽,晚明的思想家,他跟海瑞、张居正同时人,这两个人,他的评价是:张居正是千古宰相,国家栋梁;海瑞是万年青草。青草是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圣洁的,但绝对当不了栋梁。李贽作为一个狂人当时就有这种评价,所以我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就采用了当时人的这样一种观念,而没有按照我们流行的,时下对海瑞这种评价而去推波助澜,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评判能力和思考。这就是史鉴。
  第三个史胆,一个作家对某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阿附权贵,这就是史胆。当时我在写《张居正》里面,我觉得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就是循吏和清流。清流就是坐而论道,你让他具体去干任何一件事,他办不成,但说起来头头是道。循吏什么人呢?就是小平同志说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可能在有些问题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想的是功成败与否。我知道按照当今的我们的一些标准,我如果提炼出这一个观点,它可能同我们流行的一些哲学、一些文化人的观念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历史上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过于清流,缺乏政治家的变通。
  我们不要驻在某一个观念里面,比如说我要保持我的崇高,一个人一味地崇高,做好人可以,做政治家不行,做企业家也不行,做文学家也不行。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人,绝对成就不了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在写清流与循吏的时候,让张居正的五年,就是他父亲死,他要留在朝廷里面继续来从政,来执掌这个政权。这在整个明代也是牵扯到忠孝的一个大的思想范畴。就是你是不孝之子,你的父亲、母亲去世了,按照明代要守孝三年,这三年你得辞去你的职务、官位,回到老家,在父亲的坟头上搭一个茅草棚子,在那要守三年。改革正在攻坚的阶段,允许一个改革的总工程师去回家去蹲茅棚三年?
  张居正断然使出霹雳手段,把反对他的清流,全部施以重刑,流放。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牵扯到人的时候,某一个人可能就是悲剧。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悲剧,怕把悲剧给你,而阻碍我的整个改革的事业。这就是万历五年到万历八年这三年,张居正如果回去,改革肯定就失败了,就这三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让改革向纵深发展。
  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清流,我并没有把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感情带到历史小说中。我是通过比较冷静的分析,提出来,清流的坐而论道是没有办法让改革能够推进的。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历史学者。
  历史小说题材的选择。在《张居正》获奖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张居正?刚才鲁湘先生也这样问我。我说我永远要选取历史上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发展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辉煌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也有它晦涩的一面。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是把我们民族的过去的已经的那些脓疮挑出来给你看?还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些闪亮的记忆展示给你们看?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所以这是我写历史小说的第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这一点我就想到前几年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帝王将相非常的泛滥,可是全是漫画化的、脸谱化的。我认为产生这个原因,第一是这个作家的创作上的心态,他还不是很成熟。第二是这个作家对他所写的这段历史缺乏敬畏感。历史小说家首先要对历史有敬畏,你不要说人都死了,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是到45岁以后才知道手中笔的轻重和分寸。
  褒贬一定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不是你个人情感的宣泄。历史小说的真实问题,千百年来都在争论。历史小说的真实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可以大家遵照执行的标准,全在于一个作家自己的把握。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典范,但你要是完全按真实的东西去衡量它,你会找到很多硬伤。火烧博望坡,深山密林,描写的是你以为那个博望坡,都是像太行山一样的,其实博望坡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罗贯中先生显然没有到过博望坡。长坂坡大战,华容古道里面的描写同所有的真实的地理情况完全不一样。古人的行走的能力,因为社会当时的状态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朝发夕至可以到任何地方,他们只能凭空想象。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认为《三国演义》比较好看和真实呢?就是对于一些表面上的这种真实,罗贯中有硬伤,但是在整个明代给他提炼的世界观、历史观上,他是准确的。
  明代是以忠孝立国,从元代把政权接过来以后,讲究政权的合法性、正统。他认为刘玄德的政权是整个继汉的,是正统的。这是根据明代当时的文化形态而定下自己的这样一个主题。第二个,忠孝立国是明代整个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国策,因此要塑造诸葛亮、关羽的文忠武忠。这是明代提供给他的世界观,也是明代的主旋律作品。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无视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去写一个完全不沾边的历史小说。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下,我写主旋律就一定是脸谱化的,一定是让它扁平化的,这又违反了文学与历史双重审美的标准,因为你既要看到当下的时代精神,你又要看到你描写对象的文化质感。
  第三个问题就是,应该从历史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能借古讽今,做不负责任的比喻与调侃。什么叫时代精神?我说《西游记》产生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是一个明代所有的皇帝中最信道教的一个皇帝。在他手上大规模的拆毁寺庙,命令僧尼还俗的这样一些运动。因此当时吴承恩在蕲春那个地方,蕲王府当书记的时候,就是当秘书,给蕲王当秘书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干。而那个时候的鄂东黄冈,也就是我老家,是为中国道教提供精神和技术支持的一个重地。最受嘉靖皇帝信任的陶仲文,就是黄冈人,是一个道士,最后当到了礼部尚书这么大的官。吴承恩住在蕲春,受到了当时这样一个时代的感染,写出了《西游记》。
  《西游记》的主题跟我们今天文艺批评家们给予的主题思想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到西天取经的就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一个蛮笨的一个人,带了一匹马,一只猴子,一头猪,人是不信这个东西的。这就是他对佛教的一种谩骂。抓住了当时的帝王思想,而找了一个故事,把帝王的思想装进去,这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但因为吴承恩的文学修养非常高,他让这么一部主旋律作品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一味地说写主旋律不好,这关键在于你的文学修养,你的史学修养到了什么地步,你怎么去理解和处理你要写的人和事。
  姚雪垠老先生写的《李自成》,他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一种政治环境里面写的,是说农民暴动,夺取政权。一定是有理的,一定是最好的英雄人物,李自成。这是很鲜明的时代烙印。姚老的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潜心坐在冷板凳上写第一卷,写第二卷的时候,尽管有这样一种时代的思想左右了他,他也写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是热心肠、冷板凳的结果。一个人对历史,对文学要有热心肠,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冷板凳。
  我有一次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他说熊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你怎么会改行写历史小说。我说很简单,我是调侃地开玩笑:“因为我是诗人,所以我喜欢诗,因为我从小喜欢历史,把诗和历史结合起来,就叫史诗,因此我愿意写史诗性的作品,尽管达不到,但我不能不追求。”
  
  熊召政与王鲁湘的对话及答观众问
  
  王鲁湘:谢谢熊先生充满睿智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演讲。刚才我特别注意到熊先生说,他在读历史的时候,提炼出两个概念,其实也不是提炼,是抓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循吏,一个是清流。那么过去,我们中国是一个道德立国的这样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很自然地让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评价,从道德出发。那么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清流,那当然都会放在正传里头,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历史也好,当时现实的政治也好,生活也好,其实大部分是由循吏在主导的。所以给循吏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同时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清流,成为我们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小说的,所有的小说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熊召政:对,干事的。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从道德出发,这是从事功出发的。但是真这样做的人,往往又得不到好的评价。我就想到朱棣,这个人很粗暴,但朱棣提了一个观点,在一个领导班子里面,要小人和君子并用,这是政治,用今天的话叫政治生态问题。
  
  王鲁湘:郑板桥经常画的一个题材就是竹子下面有一些荆棘,竹子是君子,荆棘是小人。君子和小人要在一起,才是一个良好的生态。
  
  熊召政:所以你不要说,你说我要捉虫子,有一个虫子在里面,咬你一口,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要避免虫子咬,这就是你的智慧。它怎么能咬到你,这是它的智慧。当所有的智慧都在一起较量的时候,这就是人类,这也就是官场。
  
  王鲁湘:写历史小说最难避免的就是我们当下自己的主观立场。这个主观立场不仅有当下的时代的立场,还有当下的个人的立场。个人的立场又受到你自己当下的社会地位、你的当下的遭遇、各种各样的人生阅历的这种影响。因此很难对历史保持一种平和的、敬畏的甚至宽容的一种心境。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历史小说,大部分,基本上都走了借古讽今这一条路子。可是您,就一直想说一个历史小说家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酸态,然后客观地、充满敬畏和宽容地还原一个历史的语境,然后以古鉴今。就是我把这一段东西,我挑出来这一大段,我肯定有我的主观选择,但是我并不在这中间做我的个人的小文章,是吧?
  
  熊召政: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这个心态,我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你这个酸态这个词虽然尖刻一点。但是正是我刚才演讲中没有说出来的。酸是我们的一大敌人,酸是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以我在画圆圈,历史一定要有它的客观的东西,不能偏激。我就说了,古人不能从棺材里面站起来反驳你,但是你的心里一定要觉得我无愧于他。
  
  提问:你好,熊老师,我们注意到您刚才,在您的演讲中间提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我想问一下,您对电影《大话西游》有什么评论?
  
  熊召政:我没有看这个电影《大话西游》,但是我听说了。因为没有看,我就没有发言权。我跟你说《西游记》的这样一个事情,我当时研究出来《西游记》这个写作当时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候,我说实话,我为我自己这个研究都很吃惊。就是一个时代,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代,而且作家也不必要超越这个时代,所有试图超越时代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你看托尔斯泰没有超越他生活的俄罗斯的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包括罗贯中、吴承恩都没有超越。我们一个作家,今天在写《大话西游》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时代给了他什么启示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对中国的越来越迅猛的娱乐化社会的倾向形成,我抱有比较大的忧虑。
  
  提问:您好,熊先生,在您刚才的演讲中,说您的历史作品,是要把历史,要把我们民族光辉、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今天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所提倡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要具有史实、史鉴、史胆。可是我是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一个民族是在特定阶段,它是有脓疮,也有过阵痛的,可是我想问一下,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这些脓疮,甚至至今滞留的这种脓疮和这种阵痛,您是怎样用一种史实、史鉴、史胆的观点去看待它的呢?
  
  熊召政:我说我把积极健康的那一面展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没有批判意识,比如说我展现了万历时候官场的黑暗,包括腐败,我都展现了。关键是作者是在用欣赏它的眼光,还是不负责任地把它和盘托出给我们的读者,让他去消化它,像毒药一样,还是你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把它表现出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有光亮,最光明的时候也有黑暗。你一定要把这里面的分寸把握好,把你的清醒的这样一种描述,这个比例和你的批判意识要恰如其分地用好,这是一个作家的思想性问题,其实我们不矛盾。
  
  提问:熊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网友,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的小说《张居正》从问世以来,受到的批评很少,作为历史小说,很难得。但也有人认为,其中的历史观受到了儒家的影响,难得具有尤斯纳尔和卡尔维诺式的浑厚想象。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熊召政:我也不否认我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我的,组成了我的主要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就是儒家思想。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民为重,君为轻,所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在我脑子里面应该说是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石。我对世界上崭新的那些潮流上的一些思想,我也关注。但是我想用一种最新的思想的成果来处理我们中国原来已经存在于几百年的历史,它可能会有一种混合的效果。就是你说的,但是它恰恰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认为对改革提供一个思想空间的一种方式。儒者从来做帝师,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历代的帝王师都是用儒家的学说去影响他,去让他走上一个治国的真正的健康的途径。这个途径今天我们看在吸纳新思想的过程之中,它也许有它很多很多的不足和欠缺,但这个文化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一次一次在困境中又重新崛起的精神食粮。所以我后来经过反复想了以后,我还是应该用儒家的思想写出这部书的基调来。
  
  王鲁湘:思古源于辅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的重建,同时历史小说凝练出来的一些启示,一些智慧,往往更能够沉淀下来,更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的元素来加以继承。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为读者奉献出更多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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